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1．1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历史范畴，政治文明在人类一步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他随着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向前推进。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不同利益集体不断斗争和改革妥协中形成的果实，是人类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结合体。人类文明三位一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约和促进该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关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该也成为了我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

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彰显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血和泪的扩张。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圈地运动、早期的海盗运动、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这些种种行径为了成为财富贵族，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把落后25l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地，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现今社会下资本主义打着“人权”的政治旗帜，实质是扰乱世界安宁，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举的倾向。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效率，同时也提倡公平。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入了良性循环

在十三中全会公告中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政治就进入了—个良性发展圈。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最初的推行改革开放到日益重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从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断的将更多的权力直接赋予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在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从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硕果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都证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结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并存，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敌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能更好的在发展下去，完全得益于他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措施，中国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举措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内涵又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瑩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瑣，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瑤。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瑩。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瑑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个性，一个民族就只能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吞没，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全方位开放不断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文明个性迎接世界各民族文化，学习并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始终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过程张力延绵于当代世界，以独特优势影响世界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开始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与现时代特征相互作用而熔铸的结果，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瑑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在于“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结合进来，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的文化品格是“包容”———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交往建立互信，从而包容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借鉴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交往的基本原则是“共赢”———拒斥我富你贫、我安你乱甚至我活你死的思维方式，通过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追求的结果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下，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模式”瑑瑤，那么，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学会世界性共处共赢的思维方式，健全全球处世哲学，确立当代中国的“新天下观”瑑瑥。它告诫每一个立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国家，如何学会自尊与尊人，扬长补短，使自己与世界一同进步，共同美好。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瑑瑦深深蕴含的“中国品格”。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战争记述分析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激起了各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中学教育是一个国家公民教育的最重要阶段,在教科书中向学生传授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是日本社会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更是日本如何面对未来的关键.在此,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史的记述问题及其背景作一评析,以供同仁参考.

战争历史记述问题事态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按惯例是每隔4年修订一次.上次日本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是在2001年,今年重新审定,教科书将于2006年四月起采用(新学年于四月份开学).

目前,日本共有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及扶桑社等8家出版社拥有初中教科书发行权.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审定通过准备发行的8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内容虽然良莠不齐,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把日本对中国,韩国等的侵略战争历史简略化.其中最引起关注的还是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属于日本专事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文人"自由主义史观派".这个组织近年来十分活跃,不仅大量著书立,而且还专门编写"新历史教科书",其目的是把日本社会右翼的历史观,通过教科书传授给日本的青少年学生.尤为突出的是这种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战争责任的记述,集中体现了其右翼史观和特征:

在平成18年(2006)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五章"世界大战的时代与日本"中,在记述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历史时,该书在"中国的排日运动与协调外交的挫折"标题下称:"随著中国国内统一的进行,排外运动也跟著高涨.中国人对于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惠的列强十分排斥,除了民族的反感之外,受到以武装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思想的影响,运动有急进的倾向.对势力日益扩大的日本,除了拒买日本商品之外,也时常出现攻击日本人的的排日运动.……然而,中国的排日运动却仍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因此以日本军部为首,开始有人认为对中内政的不干涉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批评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的声音逐渐高涨."这样的表述,似乎是日本的进攻是由于中国的"排外",为其开脱随后的帝国主义侵略做好了铺垫.

接着这本历史教科书在"从卢沟桥事件到日中战争"标题下称:"在外国人权益集中的上海发生的二名日本人将兵被射杀事件,成为中日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日本军原来以为只要攻陷政府的首都南京,便会降伏,于是于12月占领南京.然而却迁都到后方的重庆,持续抗战."其荒谬逻辑是如果中国不抵抗,就没有战争了.

关于南京大屠杀,该书在第199页图片说明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述上,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刻意美化侵略,甚至反复强调日本的进攻有助于亚洲各国的独立.该书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下,以"大东亚会议与亚洲各国"为标题宣称:"扩展到亚洲的独立希望日本首战的胜利,带给了东南亚及印度人民独立的梦想与希望.如果没有当地人民的协助,日本军在东南亚不可能有势如破竹的进展.更有被日本军俘虏的英国印度人士兵结成印度国民兵,协助日本军进攻印度.不论是印尼或缅甸的军队都是在日本军的指导下组织而成的."并称1943年11月的"大东亚会议"历史地位在于"会议中发表了和同盟国大西洋对抗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宣扬各国的自主独立,相互提携相互发展,撤消人种的差别.会议之后,日本以排除欧美势力,建立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战争更明确的目的."

该种历史教科书进而更在"亚洲各国与日本"标题下强调"日本败战撤退之后,这些殖民地在十数年间相继以自己的力量完成独立,当中也有留在当地参与独立战争的日本士兵.日本往南方的进出,原先是为了获得资源,却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的楔机之一."按照该历史教科书中的逻辑,几乎等于说希特勒侵略波兰是为了帮助其独立于苏联.

这样一种宣扬皇国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宣布审检"合格",并将于2006年面向中学生,实际上是日本社会近年来右翼史观膨胀的体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他各家出版社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右翼史观,却也明显"自律".从2002年度以来的各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看,相对于1997年以前的版本,各家出版社均大幅削减或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战争暴行的史实,尤其是大幅度减少甚至删除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三光政策"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的记述.

二,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日本出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教育曾经进行了改造,采取了包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实行政教分离,禁止教育单位参预祭祀和参拜活动等措施.这些有力地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国实施利用日本牵制前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其对日本的控制改造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史观在战后日本教育领域内又重新滋长.

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日本文部省在1951年将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学习指导纲要》中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日本对中国的进出",直至2002年4月.1956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法》,实施《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和管理法》,把教育委员民选制改为任命制,又向战前的教育制度靠拢,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抬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作出重大修改,明确规定文部省具有对教科书的审定权和对义务教育学校所用教科书的发行权,同时还规定文部省拥有学校教科书的著作权,教科书出版单位也须由文部省指定.这样,文部省由战后初期的"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全面控制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垄断机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中,要求删改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史实,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等也被淡化成战争时期由于混乱而发生的行为.这激起亚洲邻国和日本国内的强烈批评.中国和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正式交涉.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表示愿意倾听意见,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并随后在相关的教科书审定条例中增加了"邻国条款".但这并不能解决教科书中的历史观问题,.

此外,日本政界也不断出现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言论.一些高级阁僚如藤尾正行,奥野诚亮,永野茂门,樱井新,岛村宜伸,江藤隆美等人纷纷因就历史问题"失言"受到谴责而离职.1993年8月,日本细川内阁成立后,才公开承认以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再度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期间,也是社民党委员长村山富士出任首相期间,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有反省表示.但随后日本社会和政界便出现了声称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团体,正式编写贯彻右翼史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政界,右翼势力上升.日本执政者刻意以历史问题来刺激因多年经济不振而消沉的国民情绪,并达到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目的.日本决策层内,小泉及其未来的继任者,在历史问题上会更强硬.日本很可能会因历史观问题与亚洲邻国陷入新的政治冷战和对立.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中,也会在有关战争历史的内容上,更加右倾.与此相应,中,韩两国的反日情绪可能增长.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可能会成为东亚和平,和谐格局的死结.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的记述及其所反映的各种观念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这些内容和观念既受日本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历史记述和教育方式,又同时反过来影响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日本历史教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的社会意识和理论思维,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日本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的要素,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联系到当今日本在对华战略乃至国际政治上日趋强硬政策的思想背景和渊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使人们愈益关切.

