历史视域下的伤害主题与小说文体分析

按学界的代际划分，张学东属于“70后”作家这一群体，“70后”作家是“处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夹缝中的一代尴尬群体”，他们有着先天的不足，可是“对于历史、文化、社会和代际冲突等因素所构成的压抑与遮蔽，“70后”作家开始了自身的艺术突围之旅”。①尤其是面对历史的反思，“70后”作家由于没有经历建国后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在记忆深处没有留下太多惨痛和苦难的精神记忆。然而，这并不代表“70后”作家历史意识的空缺，相反，“70后”作家在对历史反思上有着独特的艺术方式。因为没有历史经历上的情感束缚，“70后”作家在历史的审视和批判上反而更加恣意，宁夏作家张学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学东被评论界誉为“宁夏新三棵树”之一，从处女作《蚂蚁搬家》开始到现在，张学东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及六部长篇小说，创作成绩可谓有目共睹。从文体来看，张学东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所下的功夫颇深，汪政曾言道：“作家们所要做的，就是将短篇作为经典的文学样式，像手工时代的钟表匠那样，精雕细刻，对缝合榫，准确、坚实、漂亮。在我看来，张学东就是这么做的。”②

一、伤害主题的艺术呈现

郎伟指出：“张学东的小说立足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悲伤历史记忆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坚硬现实，在对存在的勘探当中，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伤害’主题。”③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以《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为题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经典。在中国这个有着苦难历史的国度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更是有良知和悲悯之心作家所关注的对象，因为对于弱者的同情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基本态度。为什么在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是中国作家们所钟情的描写对象？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作家创作的态度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描写能够折射出时代的观念和人性之中的集体无意识。孙绍振通过解读鲁迅的《祝福》指出：“被侮辱被损害者，并不感到不合理，不觉得可悲，也不觉得可笑，这种悲剧，这种悲喜剧，是不是更为令人沉痛？荒谬而野蛮的观念，成为天经地义的前提，成为神圣的观念，成为思维的习惯――所谓习惯，就是麻木，思维的套轴。”④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最可悲的就是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劣根性――麻木不仁，因此，鲁迅“弃医从文”，通过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书写开启了文艺启蒙的跋涉之路。

新世纪以后，许多作家丧失了对于20世纪“伤害”主题的进一步探析，而是在市场经济的怂恿下变得麻木不仁。这里面呈现出的可笑的逻辑便是，作家自己都已经丧失了对启蒙精神的追求，对现实的苦难与伤害变得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更别企望他们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代言。一个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现实失去了愤怒，对未来失去了想象的作家，他的写作是值得怀疑的。而眼下这种只知道在利益圈里追逐名利的作家不在少数，反倒是偏远的宁夏成长起来的作家对文学有着最纯粹的追求，对历史有着最为深刻的反思，对现实有着最敏锐地揭示。张学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健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短篇小说《喷雾器》充分体现出张学东对伤害主题的深刻探索。作为一个“将短篇作为经典的文学样式”的作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呈现出别样的艺术方式。细读这篇小说，发现张学东在表达伤害主题时，至少触及到三个层面，而且由浅及深。

第一层伤害是肉体的伤害。小说的主人公叫贱生，是一个精于农用喷雾器，善于给庄稼喷洒农药的小伙子。在集体农作的那个时代，打农药的这个活并非只是出卖劳力那么简单，还要忍受着农药带给身体的戕害。肉体的伤害并没有使主人公的贱生沉沦，相反，农药中毒后的贱生被救后有了抗药性，百毒不侵，成了公社的劳动模范，受到世人的尊重，为他提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也就是说，肉体的伤害并没有为贱生带来灾难，反而为他赢得荣誉。至于因中毒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贱生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肉体的伤害成为一道暗锁，开始成为下一步心灵伤害的隐形因素。

