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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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基本理论

(一)综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色当数由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着,辛德勇译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选自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该书出版于1977年,1987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以下正文中简称《论丛》)正式创刊以后,辛德勇从中选译了10篇文章,先后发表于《论丛》1987、1988和1989年各辑(《历史地理学的构成》,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革新》,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辑; 《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历史地理学的复原理论与说明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 《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一)》,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二)》,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历史地理学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历史地理学的时空连续型叙述理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这些文章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出发,全面总结论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构成、逻辑结构、知识类型、叙述理论、复原理论、说明理论及其基本概念的革新、本质理论的多样化和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等诸多基本问题,使国内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的认识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在《历史地理学的构成》一文中,作者认为广义的地理学可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两大类。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所谓过去的地理就是人类集团无数次不断改造其空间组织的实况,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种历史的空间。历史地理学从时间的角度可分为史学地理学(prehistoric geography)和狭义的历史地理学,史前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人类产生以来到文献记录出现以前,狭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是文献记录出现以后到现代地理形成以前。从资料的角度可分为遗迹历史地理学(relict :请记住我站域名eography)和文献历史地理学(philological geography)。从地理知识的角度可分为系统历史地理学(systematic historical geography)和区域历史地理学(reg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的资料是历史性的,方法是地理性的。在《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的多样化》一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本质理论研究贫乏的原因是由于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本质是一致的。多数历史地理学着述中省略了其本质理论。这些本质理论包括环境论、景观论、区域论、分布论、图形论等,其作用在于从不同侧面揭示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支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全过程。在其他诸文章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逻辑结构主要有三种即作为人文科学的综合描述特性、作为自然科学的探索理论规律特性以及作为理解科学的理解、解释特性。历史地理学的复原方法主要是逆行法(regressive method)和倒叙法,逆行法的出发点是历史文献记录丰富而清晰的时期或现代地表。

历史地理现象的说明理论包括因果论、概率论和机能论。其叙述形态包括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和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绝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又可分为次一级的地理历史型、时间断面型和空间进化系列型,相对空间的叙述形式只有一种类型即时空连续型,历史地理的研究最终要完成于叙述,不仅要叙述客观历史地理事实,而且要叙述研究者主体所认识的历史地理映像。其中《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是一篇较有新意的文章,该文分两部分分别发表于《论丛》1988年第4期和1989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包括(1)实在世界(real world)的知识;(2)抽象世界(abstract world)的知识;(3)知觉世界(imagined world)的知识。如古代官道经由某一平原的哪些地方,这是实在知识;而古代官道在穿过平原时一般是直线,则为抽象知识;至于古代的人们如何观察这一平原以及利用当时的技术和资料怎样把官道修建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则为知觉世界知识。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各类知识的性质和机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文章也被介绍进来。加拿大学者L. 格尔柯着、段塔丽摘译的《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美国学者Carl. O. 索尔(Sauer又译作邵尔)着、姜道章译的《历史地理学引论》(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英国学者迈克尔·威廉斯着、马宝建、雷洪德译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等论文相继出现在国内刊物上。格尔柯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充分运用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在自主的认识模式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活动当成人类思想的体现加以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历史观”并未将历史看成自主的认识模式。由于历史学的认识方法具有自主性,因而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应更多地注意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同时,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离开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研究时应将所有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将历史学充分地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科,以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机会,使地理学者运用适合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变化问题。索尔从批评哈特向对地理学本质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等问题。他认为地理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文化 史的一部分,地理学研究生活方式的区位,历史地理学必须注重区域研究,人文地理学即文化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关注整个人类时间,档案和实地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很重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包括地理变迁、人地互动关系、聚落的地点和类型,以及文化区等。迈克尔的文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独特子集的出现,并讨论了它的发展过程:首先讨论了它的开始是植根于北美的资源保护和知识史,其次讨论了它的伦理演化和基本要点,最后讨论了它更具国际主义和跨学科性的关于自然中的人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主要是人类学的)和议程。第二部分考察了主要历史和文化地理学家对环境史所提出的更大的人与自然的争论的贡献。着眼点主要关注四个研究领域:(1)地球的变化和改变,(2)全球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3)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4)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争论对于两个学科的意义、共性和挑战。结论是两个学科在“场所故事的叙述”中有许多互相帮助和学习的东西。以上诸篇文章对于国内历史地理学界了解国外历史地理理论的研究状况大有裨益,同时也补充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此时的研究主要有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概述》(见《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和史念海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其中侯先生的文章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外学者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所作的突出贡献,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附带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借用历史学和地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史先生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传统历史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上对于沿革地理知识的需求,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及早期舆图的出现,并揭示了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和作用及其和沿革地理的关系。除此之外,阙维民《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特性》(见《热带地理》1996年第4期)通过对大量西方历史地理文献的分析,借鉴西方的理论,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分析,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1)静态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2)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3)简单的过去历史时间和过去、 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历史时间。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其时间系统包括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9年第1期)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已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专着性的理论成果不是很多,主要有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版)、韩光辉的译作《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阙维民的《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专着或教材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所总结和推进,如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90年版)、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理论(学科)体系 张步天《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及若干说明》(见《地理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是一篇较有新意的集大成之作,该文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共三层44项),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应包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两部分,从研究实践考察,后者应包括描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应用历史地理学三大系列。显示了各研究内容之间合理的层次关系。此外他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研究》(见《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除对其上一篇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外,还认为认识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是认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那种把历史地理学划入人文地理学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时限方面,赖琼《史前地理——历史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社)》1995年第3期)一文针对历史地理研究上限的分歧, 指出没有源头的历史地理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地理学,它研究的范围应该包含史前地理(原始社会时期地理)。史前地理研究虽然困难,但可以借助其他学科如史前环境考古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进行研究。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总结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演变性、结构综合性与有用于世的目的性,前三点也与构成其研究内容的空间、时间、部门(专题)三大要素相对应,其理论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诸分支外,还应包括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

