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18:09:31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研究性学习 创新精神 人文素养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 How to Carry Out Research-Based Learn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KONG Xiaoqin
（Xinxian Senior Middle School， Xinyang， He'nan 465500）
Abstract Carry out research learning curriculum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o realize the important means of qual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spirit and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search-type learning premise safeguard and the whereabouts of four aspects elaborat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develop research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by conducting research study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 humanities， to establish correct world outlook， view of life and values.
Key words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research learning； innovation spirit； humanities accomplishment
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时展的主旋律。而历史学与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活动密切相关，具有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功能。通过历史教学，能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发挥上述功能方面，高中历史教学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呢？笔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实践的。
1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根本出发点，掌握科学的创新方法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关键
知识创新与创造技能的关系，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知识+创新=创造技能。技能形成离不开创造，而技能的掌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而创新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性学习。
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离不开科学的创新方法。在开展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如果只注重标新立异，不讲科学方法，很容易误导学生胡编滥造，歪曲历史。这样，不仅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会影响他们学习知识的科学态度。因此，强调创新，一定要以科学、严肃的态度为前提，掌握科学的创新方法，以免造成学生认识上的混乱。例如：我们在引导学生学习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时，一方面鼓励学生进行创新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人物的不少问题史学界尚存争论，因此我们在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思考时，尽量不要离开教材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在基于观点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思考角度创新。我们的目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一定的创新能力，而不是进行学术讨论。因此，开展研究性学习，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创新方法，即保证创新结果正确的思考方法，使学生养成科学创新的习惯，逐步提高创新能力。
2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直接动力，指导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有效途径
高中历史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其学习主体是学生。怎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是研究性学习顺利进行的直接动力。只有学习主体理解知识与创新的关系，明白创新的重要性，在研究性学习中获得创新知识的成就感和乐趣，他们才会在学习过程中，愉快接受引导，积极配合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因此，在教学中，首先应选择一些容易引起学生兴趣的内容，作为研究性学习对象，然后启发他们思考，并让他们有获得知识的成就感，甚至产生继续思考以获得新成就的冲动。这种思考的冲动，就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直接动力。而从愉快接受到积极配合再到产生思考冲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的过程。
探究性的创新实践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如：课堂讨论、辩论；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历史题材的社会调查报告；搜集整理多种类型的历史资料；编演小历史剧等。有条件还可以鼓励学生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电子课件。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性实践活动方式，只要运用合理、指导得当，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下面结合笔者如何指导学生利用当地丰富的乡土历史资料研究撰写历史小论文的创新实践活动，来说说在开展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如何指导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新县是有名的将军县，在革命年代，新县人民曾进行过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并作出了（下转第159页）（上接第144页）巨大的牺牲，留下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和历史人物事迹。在学习教材上“工农武装割据”这段历史时，我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利用节假日探访自己家乡周围的历史文化遗址和了解一些历史人物事迹并进行整理，写出有关人物、典型历史事迹的简评小论文。学生通过调查访问等实践活动，了解到大量历史人物及事迹，写起小论文来就会有话可说。完成了这一步，还要保证学生的小论文具备一定思想性和科学性，因此还需要指导他们如何驾驭材料，即如何用观点统领材料、用材料论证观点，也就是帮助学生解决怎么写的问题。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写出较好的甚至有独到见解的小论文。通过这样的创新实践活动，不仅使学生了解了乡土史与整个革命史的联系，有助于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也使他们懂得如何将自己所学的历史理论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学习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理论运用和创新。
3 积累丰富的历史学科基础知识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基本前提，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保证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的道理，创新离不开基础知识的掌握。开展研究性学习，培养创新能力，就必须积累丰富的基础知识。学生在思考问题之前，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积累了相关学科知识，那么探究活动就由老师引导进行转为学生自主进行。老师引导进行，意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自主进行，意在彰显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证明，开展研究性学习，积累丰富的历史学科基础知识是基本前提。
研究性学习离不开一定的学科基础知识，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指导。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解读、判断和运用，都要依靠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以求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以我们学习必修二洋务运动这部分内容为例，在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影响时，如果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思考的话，很容易只看到洋务运动的失败而看不到其在当时起到抵制外来侵略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进步作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及阶级观点、发展观点等是我们历史学习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不仅能帮助我们分析、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保证我们探究方向的正确性，使我们少走弯路。研究性学习是开创性学习，往往无现成经验可借鉴，正确理论的指导，才能保证尽可能得出正确合理的结论，取得研究性学习成果。因此，要保证研究性学习的顺利开展，就应初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上只是笔者在历史教学中的一些实践和思考，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开展研究性学习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需要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不断努力、共同探讨和实践，才能取得成果，才能适应素质教育改革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贾悦玲.语文阅读教学改革的尝试.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0（5）.
[2] 燕华.浅谈语文阅读教学.语文研究，2009（3）.
[3] 陈道崎.浅谈语文阅读教学设计.小学教学参考，2008（l）.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十批判书》 郭沫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115-07
郭沫若是一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在郭沫若诸多的史学著述中，《十批判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由于《十批判书》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而被学人所重视，而且，《十批判书》还屡遭各种争议与非难，并直接影响到了对郭沫若学术及其学品的评价和认识。众说纷纭之际，亦关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相关问题的基本看法。凡此种种，使《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本文试图梳理《十批判书》自成书之时至今60余年间所出现的各种评价与争议观点，借此展现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一、20世纪40年代对《十批判书》的评论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42年，在庆贺他50寿辰时，对他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1943年至1945年，郭沫若加强了对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达20余篇，并于1945年结集为《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其间，还写出了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甲申三百年祭》。稍后又推出了《商周古文字类纂》和《历史人物》。《十批判书》的研究和撰写是有着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被认为是《十批判书》中最重要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完稿于1944年7月。杜国庠看过原稿后写诗称赞：“殷契周金早擅场，井田新说自。庐瓜一样堪菹剥，批判依然是拓荒。”。郭沫若以“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之由将杜诗录于《十批判书・后记》中。当时在重庆参加同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也看到原稿，题写《读郭沫若》诗四首，诗中将郭沫若比作解析古代学术疑难问题的“斫轮手”。不论是“拓荒”还是“斫轮手”，均说明杜、林二人强调的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
如果说杜、林的赞诗“有点近于标榜”(郭沫若语)尚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论的话，那么，作为《十批判书》的著者，最先对《十批判书》作出评价的，却是郭沫若本人。
众所周知，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他步入史坛的奠基之作。这部书首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开始建立起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到《十批判书》即对于古代历史社会史和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反映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自觉意识，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继续发展。《十批判书》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开篇，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结尾，共收十篇“批判”。1945年5月5日，郭沫若在该书“后汜”中说：“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川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说或诡值才能判断。”“彻底剿翻”材料、“以人民为本位”的评判标准、探寻某学说产生的社会属性等材料和方法的“运用”，使郭沫若对陔书的观点“比较心安理得”，而以上几点，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这大致包括：在材料上的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所属材料与方法二者当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共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规范指标，而“以人民为本位”的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郭沫若述及自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时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既然涉及“立场”还要再定“评价”，《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失误作了自我批判，意在修正其对于古代社会性质的判断，随后便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很多方面即表现出了他的“一家之言”，如“袒护”儒家，批评墨家，因为“孑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们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认为韩非是“帝王本位的反动派”等。看得出，一味使用“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是得出这些“翻案”结论的直接原因。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此类观点，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也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
《十批判书》㈩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与评论的文字频频见诸杂志和报刊。
1946年6月，由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7卷第1、2期合刊在其“图书介绍”栏目评介《十批判书》称：“郭君是书之价值，在对先秦诸子作一种新试探，以求对诸子有比较真确之认识。又重新估定诸子价值，如对墨子之估价，与梁启超胡适诸氏所见异趣。其谓荀子可谓杂家，谓韩非之思想以现代眼光看，不能谓为真正之法治思想，皆与晚近一般推论不同。吕不韦秦王政一义抉出战同末期思想及政治上之隐微，是为书中最精辟之一篇。”可见其“新试探”、“重新估定诸子价值”、“与晚近一般推论不同”等特点为人们所关注。该期杂志一并介绍了包括陈梦家的《老子分释》和《西周年代考》、杨向奎的《西汉经学与政治》、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郑天挺的《清史探微》、连横的《台湾通史》等42本学术著述，唯将《十批判书》置于所评诸书首位，表明了该书在编者眼中的地位，