第二层伤害是心灵的伤害。贱生成为劳动模范后，顺利娶了媳妇，但是当别人家的媳妇都一个个怀孕并有了孩子之后，他的媳妇却始终没有任何迹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给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贱生造成了极大的心灵伤害，而这种心灵伤害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当情绪淤积到一定程度便通过外在的不理性的行为表现出来。首先是贱生把生不出孩子的责任归咎于自己的媳妇，随之不断对媳妇施以家暴，最后导致贱生媳妇生活绝望喝农药自杀，酿成悲剧。其次是贱生精神萎靡，心不在焉，在劳动中不断造成事故，给集体带来损失，于是曾经的劳模贱生被队长禁止再为集体打农药，这无疑剥夺了贱生存在的价值，使他曾有过的意义感消失。

第三层伤害是观念的伤害。按照张丽军的说法：“张学东的短篇小说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及物’，即小说通过对某一物的详尽描写从而触及‘物’的灵魂。”⑤在这篇小说中，这个物是一个我们农作时经常见到的农用工具――喷雾器。这个喷雾器是农作时用来灭草杀虫的工具，贱生曾经把喷雾器玩得游刃有余。甚至喷雾器是贱生存在价值的体现，贱生依赖它，甚至在走路的过程中，“一边不停地用右手压着手柄，喷嘴的开关好像也开着，正哧哧地往外喷着空气”。这一段精彩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想到了《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所饰演的那个机械工人。因此，也有学者指出小说中揭示了一种“异化”的现象。“一个小小的喷雾器是如何改变人、统治人、甚至吞噬掉人的。”⑥而在这种异化体系里，我们存在其中，甚至乐在其中，最后则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不自知。我想这里与其说是异化的伤害，不如说是一种观念的伤害。异化的产生与时代的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王蒙曾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用艺术的方式深刻地揭示出这种关系。作为农民的贱生所受的伤害绝不可能仅仅是个人的因素，荒谬而野蛮的时代是造成他悲剧的主要原因。虽然张学东采用了一种以虚写实的方式淡化那个极端的时代，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时代曾经响亮的口号和人们表现出来的狂欢的姿态，就知道野蛮而荒谬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实际上张学东通过对物的描写进而触及到的仍是国民性的探索――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麻木不仁的思维观念。更进一步的是，张学东的探索并没有停留在个体经验上，而是将触角伸向了那个时代的腹地，对那个时代进行了不懈的叩问。

二 、历史的反思与当代性

时代背景显然在这篇小说中只是一种被虚化的影像，但读者只要有些历史常识，再对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就会发现这篇小说的一些历史象征，比如集体公社和包产到户。而且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直接推进到那段真实的历史面前。

陈思和在阅读了张学东的小说之后，指出张学东小说有着“历史的内涵和当今的无奈”。所谓“历史的内涵”并非是简单的还原历史的情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张学东是一个有着清醒历史意识的作家，他通过对生活在那段历史时期人物的书写，表现出自己的历史态度和价值立场。

历史态度的承载者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出乎意料的是，小说中最出彩的人物，我认为不是主人公贱生，而是队长。从队长这个人物身上才能挖掘出“历史的内涵。”可以说，队长是那段历史的一个显著符号。小说中这样写：“队长心里着火了，草把庄稼欺负得根本没法再生长了，队长就把人使得跟牲口样在田里来回跑趟子。从本质上讲，在队长眼里，人和牲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这个队长虽然没官品，却是农村基层中权力最大的人。队里的人，吃饭、睡觉、生孩子，都得队长说了算，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贱生生病了要向队长求救，娶什么样的媳妇也要问队长，而队长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别人干活自己检查验收。他有支配人和活的权力，同时也有利益分配的权力。从小说之中不多几处对队长的描写，却已勾勒出那个时代队长的共性。霸道、粗俗、好色、媚上欺下，一副流氓无产者的形象。“权”这个东西，一旦失去约束，人性自然就会被践踏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这就是为什么在队长眼里，人和牲口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区别。而这种人物却是那个时代农村的实际统治者，带有普遍性。关于这种现象，张景超通过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张同志人物形象的解读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他认为：“没有文化的人群从来都是从最简单的层面上理解革命，他们不是把革命变成一种破坏， 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称王称霸的手段。当他们的身价得到提高后他们往往都会忘乎所以地涨大自己的人格， 任意地摆布眼前的世界。张同志专横霸道的人格正好可以由此去说明。她的形象给人提供了启示： 如何使农民这一中国民主革命的参加者获得文明的教养， 以便他们能以宽广的胸怀、柔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否则他们只会给人们造成恐怖。几十年里各个角落的土皇帝的猖撅为此作了形象的说明。”⑦这些生产队长们何曾不是如此，恰恰从这些病态社会的粗制滥造的产品身上能够体现出历史的内涵，也值得人们去反思那段历史，进而做出公正的评判。