三.日本战争历史观问题产生的思想原因

第一,日本在政治上并没有与旧时代完全割裂.将日本与德国比较可见,德国旧国家机器完全被粉碎,其战后的政治与纳粹时代完全划清了界线,德国人可以超脱于旧时代之外而对其战争历史加以无保留的反省和批判.而在日本,旧时代的一些成分在战后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续了下来,战时的天皇在战后虽然失去了权利,但对其战争责任并没有追究.日本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希特勒那样将罪责归于天皇,不能与旧时代完全分清界线,旧历史仍是日本人现在所生活时代的一部分,这样日本人就一直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和罪责.德国人批判过去的历史不等于批评现在的国家,而日本人批判历史则意味着批评国家本身.与旧时代无法割断的联系使日本人难以对仍然与他们现在生活相联的历史加以彻底的批判.

第二,在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上,日本右翼史观的理念是认为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对战争历史的歪曲.与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省相比,诚然,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感到对战争有罪,但作为一个民族它感到有责任.日本右翼人物的史观则表明他们既不觉得有罪,也不觉得有责任.而没有责任感便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

第三,在历史观念上,由于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影响,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看作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而亚洲一些国家,尤其如中国和日本,有时则倾向于将亚洲历史看作是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如同中国对于古代亚洲历史的一些观念,日本对于亚洲近现代历史的观念也倾向于以本国为中心,强调日本本位文化的确立.以这样从本民族角度而不是从整个地区大历史角度出发的观念去回顾和看待历史,便自然会导致民族主义倾向等偏差和错误认识.

第四,在对亚洲大陆的观念上,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就一直存在着"脱亚论"的潜意识,认为就像欧洲历史发展有脱离伊斯兰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一样,日本历史发展也有脱离中国文明影响的"脱亚"过程,认为日本应追求欧洲文明而脱离亚洲文明."脱亚入欧"的意识使日本思想界摇摆于欧洲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而事实上日本既不可能融入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割断与亚洲传统的联系.现代日本科学很发达,文学也发达,而哲学却不发达,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彷徨于东方文明于西文明之间.更为重要的是,"脱亚论"的思想导致了日本的岛国思维和对亚洲大陆的对立意识,导致了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敌视,和敌对.这样的潜意识过去是引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思想因素之一,现在也是日本保守势力歪曲侵略亚洲历史的重要原因.

四,我们如何面对

首先,面对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应该超越民族的仇恨,而从整个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大业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应坚持理性的原则,如果只是以一种极端去取代另一种极端,那么,东亚只会在思想上变成另一个中东.对战争历史的认识,需要在观念上要冲破民族的限制和人性的狭隘,现在东亚各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态度,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更需要面对很多人性的弱点,这无论对于中国,日本都是一个挑战.如果能勇敢面对这一挑战,而不是继续在人性的漩涡中怨天尤人,那么通过这一问题在理智上胜利的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文明的民族.历史问题应该也能够促进两国走向更加文明之路.

其次,应将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主流学术界区别开来,增强交流和合作.应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和理念,理清问题的根源,并构筑亚洲学术界相互支持和信赖的关系.在这方面,日本也确有责任努力去取得邻国的信任,日本对于自己的战争历史,必须通过自己的诚意向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展现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是最首要的.对过去的历史作深刻的反思,不会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只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史学论文写作 改革 创新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在史学论文写作教学活动中，创新“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一堂理论课程，对历史学本科学生继续开设史学论文写作理论课程，要通过调整使学年论文能够和毕业论文更好地衔接，学年论文总结和毕业论文启动同时进行，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两论文，即两个写作实践，包括历史学本科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科学合理地安排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锻炼，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三环节指理论教学过程中的三个具体环节，包括研读式环节、探求式环节、思辨式环节。改变以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在理论学习中，首先结合理论学习，指导学生选择感兴趣的学术论文进行研读；其次，结合理论学习进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以探求本质；第三，指导学生对具体选题进行思辨，然后再进行写作实践。

在史学论文写作实践环节中，进行“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一结合指将学生学年论文写作与学生社团活动相结合。学生进行学年论文写作与历史论文写作大赛相结合，积累经验，适时地将写作大赛范围逐渐推广到全体历史学专业学生，并进一步推广到全校范围内，以此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激发学生的研究旨趣。两展示是指论文大赛获奖学生的学术论坛展示和毕业论文答辩展示。在每年的论文大赛结束后，举办由获奖论文学生为主的“学术论坛”，同时邀请部分教师参加，面向全校学生展示历史文化研究的魅力。通过对学年论文的高标准、严要求，进行规范、严格的毕业论文开题、答辩，向全校学生展示历史学专业学生精益求精的学术风气。三监控是指从目标监控、过程监控和评价监控三个方面构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质量监控体系，保证学生论文的质量，充分达到原创性、学术性、科学性的统一，使学生论文选题能够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能够公开发表，能够有新观点、新视角、新史料。通过培养，使历史专业的学生能够广受社会各界和用人单位的好评，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学生；历史小论文；历史教学；实践与探索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今天，传统的教学方式应由过去关注知识传授转变为关注学生发展，由只关注学习结果转变为既关注学习过程又关注结果，以及更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体验[1]。而对于中学的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新课改标准下历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笔者认为指导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便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历史小论文的写作集论述、论证和评议于一体，是思维训练由思考到理论总结的过程，它能强烈呼唤起学生的探究能力；其次，历史小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搜寻资料、寻访历史古迹等社会实践活动，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动手、动脑习惯的养成，进而便于学生探究性学习习惯的形成。下面就历史小论文有关教学方法、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问题及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作粗浅的探讨。

一、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1、设计一个情境。即设计出一个让学生产生疑问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情境。如学完了《鸦片战争》这一课程之后，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结合现实生活，以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为主题，从历史的角度写一篇小论文，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2、提供一些材料。考虑到初中学生知识积累的有限性，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靠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可以选择历史原始资料，也可以选择后人对历史事件及历史过程的认识和评论。如学完了《太平天国运动》后，让学生查阅有关资料，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来探讨和分析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写一篇小论文。教师可作提示如主观因素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诞生和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骄傲自满及内部矛盾的激化；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客观因素有：封建势力的顽抗镇压；外国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的苟合介入等。另外，适当利用新教材，“史学争鸣”栏目，利用多元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

3、给予一定的指导。由于初中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抽象概括能力不强，再受以往应试教育的影响，形成了被动和机械的学习模式。因此，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初中学生开始难以把握其写作方法，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首先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审视资料；其次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加以利用；再次要指导写作方法，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

4、给学生独立的思考时间与空间。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独立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且需要较强理解与分析能力的论题，就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此次，还可以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组织小组内讨论，开阔组员眼界及思维，加强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5、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画出其中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以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而对观点不明确、语句不通顺的句子则要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6、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及时反馈给学生。要及时分析总结，开设总结课课堂，通过课堂分析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加以适当奖励；同时也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让学生自由展开讨论。而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进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二、撰写历史小论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过程从形式上看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2]。为此，历史教师有必要确立“引导型”为主的教学模式，切实把学习主体放在学习者这一边，耐心地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设疑。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历史的过去性决定了史论多是经间接的方式来获取，再加上时代的局限性和史家的主观性，给质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时要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现给学生，为学生作示范，以便学生能顺着思路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注意培养学生的论证能力。学生查阅资料，寻找论据首先要选定论文题目，确定一个中心及论文写作范围。然后，按照此中心和范围，组织5～8名学生为课题小组，分工合作，这既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也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论证能力的指导，鼓励学生做必要的读书笔记，并开展寻访古迹，实地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去检验、论证资料的科学性、有用性。

3、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小论文的写作离不开扎实的语文功底。作为历史教师要多向语文教师学习，讨教写作技巧和作文教法，并了解学生作文水平的高低，做到心中有底，有的放矢。在指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时候，注意引导学生论文提纲的写作，力求做到立论明确、论据充分、结构可靠。

4、注意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硬件上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场所：如阅览室和图书馆等等。历史教师也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把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做为历史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软件上，撰写历史小论文的组织形式也要力求灵活多样，避免枯燥乏味和单一的教学模式。

三、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

1、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书）”[3]。这种学习历史的方法，不仅所学的知识质量不高，而且记忆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而撰写小论文属于研究性的学习方式，能激发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探究欲望，实现学生由被动式学习向主动性学习的转变。

2、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与认知能力

当学生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们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学生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维分析能力的培养。如在评价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小论文中，学生既能看到鸦片战争加快中国封建社会瓦解的一面，又能看到外国势力对中国侵略的这一面，锻炼了学生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评价历史事件，综合培养了学生分析与认知能力。

3、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

“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定历史意识和历史观[4]。”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分析解剖，才能提取有效信息。历史论文的写作过程就是史论的研究过程，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撰写小论文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学生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均得到充分训练。长期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显著增强。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助于转变学生被动式的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拓展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文斌.历史小论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9）：76-78.