齐思和与朱自清先后发表的书评，则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不同看法。
朱自清署名“佩弦”的评论发表于1947年1月4日《大公报》的《图书周刊》第1期。朱自清认 为：“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他举例说，对孔子的评价，尽管在“新史学家”中持不同意见，但是郭沫若的观点“是经过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估定了的，孔子的价值，跟从前的盲目不能相提并论”。郭沫若所说的：“井田制的破坏，是由于私田的产生，而私田的产生，则由于奴隶的剩余劳动之尽量榨取，这项劳动便是在井田制的母胎中破坏了井田制的原动力。”朱自清引用这段话并认为：“这里应用着辩证唯物论，但我们不觉的是公式化。”因此，“我推荐给关心中国文化的人们，请他们都读一读这一部《十批判书》。”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是结合当时古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来评价《十批判书》的。他先对冯友兰曾经提出的“信古”、“疑古”、“释古”说中的“释古”之意作了一番阐发，认为“释古”就是“客观的解释古代”，然而“无论怎样客观，总不能脱离现代人的立场”。他就此指出：“只求认清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会作用，只以解释为满足，而不去批判它对人民的价值，这还只是知识阶级的立场，不是人民的立场。” “从迷信古代，怀疑古代到批判古代，中间是得有解释古代这一步工作才成。”即今人要批评古代，须先解释古代，而无沦是解释还是批评，“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在此基础上，朱自清评价《十批判书》说：“这‘人民本位’的思想，加上郭先生的工夫，再加上给了他‘精神上的启蒙’的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一部《十批判书》之所以成为这一部《十批判书》。”这里，朱自清强调并肯定了《十批判书》中“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和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指导这两大特色，遂凸显了：y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独到之处，朱自清的观点也与上述郭沫若的自我评价多相吻合。日后在朱自清的文集中重新收录这篇文章时，十分贴切地以“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为篇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原文未置标题)，其“现代人”即可理解为“新史学家”，“现代人眼中的古代”或可指使用新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古代学术之意。
齐思和的评论发表于1946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30期的“书评”栏目。齐文首先肯定了郭沫若“为当代大文学家”，“郭氏于新文学方面，无论小说、散文、戏曲，皆有极精深之造诣，其所翻译各书，论质论量，皆有可观。近十余年来由文学而究心古代文字，由文字而研究古代社会制度，近更由制度而推究古代思想，亦多所创获，有盛名于当世。”之后笔锋一转，“然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齐思和的结论是：“此书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若以哲学眼光观之，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氏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齐思和的评价，重点在于强调郭沫若作为文学家所具备的“超迈想象力”而否定郭沫若作为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真理与逻辑”的必备条件。仅从这一点来看，齐思和的看法不免带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齐思和例举的“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批判终”来证明“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可能也未必恰当。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是郭沫若对他以往古代社会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和反思，《后汜》是阐述“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说明，如此的篇幅结构安排，是难以联系到所谓“文人自夸心理”的。至于说《十批判书》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不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则属见仁见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须从三书的著述性质、基本观点以及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多重因素作综合考察，仅凭郭沫若是“天才文人”一点便否定《十批判书》的学术价值似显武断。历史考证方法流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未接受唯物史观，尤其是并不了解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更无从细查“新史学家都持着相反的意见”等原委，对以“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也多有忽略。齐思和提出的针对《十批判书》的某些批评意见应与此相关。一些因郭沫若的文学家色彩和诗人气质所导致的与严密历史考证方法相悖的不足，也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是从整体上否定《十批判书》的理由。事实上，齐思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亦肯定“《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也未尽相同，这里可以举出两例说明。其一，华岗在1945年写就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对《十批判书》提出了批评意见：“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书》中，又大做翻案文章，特别攻击墨家，而赞扬儒家，因此有人说郭沫若成了抑墨扬儒论者。其论据既甚牵强，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郭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家，又是我所景仰的革命战士，但是他在历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胜，而不以正确致胜，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其二，吕振羽于1946年对他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次修订，在“修订版序”中说：“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出版后，其中并有不少牵涉到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和本书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许多主要论点。我一面衷心钦佩郭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一面感谢他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去检讨一遍。”用新的观点、方法、材料研究中国历史，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当时的史学界多有历史翻案的现象出现。华岗重在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建立信史的前提”、“考证学和历史”、“立场与方法”等问题，以此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攻击墨家、赞扬儒家等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观点提出异议，矛头所指，当为郭沫若所持“以人民为本位”评价标准的局限性而言。吕振羽则是从《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获得“启发”，主要内容应该是指古代社会形态方面的问题。郭i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注重从巾国的具体历史中检验唯物史观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促使吕振羽要深入检讨“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表明了他对《十批判书》的赞赏与重视程度。
可见，上世纪40年代对《十批判书》的各种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 与当时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和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然而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却并未停息。
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倾向于尊法反儒、扬秦贬孔，他曾经说过，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 多，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196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除了对孔子持肯定态度之外，对秦始皇的指斥多处可见。如他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幸运”的“成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项事业“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秦始皂“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活的余地”；“他逐放母亲，囊杀婴儿，逼死有功的重臣，毒杀有数的学者，如尉缭批评他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照史实看来，是一点也不曾过分”。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业绩和个人的作为行事一并加以否定，这显然与晚年的观点是不同的。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缘于一伙曾有肯定孔孟的言论并诋毁就是当代秦始皇，故而郭沫若对秦始皇的否定就更引起的反感。1973年8月，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批》不是好文章。”平心而论，突出秦始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同意郭沫若崇儒反法的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当时对孔子、秦始皇的看法并非全然属于学术见解，而且在“”那样特殊的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言，以当时的状况和的地位，给《十批判书》的定论不啻是将这部著作连同作者推到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的郭沫若所作的表态和观点上的修正。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今天，“《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说法当然不应被视为评价《十批判书》的正确观点。
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余英时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期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与互校记》一文，论证并指责《十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但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时至90年代，余氏所著两本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麟――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印行)和《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初版)先后出版，二书均以原来的副标题为题收入了该文，并在文前写有“跋语”，进一步宣称“《十批判书》作者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重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此后，“抄袭说”在学界遂产生了相当影响，被视作一桩学术公案，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某些人信以为真，随声应和。
“抄袭说”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对《十批判书》的评价，更涉及到对郭沫若学术及其学品的看法。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辩驳。翟清福、耿清珩在《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了《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与互校记)》，“把《互校记》(即余英时《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笔者)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余英荚谖闹卸怨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自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该文“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分“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关于前期法家”、“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等几方面，“说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文末特别提及：“如果余英枷壬对这桩公案还有什么新的看法，我们是愿意和余先生进一步讨论的。”但一直未见对方回应。之后，另有一些反对“抄袭说”的文章纷纷发表，进一步澄清了事实真相。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研究气氛的逐渐正常化，对《十批判书》的研究与评价也更为全面和深入。首先是能够更为客观全面地评价《十批判书》。如卜庆华著《郭沫若评传》(修订本)有“《十批判书》”一节，从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研究、先秦学术的研究、对秦始皇和孔子的评价等三方面分析了《十批判书》的成就与不足，作者指出：“《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古代思想进行卓有成效探索的著作。尽管其中一些沦点尚有缺点或可讨论，但作者走的路子是正确的，开拓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孙开泰撰文评述了《十批判书》反映出的研究先秦诸子的特点，即以“人民本位”的尺度评判先秦诸子的基本立场和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先秦诸子，并指出郭沫若的相关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和研究的不足。
其次，通过《十批判书》进一步探讨郭沫若史学思想与方法的特点。林甘泉的《从看郭沫若的史学思想》一文，通过《十批判书》探讨了郭沫若史学思想的若干特点：一、“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失误作了自我批判”，郭沫若希望就中国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他作这种尝试的最初成果。在《十批判书》中，这种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二、郭沫若“兼备了‘比次之书’、‘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三方面的功力和学识”，“《十批判书》在这方面，就是一部代表作”。三、“《十批判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的是坚持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统一，有的则是用道德评价代替丁历史评价。这里暴露了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标准的局限性。”笔者认为，该文对深入认识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以及如何评价《十批判书》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李鸿章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重头戏。比如在高一的中国近代史中,曾多次出现晚清重臣李鸿章,史学界历来对其评价就大有争议,前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走向共和》,又引发了在网络媒体中对李鸿章的大肆争论。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评价李鸿章?中学生对李鸿章并不熟知,仅凭教材中讲到的李鸿章办洋务、签订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远不足以让学生全面了解李鸿章其人,于是我布置了一个研究性课题,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写一则评价李鸿章的小论文。暂且不说这次活动效果如何,我对李鸿章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着从中国近代化这一角度认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李鸿章的评价又有进一步的变化。当代已逝著名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将李鸿章提升到了与中国近代化紧密联系的高度。纵观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笔者欲从中进一步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鸿章一人。在所有的洋务官僚中,李鸿章兴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涉及的范围最广,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中国近代化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商业铁路、中国人自行架设的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等等,因而被看作是洋务派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旗手。李鸿章虽然也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他对中外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放眼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他审时度势,把当时中外形势概括为两句话:“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由于李鸿章思想较为开明,办洋务最为积极,因而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谩骂和攻击,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大声疾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他以办洋务求“自强”为己任,摆出“舍我其谁”的姿态,并雄心勃勃地表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二、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影响和评价
