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与公益真问题

总体上看，2012年的公益界是平淡的。没有类似郭美美事件那样的突发新闻，也没有公民社会迸发出来的热烈场面，但平淡不代表死水一潭。有更多的人和事在不露声色地登场。在依旧忙碌的公益界，各式主义并非关键，暴露出的真问题更值得研究。

公益修法：无所措置

在最近两年，修订公益慈善的几个基本法案，一度被专家提起。所涉的修法内容，大概包括登记细则、基金会支出比重、非公募的公益扩权等。其中，为公益慈善捐赠获得普适的免税资格，更是一再被提及。公益机构的免税问题，比过去暴露得更加充分。

根据信息披露，在广州取得免税资格的十多家所谓公益机构中，号称“二政府”的行会占去十之八九。这些行会组织依靠政策支持，收获良多，免税本身也体现为政策惠顾。与此同时，大量微小公益机构在募款少的情况下，仍然要负担税收，这不公平。

尽管免税是公益界的一大期待，但老实讲，目前公益界还不具备相应的谈判能力。即使在博弈上，也欠缺方案设计，更缺少一致的行动，以迫使政策变化。从政府角度看，公益界的免税不是问题，因为他们不晓得区分业内生态，或者说也不想弄明白。

争取免税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议题操作，需要法学者与公益界的结合，更需要公益界做大做强，增强政策影响力。都说公益影响公共决策，至少在免税这一点上，公益界还需要在来年做更多的预备与动员。当然，这本身也映衬出公益界内部的利益格局。

跨界联合：各怀心事

两年前，我们就提出公益跨界联合的呼吁。联合所指的是公益界与新闻界的合作，通过传播力制造社会力。从去年的情形看，两界的联合是应有之义，可远远不够。与联合一并显现的，是公益界的分裂。原本的草根NGO与大中型公益机构渐行渐远。前者利用新技术与新世代冲击固有秩序，后者则强化彼此的横向联系。同时，一度被业内鄙夷的官办公益，并未走出历史舞台。

公益界的联合模式有三种：一是身份合作，比如民间机构挂靠官办慈善组织；二是生产链条营建，按照公益募款、执行、评估等一同建立流程；三是公益界内外的联合。现在最缺乏的是第二种联合，即公益界按照规律各行其是，建立完整的公益链条。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更好的公益结构和社会生态。这会牵扯到太多的利益算计，不是顶层设计能解决，一定是要依靠公益界的自组织能力，否则在今年也只能坐失机会。跨界联合的问题，符合“大乱大治”的定律。在经过前两年的混乱局面后，去年一年，联合问题被公益界主动求解。这种求解的过程，就是跨越世代的公益传承，也是基于专业合作的理念，当然更不局限在公益熟人圈里。在这方面，公益是需要普世价值的。

社区问题：本土化突围

公益联合的基点在哪里？或者说，公益的重心可以放在哪方面？从去年的趋势看，答案就是：社区。应该说，公益界的许多经验和做法，来自于全球化的潮流中的公益扩张，组织上比如狮子会、慈济，方法上比如明星慈善、平民集体跑步等，但这不够。再宏大的公益选择，比如扶贫、教育公平、帮扶弱者一旦进入行动环节，问题就很明显：钱要投到哪里？由谁来投放？模式如何？在缺少地震等大灾难支持的募款动力下，在社区扎下公益网络，作用更是非同小可。社区是募款来源，是项目基地，是口碑聚集处，是公益永续发展的保证。过去一年有成绩，但整体上看，专注社区的基金会还是太少。用公益遍撒“胡椒粉”的老做法还有市场。

在官办慈善公信力倒掉后，人们曾乐观预测，原本给官办慈善的善款将会自然而然地转向民间慈善手里。实际上，民间公益照样要辛勤工作，不可能等着“趁虚而入”的便宜。社区公益的挑战在于进入的门槛很高。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与基层行政的职能竞争，这一定会引起后者的警觉。虽然公益是纯粹的，但行政成见不可能很快消融。社区公益的进程，还将与政府培育枢纽型公益组织的分支产生竞争。

2012年的做法是逐步推进，策略上不做全流程覆盖，但在公益界内部的那部分流程可以先行稳固起来。比如，倡议基金会对社区组织的稳定支持，在项目保障与人员保障的前提下，先把社区公益可以掌控的环节做起来，然后谋求寸进，期待与基层组织的突破。