(三)研究对象 苏联学者B. C热库林着、韩光辉译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认识发展史》(见《历史地理》第8辑)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其它基本理论问题。国内学者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或称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科学,包括未经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景观、人类施加了影响和作用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建造的人为景观;文化景观以人类活动为景观营力的全过程,是将时间和空间与人类活动相结合的科学,以此有别于没有人类活动营力的古地理学,时段很短的现代地理学,以及无实证而难以检验的未来地理学。

(四)研究方法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探讨历史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理论方法的文章开始出现。刘沛林、吴宏岐的《遥感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论述了遥感技术对历史地理学问题的揭示效果/!/及历史地理工作者掌握和运用遥感方法的可能性。侯仁之先生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见《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思想的启示下,阐释了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球表层学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相关理论问题。随后先生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4期)一文中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了地球表层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的系统 研究,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相互汇合点,更是历史地理学发挥作用的地方。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传统的历史法和地理法,但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强调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创新的动态过程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等。特别是要借鉴钱学森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保证历史地理研究的顺利完成。朱立巍、马耀峰《地学新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探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3年第3期)针对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引入地学方面最新技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进行了探讨,并对在编绘历史地图中引入数字地图技术、地学图解、虚拟现实等具体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地学新技术应用于历史地理学越来越显其可行性和优越性。李久昌《试谈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见《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随着经济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和研究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化,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凸现出局限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在科学哲学和系统科学的指导下,运用最新科技手段,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历史地理学问题。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运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及民族民俗学调查资料是最基本的研究办法;地理学的野外实地考察方法,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订正文献资料的谬误,也颇具重要性;现代化新技术如孢粉分析、C14年代测定、航片判读等也广泛运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在具体论着的写作论述之中除了传统的定性描述法外,定量分析与图表法也成为学者们常用的方法。曹诗图《“史地结合”的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9年第1期)则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论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理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史地分离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反思,认为史地综合研究有助于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史地结合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此外,日本学者菊地利夫着、辛德勇译的《略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不同及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名之为环境、区域、景观或者场所等等的空间,这一点对于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相同的。可是从方法论上看,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却是不同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是由研究者从外部来观察和认识研究对象,因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空间内客体对客体的关系。与此相反,人文主义的研究则是主体对主体的研究,研究者通过了解场所内人们的感情、心理、习惯、思想和目的而进入同一生活世界,然后根据他们的体验和行为来解释、理解他们所展现或创造的景观或场所。 (五)学科性质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尹国蔚《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评议》(见《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分析了近年来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各种争论及其中蕴含的四种矛盾,提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应再局限于历史的、地理的或边缘的束缚,应提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的口号。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认为尽管历史地理学界已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应该属于地理科学,但实际上其却多作为历史学的专门史而存在着。并分析了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状态的形成原因,并希望经过长期努力,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孙天胜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见《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该文从学科属性、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剖析了历史地理学科命名上的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六)研究意义及影响 蓝勇《现代历史地理学给历史学的新启示》(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从世界形势及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现状出发, 通过诸多个案指出历史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应该相互交流,历史学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思维模式,改变那种把自然逐出社会,把环境逐出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90年代初李映辉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见《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形成了对照,该文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地理学对丰富和完善历史学科的作用。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对此问题也有论及,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兴旺发达,不仅对孕育它成长与发展的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有重大的学科推动意义,而且对当前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5期)针对新世纪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形势,指出以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史实依据与理论支持。现在更是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发挥特点优势、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借鉴新的研究手段、加强相关学科协作,走综合研究道路,才能既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又能对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二、分支学科理论