李鸿章所从事的近代化活动其成效虽“不足御侮”,没有使中国真正走向自强和富有,更没有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当时,中国军事、外交屡遭失败,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而不在于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靠个人的力量去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知道,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上有朝廷的掣肘,下有国人的愚昧,中有保守同僚的诘难。当时有人攻击他是想“以夷变夏”的乱臣贼子。李鸿章“有倡无和”,概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办不成”,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1872年,李鸿章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甚不咋舌”;1874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1880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等莫名其妙的攻击;1888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像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李鸿章发出悲凉的哀鸣:“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唉!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使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作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结合。从主观动机看,李鸿章主办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从客观效果分析,洋务运动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洋务运动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积极性大于消极性。根据马克思辨证唯物论的观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存在一个内部支配的一般规律。李鸿章的洋务实践活动,也正是表面上偶然性所支配,实际上服从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活动的进程也服从了中国近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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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 洁.《历史研究》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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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膨英明.《洋务与卖国小论》载《光明日报》1979年8月12日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小说命名研究；元明清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175-11
①本文所探讨的元明清小说命名主要包括小说作品的篇名（含作品集名称）和小说人物的命名（含人物绰号）。
②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完整性，需要说明两个问题：1、本文重点考察元明清时期小说命名研究状况，适当兼顾元代以前小说作品以及古代小说命名整体研究的情况。2、本文以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为主，适当兼顾20世纪以前的相关研究成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13BZW079）
〔作者简介〕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
小说命名是元明清小说作家艺术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①笔者经统计发现，20世纪以来，截止到2013年12月，有关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专著共3部，另有硕士论文5篇（不含专论古代小说名称翻译的学位论文），共发表单篇论文340篇（专著中论及古代小说命名的，视作一篇论文）。
为全面考察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的学术研究史，笔者从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水浒传》命名、《金瓶梅》命名、《红楼梦》命名、元明清其他小说命名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评述，并就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进行阐述。②
（一）
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整体研究，20世纪以来，学界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现概述如下：
首先，关于元代以前小说命名的研究。姚娟《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借用小说作为这一流派的命名，得到了《说苑》等说体文的启示。〔1〕梁瑜霞《史传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现象》、〔2〕程国赋、廖华《唐五代小说的命名艺术》对唐五代小说的命名进行考察。〔3〕刘红旗《论宋传奇小说命名的史传意识》认为宋传奇小说的命名颇受史传叙事的影响。〔4〕
其次，关于明清时期小说命名的整体研究。傅憎享《小说人名比较小议》就《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人物命名的类型、特点、方法作简要分析。〔5〕赵丽玲《明清小说作品命名方式研究》对明清通俗小说命名方式加以分析，进而研究这一时期小说作品命名的方法和特点。〔6〕陈文新、毛伟丽《略论晚明白话小说“托名”现象》对晚明白话小说“托名”现象进行分析。〔7〕孙轶《晚清新小说人物命名初探》对晚清新小说的人物命名进行探讨，对人物命名的目的加以分类论述。〔8〕
有学者针对这一时期不同小说名著的命名加以整体考察，如苏兴《“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与演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大奇书”名称的演变历程进行探讨。〔9〕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就《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人物命名加以比较，探求两部名著在人物命名上的异同之处。〔10〕
有些学者就明清不同流派的小说命名进行探讨，如方东耀《明清人情小说的命名及其范围》、〔11〕罗书华《章回小说的命名和前称》、〔12〕楼含松《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13〕吴微、周晓琳《古代小说书名与公案小说发展之研究》、〔14〕张慧强等《试论“”的命名和文学价值》〔15〕等论文。
最后，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宏观论述，程国赋《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考察古代小说命名与小说文体的关系。〔16〕程国赋《中国古代小说命名刍议》归纳古代小说命名的总体特征，论述古代小说命名所揭示的小说观念、广告意义等。〔17〕任永安《古代通俗小说命名研究》探讨古代通俗小说的命名方式、命名特点等。〔18〕李杰《略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人物绰号的文化意义》对古代白话小说命名进行论述。〔19〕任明华《古代小说选本命名的理论批评价值》则考察古代小说选本命名所体现的理论批评价值。〔20〕
（二）
关于《水浒传》的命名，学界较为关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水浒传》书名的寓意。罗尔纲《水浒真义考》认为《水浒传》书名取自《诗・大雅・绵》，借周朝在岐山开基建国的典故，表明梁山泊与宋皇朝对立，建立新政权。〔21〕王利器《〈水浒〉释名》也认为该书名出自《诗・大雅・绵》，以《水浒》为名影射周家“率西水浒”图王霸之业，并对《水浒传》三大系统的名称分别加以论述。〔22〕对罗、王二位先生的看法，杜贵晨《〈水浒传〉名义考辨》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水浒传》取名意在以宋江等108人被逼上梁山，拟之于古公父被迫迁岐，表示对压迫者的憎恨和对人民“反贪官”起义的同情，颂扬宋江等人“不反皇帝”的忠义，暗示宋江等人上梁山是走向“忠义”道路，同时，概括水泊梁山的地理形势。〔23〕
2.关于《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水浒》绰号评价不高，认为梁山好汉的诨名（绰号）不过着眼于形体，并不能提契人物的全部。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对宋江36人及其绰号进行考辨，明确揭示宋江36人绰号来源于“宋人俗语”。〔24〕陆澹安《说部卮言》比较《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由来，并对呼保义、病关索等绰号进行重点探讨。〔25〕何心《水浒研究》考察宋江36人姓名诨号的来源及演变。〔26〕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对呼保义、玉麒麟等绰号加以重点考察，并对源于形体、性情、才能、军器等的水浒英雄绰号及其影响进行研究。〔27〕丁一《读〈水浒〉英雄的绰号》对王利器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把“呼保义”解释为宋江希求受招安、被封保义郎，不能自圆其说。〔28〕
杨世洪《试论〈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从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旨趣角度，探讨《水浒》人物绰号所体现的美学意义。〔29〕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上、下）》将108将的绰号分为8类，论述细致，新见较多。〔30〕李葆嘉《〈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绎释》逐个探究《水浒》人物绰号含义，并从修辞角度进行分类分析。〔31〕邓骏捷《论〈水浒传〉中性格类绰号》重点阐述呼保义宋江等15位好汉的“性格类绰号”，考察人物绰号与其性格的关系。〔32〕宁稼雨《趣谈水浒传人物绰号》、〔33〕《水浒闲谭》〔34〕独辟蹊径，探讨《水浒传》人物绰号，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关于《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研究出现1部专著和1篇硕士论文：盛巽昌《水浒绰号黑白谭》以《水浒传》先后出场人物为线索，揭示108将等名号的来历。〔35〕李静《〈水浒全传〉人物绰号研究》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水浒全传》的绰号进行分析。〔36〕
有关《水浒》人物绰号研究，在108将之中，有几个人物受到较多关注：
（1）宋江。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文首提宋江绰号“呼保义”乃“自呼保义”之说，当时无官之人，皆可冒称保义。〔37〕李拓之《呼保义考――纪念水浒故事流传八百三十年》认为“‘呼保义’就是‘有眼不识真天子’的意思”，“当时流行此语，成为人民要求真天子出现的一种愿望。”〔38〕观点较为牵强。美国学者浦安迪《中国叙事学》认为宋江的绰号“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都有反讽意味，这些诨名反映了关于宋江的历史资料及其事迹传说之繁杂。〔39〕
（2）一丈青。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认为：“盖青为春色，一丈青者以喻春色之浓耳。是必闾里浪子相传俚语，以此指目男子妇人之年少美色者。”〔40〕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认为：“一丈喻其长，青则是指一身花绣的颜色。”〔41〕李葆嘉《〈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绎释》认为：“以一丈青为绰号，既以一头尖可刺人喻其性格泼辣难惹，又以其细长喻其身材颀长。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兼表其个性与外形。”〔42〕石麟《释“一丈青”》认为“一丈青”意思是英姿飒爽、颀长美貌。〔43〕曲家源《水浒传新论》指出：“‘一丈青’是说扈三娘身材很高。”〔44〕袁世硕《读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札记二则》指出：“我觉得龚开赞燕青用了‘一丈青’三字，是指他遍体雕青，有一身美观的花绣。”〔45〕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梁山泊――〈水浒传〉一八名豪杰》认为一丈青指细长之物。〔46〕胡斌《“一丈青”考》指出：“‘一丈青’最确切、最原始的含义，应该是指人物身材‘长大’，并非某位好汉固定的绰号。”〔47〕刘洪强《“一丈青”含义试析》认为“一丈青”本意是“泼辣、悍勇”的意思。〔48〕
（3）镇关西。何心《水浒研究》认为“镇关西”是鲁智深未出家时的诨号。〔49〕王孟蒙《鲁智深绰号质疑》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鲁智深未出家时没有绰号。〔50〕
龚维英《石秀绰号考释》、〔51〕林斤澜《论武松没有绰号》、〔52〕胡以存《谁该是短命二郎――试从绰号变更管窥阮氏三雄亲缘关系的变迁》〔53〕分别对石秀、武松、阮氏三雄等人的绰号进行研究。
（三）
关于《金瓶梅》命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金瓶梅》书名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说法：
（1） 一般认为书名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女性姓名之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明代袁中道《游居录》、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均持此说。这一说法较为流行。郭世《从〈金瓶梅〉命名论金、瓶、梅在小说中的作用》认为《金瓶梅》以“金、瓶、梅”命名，也正因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活动，推动了情节开展。〔54〕张锦池《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认为作者以“金瓶梅”三字作为小说的书名，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谱写西门庆这一恶霸、商人、官僚、地主家族的兴衰史，从而再现作者对世态人情的观照。〔55〕孟昭连《漫话金瓶梅》认为从象征的意义去理解，《金瓶梅》书名不仅指三，还可以扩大到一切被男性玩弄的女性。〔56〕詹丹、孙逊《漫说金瓶梅》认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三个人就代表着书中以她们各自为中心的一段故事。同时，她们三人连同西门庆等人也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57〕陈桂声《〈金瓶梅〉的书名》认为小说意在通过三人的悲剧更多地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人生真谛。〔58〕徐景洲《〈金瓶梅〉书名别议》认为小说从三个女性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书名，揭示西门庆的淫棍本质，体现小说“色戒”主旨。〔59〕
（2）认为书名含有象征意义，其中“金”为金子，代指钱财、富贵；瓶即酒瓶，代指酒；梅即梅花，代指女色。冯文楼《由色生情 自色悟空――〈金瓶梅〉书名试释》认为《金瓶梅》的书名不仅是三个人名的组合，而是对“财”与“色”的贪恋与追求，因为“金瓶”加“梅花”，恰是财与色的象征。〔60〕
（3）认为《金瓶梅》书名寓示着金瓶插着梅花。清代顾公燮《销夏闲记》首倡此说。鲁歌、马征《金瓶梅书名辨识》认为作者用“金瓶梅”作书名，“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立体的意境，那便是金瓶中插有梅花的生动景象。”表明女子是“有钱有势的男人的摆设与。”〔61〕
（4）认为《金瓶梅》即为《金瓶霉》。李金坤《〈金瓶梅〉书名寓意探微》认为以“梅”谐音为“霉”，《金瓶梅》则为《金瓶霉》，以此凸现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创作意图。〔62〕
（5）认为《金瓶梅》书名具有性象征意义。王意如、许蔚《解码金瓶梅》认为花瓶细颈中空，很像子宫，因此是女性性器官的象征；而梅则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63〕此论较为牵强，姑备一说。
2.关于《金瓶梅》人物命名研究。
沈晓静《〈金瓶梅〉人物名的文化蕴涵》探讨《金瓶梅》人物命名的文化内涵。〔64〕杨连民《一字寓褒贬――也谈〈金瓶梅〉的取名艺术》对《金瓶梅》中人名进行分类论述。〔65〕
傅憎享《〈金瓶梅〉旧诗寻源》、〔66〕马征《孟玉楼的号有什么讲究》〔67〕对孟玉楼之号“玉楼”出处加以考证。徐景洲《应伯爵姓名多寓意》认为应伯爵姓名暗含着“白吃”、“大吃”、“硬吃”、“应该吃”等寓意。〔68〕马征《〈金瓶梅〉采用历史人物人名之谜》对《金瓶梅》采用的历史人物如孟昌龄等人名等加以考证。〔69〕
（四）
在古代小说名著之中，关于《红楼梦》命名的研究最为突出，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红楼梦》书名的研究。