[2]刘巧玲.历史小论文――学生学习历史的小总结[J].经验交流，2012（4）：63-64.

[3] 张树生.历史小论文教学实践探[J].中学教学参考（下旬），2010（3）：42-43.

[4]赵晓薇.尝试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J].课程研讨，2012：11-12.

作者简介：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史料；划分；论文；结合

一

什么是史料？“所谓‘史料’，就是指过去人类存在或活动的所有踪迹，是人类物质活动或者精神活动的各种实物的、文字的和抽象的遗迹，可以提供关于过去历史的信息和知识的所有的资料。”简而言之，史料是囊括所有人类留下来的痕迹，包括实体的或者非实体的材料。

初步把握史料的含义之后，就牵扯出史料的划分问题，因为史学研究的前提是要恰当应用史料，而这个前提的前提又需要合理划分史料。总的说来，学术界大致有如下几种比较常见划分方式：1、史料的来源途径：“得史之途径，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2、史料的意图：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提出了“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两大类；3、从史料的遗存方式来分析，又可以划分为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

史料的类型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根据需要和自我价值取向，才会产生不同的划分方式，笔者在本文阐述的是史料与论文写作的结合问题，相对倾向的是从论文写作角度去划分史料类型。

二

首先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又可以称作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直接史料最接近事件发生的年代，相对较客观与真实；而间接史料却相对于前者更加的充足。“直接史料的价值高于见间接史料的价值，但后者的量往往比间接史料丰富，研究任何历史课题，直接史料为其基础的根本，但仅靠直接史料必不充足，须广泛利用间接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要相互补充，相互考证真伪，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还原事实。

其次，旧史料与新史料。近年来考古技术的进步，许多带有考古价值的遗迹遗址先后被发掘出来，对固有的研究成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如：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有说是孙武、有说是孙膑，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个的竹简体，证实了孙武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膑是《孙膑兵法》的作者。虽然这些新的发掘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为研究研究带来了新的血液，但并不是新史料就能够完全取代旧史料的存在，新史料也需要研究者去考证其真伪性、去衡量其价值，这个过程就需要结合旧史料；然而，旧史料真实性也需要新史料加以佐证、辨析。

再次，中外史料。其通过国内外两种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历史，阎步克指出：“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其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便开始重要起来。”比如：1840年中英战争，我们把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国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而英国称为“中英战争”，并称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侨民及贸易平等。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就会出现英国人眼中的中英战争、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中英战争、非中英两国人眼中的中英战争；所以，需要我们将中外史料结合起来、弥补彼此的不足。

最后，跨学科史料。“史学中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不仅能开辟历史研究新领域，而且有助于史学新分支学科的形成，能够解决单一学科方法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助于解释事物的本质。”史学研究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形成全面综合的知识体系与多元的史料搜集方法，从多个方面来佐证历史事实，建构理论支撑。

三

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史料主导论”与“观点主导论”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如：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兰克学派”十分倡导唯史料论，傅斯年在此基础上，提出过“史料学即历史学”的论断；而梁启超提出：“历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他在史料与论文的关系上，相对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所以，如果过多的强调史料本身，难免会有当时史家本身的价值取舍问题或者当时的时代局限问题，可能会忽略史料对今人的启发意义和价值；相反，只强调论据的作用也会导致：“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为某些观念或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所以，客观严谨的论文需要我们正确厘清史料与论文的关系。

第一，从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中外史料、新旧史料、以及跨学科史料这四个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划分。比如研究民国时期西方基督教在上海传播状况，我们能够搜集到的史料比较丰富，但笼统的搜集出来各类的期刊杂志、报纸、地方志、外国相关文献等等，则显得相当的冗杂，这就需要我们将史料做一个大致的划分，然后进一步与论文的所要阐述的具体观点相结合。

第二，挖掘充分的史料，夯实基础知识。史料的掌握是一个“开源节流”的过程。其中，“开源”是指不断挖掘史料，而史料的挖掘又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文献类挖掘；另一种是非文献类的挖掘。当然，现在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类的史料为主，佐以非文献类的史料，这并不是就此忽略非文献类史料，主要是由于这类史料相对较少而且发现具有偶然性。“节流”则指对现有史料反复提炼掌握，“不断积累史料，下深功夫，一定能够获得可观成绩，而且能够站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

第三 ，史料与论文合理的契合并与当前社会具体问题挂钩。我们在平时研究中，以史料作为佐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史料对文章的不同作用，做到有机的调和各种史料的关系；如果史料引用不恰当，则有断章取义之嫌。再次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生活密切结合，“当生活的发展需要他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就会变成现实的。”我们借鉴过去的历史，最终也需要合理的衔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为我们的研究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程得中：《浅谈史学入门及论文写作》，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33期刊。

[2]乌云毕力格：《史料的二分法及其意义》，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0页。

[4]谢照明：《再论史料的类型及其特征》，平顶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5]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汇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

[6]蒋大椿，李红岩：《史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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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筱S，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9]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10]齐继伟：《浅议“史料学”》，文教资料，2014年，第20期。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文科专款图书 引文分析 读者调查 实证研究 历史学

1 引言

自1982年教育部“高校文科图书引进项目”（以下简称“文专项目”）和2004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运行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深入了解读者利用文专项目藏书情况和读者需求的发展趋势，本文以武汉大学历史学科为例，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读者利用外文图书与文专项目藏书保障的关系。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13年，现有覆盖12个二级学科的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国古代史、世界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具备雄厚的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因此，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文专项目藏书中，历史学是重点收藏学科，选择历史学院作为调研对象，研究文专项目藏书对科研的保障情况，能真实反映文专项目藏书的建设质量和保障水平。

本文从统计历史学院师生十年来（2000—2010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人手，析出其中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着重分析外文图书的引文情况；同时进行读者问卷调查，分析读者利用外文图书的特点。

2.1发文量统计分析

在国内外各类引文数据库（英文数据库SSCI、AHCI、CPCI-SSH、SCI、CPCI-S，中文数据库CSS—CI）及中文全文库（CNKI）中，查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十年来（2000—2010年）发表的论文，选取有外文参考文献的论文为调查样本，即对227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2.2论文参考文献中的外文图书引文分析

抽取以上论文的外文引文部分（包括参考文献、脚注尾注），进行整理合并，外文引文中的图书专著部分有1754条，合1689种，将外文图书比对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和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得出历史学科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保障率。

2.3历史学院利用外文图书读者问卷调查分析

对人文社科文献资源的需求和利用情况开展问卷调查，共设计14个问题（13个选择题和1个开放题），包括调查者对外文文献的需求情况、本校图书馆外文文献对调查者教学研究的保障情况以及CASHL外文文献对调查者教学研究的保障情况三部分，内容涉及文献类型、文献年代、文献语种，获取文献的途径，对CASHL的熟悉程度和评价以及对图书馆和CASHL在外文文献资源收藏和服务方面的建议等。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教学科研人员对外文文献的需求程度，本校图书馆、CASHL对其需求的满足情况，得出历史学科的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保障率。调查问卷发放及调查者身份见表1。