(一)区域历史地理 较早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理论问题的是侯甬坚,他在1992年至1994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其中《空间地理规律对区域(中国)发展过程的影响》(见《人文地理》1992年第3辑)一文认为地理学上的空间地理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明显影响。并分析了这些规律的分项表现特点及其对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纬度地带性具有连续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东西延伸、南北过渡;经度省性具有离散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沿海排布、东西互通;垂直地带性具有层次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古代中国的区划思想与区划实践》(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3期)总结了区域概念的用词和词义的演进,指出了古代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依方位划分、依气候冷暖划分、依地形划分和依天文限度(天区)划分。分析了行政区划的三种原则:总括人口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和便宜赋税征收原则。并大致划分了区域的类型和层次。《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1期)指出本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的历史地理四分法传入我国,某些论述曾勾画出“区域历史地理”的轮廓,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新四分法后,才确认其属于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有益成果,也是中国历史地理日益走向成熟的证明。目前其研究方向和方法在于,从分区、分类、分级和空间发展过程两方面构成时空连续性研究,形成高度综合的区域发展系统。1995年他又出版了《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对区域历史地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地探讨。此后,鲁西奇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专论历史地理的“区域”问题。其中之一《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哲)》1996年第6期)指出“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范畴,地理学考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区域性。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划分与设定应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应注重区域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建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环境系统。(2)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变化规律。(3)总结区 域开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另一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2000年第2期)进一步揭示了地理环境、政区、经济类型、移民、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这种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及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思路。对这种剖面的考察可以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方面展开。不久,朱圣钟《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见《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系统地探讨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区域”是一个具时空特性的四维空间实体,在进行区域划分时必须遵循自然性、历史性、完整性、现实性和人文性五个原则;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时期特定地区内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理环境,它具有区域性、环境性和历史性等特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采用得当的方法;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见《北京大学学报(哲)》2001年第1期)一文也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讨,特别是对英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常用的横剖面方法和文化生态学方法进行了评价和中西对比。并就开展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韩光辉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国土规划》(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5年第1期)则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探索历史上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规律和它对国土规划与整治的巨大作用出发论述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意义。

(二)历史农业地理 历史农业地理学自史念海先生倡立以来,至今已成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了十几部,但其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是较早论及此问题的几篇论文之一。该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1995年,陈国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学科发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指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要与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借鉴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系统分析和区域模型研究,同时要利用新技术,节省文献检索时间,提高研究效率。《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刍议》(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当前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理论建设落后、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方法陈旧等,并对今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层次结构和理论体系》(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一定自然、 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地域类型及其发生发展特征;探讨古代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和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人口增减、垦田盈缩、水利良窳、农作物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特征以及农业区域的形成和农业就够变迁的地理规律等。研究内容主要有土地开发和利用、历史农业生态地理、历史农业部门和作物地理、历史农业生产类型与农业生产区等方面。其层次结构从纵向看包括历史农业地理资料收集、历史农业地理具体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理论研究。从横向看与地理学、农业学、文史哲、历史地理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历史农业地理理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理论、历史农业地理学哲学等三大系统。此后直到2000年李令福又发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具有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农业布局的变化发展性、农业生产的结构演变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

(三)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文章较少,20世纪90年代仅有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一文,该文认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的地理特征及其变迁规律。是探讨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当代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景观和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地理背景和成因的学科。各种文化现象和事物包括各种文化和各个地区文化的起源、扩散、传播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区域的形成、伸缩转换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剖面结构和变迁的地理规律等。其研究内容包括文化区域的地理差异及其结构特征、历史文化景观、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02年,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见《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历史,总结了两个特点: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着述不断出现,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更加突出。指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上的两重涵义: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内涵,即文化因子,除包括学术文化分布、宗教文化分布、婚姻形态分布、俗乐区域分布、人才分布、民歌分布、民风民俗总体差异、方言外,还应包括人种体质特征差异的分布、艺文分布、丧葬分布、人类衣、食、住、行的特征等;二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层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地区的文化差异;一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并界定了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即区域内各文化因子的复原和这些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强调物质文化在历史文化分区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要注重历史上人类先天心理和生理对文化的影响,指明加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加强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研究中的重要性,重视人才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倡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特别要注重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感受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作用。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3期)一文与前面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表述有异,他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 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其中二者或三者共同构成的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历史时期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方法的运用。

