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分析

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深入分析劳动力异质性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二元经济理论，以二次分配为视角阐述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和阶段特征，认为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我国现阶段农业特征、城市倾向政策、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城乡居民社会资本差异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文献综述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但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对社会公正和稳定造成了威胁，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砍博（Kanbur）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贡献了总收入差距的70%，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因素。赵耀辉等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具体分析，比较分析了城镇和农村的内部差距、沿海一内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性差异，指出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趋势，认为城市化有力地缓解了内地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加剧了沿海一内地间的收入差距。王小鲁、樊纲通过计量方法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黄祖辉研究了浙江省部分地区1990—2002年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了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李实、罗楚亮针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相关争议，考查了城乡间的生活费用差异以及各类隐性补贴，证实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还有文献从城市化、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内生性增长要素（人力资本和生育率）、发展战略和制度政策等角度解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陆铭、陈钊基于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认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曹裕等基于1987—2006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设定了面板协整模型，认为城市化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作用。郭军华选取了1978—2007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根据面板单位根检验、阈值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当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高时（城乡收入比大于2.54），城市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较低时，加速城市化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邢春冰通过反事实收入分布方法，根据移民非同质的现实状况，得出“永久移民”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的结论。赵伟、李芬通过扩展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模拟得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则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郭剑雄借鉴内生性增长的相关理论，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经实证研究得出：城市和农村的生育率、人力资本积累率的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动力量。蔡昉、杨涛从发展战略和制度方向分析指出：1978年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城市偏向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改革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周期性变化主要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和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蔡昉还将城乡收入纳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几个临界点。

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远在改革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中是否存在着客观不可避免的部分？因为在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产业结构或者人力资本等方面，城市都比农村占绝对优势。已有研究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描述并解释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但无论哪种角度或方法，都没有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中是否包含着“合理”部分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其实，就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很难找出唯一的解释因素（不管是人力资本、制度政策、城市化或者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如果能够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变化，在时间上分为几个阶段，在空间上分为几个部分，并运用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分析哪些阶段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合理性，哪些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哪些部分是由违背经济规律的“外力”导致的。那么，这样的区分对于我们认清城乡收入差距是哪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以及各个“作用力”对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造成差距扩大的不同机制，提出相应的缩小差距的策略就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2001—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我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是很大的。2001—2008年间，农村人均收入只占城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且存在着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1年前者与后者的比值是0.345，但是2008年已经下降到0.302（表1）。

为了更加清楚地考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性差异，我们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比较研究。尽管东部、中部和西部各自范围内的城乡收入差距都比较大，其中东部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344，中部地区的这一比值为0.341，西部的比值则更低，为0.269，但是从区域间的差距来看，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最大。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城乡收入总体差距的贡献最为明显（表2）。在表2中，2005—2008年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时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却一直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

在我国目前的统计标准下，收入可按照来源分为四类：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性收入，为了使分析更加清楚，有必要从收入来源角度研究分析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表3显示：2003—2008年间，农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城镇人均工资性收入的0.152，存在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人均工资性收入不断增加；农村人均经营性收入占城镇人均经营性收入的2.743，并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工资性收入比重的增加改变了以往的经营性收入独占鳌头的收入结构；农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城镇人均财产性收入的0.431，并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反映了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因为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为固定；农村人均政府转移性收入占城镇人均政府转移性收入的0.06，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反映出政府转移性收入所带有的明显的城市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种倾向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有变弱的趋势，2008年农村人均政府转移性收入占城镇人均政府转移性收入的0.082。

对上述收入差距的比较只考虑了能够统计到的城乡居民的合法收入。由于统计上的困难，非法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难统计计算，但仍有少部分学者尝试对比给出估计结果，如陈宗胜、周云波通过测算得出：我国居民的正常收入分配大致适当，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如果城乡居民获取非法、非正常收入的能力存在差异，那么非法、非正常收入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众多“力量”之一。

三、从分配视角探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获取收入的“内在能力”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中；二是再分配向城市的倾斜。尽管差距扩大的原因在总体上可以分为这两类，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类差异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不同的。此外，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不同特征也会影响到城乡居民获取收入的内在能力，因此从农业特性和农产品供给需求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收入结构变化、非法非正常收入等三个方面探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