3 数据与事实分析

3.1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师生10年来（2000—2010年）发文情况

历史学教师、学生等科研人员10年来发表的论文（只统计含外文引文的）总计227篇，作者131人，按论文篇次合计作者272人次。

3.1.1发文量按年代分布情况及与馆藏量比较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武汉大学的历史类外文图书自2005年后年进书量增长超过了发文量的增长速率。2009年因补缺，进书量突增。总的来看，在数量上，本馆收藏的历史类外文图书年进书量对科研是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的。

3.1.2作者分布情况

在131位作者中，发表1篇论文的有80人，占所有作者人次数量的61%，符合洛特卡定律，即写一篇论文的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单个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为14篇，根据普赖斯定律确定：n=0.749×14，n≈3，即3篇以上的为核心作者，共30人，发表的论文占总论文数量的55%，符合普赖斯定律“完成该专业论文总和一半的高产作者的人数在数值上等于该专业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的假设（见表2），他们不仅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科研的中坚力量，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外文图书的重点读者，其研究方向是历史学科外文图书建设和服务的重点。

3.1.3发文量按学科研究方向分布情况

中，学科研究方向高度集中，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学科方向占到总发文量的60%，说明利用外文图书的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英国、德国、美国、二战的研究，这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重点研究方向相一致（见图2），也是馆藏历史学外文图书收藏的重点。

3.2历史学外文图书引文分析

我们把被调查引文中的外文图书按照馆藏情况、年代、语种、引用次数最多文献等进行分析。其中年代分析分为1900年以前、190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1990—1999年和2000年以来8个时期（没有注明且查不到年代的记作无年代），语种分析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韩语和其他等。

3.2.1外文引文中引用图书高于引用期刊及其他类型文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科研人员被调查论文的外文引文情况见表3。总体来看，引用外文图书的数量远高于外文期刊和其他类型文献。外文图书具有累积性强、学术价值高等特点，最具理论性、权威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外文图书的馆藏保障水平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

3.2.2 CASHL馆藏大幅提升了历史学外文图书的保障水平

从表4中可以看出，CASHL馆藏占外文引文总量百分比达38.20%，远高于本馆馆藏的19。44%，所以建立以CASHL为主导的联合保障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3.2.3引文年代分布表明历史学外文图书保障率随文专项目的发展而逐步增长

按年代分类的被引外文图书数量以及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的馆藏情况见表5。

历史学学科科研人员引用的外文图书数量和CASHL馆藏、本馆馆藏数量的年代分布步调一致，相对数量最多的是1990—1999年和1980—1989年，最少的是1900年以前和1900—1949年。

随着文专项目的实施，CASHL历史类外文图书年代满足率最高的是1980—1989年（48%），本馆历史类外文图书年代满足率最高的是1990—1999年（30%多），而CASHL项目能满足读者对1900年以前出版的外文图书的需求17%左右，远高于本馆的6%左右，是对本馆藏书的重要补充。

3.2.4引文语种分布表明历史学外文图书中“小语种”图书保障率较低

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涉及的语种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和俄语等。各语种图书被引用数量以及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的馆藏情况见表6。

在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中，英语图书的被引用量以及在CASHI，外文书目数据库和本馆图书馆馆藏目录查到的馆藏数量在所有语种图书中比例最高（引用比例80%多，CASHL和本馆馆藏率超过90%）。英语图书的CASHL馆藏语种满足率和本馆馆藏语种满足率最高（CASHL：40%左右，本馆：20%左右），日语图书的馆藏语种满足率也较高（CASHL：约30%，本馆：约10%），其他语种相应数据则均处在较低水平。

3.2.5历史学外文图书保障水平还须进一步提升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外文图书的保障水平还有待加强，而表7引用频次较高的图书收藏现状，更是直观地佐证了这一结论。在历史学科研人员被调查论文引用的外文图书中，被引用次数不低于3次的有9种（40条）。有4种（20条）未能在CASHL外文书目数据库查到馆藏，有7种（31条）未能在本校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查到，保障率仅为44%，和图书馆文献正常保障水平的80%还有较大差距。历史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外文图书情况见表7。

3.3历史学读者问卷调查情况

3.3.1历史学研究者对外文图书有较强需求和依赖

被抽样调查的读者中，33%表示对外文纸本图书严重依赖，28.9%表示对外文图书非常需要，31.8%表示对外文图书一般需要，5.8%表示不太需要外文图书。

通过对本馆与CASHL馆藏满足情况比较发现，CASHI。满足程度高的读者达36%，远高于本馆的19.12%。满足程度一般的读者则都超过60%。（见图3）

3.3.2需求比和满足比在文专项目实施后有较大提升

按年代调查外文图书需求与满足发现，1980年以后，外文图书的满足率已经超过对外文图书需求的比例。1980年以前的外文文献，CASHL满足比例高于本馆，1980年以后差别不大，CASHL满足了读者对早期外文图书的需求。（见图4）

3.3.3各语种文献需求比和满足比与CASHL文献收藏成正比

对不同语种外文图书需求与满足调查发现（见图5），只有英语图书的满足比例大于需求比例。CASHL小语种图书的满足率均高于本馆，说明CASHL是本馆小语种外文图书的重要补充途径。

3.3.4CASHL服务深入人心，服务水平还须进一步提升

在调查利用CASHL获取外文文献的必要性和便利性时，读者一致认为很有必要，但只有50%的人认为很方便。读者认为利用CASHL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查不到所需资料（29%）、获取文献时间长（23%）、费用过高（21%）、查询系统不方便（12%）、手续繁琐（15%）等。

从引文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历史学科读者对外文图书有较强的需求，需求文献的年代分布比较广泛。文专项目已经在读者阅读与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文专项目图书已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较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4 小结

4.1文专项目图书的投入产出率高

根据调查，CASHL的历史类外文图书保障率为38.20%，与国外高校图书馆70%的图书保障率还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每年采购的外文新书近4万种，只占欧美地区年度文科学术图书出版量的30%。说明文专项目图书的投入产出率高，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预计今后十年，随着文科项目专款经费的增加，高校外文图书的年收藏量将达到8万种，收藏总量将达到200万种，人文社科外文图书的保障率将会达到90%，重点学科将会更高，力争达到95%的国际一流文献保障率。

4.2文专项目图书的收藏质量较高。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课题组子项目“高校1950—2000年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学科保障方案”的研究，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图书收藏率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还是很低的，但与国内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利用率相比还是比较好的，说明CASHL收藏的外文图书达到了为重点学科服务的目标（见表8）。

4.3文专项目图书的小语种服务更有针对性

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课题组研究，对比本次调查结果，在历史学外文图书小语种收藏与利用方面，德文和法文的收藏率虽然低，但利用率相对较高（见表9）。

读者问卷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读者对纸本外文图书非常依赖，文专项目对小语种图书、1980年以前的外文图书的收藏是对本馆收藏非常重要的补充。

4.5读者认可CASHL服务平台

读者问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一致认为CASHL服务很有必要，并对CASHL服务充满期待，提出了很好建议。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 中学生 历史教学 历史小论文

Simple analysis of exploratory learning used in history teaching

Liu Gang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has expatiated an exploratory learning way that can make students learn independently------writing the history paper and also made a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history paper teaching, hop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history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Exploratory learning Student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paper