《喷雾器》不仅揭示出历史的内涵，同时，故事反映出来的问题还具有当下性。贺绍俊指出这篇小说反映出来的现象：“商品对人的奴役，人对商品的依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无形中就被大大小小的喷雾器所左右着。”⑧关于这个结论，张学东是认可的，他深刻地意识到人对物品的依赖，而物品也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他甚至以手机为例，来说明了物品对人的制约。所以，汪政认为：“这个短篇就超出了它的叙述所依托的时代背景而有了泛象征的意义。”⑨这也是张学东小说的魅力所在。他的小说有对历史的反思，对时代的叩问，但关注点却不是静止的，因为他审视问题的出发点仍是现实。因此，表面上张学东在书写一个过去的久远的故事，实际上小说里到处充满了当代的色彩。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表达方式，就像一台摄像机，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从而赋予了小说极大的文本张力。

三 、自觉的文体意识

张学东是一位精于短篇创作的作家。关于如何写好短篇，张学东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短篇小说是充满技术性和限制性的艺术载体，冗长和不节制是短篇的天敌。”正因为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张学东的短篇小说文体越发地自觉。《喷雾器》就是一篇文体自觉的佳作。首先是张丽军所说的“及物”。通过对物的详尽描写，进而触及到物的灵魂。《喷雾器》开篇描写一个常见的农具――喷雾器，并且详细地描写喷雾器的使用方法。小说的笔墨肯定不是放在喷雾器的如何使用上，而是以此引出使用喷雾器的人，因而对这个使用喷雾器的人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种由物及人的叙事方式渐成张学东小说的一种风格。其次，这篇小说善于“含藏”。“含藏”这种说法是汪曾祺老生提出来的，“话到嘴边留半句”，在一点就破的地方，偏偏不点明。《喷雾器》中，主人公贱生打农药中毒，导致贱生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个因果关系，作者没有说明，但是从前后的故事情节可以推断出来。为什么作者没明确写出？一是张学东叙事上使用的策略，写小说都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二是张学东不想把这种伤害拉得太近，而是给读者留下点思索的空间；最后，使得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作家马原曾列举了经典小说的十三种结尾方式，但《喷雾器》的结尾显然与这十三种结尾方式不相同。《喷雾器》的结尾这些写道：

有一刻，耳朵仿佛听到了从那只空空的药箱里发出的很嘈杂的声响，像牲口在一声声叫唤，像很多人在地头说说笑笑，像女人和娃娃们在夜里呜呜哭泣，又像万千人在使劲鼓掌欢呼……贱生听着听着，眼泪忽然就止不住吧嗒吧嗒淌下来了。

这是贱生抚摸着喷雾器产生出来的幻觉，而这些幻觉并非是臆想，而是最为真实的记忆。抚摸着最为熟悉的喷雾器，让贱生记忆的闸门打开了，曾经的荣耀与不幸，命运的跌宕起伏，都和眼前的这个喷雾器息息相关，这让他禁不住地流下眼泪。这样一个充满伤感的结尾，平静中却饱含着波澜的心绪，有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就是小说叙事的感染力。

注释：

①⑤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 ：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②⑥⑧⑨张学东：《应酬：张学东短篇小说名家点评・序》，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22页、第22-23页、第3页。

③郎伟：《读兼谈张学东创作的意义》，《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

④孙绍振：《审美阅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6-87页。

⑦张景超：《十七年小说的现实主义轨迹》，《佳木斯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