(四)历史城市地理 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和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2年第5期)一文名为谈古都,实为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的初步探讨。该文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结合、古今贯通”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提高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理论水平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古代都城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揭示古代都城与城市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特点,二、研究古代都城与城市各职能区域空间分布和组合结构状况及其在历史时期之变化。并从地理环境特点与社会变动等方面探明其原因。三、深入探索古代都城与城市之总体规制、外部形态及其和历史文化(其中包括地域文化)之关系。具体方法可运用:地理环境与城市布局复原法;微观地理特征与宏观地理形势研究法;地理环境变迁与古都、古城镇变化发展相互关联综合分析法;城市结构、形态分析与历史文化内涵开掘向结合的论述法。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3年第2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城市,即研究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组织及其演变规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根本特性是区域性、综合性和时序性。历史城市地理学来源于地理科学和城市科学,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五)其他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见《历史地理》第10辑)、朱士光《论历史自然地理学在当前自然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刘理《教育历史地理研究刍议》和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见《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对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教育地理和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提出了“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新概念。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提出了“绿洲学”的新概念。这些都是对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理论的新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新发展是出现了对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探讨。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上官鸿南,他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试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人地关系问题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矛盾关系充满了辩证法,正是历史地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人地矛盾主要是人口与土地环境的矛盾,影响这一矛盾的因素有:生产技术、土壤肥力、土地利用方式、作物传播、土地性质及自然方面的气候、雨量等。在军事行为中,人地矛盾主要表现为军事活动家对地理条件的灵活运用。因为战争胜负必须通过一定的地理条件才能进行,而为了取胜就必须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揭示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2000年,赵淑玲发表《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与现实反思》(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一文,对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和近代“人类中心论”的人地观进行了反思,探讨了目前人地矛盾的历史原因。指出人地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人类依赖自然、征服自然、保护自然的过程。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后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对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揭示了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并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人地关系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专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较早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是北京大学的韩光辉,1994年,他发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思考》(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一文, 揭开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序幕。该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其任务是从发生学的观点出发,通过重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状况及其历史演进序列,科学地阐述这一关系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正确地认识全球人地系统的过程和现状,揭示当今人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任务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历史地理学即是为这一任务服务的。随后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一文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实质。离开了对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探讨,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韩文的表达异曲同工。而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到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注意到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注意到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注意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其中对人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与其他学者多从消极作用论述不同,体现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应持的客观态度。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注:

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4年再版。

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院士文库”丛书,1994年。

③Robert E. Dickinson,The Makers of Geography,England:Frederick A.Praeger,(1969).

④Alfred Hettner,Die Geographie:Ihre Geschichte,Ihr Wesen Und Iher Methhoden,Ferdinand Hirt in Breslau,(1927);又(德)A·赫特纳、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1—172页。

⑤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Photo-Lithoprint Reproduction,Edwards Brothers,Lnc.,(1964),PP.184-5.188.[按R.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一著最早于193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第29卷第3、第4两期上全文连载。此后于1946年单独出版;1949、1951、1956、1958年再版了四版;1961、1964年又由科学出版公司(The Science Pressprinting company)修订了两版。]

⑥"What is Historical Geography?"in Geography,Vol.17.(1932),39-43.

⑦H.C.Darby(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

⑧W.Gordon East,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London:methuen,(1935,1943,1948,1950,1956,1962,1966,1967);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Thomas Nelson & Sons Ltd.,(1938,1965,1967,1994).

⑨Carl o. Saure,"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

【关 键 词】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No. 1,(1941).

⑩Ralph H.Brown,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ourt,Brace and Company,Inc.(1948);又有秦士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内部读物”,1990年2月再版。

①①Derwent Whittlesey,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Century-Crofts,Lnc.(1949).

①②阙维民:《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227—240。

①③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四论》,第138页;原载《新建设》第2卷、第11期,1950年。

①④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73—80。

①⑤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系分会上的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①⑥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1—5。

①⑦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106—110。

①⑧John Radford,"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16,No.1,(1990),PP. 1-2.

①⑨ ③⑩A.H.Clark & J. Patten"Editorial"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 (1975).