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强调，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学生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主动学习，在新课程背景下，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应历史教育的要求，如何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基本技能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作为历史教师，寻找符合研究式学习模式的、并能使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本人认为适当地让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通过历史小论文教学，对学生来讲既巩固了知识提高了认识，也锻炼了学习历史的基本技能和其他能力（如阅读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对教师来说既可以检查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也可以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善学、好学、乐学。下面就谈一谈历史小论文教学的有关方法、注意问题和意义。

1．历史小论文的教学方法。

1．1 精心设计问题。精心设计并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是保证学习质量的前提。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疑者，思之始，学之端也”。“疑”就是问题，最容易引起探究反射，使学生深入思考，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识“庐山真面目”。从新课程的学习目标来看，问题的设计应体现新课程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从课堂学习过程看，问题是使课堂学习过程由教师主导向以学生为主体转化的桥梁，把学生置身于探索者的位置，通过自主学习获得发展。因此，定题是关键性的第一步。在此环节设计问题主要应针对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问题，一般指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或者与此相关的当前形势、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的热点问题。题目要源于教材，但要高于教材。举例如下：有人认为秦始皇是有名的一代暴君，他罪恶滔天所作所为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对他应该全盘否定。你的看法如何？请自拟标题试论自己的观点。

1．2 提供一些材料。考虑到高中学生知识范围的限制，除了要求学生阅读教材、查阅课外资料外，教师还需要提供一些可信的历史材料作为补充。在历史学习中引进历史资料，体现了历史学科的特色。历史资料对于历史学习就如同自然科学必须要进行实验一样重要，同时，历史资料的运用也是新课程提倡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的基础。为了拓宽视野，深化认识，教师应该补充相应的历史资料或引导学生自主查找相关资料。资料的内容是与问题有关的原始资料、史学界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文献。资料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文字、图表、图画、地图及音像资料等。补充资料的途径主要是鼓励学生从图书馆、互联网等渠道多方获取。为了面向全体学生，照顾中下水平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经过择取的客观性的历史资料。另外，适当提供一些教材中未体现的观点来开阔学生的眼界，如翦伯赞评价“焚书坑儒”：“……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来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1．3 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于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高中学生开始难于把握，所以给予一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一要指导阅读，教会学生如何查阅资料；二要指导分析讨论，教会学生提取有效的历史信息；三要指导撰写小论文，教会学生如何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严密。

1．4 给学生一点时间和空间。对于教材中材料丰富的、学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论题，可要求学生课堂内完成。而对于涉及范围大的、需要较高程度的理解和分析的论题，就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到图书馆去读书查阅资料，思考分析，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把学生分成多个研究小组，设一名组长负责分配任务和协调工作，在小组内讨论、交流、研究论题和材料，开阔其眼界活跃其思维，同时加强同学之间的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

1．5 给学生一个恰当的评价。有学习，就有对学习的评价。学习评价是对课堂学习行为及其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必不可少。新课程倡导发展性评价，强调在学习评价中要使学生成为评价的受益者和参与者，突出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历史小论文是学生研究学习的成果，教师要认真负责地批阅每一篇文章，做出恰当合理的评价。可以划出表达准确而生动的语句，在旁边批语表扬；也可在最后写上总批语，表扬肯定其突出之处，婉言指出其不足之处。

1．6 给学生一个及时的反馈。对于学生写作的情况，要做好统计工作，以及时反馈给学生。建议最好是开一堂总结课，采取分析加总结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在总结的过程中，要肯定表扬立意新颖的小论文；指出并质疑观点论据分析有误的文章，也可以再放给学生讨论辨析这些问题；对于观点出现对立的情况，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以使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

以上是教学历史小论文的一般方法，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灵活把握教学方法，以最好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撰写历史小论文的兴趣。

2．历史小论文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2．1 要注意历史小论文与专业论文的区别，不能把历史小论文等同于历史专业论文。历史专业论文的撰写者主要是历史研究者、史学专家、大学生等，他们具备广泛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基本功底，对论文的专业性要求很强。而历史小论文所面对的是中学生，他们知识面狭窄，对历史材料和论题的分析解决能力较差，所以我们不能用专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求中学生。“只要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托，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论述清楚即可”，我们不必求全责备，要求过高、过严，反而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

2．2 设计问题情境应注意几个原则。①设计的情境应有一定的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更具有挑战性，才能促使学生调动各种资源和能力、综合各种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②问题应符合学生的实际，只有从学生的现有学习水平出发设计的问题，学生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解决，才会有兴趣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③问题的设计要有一定的现实性，注意联系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如：通过伊拉克战争让学生谈谈对美国霸权思想的认识。这使学生不仅关注了历史也关注了现实，把他们的眼光从教科书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达到了“开眼看世界”的目的。④要留给学生创新思维的空间，如：人类历史中你最敬佩的历史人物是谁？结合历史谈谈你对他的认识，标题自拟。此题能让学生自由选择心中的偶像，发挥想象力，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认识，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情感和思想认识，其实这也是创新学习的过程。

2．3 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撰写小论文的过程就是学生搜集、整理与表达历史资料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就应该在撰写小论文的各个阶段，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相关活动，不能过分约束他们的行动。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既要适时组织学生的搜集、分析讨论、写作等学习活动，又要以参与者、引导者的身份参加活动，不断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

2．4 对小论文的评价，教师不必面面俱到，应以肯定为主，及时鼓励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让学生体会成功的愉悦。不管采取什么评价方式，都应有助于学生实现更高学习层次的目标，激发学习热情，实现学习效果的增值。

2．5 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如分析指导时，教师不能完全替代学生的活动，更不能嫌麻烦减少学生的活动，否则就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该主动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平等地探讨问题，不失时机地鼓励学生，努力保持学生的学习热情，这也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策略。

3．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意义。撰写历史小论文对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3．1 撰写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多采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来学习历史知识，结果是“背完就忘，考完就扔（书）”。用这种方法学习历史，不仅所学的知识质量不高，而且记忆的牢固程度也很低，消磨了学生的兴趣，限制了思维的发展。这与时代的要求、素质教育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而撰写小论文属于研究性的学习方式：①它是主动学习的方式，论题的挑战性激发了学生不断地探索研究的欲望，促使学生自觉地安排学习活动。②它是体验的方式，撰写小论文也是体验历史的过程，在体验中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就会取得更多的收获。③它是综合学习的方式，小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调动自己的各学科知识，而不局限于历史学科，这也体现了知识的联系性和综合性。④它是合作学习的方式，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相互交流，相互切磋，论争答辩，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可以说，撰写小论文是研究式学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让学生主动接受学习，在满足好奇心的探究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记忆知识、提高认识和锻炼能力。这是学习的革命，现代中学生理应掌握这种学习方式，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是学生终身学习的需要。

3．2 撰写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当学习者对某个历史概念或历史事件不甚了解时，他会主动去查阅有关资料，那些他感兴趣的、经分析而理解的内容记忆相对要牢固。在体验历史的过程中，学习者不断地进行情感意志的体验，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情感认识水平和修正人生目标。学习者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究问题，体验知识发现的过程，有助于综合认识能力的提高与思想方法的形成。如在评价秦始皇的小论文中，学生既能看到秦始皇暴政的一面，又能肯定他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这使学生感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英雄气概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让学生学会了用历史的眼光一分为二地评价人物。撰写历史小论文还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学生搞好学习的必要因素”。“学生一旦具备了自学能力，就增强了学习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地获取新知识，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探索新知识创造了条件”。