关于《红楼梦》五个书名的研究，清代脂砚斋最早论及。乾隆十九年，他在《石头记》甲戌本的“凡例”中指出《红楼梦》几种书名的演变。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认为：“我们不妨假定这五本书名即暗示雪芹在‘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五个不同的版本。”〔70〕周祜昌、周汝昌《石头记鉴真》将《红楼梦》五个书名分为“虚”、“实”两类――《石头记》、《红楼梦》是实名；《情僧录》、《风月宝鉴》与《金陵十二钗》属于虚名。〔71〕刘梦溪《论〈红楼梦〉的书名及其演变》认为曹雪芹与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书名存在不同看法，体现了“对《红楼梦》政治主题的不同看法”。〔72〕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有关〈红楼梦〉的题名问题》对《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几种书名加以分析。〔73〕王蒙《红楼启示录》认为《石头记》的名称比《红楼梦》好，至于《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云云，就透出俗气来了。〔74〕俞晓红《从〈红楼梦〉题名的变迁看作品的主题倾向》对《红楼梦》的五个题名进行简要考察，由此探讨作品的主题倾向。〔75〕
在上述五个书名之中，何为本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是本名，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正名》认为《红楼梦》是包括一切的大名，是人世间、社会上流传的称呼，其他种种异名只是书中局部的名目。〔76〕第二种意见认为《石头记》是本名，蓉生《红楼梦书名漫议》、〔77〕黄立新《漫谈〈红楼梦〉的本名》〔78〕坚持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风月宝鉴》是本名，林冠夫《〈红楼梦〉的本名和异名》持此观点。〔79〕
关于《红楼梦》这一书名的解读，胡小伟《红楼梦与石头记题名问题辨析》认为“‘红楼’乃‘富室闺阁’，照应十二钗和怡红公子，着一‘梦’字，亦富禅机，真可说味外有旨，天趣盎然。”〔80〕吴汝煜《蔡京小传》认为《全唐诗》卷472收有唐代蔡京的七律《咏子规》，其中“惊破红楼梦里心”为小说《红楼梦》取为书名。〔81〕俞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认为“红”是书中点睛处，为书主人宝玉有爱红之病而住在怡红院，曹雪芹披阅增删《石头记》则于悼红轩。红楼即朱门。〔82〕
关于《石头记》这一书名，严中《〈石头记〉书名解――兼谈“大石”和“通灵宝玉”的原型》认为：“《石头记》是‘自譬石头（城）所记之事也’，故可称‘石头城记’。”〔83〕严中《石头城与〈石头记〉》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84〕马瑞芳《论甲戌本凡例为曹雪芹所作》认为，“《石头记》书名也是曹雪芹确定，非脂砚斋捉刀。”〔85〕
关于《情僧录》这一书名，徐乃为《“情僧录”非〈石头记〉异名辨》认为“情僧录”不是《石头记》的异名，而是小说《石头记》（《红楼梦》）本体中叙述的一个书名，与小说外在的书名并不相关。〔86〕
2.关于《红楼梦》人物命名的研究。
赵冈《红楼梦里的人名》认为《红楼梦》中人物的命名遵守两个原则，第一是以人名暗隐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第二是把配角人物如丫环书童配成一套。〔87〕傅继馥《〈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认为《红楼梦》作者通过命名正面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88〕陈诏《〈红楼梦〉人名考辨》就《红楼梦》的人物命名进行分类论述，〔89〕倪春元、徐乃为《〈红楼梦〉人物姓名的语言艺术》、〔90〕胡文炜《〈红楼梦〉命名欣赏》〔91〕考察贾府几代人的命名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富贫轮回观念。邓进《〈红楼梦〉女性命名研究》专论《红楼梦》中女性人物命名。〔92〕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就《红楼梦》中的姓氏及其隐喻性加以阐述，对《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进行探讨，总结其特点，论述较为全面。〔93〕
关于《红楼梦》书中具体人物命名的研究，笔者择其要者概括如下：
（1）贾宝玉。据周伦苓等选编《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周汝昌认为贾宝玉实名贾瑛，并对“瑛”的涵义加以解读。〔94〕张晓琦《宝玉等人命名与康熙帝位关系考》认为宝玉原型为顺治之位的合法继承人。宝钗、黛玉都是隐写宝玉与帝位关系的。〔95〕此文缺乏足够的证据。
（2）林黛玉。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认为：“命名之意，宝、黛二人各分宝玉之一字，后面曲文，宝、黛为首……明明以宝、黛二人作主。”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认为黛玉之名意在待宝玉也，非宝玉不嫁。徐乃为《黛玉初名代玉考辨》认为黛玉初名代玉，寓意因谢世而被替代的“玉”。〔96〕
（3）薛宝钗。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认为：“薛，雪也，有阴冷之象。林遇雪，则无欣欣向荣之兆，而有萧萧就萎之忧。”又认为：“宝钗者何？宝差也。谓贾母、王夫人以宝钗为宝，识见差谬也，贬之也。”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通过分析大量古代诗词中以“宝钗”寓意“分离”的事例阐述“宝钗”命名的含义。〔97〕霍胜健《薛宝钗姓名新解》认为“宝钗”全称“金钗石斛”，可入药，而不是一件嵌有金玉珠宝的首饰。〔98〕宋淇《薛与雪》认为“雪”代表的是纯洁、冰冷，象征着宝钗对宝玉的感情远较黛玉为含蓄而收敛。〔99〕
（4）王熙凤。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洪秋蕃《红楼梦抉隐》均认为王熙凤寓意“趋奉”。陈诏《〈红楼梦〉人名考辨》认为王熙凤之“凤”繁体字“”拆开是“凡鸟”二字，标明曹雪芹对惯于弄权的凤姐深含贬义。〔100〕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认为王熙凤谐音稀凤，意谓一个鲜见的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强硬女子。〔101〕
（5）史湘云。洪秋蕃《红楼梦抉隐》称：“湘上闲云，故湘云以名。”寿鹏飞《红楼说丛》认为：“史湘云者，作者自喻，寓史笔之意也，故姓史。”〔102〕陈邦炎《〈梅溪词〉与史湘云》认为史湘云命名出自史达祖《寿楼春・寻春服感念》一词。〔103〕
（6）袭人。清代姚燮《红楼梦总评》指出“花袭人者，为花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陈其泰在《红楼梦回评》第77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评曰：“兵法，掩其不备曰袭。衣裘，掩而不开曰袭。文辞，剽窃他人曰袭。袭人之名，作者殆兼取三者之义乎？”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称：“‘袭人’者，乘人不备时暗中对人的袭击也。”〔104〕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认为：“袭人的特点是以温柔暗中伤人，所以叫做花袭人。”〔105〕张锦池《红楼梦考论》认为：“盖‘花袭人’者，于‘似桂如兰’的‘花’气中偷‘袭’无辜之‘人’，奸而近人情者也。”〔106〕林冠夫《袭人的名字》认为袭人名字出自屈原《九歌・少司命》和卢照邻《长安古意》。〔107〕刘伯茹、邓天中《从贾宝玉对袭人的重命名看袭人》认为从贾宝玉对袭人的重命名可以看到一个美丽贤惠的“花珍珠”到工于心计、背后算人的“袭人”的异化过程。〔108〕
（7）紫鹃。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认为紫鹃名字出自唐代诗人蔡京《咏子规》。〔109〕孔令彬《从人物命名看袭人与紫鹃形象的平面设计及其文化意蕴》认为紫鹃的命名更多表现了作者对林黛玉的形象性格命运的构思；紫鹃与雪雁两个丫头的命名取认又恰好含蕴了黛玉思归的愿望和终不得归的悲剧结局。〔110〕
（8）秦可卿。最早对秦可卿命名作出解释的是脂砚斋，他以为“秦”谐“情”字。20世纪40年代，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提出作者对秦可卿持贬斥的态度，故秦可卿命名的谐音当为“情可轻”。〔111〕张锦池《论秦可卿》认为曹雪芹以“秦氏”谐“情字”，把秦可卿作为“情”的幻身。〔112〕林春分《秦可卿别论》认为秦可卿即“情可倾”之谐音。〔113〕严安政《“兼美”审美理想的失败――论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塑造及其他》认为秦可卿的谐音为“情可亲”。〔114〕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认为秦可卿的谐音为“秦可亲”。〔115〕俞晓红《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认为秦可卿是“情可情”意义的寄托，代表了小说中所有施情于可情之人的爱情故事的共同特征。〔116〕
（9）香菱（原名甄英莲）。解居士《石头臆说》称：“甄英莲者，真应怜也。”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认为：“‘英莲’与‘香菱’两个名字之间的转化关系，表示不幸贯穿了人物的两段生活。”〔117〕袁锦贵《〈红楼梦〉中香菱的三个名字》认为香菱的三个名字“英莲”、“香菱”、“秋菱”代表三个阶段：情爱――情空（幻缘）――逝去。〔118〕
（五）
关于元明清时期其他小说作品命名研究的整体状况，笔者总结如下：
1.关于《三国演义》命名的研究。丘振声《刘备的称号》探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称号。〔119〕刘世德《刘世德话三国》比较《三国演义》8个书名的优劣短长，并就阿斗、貂蝉的姓名进行分析。〔120〕
2.关于《西游记》命名的研究。石钟扬《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就《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几个名号：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圣（孙大圣）、孙行者、斗战胜佛的演变及其文化底蕴加以解读。〔121〕靳青万《从谐音指义看〈西游记〉的反皇思想》认为《西游记》孙悟空师兄弟的姓名显现出一组很有趣的谐音词：孙勿恐、朱无能、杀无敬，其意为：儿孙们不要害怕，朱明皇帝是无能的家伙，要杀他而不要敬他。〔122〕杨世英《〈西游记〉人物命名浅探》认为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命名隐含着一定的寓意，“猪”与“朱”同音，代表明朝那个时代，猪八戒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正是吴承恩对朱氏王朝强烈的讽刺。〔123〕这一论点值得商榷。
3.关于才子佳人小说命名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金瓶梅》这个书名系摘取小说中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名字中各一字组成。蹈袭这种做法的，如《玉娇梨》，系取白红玉的“玉”，吴娇（白红玉的化名）的“娇”和卢梦梨的“梨”三字组成；《平山冷燕》系取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人之姓组成。”〔124〕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增订本）指出才子佳人小说以人名嵌入篇名的命名方式源于《娇红记》。〔125〕苏建新《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统计了清初才子佳人小说40篇命名情况。〔126〕唐江涛《才子佳人小说题名研究》分析才子佳人小说题名产生类型化与多样化的特点，并探讨其特点的形成原因。〔127〕
4.关于《聊斋志异》命名的研究。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认为《聊斋》命名体现理念性、感形性、调侃性；聊斋别出心裁的命名艺术也带来特有构思法，姓氏对情节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28〕胡渐逵《〈聊斋志异〉人物命名索寓》认为人物命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品行，寄托作者的寓意。〔129〕赵述先《〈聊斋〉的命名艺术》将《聊斋》的命名分为以下几种：拆字命名、颠倒词序、谐音命名、循名求似、引经据典。〔130〕
在《聊斋志异》中，《婴宁》篇的命名受到较多关注，赵伯陶《〈婴宁〉的命名及其蕴涵》认为“婴宁”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凝聚着作者理想女性之内蕴，即“扰动外表下的安宁”的意思。〔131〕赵文的分析相当细致、深入。陈屈亮《〈婴宁〉人物命名考辨》考辨婴宁的命名出自《晋书・王衍传》之俗语“宁馨儿”三个字。〔132〕
5.关于《歧路灯》命名的研究。李延年《〈歧路灯〉人物命名的独到匠心及其文化意蕴初探》对《歧路灯》的人物命名艺术进行分类，并归纳《歧路灯》在人物取姓命名方面的特色。〔133〕
6.关于《镜花缘》命名的研究。李剑国、占骁勇《才女名号解》对才女的名号寓意加以解读；〔134〕王勇《玩・镜花》对百花仙女的名号，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的名字，《镜花缘》中的药名进行一一阐述。〔135〕（六）
①参见王连洲1990年在山东省临清市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的《〈金瓶梅〉临清地名考》以及《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所收《〈金瓶梅〉临清地名续考》等论文。
1.相关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上表可知，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低潮期。20世纪10年代至70年代，自1900年到1979年，共80年时间，只有研究论文1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4.7%，平均每年只有0.2篇，其中，20世纪10年代、60年代，没有出现研究论文，说明古代小说的命名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不过，在这有限的16篇文章中，多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很高，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何心《水浒研究》、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中有关小说命名的论述均具很强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二时期，平稳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自1980年到1999年，共20年时间，80年代出现论文34篇，90年代共71篇，合计105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30.9%，平均每年5.25篇，可以说处在平稳发展的研究阶段。
第三时期，快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研究论文激增，自2000年到2013年，共14年时间，出现论文219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64.4%，平均每年超过15.64篇，另外，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3部专著和5篇硕士论文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可以说，这一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促使这一课题研究不断走向全面、深入。
2.不同小说作品、不同地区研究呈现很不均衡的状态。从上表可知，在古代小说名著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红楼梦》，共有162篇论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47.6%，另有2部专著和1篇硕士论文；其次是《水浒传》，共有论文79篇，占论文总数的23.2%，另有1部专著和1篇硕士论文；再次是《金瓶梅》，共有论文25篇，占论文总数近7.4%；排在第四的是《西游记》，共有论文14篇，占论文总数的4.1%，其他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不足10篇，尤其是《三国演义》，作为深受读者和学术界重视的小说名著，有关其命名研究的论文只有2篇，与其他名著相差甚远，这与小说题材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历史演义，《三国演义》的人物姓名基本来源于史实，作者创作、加工的余地不大，所以相关研究论文也很少。
相比而言，学术界对元明清小说作品中人物命名的探讨较多，而对小说篇名、小说集的命名等论述较少。
除单篇小说名著命名的研究以外，综合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其中关于古代小说整体研究的论文19篇，关于元前小说命名研究的9篇，关于元明清小说整体研究的论文11篇，合计39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近11.5%，另外还出现3篇硕士论文，说明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中较多采用宏观视角。
就研究区域而言，同样存在不够均衡的情况，大陆地区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港台及海外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研究论著较少，我们以大陆地区受到很多关注的《红楼梦》命名为例，据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陈怡君所撰《石头渡海――近三十年台湾地区研究〈红楼梦〉之硕博论文述要》附录《近三十年台湾地区〈红楼梦〉相关硕博论文一览表》统计，1975年-2005年，台湾地区有关《红楼梦》研究的硕博论文共有55篇，没有1篇专论《红楼梦》的命名问题。〔136〕
3.研究范围较为广泛，研究方法较为合理。纵观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相关著述，涉及面较广，除围绕古代小说的篇名、人物命名以外，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到小说的地名、官职名、茶名等等，如陆澹安《说部卮言》、吴越《吴越品水浒（品事篇）》对《水浒传》的地名、官职及称呼、星名等进行研究；〔137〕王连洲对《金瓶梅》临清地名进行考订；①陈建平《〈红楼梦〉中的茶名寓意》就六安茶、老君眉、枫露茶、暹罗茶、女儿红等茶名的寓意进行探讨。〔138〕
总的看来，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合理。有些论文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例如，傅憎享《小说人名比较小议》就《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人物命名的类型、特点、方法进行分析；刊于《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的王绍良《〈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谐音寓意比较》、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139〕、《巧夺天工的人物命名》〔140〕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说明自己的观点，较有说服力。