②⑩谭其骧“序”,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7页。

②②如《法国历史地理》(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GeographieHistorique de la France,Paris: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88)一著,1994年成为“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第21种Xavier De Planhol & Paul Claval,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②③Weimin Que,"Historical Geography in Chin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1,4 (1995),361-370.

②④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②⑤笔者认为“交叉研究”与“边缘研究”一旦成为学科,则应统称为“综合学科”。

②⑥Carl o. 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 (1941),17-20.

②⑦谭其骧先生曾经“在80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

②⑧V.I.Vernadsky,"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ce ,33 (1945),1-12.

②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第22页。

③①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求是》,7(1993),29—32。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4]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M].唐晓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新世纪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兰勇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1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人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方言>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舆地纪胜>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高丽记>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它的成果往往仅被视为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而已。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传入,逐渐冲破了舆地学的藩篱,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地理现象,并探索这些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这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就应运而生了。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的禹贡学会就是有志于开创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自费筹办的《禹贡》半月刊既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更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人才,但不久因日寇侵华而停办。

历史地理学得到充分发展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则是解放后的事。当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以前,历史自然地理因其阶级属性不强而有所发展,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含历史经济地理)因受苏联影响而呈一枝独秀式地畸形发展,某些分支只能依附于经济地理而苟延残喘;但人文地理长期被视作伪科学,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内容的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遭了殃。所以,真正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基础理论研究、新领域开拓、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以及结合四化建设的专题研究等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即20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所取得的。

关于学科的性质,五十年代以来即展开了学术讨论,并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提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等观点,均成一家之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对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探索,八九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展。黄盛璋对绿洲学、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周振鹤对历史政治地理学、韩光辉等对历史地图编制理论、李并成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王振忠对历史社会地理、龚胜生对历史医学地理学、王社教对历史农业地理学、雍际春对历史文化地理学、赵海军对历史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各分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学科基本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顾颉刚、章巽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部分)出版于1956年,开我国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作为主席1954年交办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历时三十余年而于1988年才出齐的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切历史地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奠定了本学科牢固的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以及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相继问世;区域性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也形成风气,已出版的有北京、广东、西安、上海四种。规模更大、门类更全、内容更精彩的《国家历史大地图集》正在出版之中,预计这将大大推动本学科的全面发展。二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三十年代臧励?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远远适应不了需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撰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是目前最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广东、浙江、湖南三种。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在这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三是通论性、总结性与区域综合性著作的不断涌现。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十一种,主编或第一编著者分别是:史念海、邹逸麟、马正林、王育民、施和金、陈昌远、张步天、韩滨娜、李恩军、张全明、陈代光。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2001年初出版的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由多个专业单位协作攻关,集众人之长,是学术界成果的总结之作,比上述通论性著作更具权威性。至于区域性综合性研究的,则至少有关于黄淮海、河西走廊、荆楚、东北、苏北的五部专著问世。

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兴旺和成熟,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大家,顾颉刚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学的开山祖,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则为历史地理学三大家,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继承人,从而围绕他们逐渐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研究历史地理的中心。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进展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它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谭其骧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分支领域的前期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同时又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张家诚、龚高法、张丕远、刘昭民、满志敏等学者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关于历史上水体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仅有关黄河历史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便有十余种。关于长江、珠江、海河、淮河变迁历史均有专著问世,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洞庭湖、鄱阳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谭其骧对海河水系、史念海对运河、邹逸麟对黄河、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林汀水对辽河水系、王守春对塔里木河、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傅林祥对黄浦江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太湖、杭州西湖、巢湖、鉴湖、广德湖、白洋淀、文安洼、梁山泊、居延泽、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因五六十年代国家某些政策失当,造成一些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甚至沙漠化,谭其骧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 、侯仁之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植被 、陈桥驿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 ,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于希贤、朱士光、赵永复、陈育宁、景爱、王尚义、邓辉等继踵其后,在研究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连串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总之,环境变迁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热门课题,今后将长盛不衰,象蓝勇关于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 、龚胜生关于两千年来瘴病分布变迁 这样的研究,基础扎实而立意新颖,昭示了这一领域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进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1979年期间人文地理研究在中国实际上已被列为,因而历史人文地理也难逃厄运。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谭其骧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因领域众多,宜分八个方面加以总结。

1、历代政区研究

这是传统的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反映了这一方向。七十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作者李晓杰、靳润成)问世。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

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论文涉及郡县制、侨州郡县制、路州县制、府制、行省制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州县等第变迁、政区改革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 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 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 ,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2、历代疆域研究