3．3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历史课的灵魂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历史论文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史实泛泛而谈肯定行不通。对文章所使用的论据，必然要经过一番深入地分析加工，才能提取有效信息为己所用。这些活动是一种科学研究的行为，要求研究者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切实感受到“史由证来”和“论从史出”。这些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4 小论文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小论文的写作既要求学生应用综合知识，又要求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在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阅读能力、判断分析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都会得到充分地训练。长此以往，学生的自学能力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就会得到明显的提高。学习知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这种强调知识应用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符合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总之，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在于激发、鼓励、支持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判断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尤其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4．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撰写历史小论文在教学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时间和空间的矛盾问题。学生搜集资料、分析讨论及撰写论文等阶段都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保证，而课堂时间是有限制的，往往满足不了需要，这是时间的矛盾。搜集资料仅仅在教室是完成不了的，学生必须走出教室接触更多的信息形式，才能获得较充足的信息资料，而现实的课程安排限制了学生的活动空间，学校的图书资料也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的需求，这是空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教师必须精心地设计活动内容和巧妙地安排时间，尽量不和课程发生冲突。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同样，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教学设计也不尽完美，但在教学实践中，应该让它占有一席之地，也衷心希望各位同仁实践研究，不断发展完善这种教学方法，从而推动整个中学历史教学的发展和进步。总之，万事开头难，让我们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实践新课程的浪潮之中，与新课程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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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德国哥廷根大学曼弗雷德・希尔德麦尔(Manfred Hildermeier)教授2009年5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5月20日在苏州科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题为《二战后联邦德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现将报告主要内容译成中文予以发表。

一、前言

无可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对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并不是重新开始，不过，此前也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它(战后的研究)加以利用。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不多的一些教授职位，最著名的很有可能是当时柏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Friedrich－Wilhelms)大学(现今的洪堡大学)的教授职位。该大学的俄罗斯研究始创于1902年，这在德国是第一家，在德语区则是继维也纳之后。这一教授职位由特奥多尔・席曼(Theodor Schie－mann)获得。席曼从不隐瞒自己的反俄立场(他来自波罗的海国家)，他写的多卷本的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史至今仍然颇具可读性。德意志帝国崩溃之后，卡尔・施特林(Karl Sthlin)接过了教授职位。在俄国史专家之中，他也作为一部从远古到1917年革命的四卷本俄国史的作者而留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一本新的俄国史手册之前，他的巨大成就都无人能够取代。最后，必须提到奥托・赫奇(Otto Hoetzseh)，他于1913年在柏林成为一名俄国史研究的非终身教授。赫奇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著名的俄国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更多的是在政治而非历史，他关于俄国的书自1913年问世以来至今仍值得一读。1913年德国东欧研究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l far Osteuropakunde)的成立也可以追溯到赫奇；该学会至今仍然存在，出版《东欧》(Osteuropa)杂志，读者为对其感兴趣的知识界。身为德国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属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他属于在当时欧洲两大“贱民”――战败了的德国及布尔什维克苏联――之间进行交流的推动力量。这种关系开始于1922年苏德拉帕洛条约。他抱有国家保守主义态度，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纳粹党人免去了他当时在柏林大学获得的教授职务，并迫使他退休。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和德国投降之后，因毫无疑问曾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赫奇于1946年短期内恢复了在柏林大学的旧职，1946年8月他就去世了。

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是德国东欧研究非常黑暗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进行的“东方研究”沾染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党卫军，比如彼得一海因茨・泽拉菲姆(Peter－Heinz Seraphim)在1938年撰写的有关犹太人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1945年之后，“东方研究”声名扫地，几乎没有人继续研究东欧历史，特别是因为它曾经堕落为“东方研究”。

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当时没有一些年轻的专业史学家，东欧研究绝不会存在。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接受教育，有些人在此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或者他们当时是学生和助教，处在次要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生在1910年到1920年间的一代人成了德国大学中东欧研究的奠基一代。顺便要说的是，这一进程不久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不同的发展。爱德华・温特(Eduard Winter)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曾是耶稣会会士，后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他的重要作用仍然在被进一步研究。除此而外，必须要指明的是，接下来我要集中讲的主要是联邦德国的研究发展状况。这里，一方面我知道得最清楚；另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财政的不足很快就表明，它不可能有类似联邦德国那样高校的扩张，因此也就没有类似联邦德国那样的俄国历史研究的发展。除了在哈雷、柏林，可能还有莱比锡等城市以外，对俄国的历史研究几乎不存在。

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东欧史学研究的新基础

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的第一代俄国史学家关注俄国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历史。首先必须要提到科隆的京特・施特克尔(GtintherStskl)，他关于15－16世纪“哥萨克阶层的形成”的研究，为他赢得了教授备选资格，他是――甚至在非常著名的史学家之间――我们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他写有多篇文章，研究从伊凡三世到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俄国专制政体史，或者研究关于俄国专制社会特点里一个难题：俄国是否有“等级”。除了施特克尔之外，其他历史学家也形成了持久的影响：明斯特的曼弗雷德・黑尔曼(Manfred Hellmann)在1700年之前的莫斯科大公国史方面同样也是一位专家；吉森的赫伯特・卢达特(Herbert Ludat)致力于中世纪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维尔纳・菲利普(Wemer Philipp)关注的是旧俄国的“政治理论”；还有慕尼黑的格奥尔格・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ttller)，他恢复创办了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德国最重要的东欧研究杂志――《东欧历史年鉴》(Jahrbticher far Gesehiehte Osteu－ropas)。之前这本杂志由位于布拉迪斯拉发、在当时曾颇有影响的东欧研究所创办，后来在战争期间杂志被停办。

在这一代人中间，基尔的格奥尔格・冯・劳赫(Georg yon Rauch)和马尔堡的彼得・沙伊贝特(Peter Scheibert)是特例，他们的专长是现代俄国史。冯・劳赫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发表了多篇关于俄国统治下波罗的海各省历史的文章，写了一部波罗的海诸国历史，并且负责波罗的海历史委员会多年。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很难说是出于巧合地提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替代19世纪由俄罗斯人统治沙俄帝国的计划，也就是联邦主义者们思想的可能性问题。众所周知，俄罗斯帝国自从16世纪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直在帝国的、跨民族的自我定义和种族一民族主义的自我定义之间摇摆不定。这两者的区别可以通过rossijskij――可以不那么优雅地译为“关于俄罗斯帝国的”――与russkii，即“俄罗斯的”――译者注这两个专业术语体现出来。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将这一冲突视作总体看待17世纪以来历史的准则――这是一个近来在德国年轻教研人员中间再度流行的思想。

彼得・沙伊贝特没有这样的生平背景，他是首先转向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关键问题的人之一，这个问题特别影响了美国讨论的发展：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与寻找另一种选择密不可分。在这方面，他是早期的俄国历史学家中最为“政治性的”，也是与冷战精神、

同苏联、东方集团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争论最为接近的人之一。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从巴枯宁到列宁》，本该只是革命运动总评里的第一卷――但是只写了这一卷，只写到“西方派”，也就是说巴枯宁那一代人的阶段。在写了许多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历史的文章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终于能够提出实际上是辩论性的，但却极为详细的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其中含有大量信息。毫无疑问，在苏联解体之后，当关于1918－1921年内战期间的细节被档案揭露出来之时，这一建立在对各种报纸和小册子进行极为精细的研究基础上的描述得到了新的肯定。不过，尽管冯・劳赫和沙伊贝特有着特殊的地位，一个印象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联邦共和国对俄国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更古老俄国的历史上。这与美国的研究相当不同。这并不令人奇怪。这种优先事项的选择是有着很好的理由的，可以视为是对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的一个反应：纳粹主义时期，人文学科的职业准则只能远离政治(或者消失)；一切当时的相关事物已经被纳入纳粹意识形态，或者自身做了校正。这一经历持续发生影响。