有些论文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例如，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运用文化学视角、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命名艺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化学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这在古代小说研究中也相当突出，参照蔡亚平、程国赋著《论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运用――以2000-2012年小说论著和博士论文为中心》，载《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有些论文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等视角开展研究，如刊于《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的杨子华《〈水浒〉人物绰号与杭州方言民俗》、刊于《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的高晓《〈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词汇分类及其文化意蕴》、李静《〈水浒全传〉人物绰号研究》等均较具特色。
笔者认为，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试述如下：
1.个案研究方面出现一些论文，尤其是对《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少数名著关注较多，其中对《红楼梦》命名的研究论文最多，而对其他小说名著关注较少；就文体而言，对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等题材、流派的小说作品关注较多，而对其他小说流派关注较少，比如，关于话本小说命名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在元明清小说命名综合研究方面共有论文39篇，数量较多，但缺乏宏观、全面而具有深度的论述，至今尚未出版1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古代小说命名的专著，没有出现1篇以此作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在此领域存在较大的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
2.此前研究成果多结合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很少结合元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结合元明清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深入阐述。
3.研究论文的质量良莠不齐。在有关研究论文中，出现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例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何心《水浒研究》、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傅继馥《〈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张锦池《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等等，上述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元明清小说命名加以研究，提出不少新颖的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论文论述简略，只是对小说作品的书名、人物命名简单介绍，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4.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学术研究史探讨较少。张黎蕾撰《秦可卿命名阐释史述论》、〔141〕刘天振撰《20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142〕高淮生撰《红楼梦题名研究论略》〔143〕就《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乃至于小说人物命名的学术史加以概括、总结，但总的看来，缺乏更多的学术史考察。
5.个别论文不免带有索隐之嫌，或在论述过程中出现望文生义的现象，如《从谐音指义看〈西游记〉的反皇思想》、《宝玉等人命名与康熙帝位关系考》等文有索隐之嫌；再如《红楼梦考释》认为秦可卿的谐音当为“秦可矜”和“清可卿”，秦指朱明，可矜是愍，秦可矜即明愍帝。“秦可卿”谐音“清可卿”，清指满清，可是可人，卿是爱卿，清可卿即清主的爱卿董妃，〔144〕此论同样带有索隐之嫌。而《〈红楼梦〉中的语音隐喻》认为潇湘馆隐喻“消香馆”、怡红院隐喻“遗红怨”、蘅芜院隐喻“恨无缘”、梨香院隐喻“离乡怨”，这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又如，《〈红楼梦〉中香菱的三个名字》认为英莲一名隐喻其与宝玉情爱，香菱隐喻生平遭际及与宝玉情爱的虚幻，这一结论比较牵强。
综上所述，笔者对20世纪以来有关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情况加以总结，分五个方面就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情况加以评述，并在计量统计的基础上，总结20世纪以来有关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希望为新世纪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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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5篇
在任夔州、和州刺史期间，刘禹锡治政之余，凭吊三国、六朝之遗迹，创作了近二十首咏史诗。这些作品抒发沧桑之感，极富哲人意兴，成为怀古咏史诗中的名篇。如《蜀先主庙》：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这首诗前四句写刘备创业盛德，后四句写刘禅守成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深刻教训：创业难，守成更难。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君主对于国家兴亡的作用和责任。又如《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贞一斋诗说》有云：“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这首诗前两联不囿于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由；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即天险不足恃，兴亡在人事，亦即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由该诗颈联化出。晚唐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李商隐《隋宫》中的“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花”，便脱胎于该诗尾联，由此可见该诗影响之深远。再如《西塞山怀古》：
王氵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关于此诗的写作，《唐诗纪事》有如此一段佳话：“长庆中，元微之、(刘)梦得、韦楚客同会(白)乐天舍，论南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刘满引一杯，饮已即成，曰‘王氵睿楼船下益州……’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清代屈复在《唐诗成法》中评这首诗说“前四句只就一事言，只以‘几回’二字括过六朝，繁简得宜，此法甚妙。”纪昀说：“第六句一笔折到西塞山是为圆熟。”可见后人对该诗研究之精和推重之切。这首诗于纵横开阖、酣畅淋漓的风调之中，重申“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之旨，指出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局面定会结束，国家终归统一。含而不露，融贯古今，有意在言外之妙。
还有《金陵五题》。它们分别是《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这组诗之前有诗人自序云“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城》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颇为自许。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组诗中的《石头城》与《乌衣巷》堪称怀古咏史诗之绝唱，是无可企及的高峰。其诗如下：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这两首诗都是借描写金陵六朝遗迹而抒发人世兴亡之感，熔铸着诗人故国萧条、繁华不再的深切感伤，蕴藉含蓄，情味浓郁。《石头城》第一句写群山仍旧环拥着已废弃二百年、久已成为空城的故都，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第二句写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叹息着默默退去。“寂寞回”既形容潮水一涌一退的动态，也表现了潮水从拍打时的有声到退落时的无声，这单调的动态的声音，不断地反复，依稀传达出无穷的寂寞。三四句再把这种情味深化，升华为富有哲理的意象：“旧时月”仍如旧时，夜深照样升起，把清光洒向无人迹的空城；而这旧时月又曾照见过往昔多少繁华与风流!多情的夜月，传送给我们的是六朝如梦、盛时不再的信息。《乌衣巷》首句描述昔日车水马龙、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的荒凉冷落。第二句点出乌衣巷不仅映衬在荒僻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日薄西山的夕阳残照之中；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寞惨淡的氛围之中。三四句以燕子寻旧巢而写出昔日豪华的贵族府邸如今已是一片平民住宅。这其中蕴含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令人回味不已。后人受这首诗的影响和启示，再赋新篇。如元萨都剌的《念奴娇》中的“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北宋周邦彦的《西河》词更是通篇化用其诗意。
由于刘禹锡的始作俑，金陵怀古到后来成了咏史诗的一个专题；在国运衰微之时，更成为历代关心时事、一心入世的诗人词客常取的题材。不能不说这是刘禹锡对我国古代诗歌题材的一次拓展，亦是对我国古代诗歌题材的一大贡献。
刘禹锡的另外一些咏史诗，虽不及前述之作有名，但也与诗人怀古伤时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是多了一分个人身世际遇的寄托。如《咏史二首》：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第一首借西汉任安不愿依附日益得势的霍去病，却留在势力渐微的卫青门下不肯离去的史实，歌颂了不肯降心辱志的志士；第二首指出即使是在汉文帝那样的所谓明君治下，正道亦难行，志士才人不得其位、不得其用，而曲邪小人却可安享富贵。这首诗直接启示了晚唐李商隐，使之写出了有名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如《韩信庙》：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透过韩信功高震主而见诛的命运，不禁令人想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古训，顿生“伴君如伴虎”的喟叹。
刘禹锡的咏史诗作，是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形象反映。他在自己的哲学论文《天论》中，继承了荀况“人定胜天”的思想，用朴素的唯物论阐述了天人关系，明确指出“人之所能，治万物也”，天“非有预乎治乱”，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在天人关系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人自有其主观能动性；天并不能决定一切，也就不能决定各个朝代的兴亡交替，帝王对于治乱兴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可贵的是刘禹锡没有把其诗当成自己思想的传声筒――简单的宣传工具，而是化抽象为具体，寓思想于形象之中，通过直观的画面和具体的史迹来刺激和调动读者的想象和欣赏能力，在审美的愉悦中来感受诗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这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亦是成功之处。
诚然，任何文学内涵的扩大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偶然。咏史诗到刘禹锡手里成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手段和得心应手的工具，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刘禹锡自云“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这种陈子昂式的幽默――“前不见古人”――并不是说没有古人，只是没有看见，或故意说没有看见，抑或看见了但不屑一顾罢了。
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且有诗为证的咏史诗人首推西晋诗人左思。他的《咏史》诗八首中的个别篇目抒写了自己旷达豪迈的怀抱，融古于今，猛烈地抨击了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如其二：“郁郁涧底松”就是用“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之史实来喻今“世胄蹑主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
继左思的空谷足音之后，陈子昂高蹈而上。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中亦有个别篇章借古讽今。如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诗人拈出两则对比鲜明的历史故事，借乐羊为了贪立军功忍心吃儿子做成的肉羹和秦西巴擅自将国君的猎物放生的史实，“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是一首有感而发，针砭当时政治风气的讽喻诗。《燕昭王》：“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借燕昭王修碣石宫、黄金台招揽天下奇士并取得政绩的史实，寄托诗人对现实和个人遭遇的强烈不满。
大诗人李白在咏史领域也有涉猎。他的《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全篇咏秦始皇之成败得失，规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古风》之十五(“燕昭延郭隗”)“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承陈子昂《燕昭王》之余韵，前四句咏史以寄托理想，次四句借成语以慨叹现实，末两句借历史写明出路，全诗寄托了怀才不遇的强烈感慨。《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则借吴宫荒淫来托讽唐玄宗沉溺声色、迷恋杨妃。这些诗借用历史人物和事迹，讽刺现实，宣泄内心的不满，寄托对理想的追求，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杜甫亦偶有咏史之作，他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在惋惜诸葛亮大业未成之时，渗透了诗人垂暮无成的抑郁情怀。另有《咏怀古迹五首》，借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庾信等人留下的古迹，怀念前人之风流业绩，抒写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
然而以上诸位的咏史诗，皆属不经意状态下的偶尔之作。这一方面表现在数量上与其作品总量的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诗作中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因而其诗作尚停留在以历史为比兴的方法论的水准上。其诗作无论是咏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迹，都只是把历史作为借古喻今的工具，借历史之箭来射现实之“的”，借古人之酒杯来浇个人之块垒。而这种功利性的实用目的，又表现得那样急切与显露，以致没能拉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而咏史诗又只有拉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淡化掺杂个人功利性的创作意识，让欣赏者对其审美愉悦的同时得出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艺术上的自觉，这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意义上的咏史诗，使刘禹锡在怀古咏史领域卓然而成大家。
到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唐朝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安史之乱前，社会总的趋势是上升和发展的；尽管也有不如意，但那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局部性的，因而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陈迹时，诗人们发出的联想与感慨也必然是个人和局部性的，这是时代的遗憾。这种时代的局限注定诗人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到刘禹锡之时，社会衰颓已成定局，败象纷呈，民不聊生，加之其“二十三年弃置身”的经历，对江河日下的社会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更兼其有思想家的深度，因而当他接触到历史和古迹时，便产生了有别于前人的苍凉之感和超前人的对历代兴亡教训的无限感慨。这是时代对诗人的馈赠。
总之，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成就高，影响大，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很高地位，使刘禹锡成为中唐大诗人之一。
(作者单位：驻马店教育学院)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饶宗颐 潮州文化精神 国学 汉学 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156-03
一、饶宗颐的潮州根