解放前,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蒙古、东北、、云南、台湾、海南、、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象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

3、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成果蔚然可观。当然,""及其以前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绝大多数,近二十年来始在学术深度上进展较快。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八十年代提出"历史农业地理"概念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许多青年学者纷纷以此为研究方向,因而有关成果层出不穷,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已出版断代农业地理专著3部、分省历史农业地理专著近10部。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她的近著《辽金农业地理》是对学术事业的又一奉献。吴宏歧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象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 。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和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马雪芹、陈国生关于清代两湖、两广、陕西、河南、云贵等省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覆盖范围当今16省。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呈现一番繁荣的景象。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赵永复对河西走廊、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司徒尚纪对广东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黄盛璋对矿冶业、赵松乔对种植业、李为对造纸业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4、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这项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三部 、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 、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 ,葛剑雄《自选集》内这方面的精辟论述亦复不少,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吴松弟对宋代福建、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5、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据权威学者分析,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象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年),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 。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 。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侯仁之文集》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 。

6、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象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有人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 ;陈可畏对城濮之战和垓下之战作了重新研究;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李之勤对秦岭交通、刘希为对隋代交通、王?等对元代各行省站道、杨正泰对明代驿站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代表了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7、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堪称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

8、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则是这方面最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七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王成组、赵荣;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向李约瑟难题子课题进军,体现了良好的学术方向。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作者分别是孙冬虎和华林甫),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来部、论文约270篇、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世纪初著名的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982年)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校注本问世(1985年)。学者们对《禹贡》、《山海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资治通鉴》胡注、《读史方舆纪要》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特别是胡阿祥对《南齐志》、赵吕甫对《新唐志》、施和金与徐规对《宋史·地理志》、冯永谦与张修桂对《辽志》的证校补纠,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正也均系力作 。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但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1986年)、马王堆地图(1973年)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甚至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 。

四、展望未来

历史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 历史地理学 进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赋予的契机,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世纪中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应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①,我们不揣浅陋,以与上述问题关系密切的内容为重点,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的若干进展进行简要回顾。或挂一漏万,或有失偏颇,祈望方家指正。

一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是沿革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倾注了大量心

血,收获颇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鸿篇巨著②,以地图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乎。一些地区性历史地图集的相继出版,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③、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④、司徒尚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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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细述,内容参见《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7年。

③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④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的《广东历史地图集》①、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②、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的《山西历史地图集》③等,也是地区性沿革地理研究日臻深入和完善的综合体现。用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朝代或地区性政区隶属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其中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④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⑤以及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⑥等,这些论著基本上理清了相关时期疆域内县及以上政区的析置、易名和改隶的时间,以及政区的统属关系。王仲荦《北周地理志》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⑨、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⑩、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⑾等专著均属断代政区建置和地区性政区沿革通论的研究成果,它们除了讨论政区沿革这一基本现象外,还涉及到有关政区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因素。而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力量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也将于不久后面世;该图集由30余个图组组成,集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于一体,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疆域政区变迁与历史地图编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

历史气候一直是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1920年蒙文通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⑿是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研究的最早文献。1925年,竺可桢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⒀两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近代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以后至70年代初,中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在他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如徐近之、文焕然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们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的历史时期气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竺可桢集他多年研究之大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⒁等文章,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出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该序列重建过程中的原始证据使用问题提出了不少怀疑⒂,但此后的许多研究成果证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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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

②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山西历史地图集》,太原:山西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④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⑤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⑥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⑾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⑿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20年第3期。

⒀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57、58—68页。

⒁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2—425、475—498页.

⒂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

⒃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一一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21卷第4期,第311—317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研究,也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手段也从原来单一的文献分析迅速发展为文献资料与自然证据(如孢粉、树轮、湖泊沉积、冰芯等)并举分析与集成。如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温暖期的深入探讨①,张兰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探讨②,满志敏、张修桂等对中国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变化、唐代气候及中世纪时期前后的气候特征分析③,张德二关于中世纪暖期的研究④,王绍武等利用综合对比和按面积加权方法建立的中国及东、西部过去1200年每50年温度变化序列⑤,以及一些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所重建的区域干湿与降水变化⑥,等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⑦更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图集,其中全国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早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过去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代用资料而被广泛引用。特别是张丕远等对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法⑧的探讨,重建的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⑨,以及近年葛全胜等对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的定量重建与气候变化规律的集成分析⑩等,大致代表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研究的基本趋势,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领域的研究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灾害有干旱、洪涝、地震和降尘等,又以旱涝的发生频率最高。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各省(市、区)的气候灾害部门,不但系统整编了各省(市、区)的旱涝等自然灾害历史记载,而且还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个例、旱涝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及早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而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合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⑾也是我国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张德二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所建立的公元300年以来中国降尘频率曲线及其对降尘变化规律的研究⑿也是本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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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张兰生:《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③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近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分期》,《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满志敏:《中世纪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19卷第1期。