这一情况也要适用于一个在我眼中是那一代史学家中最有天分，但同时却超出我们的领域的人：赖因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维特拉姆是一位“通才”史学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研究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他拥有一个通史的教授职位，一开始不是关于俄国史的。维特拉姆也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深深植根于德意志一波罗的海传统。他于1933年来到德国，作为一个“德国之外的德国人”与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和纳粹制度有了瓜葛。尽管如此，他仍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他――很大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被战后德国英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认定为无罪。在20世纪50年代，维特拉姆脱离了自己的过去，获得了教训。他虽然懂俄语，但从未涉足苏联史或者他亲身经历过的俄国革命。他反而转向了18世纪历史――在其对德国历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之外。就智力和风格的卓越性而言，他关于彼得大帝历史的两卷本著作迄今未被超越。在我看来，最新的两本由林赛・休斯(Lindsey Hughes)和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所作的彼得大帝传记也在维特拉姆那部作品之下。尽管须加上一句，布什科维奇特别集中探讨了彼得统治中一个不寻常而迄今为止被忽略的方面。

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奠基”

短暂的战后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束，这不仅仅涉及政治和学术文化方面。对于几乎全欧洲和美国来说，熟悉的日期、标志着一个休止符的是1968年。这一转变也在教育政策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发生，其中包括对俄国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认识到一种所谓的“教育中的紧急状态”，即在政治和社会中所有领域内的各种岗位上都缺乏具备合格条件的年轻人，因而出现了一种共识：社会上机会总体上不平等，下层阶级的孩子在大学中比例不足。所有的政党当时都得出结论说，有必要向教育投资。在这些经济奇迹的年代里，钱并不缺乏――结果从1966年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新大学建立起来，更多的是在传统学术中心之外的小城市。波鸿(Boehum)、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康斯坦茨(Konstanz)、不莱梅(Bremen)、奥斯纳布吕克(Osnabraek)、班贝格(Bamberg)、维尔茨堡(Wtirzburg)、特里尔(Tri－er)以及其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都成了大学聚集点，其中像比勒费尔德和康斯坦茨等地因此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这一波大学建立浪潮创造了大批新的教授职位，其中有不少是“东欧史”――大多是俄苏史――的教授职位。几乎所有的新建大学都设立了这样的教授职位。此外，在旧的大学――如哥廷根大学――也创设了这种名义的职位。人们很少提到，这种扩张对于东欧史作为一个明显独立的研究学科的建立几乎是基础性的。同时，许多深入的发展产生了，它们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史开始盛行，在总体上成了主导性的研究视角，占据了最重要研究领域。“比勒费尔德学派”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firgen Koeka)和其他代表人物大大促进了德国历史学对社会史的适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标志着东西方缓和的开始。这一缓和由1969年以后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一自由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有条不紊地、快速地来加以推动。这很快促使德国与当时的苏联建立更为紧密的学术联系，加强了交流。从此以后，学术著作建立于在苏联从事档案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就成了惯常的、几乎是前提性的要求了。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博士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你们知道，自从19世纪以来，德国有一个两级的学历制度，俄国也采取了这一制度，其形式为副博士博士论文和博士博士论文)的目录，就会发现战后时代的休止：几乎所有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学术专著里都没有对档案的研究，其资料来源只局限于当时已有的印刷品。而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学术专著中都引用了当时可以获得的俄国原始档案资料，即中央的档案。这种惯例一直保持至今。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也获准使用地方档案，然而遗憾的是，这往往仅仅是理论上的获准。

在美国最终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发展趋势。社会史也迅速崛起，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说，它取代了旧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几乎没有例外地是受了那些1917年后被迫流亡的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影响的。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也遍访苏联档案馆。在列宁格勒的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cGIA)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CGAOR)里都设有接待外国人的特别阅览室，年轻的美国人和德国人是这里最频繁的到访者。顺便提一句，密切的学术接触并相互邀请参加会议，不少都是这些阅览室里的会面的一个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在其中的一间阅览室里遇见了几乎所有我的美国同行和朋友，包括利奥・海森(Leo Hmmson)、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mpatrick)和诺尔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等。我大概可以代表现已变老了的这一代人。这种(学术上的)相互协调性持续至今。在美国，这种协调性还伴随着俄国史和苏联史方面的职位急剧增加。

无须解释，研究角度在方法论一理论方面的变化也会牵涉到工作领域的变化，二者都必须面对新的研究机遇。如果有人想要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情绪，或者如果有人调查贸易协会的成立情况，都必须在苏联的档案馆里工作；或者倒过来说：除非能在苏联从事研究工作，这样的题目是完全不可能研究的。在这种新的专业标准之外，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术专著中

还很难发现共同范围内的题目。这大概与一种“铜律”有关，尽管是德国学术传统中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例如美国和俄国并不存在)：要从事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障碍――要写第二篇资格论文，题目是在时间上或者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资格论文紧密相关的。一名德国授课教师(至少)需要两个研究重点，一般而言，他通过博士论文(比如说论1917年左右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比如说论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城市)来得到这两个重点。或者如果有些同事的专长是东欧和中欧历史，就会写一篇波兰史方面的博士论文，一篇捷克历史方面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这实际上导致论文题目分布范围很广，使人在大致的方法论定位之外很难找到一些专题性的共同研究兴趣。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受到偏好的题目，这一方面与这一代人的归属有关，另一方面与老师的特点有关。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谓的“盖尔”学派和“施特克尔”学派的对比是非常普遍的。迪特里希・盖尔在蒂宾根教了将近三十年的书(1966－1993)。他涉足社会史较早，是社会史研究在德国的创始人之一。其他人还有汉斯一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于尔根・科卡(Jtirgen Kocka)、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Schieder)和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但他本人并不致力于社会史研究，有点属于过渡地带。他关于青年列宁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完全基于出版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了他极为小心的评估，且大部分出自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此后，他转而研究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根据当时关于其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他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与此同时，盖尔坚决促进接受社会史论题和对俄罗斯的研究兴趣，他还指导了多篇这方面的资格论文。这类研究正如20年后的文化史研究一样，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它们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使得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大展身手。方法的转变可谓自然之事，因为每一代人都要离开前辈人的东西，以便可以用自己的新发现来装饰自己。但是可以料想到，学者们不会写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史。事实上，俄国1917年革命、其所谓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背景、俄国内战的后遗症以及20年代的苏联早期历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战前的斯大林主义，都是这些论文的中心。这里，盖尔学派赞同一些不太成熟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是在弗赖堡的戈特弗里德・施拉姆(Gotfffied Schramm)指导下完成的。施拉姆是一位波兰现代早期历史专家，不过他却编辑了俄罗斯史手册的第3卷，而且在这个领域，他招收了一些博士生，他们研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题目。个人之间的认识和同代人之间的纽带促进了论题一方法论方面的接近。除此而外，蒂宾根和弗赖堡这些年的论文之间没什么共性可言，其科学成果也极为不同。如通常的那样，许多论文得到的关注非常少，而其他一些论文则受到持久的关注，有时甚至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专业之外产生影响。因此，我只能限于介绍上述几十年内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而不求完全介绍：海科・豪曼(Heiko Haumann)，现在巴塞尔做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内战期间的“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及其作为布尔什维克经济乌托邦一个例证的新官僚体制。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则向后走得更远，探讨了当时争论激烈的组织化经济利益问题及其与国家和政策的关系。海因茨一迪特里希・勒韦(Heinz－Di－etrich Luwe)，如今是海德堡的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讨论沙俄帝国后期国家和社会中的反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民经济的发展，讨论了是否真的有一个长期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在蒂宾根，贝恩德・邦韦奇(Bemd Bonwetsch)现为2005年设立的莫斯科德国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他最初研究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此前，他受到汉堡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的影响，写了博士论文，是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对俄国的经济战略的。他后来在蒂宾根就这个题目继续探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迪特里希・拜劳(Dietrich Beyrau)在1993年到2007年间是盖尔的继任者，在其论俄国对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态度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研究的是从彼得大帝到i874年军事改革时期的“军队与社会”。拜劳主要是在彼得・A・扎伊翁奇科夫斯基(Petr Andreevio zajono kovskij)的指导下，对莫斯科的档案做了相当长期的研究工作。我本人于1972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是关于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对手社会革命党的研究，1976年完成。那时我曾在莫斯科和基辅待过半年，但大部分材料是在阿姆斯特丹和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找到的。后来，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东欧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仍然在蒂宾根学派的精神指导下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关于从18世纪后半叶叶卡捷琳娜大帝到1870年城市改革期间俄国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这一次，我在帕维尔・G.伦君斯基(Pavel G.Ryndziunskij)的指导下，非常高效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作了一整年。