饶宗颐1917年8月出生于潮州这座千年古城一个书香门第儒业世家。父亲饶锷是当时潮州文化界的贤达名流，家有“天啸楼”藏书十万卷之多。家学是饶先生获取知识的天然摇篮，家翁是饶先生的当然启蒙老师，而高朋满座的鸿儒雅士又是饶先生难得的恩师。饶先生5岁时就开始阅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三侠五义》，6岁开始练习书法绘画，7岁创作小说《后封神》一书（稿已佚亡），8岁已能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等古籍。9岁诵史论多篇，历阅经史佛典、古诗文词赋。11岁师从画家杨蜓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曾将杨家收藏的任伯年百数十幅名作通临一遍，饶先生的绘画功底自幼已打下殷实的基础。13岁为饶氏莼园“画中游”景观撰写楹联：“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15岁时，饶锷老先生因编著《潮州艺文志》而心瘁力竭，过早离开人世，留下“无它语，惟骋允鞘槲闯珊丁钡囊叛浴4耸比南壬已才学过人，踌躇满志，锋芒初露，神童耀奕。他一方面邀集父亲的好友郑晓屏、杨光祖、蔡梦香等人整理其父翁的诗文遗稿，编辑五卷本的《天啸楼集》，一方面着手收集资料，集佚钩沉，在方志书目中有关艺文之编籍“寥若晨星”的情况下，黾勉奋发，殚心缀录，终于在17岁时，二十卷的《潮州艺文志》问世。饶先生欣慰地说：“自稔于原书，虽无万一之裨；然得裒然成秩，稍酬先君之志，固可大慰于心矣。”
15岁的饶先生在续修出版《潮州艺文志》之始，就已步入了学术界。以后不管其治学境界之广博，学术成果之丰厚，但潮州文化仍是他治学入门之钥匙，对潮州文化的研究也是他一生中未曾措置之夙愿。他在《〈潮州志汇编〉序》中感慨地说：“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韩江水之哺育情，古邑潮州这个知识摇篮，厚重深邃之潮州文化，是饶先生这位国际汉学大师之根、之本。去乡之前的32年里，饶先生踏遍潮州地区的山山水水，韩山、金山，韩江、榕江，汕头、揭阳、普宁、饶平、丰顺、大埔……无不留下他田野考察的足迹。潮州的地理、民族民系、海外交通、历史人物以及史前考古、地考辩、方志新纂、人文思想等等，无不倾注了饶先生的心血。他对潮州文化的研究专著、论文多达64种，是集潮州文化之大成者，是当代潮州文化研究之旗手和奠基人。
二、饶宗颐身上的潮州文化精神
潮州文化自成体系，数千年来，已形成了本地域本民系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曰：潮州文化精神。潮州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开拓拼搏的精神，勤劳自强的精神，开放兼容的精神，经世务实的精神，尚学崇教的精神。反映在饶先生身上的潮州文化精神可谓“集优于一身，传承于一世”。
（一）开拓拼搏的治学精神。敢于开拓、勇于拼搏是潮州文化中突出的精神特质，也是所有潮人历来引以自豪的一种传统价值观念。这种精神通常都与海内外搏击商海、拓疆建业、被称为经商骄子的潮州人联系在一起的，而反映在饶宗颐身上却是其开拓拼搏的治学精神。早在他未满弱冠之年，就说过“现在我还是要说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然后由韩入欧，化百炼钢为绕指柔”。17岁时他点勘《延鞫实录》，“对薛中离‘一生气魄，百折不回’这种人格，这种气魄非常佩服感动”。从此他做学问，大有“天马行空”、“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里”之恢弘气势。《禹贡》是当时中国历史地理学之权威刊物，是顾颉刚在北平创立的研究地理沿革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的半月刊。17岁时饶先生的论文《广东潮州旧志考》发表于该刊物上，参与了这一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潮流。18岁时他已授聘于国立中山大学，为广东通志馆《艺文志》的专任修纂。20世纪30年代末，20多岁的饶先生已进入当时的国学研究主流。《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金文平议》、《新莽职官考》、《西汉节义传》、《楚辞地理考》等国学大作，竟出自于年轻的饶先生之手。尤其是《楚辞地理考》，对历代学术名家的著述，饶先生旁搜远绍，补遗订讹，“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还准备与当时的楚辞研究大师钱穆论辩。《楚辞地理考》是饶先生当年之成名作。“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古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童书业序）。这就是饶先生之治学风格，其学术大气，做学问的大手笔，及“发前人所未发”的勇气，无不折射出潮州文化之开拓拼搏的精神。饶先生开拓拼搏的治学精神，总是躬身践履，探本究源。青年时代进行田野考察，饮风餐露，跋山涉水，精力充沛。1980年，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而历时三个月，一口气走遍国内14个省市，实地考察取证，撰写出《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等10多篇论文。
（二）尚学博采的求知精神。尚学崇教是潮州历来的优秀传统，也是造就优秀潮州文化的基础。潮州先贤王大宝有一句名言“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刻画出潮州人自古以来的尚学崇教精神。饶先生正是秉承了潮州文化的这种精神。他说：“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少年时，他父亲的“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饶先生如饥似渴沉醉于这座图书馆里，“所以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家学渊源对饶先生是得天独厚的知识来源，他“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家学使饶先生从小就打下了4个学问基础：一是诗文基础；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他说“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
尚学求知成了饶先生一生中最大乐趣，他不仅精通中文，也精通英文、梵文、希伯莱文、波斯文，又会法文、日文、德文。为了品到原汁原味的佛学深奥的原理，他硬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直至可以朗朗而读。饶先生的知识，“博通古今，中西融贯”，在汉学界可谓“导夫先路”。甲骨文在中国一直是高深莫测的领域，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相当多的字没破解出来。而饶先生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足以与甲骨文研究的四位大师，即“甲骨四堂” 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相并列，而成为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五堂”――饶选堂。治学博而专，很难兼得，而饶先生却能够兼而得之，被称为国学领域里一位集大成者。
（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潮州人敢为人先，经商务实，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不断创造出世人共钦的商业巨子，这种潮州文化精神被海内外所共认。而反映在饶先生身上是无穷无尽的治学追求，永不枯竭的知识源泉，义无反顾的学术创新。他的治学规模之大，要归功于强盛不衰的原创力，养足大气的创造力。许多陌生的“处女”领域，他只身进入开荒播种；荆棘丛生的险峻岳岫，他勇于攀登而成人峰；惊涛骇浪之，他却扬帆自若总是成为领航者；攻城略地，他善出奇兵，解破难阵，旌旗永树。在他一生中，“率先”和“第一个”是他在学术领域里屡见不鲜的词汇。他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率先编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率先研究楚辞新资料唐勒赋，首次发表于日本九洲；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他是治楚帛书之第一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研究《日书》之第一人；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起来研究之第一人；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之第一人；介绍研究潮州瓷之第一人；提出“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作为学科名之第一人……根据胡晓明和姜伯勤等撰文所提及的，在上古史、甲骨文、文学艺术史、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地理学、地方史、文献目录版本学等诸多学术领域，“率先”、“首次”、“第一人”统计起来有100多个之多。可见饶先生治学之尚广尚新尚奇之特点，亦足见他的学术生命力、创造力之旺盛，首创精神之宝贵。
三、研究“饶学”，彰“吾潮之光”
潮州从宋代就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称，人杰地灵，文化鼎盛，宋明尤蕃。进入近代以后，潮人中有才之士层出不穷，颇有影响，饶宗颐就是其中一位堪称国学大师的学者。饶先生可以说是“功不在韩下”之“吾潮之光”。
从韩江走向世界的饶宗颐，治学从艺七十载，“饶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系统的丰富的影响深刻的历史过程。“饶学”，按照郭伟川的概括：饶先生在地方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外交流史所涵盖的学术与艺术上的综合成就，古今罕有俦匹，实为一学术与艺术巨匠大宝库，称为“饶学”。饶学的主要特点：一是门庭轩敞，规模格局宏大。饶先生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空白的。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史前有陶文，先秦有易卜、占卜、历算、音乐、楚文化等；秦汉有五行、官职、道教学、中外交通等；魏晋六朝有文选学、批评史，梵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隋唐有武则天、敦煌曲子词、韩愈诗文；宋元辽金有词学、音乐史正统，港九宋季史料；明清有碑刻、词学、中外交通史、绘画史与书法史等等。从地域上说，除我国本土外，还涉及到印度文字、西亚史诗、东南亚史；从史料来源上说，除我国纸上之旧籍之外，更举凡甲骨、木简、汉砖、敦煌遗书、碑记墓志等，无不搜罗，无不研究。二是尚新尚奇，学术原创力强。他在国际汉学领域的尖端课题研究中名列第一的原创成果计无其数。三是尊经重道，通大义，持正论。他对于古史抱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敬意，“不负如来西来意”，顺应中国文论的脉络，敬惜古义，不疑古、不泥古。四是史识广博，通古今，集大成。这是饶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最为可贵的品质。其文、史、哲、艺之辉煌成就震古烁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浩浩20巨册，洋洋一千多万字，而《饶宗颐教授艺术汇集》也多达12卷。将饶宗颐先生的治学成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系统研究，势在必行。
开展“饶学”研究，对于弘扬潮州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潮州文化之研究，历朝历代未曾中断，然而集大成之导夫先路者唯饶先生。潮州文化是中华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潮州学更是国学之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不论是从历史、地理、民族、民系、人物、文化思想以至史前、古代、近代、现代，饶先生既实事求是释古作论，更求新求变不求苟同。他对潮州文化的研究自成体系，内涵丰富，门类齐全，是当代系统研究潮州文化之第一人。自从他15岁编纂《潮州艺文志》开始，对潮州文化之研究就一发不可收，志、史、论、考、序、传、谱、略，门类繁多，题材广泛，体裁各异，论著数十篇，文字几百万。《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瓷说略》、《潮州宋瓷小记》、《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潮州畲民之历史及其传说》、《潮州历代移民史》、《海阳山辨》、《古海阳考》、《恶溪考》，《广济桥志》、《广东潮州旧志考》、《郭之奇年谱》等等，凡涉及潮州本地域、本民系方面的文化，无所不涉，无所不考，系统详尽，不少论著已填补潮州史志之空白。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并建立了评估和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使之与救亡和革命的主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续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96页）
三、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本土化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固然在传播新知的道路上贡献厥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15]进步学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成果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他们表述了如下观点：
（一）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出发，批判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吕振羽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继承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全面、系统的表述。1940年，他在重庆发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指出：“我国封建文化的成果获得人类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绝地位，对世界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战士要“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而且，“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6]范文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说：“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17]“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18]嵇文甫强调，外来学术文化与本民族优秀学术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才能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现实追求。其核心关注，毋宁说乃是对于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19]侯外庐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学术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中国古典学术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他方面则离开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学术史的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20]。
（二）在吸纳本土史学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充分尊重其他学者的学术成就。1940年吕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态度”去“整理国故”的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也进行过若干有益的工作。”[21]即使在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传统史学仍然是珍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史学风采的长卷式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22]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与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继承性。例如，范文澜虽然有深厚的古学功底，但当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后，“自觉地扬弃了旧学问家繁琐考据的流弊，而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肃、严谨的学风。这种学风，既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罗和严格鉴别，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严密分析与综合。”[23]范文澜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体现了这种新学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自序中指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原则，就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24]当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重新认识和整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四、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 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是密切相连的，1940年就指出，“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造成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所以新文化的大众化必须走通俗化的道路。“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25]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