④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3卷第1期,第7—15页。

⑤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10卷第4期,第325—332页。

⑥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67—75页;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旱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早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1—9页;张德二、刘传志:《中国东部6区域近1000年干湿序列的重建和气候跃变分析》,《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卷第1期,第1—11页。

⑦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⑧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祥定:《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年。

⑨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⑩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幅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卷第2期,第166—173页.

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⑿张德二:《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1984年第3期,第278—288页。

三 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较为集中和深入的是历史地貌过程和历史生物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①是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总结性成果,为此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曾昭璇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历史地貌学浅论》②一书,为历史地貌学创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地貌过程研究以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沙漠与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富有成果。在历史河流地貌方面,研究较多的有长江、黄河、珠江、海河、塔里木河等③,其中尤以黄河最为深入,论著也枚不胜举。如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④、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⑤以及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⑥和《再论黄河河源问题》⑦、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⑧、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⑨、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⑩等,为现今黄河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历史湖沼地貌方面,研究较为集中的有西北地区的居延海、罗布泊、青海湖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七里海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⑾。通过数十年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历史海岸线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海平面迅速回升,海岸线大幅度向内陆推进,沿海地区因海面升高而广泛受到海侵的影响,全新世暖期和历史时期的中世纪暖期我国存在高海面,沿海地区受海面上升影响强烈⑿,为估计未来海平面变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沙漠与黄土地貌方面,侯仁之、史念海及其后的王守春、朱士光等分别在沙漠变迁与黄土地貌演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⒀,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沙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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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④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⑥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5年第3期。

⑦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第1期。

⑧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⑨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⑩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北京:测绘出版社,1994年。

⑾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18号)》,1987年;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

⑿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211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谢志仁:《2000年来百年尺度海面波动及其影响的征兆》,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67—83页。

⒀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历史生物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学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自然植被的演变和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在自然植被演变方面,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植被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被认为是导致植被面积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如文焕然等《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①、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③、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④等。在动物种群变迁方面,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结合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论述了历史时期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野象、马来鳄、扬子鳄、长臂猿、犀牛、亚洲象、大熊猫等20余种野生动物⑤,研究发现这些动物不但在分布界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种群与数量上也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物种或已成为濒危动物,或已灭绝。

当然,由于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视角也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问题,史念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古代黄土高原上存有很多森林,同时也有很多草原⑥;而此前和此后均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是草原植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森林草原植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疏林灌丛草原⑦.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为何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谭其骧为代表):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控制,牧业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植被得到恢复,土壤侵蚀减弱,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是王景治河的成功。由于上述这些观点的分歧,进而引发了对历史时期黄河泥沙含量是否有过较大变化的讨论,因其结论的科学与否对今后黄河治理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刚刚起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出土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对史前文明研究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集成,不但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理清了当时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还为今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借鉴⑨。

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认知方面,一直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虽然尚未解决,歧见也依然存在,但随着大量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展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认识得到不断深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发展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与其举世无双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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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第72—85页。

②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③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年。

⑤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⑥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人文要素变化与黄河水沙关系研究进展》,《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⑧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一体结构”特征紧密相连,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特征的形成,则得益于“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①;华夏文明对东亚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文明从古到今,不仅保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累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至少在距今8500年前,黄河流域粟黍的栽培农业已初具规模,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水稻种植,并逐渐向北扩散;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少量的水稻种植,最西已可影响到甘肃东部;青铜时代,水稻的栽培区已扩展到我国东北南部②。

文明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其载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人类在其生存空间上所创造的人文景观的演变及其地域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华夏文明发展过程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历史地理学广泛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谭其骧先生的极力倡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疆域政区、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化、民族、军事、医学等方方面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③。