一些被认为与科隆的京特・施特克尔有关联的俄国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迪特里希・盖尔周围圈子的反对。但是让蒂宾根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找到共同性则是更难的事情。最后，这一“学派”使自身陷入主要研究古代俄国的题目中去，变成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被公认是这一研究领域元老的施特克尔大肆宣扬。他们之中某些人，但不是所有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资格论文，并曾任他的助手。甚至在方法论上，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俄国史的专家们都十分不同；在这一方面更不必说一个“学派”的问题了。最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其学术生涯中，根据内容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回顾过去，人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南部”的社会历史学家很快被认为形成了一个团体，但他们不是那些代表这一科目主流的人。出自联邦德国东欧史其他教授的大部分著作―那可是相当不少的――不能得到主要的关注。他们可以说是代表了多元化。多元化是所有科学中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往往不能与传统主义相区分。在那些不能归入此类的人和著作中，一些有影响的须提及――同样只是补充，并不求全。基尔的彼得・尼切(Peter Nitsche)可能是直到十年前退休时“施特克尔派”最著名的一个学生。他专门研究14世纪以来莫斯科沙皇的遗嘱，撰写了《俄罗斯历史手册》第1卷中相应的一些重要条目，他还写了一些关于这几个世纪历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论所谓的“第三罗马理论”。汉斯・伦贝格

(Hans Lemberg)20世纪60年代也曾任施特克尔的助手，在完成有关十二月党人的博士论文后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最著名的捷克史专家。汉斯一约阿希姆・托克(Hans－Joachim Torke)在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师从维尔纳・菲利普(Werner Philipp)，并于1976年成为其继任者。他关于19世纪俄国官僚的博士论文和论“国家主导的社会”与17世纪的全俄缙绅会议关系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成了典范著作。此外，托克还编辑了两部普及性的俄国和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以及一本论伊凡四世以来俄国诸位沙皇的选集。卡斯滕・格尔克(Caxsten Goehrke)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苏黎世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保持了将近三十年。他来自明斯特，出自曼弗雷德・黑尔曼(Manfred Hellmann)门下。他可能是施特克尔之后第二知名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历史学家。他的关于“俄国村社制度起源理论”的长篇毕业论文、关于“中世纪晚期罗斯的废弃区域”的博士论文、《手册》第1卷中有关诺夫哥罗德的条目，以及其他很多文章都属于德国东欧研究成果中最好的。他的从基辅罗斯到苏联的三卷本《日常生活史》无与伦比，揭示了俄国整个历史上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情况。尽管安德烈亚斯・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成了施特克尔在维也纳的继任者――他目前是维也纳的教授――，他却不是出自“施特克尔”学派，而是曾经在苏黎世做格尔克的助手。他很快就独自进入在俄国史研究中一个很流行的领域，即非俄罗斯人的历史，所谓的沙俄帝国里小民族的历史，他成了这一历史最为知名的代表。他对作为多种族国家的俄国所作的详尽的描述也已经被译成英语――这对于德语著作来说并不十分常见。最后，在慕尼黑，埃德加・赫施(Edgar Hosch)出自格奥尔格・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iiller)的门下。他追随着施塔特米勒，甚至在将同时专攻现代早期俄国史和东南欧历史的结合上也是如此。他关于旧俄罗斯宗教“异端”的书没有后续，就像其他文章那样，比如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希腊计划”的研究。

四、文化史标签下的东欧研究

正如所预料的且理应如此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最近一次的教授职位代际交替导致了范式转换再次发生。这一转换也与整体上德国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法国历史学同样的方法论再定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转变已然在我们新的泛欧洲的通用语中有了名称，甚至在德语中也常常使用英语术语。文化转变进入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文学同时还有社会学或者政治科学和民族学――所属的领域。这些人文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之外的国家中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相应地，历史编纂学感到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指导原则”也在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到了80年代继之以民族学的那一学科，今天部分再次成了后现代哲学――或日更为旧式的观念史。然而，一个“除了语言之外”不接受任何事物为真实(德里达语，J.Derrida)的激进的文化史，已经过了自己的全盛期。经常被引用的“资料的否决权”(科泽勒克语R.Koselleck)获得认同，其精神流传开来，即人不能任意解读(和反解读)，而总是需要遵循典型事实的规定。这些典型事实也是存在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此，文化史的一种现代形式流行开来，它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对照，而是避免了其无疑存在的缺点，试图进一步发展它，并以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超越它。近年来，大部分博士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力求从文化历史的方面来加强社会史，或者它们写那些至今仍为空白，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文化历史研究方法的题目。如此一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文化史就是一个既含糊不清又因此而能用的，包括了非常不同方法(以及相应的题目)的概念。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共有一点：明显关注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重新将行动、建构着的主角的意识评价为不仅与事件等同，而且还是引导和(共同)创造事件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很难发现我们学科最新成果之间的联系。由于思维模式和方法就像单独的个体与学术的社会化那样不同，也不可能有别的情况。最新的一些学术性专著将以一种例举的方式列出。它们在我眼中是非常成功的，在研究中开拓出了一些重要的新前景和新领域。最有成就的作者大概是约尔格・巴贝洛夫斯基(J6rg Baberows－ki)，他在柏林的洪堡大学拥有一个教授职位。他论沙俄帝国晚期法律体系的大部头博士论文就已经是一部典范著作了。他论高加索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也同样如此。该论文试图主要重新阐释早期的苏联：它主要是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斯大林主义(还有苏联整体)，认为过火的恐怖是一个在，在非俄罗斯民族之中，在这一体制的接受与控制的冲突中已经试验过了的现象。在这两部都有好几百页的著作之外，巴贝洛夫斯基(1961年生)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及一本详尽的关于“红色恐怖”的书。马尔特・罗尔夫(Malte Rolf)第一部专著写的是在外人看来典型的一个苏联现象：从1917年革命到1941年期间的群众庆祝。本亚明・申克(Benjamin Schenk)是慕尼黑的一个助理教授，他提交了一本非常富有创新意识的博士论文，论的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个中世纪晚期古罗斯大公和圣人的形象，经过数个世纪后，登上了后苏联时代的啤酒广告这样的变化，并作了不同阐释。申克使用了一个俄国神话作为样本，将其在一个新的、雄心勃勃而很有意思的观念史中加以使用。迪特马尔・诺塔兹(Dietmar Neutatz)是弗赖堡的一名教授，他将莫斯科地铁的建设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样例来从总体上加以考察。地铁的建设机制不仅在政治上有强迫，在宣传上也运用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制，这个国家为了这一目的不仅激活了所有的物质资源，而且还激活了所有的文化资源。还有比勒费尔德的卢茨・黑夫纳(Lutz Hafner)，他有时会在哥廷根。他把两种新的研究方法连接起来：在地区档案开放之前不可能做到的、堪称典范的地方研究(用萨拉托夫做例子)，以及对该省一个潜在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政治的探索。这一政治是一项全新的社会一文化发展的结果：一个有着学术素养的阶层的形成。该阶层正在越过传统等级的界限，希望进入它事实上开始一直控制的地方政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