（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使之方便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中指出：“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目的是编写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民阅读的辩证唯物论读本。[26]艾思奇与吴黎平《唯物史观》（1939年）一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作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唯物史观》曾被指定为学习中的干部必读书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1941年）一文中，艾思奇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视角，强调必须要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侯外庐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1946），力图以科普的形式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命题。这些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撰写了一批通俗性与学术性兼顾的史学作品。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是史学通俗化运动的代表之作，编者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字生动流畅，写得饶有兴趣。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也是普及化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师及略有初步历史知识的读者。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1940年）按年代顺序编辑材料，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著者还对一些文字加按语作介绍和说明。与此相关的还有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这些著述在内容上或取材于古代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敌故事，或取材于当代抗日故事，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体裁上则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用平话编写简明历史课本，用传奇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并广泛运用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形式，大力普及历史知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史学通俗化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28]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出版了《革命岁月丛书》等革命历史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主要面向边区识字少的群众。吕振羽还在《解放日报》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历史常识的专栏文章“常识讲话”，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远古至南北朝的历史，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引起集团一片惊慌之际，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些史学论著少用专业术语，基本以白话文的方式撰成，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减少了很多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这一大众传媒方式，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喜好，融“历史”和“戏剧”为一体，形式生动活泼，还能有效地避开政府的文化限制政策。当时，“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数喜欢看历史剧。戏剧的演出自然不能没有观众，为了迎合观众，就不能不写历史剧。”[29]抗战初期，延安首先上演革命历史话剧《广州暴动》、《血祭上海》、《血祭九一八》、《九一八以来》。身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41-1943年，他先后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大型历史剧。1940年以后，国统区的优秀作品也传到延安，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和郭沫若的《虎符》等，此外还有延安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李纶的《秦桧》、孙震的《瓦岗山》、魏静生的《河伯娶妇》、秦腔剧《人心归闯》、《洪承畴》、《民族魂》等。这些历史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以艺术的形式更有效地给人们以历史教育，不仅使群众学到了基本的历史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突出特征。
五、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叶镬生曾说：“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30]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而恰恰是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31]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众多史家在史学思想的影响下，始终高扬为现实服务的旗帜，总结历史经验以昭示现实和未来，探讨中国社会“合规律性”的发展脉络，撰写了一批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时代精神的史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又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巴勒克拉夫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真正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32]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学术指南，对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性质作全新的解释，把历史看成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并初步建立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绝不只是在概念、范畴等技术性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改革，而且还在整体上引导了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与意识的结构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迈出的坚实的一个脚印。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有些许瑕疵。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史学研究倾向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使得史学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史学“借古喻今”之例多有发生，损害了史学“真实”性；在强调民族文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可以说，这一现象从抗战时期直至以后，与那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纠结并迅速滋长，对后来党的事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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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8篇
寓德育于教学之中，不是新课题，不少学校也曾有过探索和总结。但问题是这项工作难以持久；难以落实。原因有三：其一，不少人认为知识和能力的落实是硬任务，升学成绩是硬指标，而德育渗透是软任务、软指标。大多数教师担心寓德育于教学会打乱正常的学科教学，影响学生成绩的提高。其二，有的教师对“”中读语录、贴标签的做法十分反感，一提“寓德育于教学之中”，就把它简单地同过去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挂起钩来，思想上总“热”不起来。其三，不少教师虽有积极性，但往往不知如何具体操作。长期以来，教师在教学内容的传授、教学方法的设计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教学程式。现在要在教学内容中发掘德育内容并将之灌输、渗透给学生，他们感到“吃力”，特别是理科和外语学科似乎难度更大。于是自然产生了“等一等”、“看一”的想法。所以，在寓德育于教学之中，我们不仅要解决过河的“桥”或“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观念转变的问题。
为此，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从根本上提高教师整体思想政治素质。
其一，认真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文件和教育理论。通过学习教学大纲、教育学、心理学，大家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教育方针，社会主义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书育人的职责，在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上达成共识。其二；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和形势教育，端正教育思想，树立新时期的人才观、质量观。其三，进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教育，做好教书育人的岗位教育，培养责任心、事业心、进取心。其四，进行热爱学生、为人师表的师德教育，树立优良的教风，形成良好的教育群体。
第二，发挥滤育领导小组、政教处、年级组、教研组等组织的作用，协调、促进“窝德育于教学”中的开展，使工作有人抓、有人音，溶在实处。
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政教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指导、检查、贯彻落实《中学德育大纲》，制定和组织实施学校德育工作计划，督查执行《规范》／守则）及校规校纪情况，定期召开年级组长、班主任会议。教务处制定各学科教材德育内容要点细则，制定“第二课堂活动计划”及“第二课堂德育内容”，组织、指导各学科德育功能的发挥。教研组从本学科特点出发，把学科德育功能发挥作为科研课题，常抓不懈。各教学组织协调工作，使学科德育教育落到了实处，得到了保证。
第三，典型引路，逐步推广，努力形成德育工作的良好势头。
没有典型引路，全面实践就难以铺开；没有全面实践，典型引路就失去了意义。在学科德育功能发挥中，我们不搞一哄而起，而是强调扎扎实实。通过及时总结经验，培养典型，带动一片；由点及面，逐步推开。
政治学科的德育载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它来自于生活，又指导生活，对学生形成科学的信念起着重要的导向和奠基作用。传统政治课教学模式令学生头疼，“上课讲条条，复习背条条，考试考条条，考后忘记了”的现象，很大程度上窒息了政治课的生命力。我校政治科组教师知难而进，积极尝试，改革实践，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在课堂教学的改革中，他们注意做到三个字，即“进，新，精”。进----走进学生的生活，了解学生思想实际；新----课堂教学观点方法。
手段新颖；精----教师精讲，讲究授课艺术。改革开放的深圳为政治课提供了“耳闻目睹”的丰富素材。我校政治科组创造了“课堂三分钟热点新闻会”“思想政治小论文”等教学形式，活跃了课堂气氛，很受学生欢迎。
在学生中开展党建工作是更高层次的信念教育。政治科组配合党支部，在高中组建了《》学习小组，对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历史学科寓德育于本学科的特性之中，做到论从史出，古为今用，以史为镜。历史学科德育的载体是历史的事实，它包括三十方面的德育要求。一是帮助学生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得出基本的政治观点；二是帮助学生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三是帮助学生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继承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
从1987年开始，我校历史学科教师对历史课教学进行了改革探索，他们从唤起学生形象思维人手，发动学生制作展示各个历史时代人类生产和活动的遗物复制品，把德育教育融进直观教学之中。如，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了系统地展示指南针从发明到发展的历史和内在的本质联系，老师与学生共同制作指南针演变系列教具。老师带领学生搜集大量的有关资料，根据资料制成图形，从物理实验室找来废弃的磁铁配件等制作出“指南车”到“司南”、“指南鱼”到“罗盘”的指南针演变系列教具。教具制作的过程，不但使学生认识了指南针的意义，而且加深了学生对科学发展有承继关系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解，也使学生认识到古代中国在自然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为中华振兴而学习的强烈决心。历史科的教学改革，受到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的高度评价，并在全市中学推广。
英语科在实施“高速度、大容量”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也十分强调英语课德育功能的发挥。根据英语教学的特点，外语组教师指导学生翻译一些浅显的爱国主义文章和诗词，排演爱国短剧小品。低年级学生用英语朗诵歌颂民族传统美德的儿歌；高年级学生进行《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的英文写作竞赛和英语演讲比赛。一首首爱国颂歌从学生心田飞出，一篇篇爱国的文章从学生笔下流出，抒发出学生对祖国的炽热情怀。教师们根据不同年级的实际情况，编成课外阅读材料，发给学生阅读。在老师策划的“我做导游”的活动中，学生用英语纷纷介绍黄河、长江、长城，介绍优秀的民族文化，介绍深圳改革开放的成就。学生陈琼芳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内容都是中华民族已经或将要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象征、标志，是我们中学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内容。”
物理学科是实验科学，离开了唯物论，离开了实践，就一事无成。老师们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观点，使学生认识“实践出真知”的真正内涵，养成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作风和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不怕失败的优良品质。
数学教师在教学中非常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他们讲负数时，向学生介绍中国是最早使用负数的国家，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讲圆周率时，告诉学生祖冲之的贡献；解二元一次方程，介绍“方程”最早使用的也是中国，在《九章算术》中就已出现；讲几何时，讲国旗的制作与计算，并让学生亲手制作一面国旗。这些都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9篇
唐宋家中，评价最多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一生追摹，时加评说，对他们的散文、诗歌创作，得失了然于胸，认为写唐代或中国文学史，绝不可绕开。
作文以韩愈为师法
凡是到过韶山故居，或对少年读书生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便精心研读过韩愈的诗文。他自己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摸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据他自己回忆，在作文方面，他起初颇为崇拜粱启超那种“笔墨常带情感”的政论文体，但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却劝他改学“韩文”，以增加文章的厚重渊奥之气。遵从业师的规劝，特意买来一本廉价且已破损的《韩昌黎全集》，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精善的《韩愈集》进行校勘、修补，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当时也在湖南一师，与同学的周士钊，后来也回忆说：“对韩愈诗文的词汇、句读、章节乃至全文之旨。皆细心揣摩研究以求完全领会，大部分诗文他都能够背诵如流。”韶山故居博物馆今存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载了大量韩愈的名言名句以及各种释读和评论，均可想见少年的勤勉及好学。
新中国成立后，《韩昌黎文集》仍然是经常研读的书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在阅读《唐书-李汉列传》时批语：“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李汉是韩愈的女婿，深受韩文风格的薰陶，所以韩愈死后，李汉自认身份与逝者最厚最亲，遂收拾遗文，无使坠堕。这对翁婿之间的佳话，被引为文坛的一桩佳话。
自铸雄奇瑰丽词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以接续秦汉之际的文学传统为职志，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却是创新。《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敝世称‘韩文’焉。”质言之，韩愈发起卉文运动，是欲力矫六朝以来内容空澜、浮华绮靡的骈体文风，而提倡文以载道、陈言务去的散体文。为此，评价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
韩愈创作的卉文，众体兼备，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及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但无论哪种体式，韩愈的创作均讲究言之有物，常常自铸新词。而这许多生动的语言和精炼的词汇，迄今仍被人们在书面和口头表达中所引用。的报告和讲话，如《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便引用过韩愈“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行成于思毁于随”、“足将进而越趄，口将言而嗫嚅”等名言。
少年曾说过，“历史二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在这点上，他是以韩愈为前代知己的。
文学史，不可轻视韩愈
对于韩愈的散文创作成就及其局限，有过许多评论。他特别赞赏韩愈的《师说》一文。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在路上，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