到社区去，见到人，以公益进入生活，这是来年有待继续着力的领域。

新世代：公益传承

去年出现了许多广义上的公益事件，比如在游行现场打扫卫生的广州中学生，给政府寄信要求公开官员收入的大学生等。共同特征是青年人是主力，所采取的手法也不同以往，干脆直接、富有传播力度。责任中国还将年度奖项颁给“公益青年”。站在公益界内部看，公益青年不是现在才有的。每一个公益世代在投身行业时，都有类似心态。当青年人以为可以与公益界“划清界限”时，现实中并不如是。公益行业所提供的那些东西并不能说“过时”。无论是公益青年，还是老派的公益人，都需要开放心态。

心态之外是公益资源可以根据某种新的方式重组。公益界需要这样的智力冲击，也需要趁势而为，补给资源。公益青年要想不至于昙花一现，组织化很重要，这需要与现有的资源站到一起。对后者而言，也是裨益新的公益“增长点”。

公益“四化”：反求诸己

去行政化、去垄断化、专业化与透明化，称之为公益“四化”。在2012年，它们被行业内公认，也成为公益话语体系中占据高级别位置的词汇，属于公益界的“政治正确”。目前，公益“四化”还是四面旗帜。

去行政化，是对于官办慈善提出的要求，也是官办慈善变革的方向。但在去年，无行政化同样开始适用于民间公益机构——在用之于它们时，行政化主要是与行政机构的距离、以及警惕自身变异为带有行政僵化属性的、徒具名义的民间公益。就像我们看到的，即使在正宗的官办慈善那里，去行政化也没有除尽。吊诡的是，出现了一种向行政化回潮的动向。利用顶层设计的便利，游说顶层设计，提取有利于用行政手段巩固地位的政策。行政化不是弱化，反而被低调强化，这是要注意的现实。

是否去行政化，代表了公益界改良话语的力不从心，只有将就现实。但从长远看，拥抱行政化，只能缓解一时的困厄，并不能解救官办公益。即使一些著名的公益项目都委身于行政化更浓厚的管办机构，一旦公众认识到其间的弊害，那又将是一场轰烈的反对运动。再说去垄断化。去年一年，是新的公益政策制造资源垄断的一年，起码是为垄断准备了政策优势。在这一点上，必须认清枢纽型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的变形，对其有足够的认识。从未来的趋势看，公益资源的分化会愈加厉害，因为公益垄断化会不减反增。

专业化可以说去年一年无所建树。它被频繁提及，但是公益界并未能给出具体的解答，这让专业化说辞快要沦为一句空言。专业化曾是民间公益标榜自身先进性的一个方面，但是自身建设反倒缓慢甚至停顿。这是去年发生的，也最让人想在来年知道结果的方面。

如果专业化指的是一种公益伦理，那么应该有基本一致的目录，列出专业化在各个方向上的标准。如果专业化指的是公益行动方案，那也应该拿出一整套完整的操作细则。遗憾的是，公益界在这一块作为不大，对公益专业化的迟滞态度本身也是不够专业化的表现。

在专业化无所适从的情况下，透明化更无立足之地。不专业，也就无法透明。这是一个被现实反复证明的定理。

舆论应对：民办也很尴尬

2012年年尾出现的儿慈会受质疑风波，也许儿慈会颇有委屈，也绝无舆论指控的那些问题。但反求诸己，问题也很明了。在运作数以千万计的善款时，完全凭志愿者作业，已经不能胜任。财力雄厚本是实现专业化的好条件，但事情如此，也叫人感慨。

当舆论指责有官办慈善转向业内声誉不错的儿慈会时，人们发现他们的舆论应对并不比官办慈善更好。这就是值得反省的问题。也许可以指责质疑者吹毛求疵，但公益“四化”不足，带有硬伤，这是无话可说、无可强辩的。仅有程序正确，并不能代替自身改进。

在舆论面前，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区别是不重要的，甚至也不会受到注意。以为占据民间名分就能不被批评，这是不可能的。舆论批评的是公益界一律存在的问题，只有多多按照民间公益的要求办，才能在舆论风波中游刃有余，否则，一定会受到打击。

这不是谁更好或更坏的问题，而是说民间公益有无做到标准化操作。去年发生的多场针对民间慈善的谴责，已经、说明问题，万一类似情况等到来年再发生时，希望民间公益不要再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