中国历史人口近十年来研究较多,全国性、区域性、通论性及断代研究,成果颇丰。全国性通论如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④、葛剑雄等合著的《中国移民史》⑤和《中国人口史》⑥等;区域性通论如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⑦、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⑧等;断代研究如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⑩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口数据研究的认识,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和数字。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⑾和《辽金农业地理》⑿、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⒁等一大批论著,从不同时空角度探讨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的关系以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等。从侯仁之先生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⒂以及唐晓峰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近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古都作为特殊类型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综合体,又是一个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历史上古都的迁移是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到30年代的六大古都和80年代初的七大古都说(包括杭州和安阳),在我国掀起一场古都研究热,成立了古都学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⒃。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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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严文明:《中国农业和畜养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稻的研究”打印稿,2000年。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⑧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⑾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⑿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

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⒃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①,颇具文化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范②。

五 区域综合与重大事件研究

随着现代地理学区域综合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地理学相应也开展一些区域性或地域性的综合研究,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地域上看,研究较为深入的有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主要成果有吴祥定等著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③、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④、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⑤、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⑦和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⑧等。与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近年来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于希贤的《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⑨、郑景云等的《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⑩以及满志敏、刘仁团等分别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⑾;同时,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学研究也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环境异常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如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均发生于气候寒冷期,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⑿。

对我国古代重大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的专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蔚然成风,最为突出的如长城、运河与都江堰等。不同时期的古长城遗址在我国北方留存不少,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已初具规模,秦统一后,筑起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研究表明:长城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定居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野⒀。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秦鸿沟运河系统、隋唐南北大运河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现今依然蜿蜒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京杭运河,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历史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⒁。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早期众多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的名字是宋代确定的,就其工程设计与技术水平而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至今还发挥作用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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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吴祥定、纽仲勋、王守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

④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⑤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⑩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4卷第2期。

⑾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仁团:《“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⑿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⒂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六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至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尚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仅就具体事件的个例开展讨论,以至于1998年邹逸麟教授专门撰文呼吁应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历史研究①。就当前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前者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②、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③、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④、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⑤以及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⑥等。后者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迟,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⑦、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⑧、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⑨、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⑩、方修琦等《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⑾以及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⑿等。

适应模式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但这一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广阔前景及其对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七 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自然记录资料、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数据库等。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变化研究组及其合作伙伴从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明清方志、清民档案、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中收集整理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资料,中国气象科学院从各朝史书及方志中收集整理的中国3000年气候记录总集以及各省市区气候及其相关研究部门整理与编辑的自然灾害史料,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⒀,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亩地、田赋统计》⒁,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⒂、《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⒃,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⒄,沈怡《黄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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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③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④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⑤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⑥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第1期。

⑦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63页。

⑨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2期。

⑩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324—331页。

⑾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14卷第3期。

⑿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14卷第4期,第32—40页。

⒀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⒂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⒃徐近之:《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

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表》①,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②,以及各朝代人口统计资料与各种地图资料等。自然记录资料如地层剖面、地层年表、树轮数据资料、冰芯分析资料、孢粉分析资料以及各类综合考察所形成的资料汇编等。文物考古资料以1956和1981年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的资料最为详尽,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②这套大型的工具书。上述所积累的资料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为历史资料整理与保存提供新途径,一批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如历史时期环境变化数据库④、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⑤、历史地图数据库⑥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不但减少了人工处理与保护资料的工作量,实现了资料的永久性保存,而且也为多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和相互校核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⑦。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业已启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进展外,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⑩,并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基础上,成功引入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并积极借鉴和应用在现代地理学中广泛运用的分析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14C年代测定、航片卫片判读及遥感等)和信息技术手段(如GIS等),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几代学者的严谨开拓,形成了以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为主要构架的两大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历史植被、历史动物、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海岸、历史沙漠与黄土以及疆域政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医学地理等,构建了当前这样“枝繁叶茂”的学科体系。在队伍建设方面,每一代历史地理学家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带领下走上学术舞台,成为各分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结构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研究队伍。这些进展不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参与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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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怡:《黄河年表》,军事委员会资料委员会,1935年。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④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1卷第2期,第146—154页。

⑤周成虎、裴韬、李全林等:《近500年来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地球科学一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06—314页。

⑥满志敏:《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数据的GIS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第58—61页。

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⑨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⑩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明天奋斗着。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我们认为①: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后记:张丕远、纽仲勋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200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多数与会代表为本文的修改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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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Progress in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Abstraet: To discuss the futur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t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n global chan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reviews som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20th century briefl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in relative fields in recent 50 years. These fields include: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 and bounda- rie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maps; historical climate and natural disasters; historical land— surface proces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his- torical events; historical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and adaptation patterns; the accumulation of fundamental dat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Beside the achievements above, an unique method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and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Mean- while, generations of successors and leading researchers for the subject have been brough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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