另一方面，对韩愈散文创作中的缺失也多所指摘。如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就劳动者而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在看来，韩愈品评人性的角度失之空泛，也是“上智下愚”等传统看法的复制。又如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皆顶礼拜佛的社会氛围中，确有矫正时弊的作用。唐宪宗特别不满该文中“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天促”的结论，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对于这篇名作，在1965年6月20日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唐朝韩愈文童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谏迎佛骨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其实早在韩愈之前，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等人就多角度分析过佛教的坏处。对于唐朝有关佛教的论说历史，相当熟悉，所以他在读《新唐书・姚崇传》时批道：“韩愈《佛骨表》租此。”意思是说韩愈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但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也强调：“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韩愈创作的散文大多有一种雄辩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此种奇特比之樊宗师的艰涩怪僻自然能够赢得更多人的追摹和喜爱。所谓“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是就创作风格和影响力两者而言的。绕开韩愈，唐朝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便无法做到正本清源。
对韩愈诗作的评价：
散文之外，韩愈也是唐代一位著名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不过，后世对其诗歌作品的评价分歧很大，有些人如宋代的叶燮等对其奖掖太过，称“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为鼻祖。”但也有一些人，如沈括、陈师道、王世贞等，认为韩诗乃押韵之散文，背离了作诗的基本要求，对诗的精髓“本无所得”，“本无解处”，而且对后世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直言宋人以文为诗，味同嚼蜡，便是韩诗谬种流传所致。
最最心仪柳子厚
柳宗元(773--819)是与韩愈(768--824)同时，诗文创作作并驾齐驱的文坛巨匠，唐宋家之一。其诗文创作，最为心仪，无论是南征北战，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忙里偷闲阅读柳宗元的各种著作，在这些作品上圈圈点点，反复评说，并多次将柳氏思想、文学加以钩沉引申，古为今用。有专家考证，柳宗元是所论述的古代人物中最多的一位。
读柳文，大约与读韩愈同时，韶山纪念馆保存的他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有许多条目即是关于柳宗元的。后来他的老友章士钊撰《柳文指要》一书，在最初的序里，曾称与同样喜欢柳文的老友时与往复讨论，深受启发。并指出柳文，“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一扫昌黎文无的标、泥沙俱下之病”，而自有新意。
从现存的史料里，常常在与人谈话时引述并称赞柳宗元。如1963年，在杭州一次会议讲话中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叉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陶鲁笳《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而最最欣赏的，是柳宗元的《天对》，《天对》也是最能体现柳宗元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几乎逐一对屈原《天问》所提出的170多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屈原开篇便发问：“日：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柳宗元回答：“本始之茫，诞老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伺为焉。”柳宗元将“元气”视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所以当屈原诘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时，他的回答是：“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屈原与柳宗元相距一千多年，所以柳宗元在撰写《天对》时，充分吸收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最新成果。
对柳宗元的《天对》寄予了很高的评价。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批注历史人物》)。1965年6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在上海》)。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0篇
不少同学在写议论文时，常常感到腹内空空，总觉得没有合适的素材。好不容易想来一个，还不能证明观点。其实，到处都有充足的素材，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如何对议论文进行选材呢？
一、选社会热点为材料。“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考生要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放眼世界，关注社会，关爱人类，这就要求作文的选材也应与时俱进，这样的作文才更具现实意义。世界发展风云变幻，生活中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时事涌现。以这些时事为材料，不仅可以展示开阔的视野，体现对社会、对生活的关注，而且可以营造出强烈的时代气息，使文章富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文章选用的论据应当遵循新颖性原则，选取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论据来说理。另外，对时事热点，我们还要尽量选取那些体现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材料。对这些新鲜材料的运用，可以使阅卷老师在阅读时产生新鲜感，从而得到较高分数。这些时事材料的获取途径主要是广播电视、网络、纸质媒体，因此同学们需要平时的有意识积累。
二、选名人故事作材料。同学们在写议论文时，所选择的论据大都以人物为主。在人物的选择方面，要注意避免雷同事迹。此外，对历史人物论据的选择要有一定顺序。一般情况是按时间顺序。如选择民族英雄为材料，那要首先用岳飞再用文天祥，然后再用郑成功。时间不能打乱，否则会给读者语无伦次之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尽量不要选择非常熟悉的人物，因为可能会与他人选材雷同而导致缺乏新意。特别是熟悉的人物不能详写，因为人物事迹尽人皆知，写得越详细就越啰嗦。如果用略写的形式写一组，使语言构成排比，那么就会是另一种表达效果了。反之，大多数人不熟悉的人物则要详写，因为这种材料属于新颖材料，读者也想知道细节，这就需要详写。
三、选课本内容作材料。在选材方面，有的同学绞尽脑汁也搜索不到合适的材料。其实，我们没必要舍近求远，我们的教材本身就是一个宝库。只要我们充分研读课本和读本上的内容，调动课内材料，也照样能把作文写得意蕴深刻，文采斐然。课内材料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包罗万象。无论是课文里的内容还是作者的经历、精神世界及理想追求，都可以作为我们证明观点的论据。有一点需要注意，小说中的人物不可作为论据。因为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而论据的要求则是真实。
另外，选材要切题、典型。学生作文中常见的一种问题就是材料与论点脱节，以致材料有牵强附会甚至生搬硬套的嫌疑。材料切题也就是要选取最符合论点需要，能为证明论点服务的事实、名言等材料。要做到材料切题，一是要明确论点的内涵和外延，紧扣其本质意义筛选材料。二是要区别不同材料所蕴含中心意义的细微差别，准确选择与论点意义一致的材料。
所谓典型就是指所选事例要有代表性。那些个别的、特殊的、偶然的现象应该摒弃，所选材料是能够“服众”的材料。显然，名人言行、伟人事迹，其说服力自不待言。典型材料还可以选用那种蕴含深刻道理的材料。这种材料要能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某类现象，具有普遍意义。这样的材料不在多而在精，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
【范文展示】
幸福 原来就是一种乐观的态度
曾经读过这样一则故事：在一个小山村里，有一对残疾夫妇，女人双腿瘫痪，男人双目失明。春夏秋冬，播种、管理、收获……一年四季，女人用眼睛观察世界，男人用双腿丈量生活。时光如水，却始终未冲刷掉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幸福。
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幸福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反问：“我们为什么不幸福呢？”男人说：“我虽然双目失明，但她的眼睛看得见啊！”女人说：“我虽然双腿瘫痪，但他的双腿能走路啊！”
这就是幸福，一种乐观、豁达的胸怀，一种左右逢源的人生佳境！
拥有了这种胸怀，心灵犹如有了源头活水，时时滋润灵动的眼睛，去发现幸福，发现美，欣赏美。姹紫嫣红、草长莺飞是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美。荷败菊谢就大煞风景了吗？为什么不用心去品味“留得残荷听雨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优美意境呢？在城市，有霓裳倩影、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的繁华热闹；在乡村，有小桥流水、麦浪滚滚、蛙声一片的淳朴宁静。这就是乐观，这就是幸福。
拥有了这种胸怀，心灵则空明、澄澈，超然于名利纷争之外，感到宁静与满足。身居高位，钟鸣鼎食掌印管符，可谓荣华富贵。人在陋室，“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逗虫鱼养花鸟，自怡心性淡泊明志。拥有一份平常的工作，能感受到生活的平和安逸。“芙蓉如面柳如眉”，是先天的骄傲；“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浸润，更能使你出类拔萃、卓而不群；即便是遇到挫折“行到水穷处”，也要坦然地迎难而上，潇洒地“坐看云起云涌”。这就是乐观，这就是幸福。
拥有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幸福的支柱。而幸福是乐观抵达的目的地，要想自己幸福，就要首先具备乐观的精神。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它：拥有一个正确的视角，你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美好。让我们像那对夫妇一样，拥有这种生活态度，去发觉美，发觉幸福吧。
（选自《全国优秀作文选》）
【可圈可点】
文章题目拟得很好，具有哲理，它不但点明了文章的中心，还能让读者很快地入题。该文结构清晰，文章由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哲理故事切入，然后旁征博引，用有力的说理论证，再次归结出“幸福原来就是一种乐观的态度”的论点。文章采用许多优美的词语，引用了大量古诗文佳句，语言颇具文采，说服有力，是一篇很成功的文章。文章论据充分而有理，既有事实论据，又有理论论据，并能灵活运用对比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
【更上层楼】
议论文的叙事是为论点提供论据的，在写作上不能等同于记叙文的议论，要能考虑文体的特点，叙事概括、准确。本文就注意到这一点。为了提高文章的说服力，还可运用一些真实的事例来说明道珲。
【范文展示】
长处是把双刃剑
如果说，你会因为你的某个短处而遭遇到一些失败，这句话你肯定不会反驳。但如果说，你的长处也会让你因此获得灾难，你肯定不会赞同。其实，长处还当真不一定只给你带来幸运。
我们在小学时都学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故事中的东郭先生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好人。当他看到一头逃亡的狼时，禁不住狼的苦苦哀求，他仁慈之心大发，帮助狼躲避了猎人的追赶。但他的仁慈在这里却让他差一点儿丧命：猎人走后，狼执意要吃掉他。仁慈无疑是一个人在品德上所具有的长处，可是这个长处这次没有给他带来幸运，而是带来了灾难。幸亏农夫及时赶到，智除恶狼，才使我们的好心人幸免于难。看来，如果长处使用的场合不对，倒有可能害了自己啊。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了完成刘备交给的大业，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勤政、谨慎是他的一大长处，但他的这个长处有时却使用过了头：“事必躬亲”。大小事务一概过问，终因费心太过，在五十四岁的年纪便去世了。设若他的长处不是过度使用，该自己干的自己干，该属下办的事自己不用躬亲，说不定他还能多活几年，蜀国也不至于那么快灭亡。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秀”是那棵树的长处，但“秀”很可能为那棵树带来“风”的侵扰。俗话说：“淹死的多是会水的。”会游泳是一个人的长处，但这个长处也为被淹提供更多的机会。还有句成语这样讲：“玩火者必自焚。”玩火者必是知火性的人，这可以说他的一个长处吧，可是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使自己受到火的袭击。
由此看来，长处真是一把双刃剑啊，当剑的一面利刃对着敌人时，另一面利刃却对着自己啊。所以，同学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了某个长处，就可以拿来到处炫耀了。在使用自己的长处时，大家一定要像用剑一样：学会利用对着敌人的那一面利刃，同时也要小心对着自己的那一面利刃啊。
（选自《优秀作文点评》）
【可圈可点】
本文是一篇观点新颖的议论文，平常大家只看到长处的优点，却忽视了长处也有缺点，作者这篇文章就让大家改变了这种看法。文章在题目中就提出中心论点，开头提出中心论点，结尾归结中心论点，使得全文首尾照应。文章能做到既摆事实，又讲道理。作者分别举了东郭先生和诸葛亮在自己的长处上栽跟头的事例，进行了有力的实例论证。为了弥补论证的单薄，作者又在倒数第二段引用了俗语名言进行说理论证。作者在结尾处再次点题：长处是一把双刃剑，并告诫大家要正确使用自己的长处。文章中心明确，结构严谨，说服有力，是一篇很成功的考场作文。
【更上层楼】
东郭先生因“仁慈”而险些丧命；诸葛亮因“事必躬亲”，使自己过早离世，也加快了蜀国的灭亡。两个事例是证明作者观点的事实论据，两个论据有力地证明了全文的中心论点。两个故事一是历史名人故事，一是出自小学课文。但两个故事虽然经典，却缺少一点时代气息。如能选取近年的社会热点素材，文章时代色彩会更浓。
参考答案
《假如人类消失，地球将会怎样》参考答案：
1.考查对说明文语言特点的分析。作答时，一要表态，二要定性，三要解说删去后句意的变化，四要点出说明文语言的特点。示例：（1）不能删除。“几乎”表限定。在文中的意思是30年后大部分的民宅都会成为废墟。如果删除，则成了30年后所有的民宅都会成为废墟，过于绝对，体现不出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2）不能删除。“绝大部分”表限定。在文中意思是100年后极大一部分与人类经历有关的记录——书籍、相片、电子数据也将统统消失。如果删除，则成了100年后所有的与人类经历有关的记录一书籍、相片、电子数据也将统统消失。过于绝对，体现不出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2.考查对说明方法的辨识及其作用的分析。这就要求考生透彻了解几种常见说明方法的主要特点及作用，然后根据设问及文段的相关内容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找出运用的说明方法后，再根据该说明方法的作用并结合文本内容来回答。示例：运用列数字的说明方法，准确说明了各种人类文明消失的时间。
3.是一道发散创新题。它综合考查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就要求考生在深刻领悟文本的基础上，根据文章内容进行合理性的推断和大胆想象，然后做出具有个性化的答案。示例：人类给地球带来的文明不是永恒的，除非人类是永恒的。
4.也是一道发散创新题。它既考查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又考查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还考查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答题时须对阅读材料有准确的把握，然后充分调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再迁移到文本中来；并结合实际进行推断和想象，力争发表出具有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的观点。示例：除了火山爆发，夜晚时地球一片黑暗；人类电视节目的破碎而微弱的信号几十亿年后可能在外太空传播。
《奔跑的母亲》参考答案：
1.本文在结构上采用倒叙的手法，先写肯尼亚的一名农妇切默季尔竟在高手如云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得冠军，然后详细叙述其走上冠军之路的“成长”历程。开头设置悬念，容易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2.去练习马拉松，以求取得好名次，攻取不菲的奖金，供孩子们上学。3.她还是少女时，曾被教练相中，但因种种原因未果，这说明她具有一定的马拉松运动的先天素质；攻取不菲的奖金，供孩子们上学，是她奋力拼搏的动力；坚强的意志是她取得成功的关键。4.“场下一片哗然”是因为“她的话太不合时宜，有悖于体育精神”；“瞬间，场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人们知道这位母亲为“那7000英镑的冠军奖金”而拼搏的原因，人们被她的言行所感动。5.一是说是一位母亲创造了这一体育奇迹，而这位母亲并不是一名职业运动员；二是体育奇迹的缔造者是因为其出于母亲的爱才去勤奋训练，努力拼搏，奇迹的创造与其母亲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榉树》参考答案：
1.榉树。2.一是直接引出本文的说明对象，并点明其是身价最高的木材；二是故事导入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有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大意相同即可。）3.不能删去。这棵榉树是不是国内最大的一株榉树并不能确定，只能说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株榉树。“已知”一词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4.榉树还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其树皮、树叶都有重要的药用价值。5.（1）此句运用了列数字的说明方法，通过具体数据说明榉树材质重的特点。（2）此句运用了举例子的说明方法，通过《本草经集注》记载的例子，说明榉树叶也有药用价值。
《说“徽”》参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