1.农业生产的自身特征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初始原因 首先，无论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农业的重要性体现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这恰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臵理论提出了质疑。如果要素在非农产业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那么资源应该全部配臵到非农产业部门，这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萎缩，产生粮食安全问题。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将效率而不是使用价值作为配臵资源的首要因素，而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在农业严重萎缩的情况下是无替代品的，即使有效率的资源配臵方式赢得了更多的货币收入，但也无法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正常需求。农产品的减少还能通过农产品的供需互动得以缓解，但是我们考虑到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反映供需矛盾是既需要成本也需要时间的，现实中大多数农业产品都有固定的生产时间和周期，所以农产品短缺问题通过供需互动得以缓解也是有限度的。“无农不稳”是由农业特征和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特点决定的。其次，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经验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不会承受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加上我国处于工业化的特殊阶段，政府经常实施政策干预，使得农产品价格波动不大，同时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较为稳定，除非人口规模急剧扩张，否则农产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大幅度增加，所以农业总收入将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农业部门的人均纯农业收入也就不会大幅度提高。再次，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相对稳定的农业总收入平均分配到数目众多的农民身上，每个农民的收入变化不会很明显，即使是在丰收的年份，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幅度也不大。

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产品的特征是“自古以来”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农业不可或缺，农产品需求有上限和价格较为稳定，所以无论从二元经济理论还是从我国现实出发，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近来，蔡昉等学者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和人口红利变薄的趋势并不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关键是要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边际生产率是否存在差距，如果存在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必然的选择。历史经验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到本世纪的“民工潮”现象，促使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促使城乡收入差距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

2.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转变 农民工的大规模进城，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的绝对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大规模转移之前，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性收入，而在“民工潮”现象后，经营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相对地，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则不断提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仍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的抑制或缩小。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是严格建立在劳动力同质这一假设之上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劳动力要素配臵不合理，那么转移之后应该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所以劳动力素质的差异性是不可忽略的。我国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农民工，在农村都是知识水平比较高、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但与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仍不具有优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流失严重，给农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导致粮食安全问题；二是进城务工人员并不是像经典二元经济理论所假设的那样与城市劳动力没有差别，而是处处受到歧视，所以收入增加就不会像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两个部门以边际生产率来衡量的工资相等”。就平均收入而言，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存在着差距。由于受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倾向政策的影响，农村居民包括进城务工的非城市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几方面的开支占去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所以农民工最后所得的实际可支配的收入仍然寥寥无几。关于政策的城市倾向，我们不探究其原因，而是想借以指出这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影响因素。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性质的转变，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个途径来提高农民收入会遇到的瓶颈限制--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引起的粮食安全问题和劳动力异质性以及制度因素对转移劳动力收入提高的限制。

3.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陈宗胜等的测算结果表明：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从现实状况来看，非法、非正常收入在我国的长期存在及其产生的巨大危害是不争的事实。非法、非正常收入大多是指通过权力、职位得到正常合法收入以外的好处。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以至于很多西方学者也将“关系”作为研究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视角。关系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即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利用自己的特殊位臵而获取利益的能力。一般是指个人的亲戚、朋友、同学、老乡等关系，一个人能从这些关系中获取的利益越高，那么他的社会资本就越高。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许多学者对农村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随着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少，农村的人际关系观念逐渐淡薄，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助越来越少，农村的社会资本正不断流失。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团结，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非常不利。可以说，通过权力、职位获得的非法、非正常收入主要集中在城市居民当中。

上述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其中农业产业特征是客观存在的因素，城市倾向政策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城乡失衡可以通过政府提供教育等公共品而得到改进，非法、非正常收入则是应该被遏制和杜绝的。

四、结语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来已久，原因众多，既有城乡居民获取收入能力上的差异，也有外在因素使分配向城市居民倾斜的原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也是有区别的，即使同一个原因，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和作用也是不同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显著上升，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关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一方面可以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还应当注意选择性劳动力转移给农村甚至农业生产带来的隐患，在转移劳动力时，要加强对包括转移劳动力人口在内的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将农业生产链条拉长，以此增加农民收入，在此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农民群体的利益，政府应当为农民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以及正确有效的引导。第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合法利益的忽视甚至践踏会影响到城市化发展的全局，必须注重对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另外，向城市倾斜的相关政策应该适当调整，以适应与政策初始制定时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三，非法、非正常收入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严惩非法、非正常收入的获得者，另外还要在全社会营造通过合法手段、诚实劳动获取收入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