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时代的“真实性”拷问:新闻摄影记者与新闻图片生产

媒介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变得逐渐多元，多感官并用，尤其是对视觉感官的强调，为这个时代打上了“读图”“注意力指向”等标签。文章将视角放置在新闻图片的生产领域，围绕新闻图片的真实性问题，分别从“叙述主体性”“表现手法”“图文权重关系”处理等3个方面，来探讨新闻摄影记者在数字媒体时代新兴技术与新型媒体的影响之下，所面临的新的问题与挑战。

新闻图片 真实性 新闻摄影记者 惯例

贺敬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数字媒体时代新闻图片的‘真实性’建构”（14XNH110）研究成果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内对于“新闻摄影真实性”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1952年之前，新闻摄影活动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大力反对‘客里空’，反虚构”。[1]1952年到1976年这20多年间，在行业行为规范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采访过程中“组织加工”的行为被予以默许，形式主义照片的生产有了合理性依据。于是，“公式化”“模式化”的虚假之风刮向全国。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新闻摄影才逐渐开始向纪实规范回归。如今在现代化时代的语境之中，可看到新闻摄影行业正处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境：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摄影活动的普及，使用照相机拍照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特权，生产、观看图片不再带有神圣的仪式光辉，为所欲为的修改、润饰照片也不再是天马行空的念想，尤其是不断涌现的“假照片”风波，正在以强劲之势摇撼人们对于“记录真实”这一摄影本质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新闻摄影报道所生产的新闻图片还可信吗？新闻摄影行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2013年5月31日，《芝加哥太阳时报》裁去了其整个摄影部门，这更加剧了业界对新闻摄影行业岌岌可危的未来的担心。本文以新闻图片生产活动为对象进行剖析，其中“生产”一词便明示了笔者将从建构论这一认识理论取向出发的研究立场。“建构论”是与“反映论”相对应的概念，强调的是社会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主动参与性。放置新闻活动的场域，便是要回答“媒介如何反映社会实在以及为何要如此反映”的问题。[2]换言之，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媒介形态不断多元的新形势下，新闻图片生产在反映现实方面有何新的表象？为何会如此呈现现实？

纵观学者们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无非三大研究取向：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社会与组织网络的分析及文化模式的分析。三大路径并非各行其道、毫无关联。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往往采集这三个不同理论取向的一些概念，构筑自己的解释框架”。[3]因此，在回答有关新时期我国新闻图片生产的“真实性”问题时，笔者尽可能多地综合考量我国宏观的新闻体制与社会环境、新闻媒介组织（编辑部）的运行常规及新闻从业人员个人层面的专业意识形态、职业认同等因素的作用。新闻事件，从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从政治权力与新闻摄影记者新闻图片生产“惯习”的关系切入，探讨新闻摄影记者在表现政治类新闻图片题材方面的叙述主体性问题；第二，从行业规范、媒介组织（编辑部）规约与新闻摄影记者专业意识形态、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切入，考察新闻摄影记者在“成名的想象”的引导下对表现新闻图片手法的选择；第三，从社会文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等）与新闻图片生产的关系切入，研究新闻摄影记者在新型数字媒体环境下，对新闻图片与图片说明关系的处理。

一、叙述主体性的缺失：为自己发声还是替他者代言？

布尔迪厄把“惯习”（habitus）界定为“一种可持续化、可转化的性情倾向系统”，他认为“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惯习”难以打破，它同时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4]因此，“惯习”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还是一个开放性的、能动性的概念。在“惯习”概念的基础之上，本部分所要论述的“叙述主体性”的缺失，就是行为主体在特殊情境中一味承袭“惯习”历史性，主动或被动抑制“惯习”的开放性特质，以致“惯习”失去了产生能动性的可能。也即叙述主体性一旦在新闻图片生产活动中缺位，新闻摄影记者将在一成不变的“惯习”作用下进行机械化生产，没有了更新调适、灵活变通的可能。在当今社会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新闻摄影记者不是谨小慎微地替政治代言便是利欲熏心地帮商家吆喝，服从组织或图片编辑的机械式生产更是普遍存在。可以说，在新时代背景下，新闻摄影记者的技术越发纯熟、灵巧，但其头脑与主体意识却渐在萎缩。特别是在政治类题材的新闻图片生产领域，其叙述主体性的缺失尤为明显。

2013年4月21日一张题为“总理的早餐”的新闻图片出现在各大网页，图片说明为“4月21日，芦山，总理的早餐，一碗米粥一袋咸菜”。拍摄于四川雅安芦山县，7.0级大地震爆发之后。

仅阅读图片文字说明，内容简单、朴实，没有丝毫夸张抑或刻意渲染的嫌疑。但如果将注意力转移至这张照片本身，很多来自视觉上的暧昧与不确定性便产生了类似“政府宣传”“摆拍”等犀利言辞也随之而来。其所带来的有关事件真实性的感受为何相差甚远？笔者认为，文字与图片最大的区别在于，基于文字，可想象很多朴实动人的画面，但基于图片，情境却被确定化。那么，被确定化的图片情境为何在传播过程中真实性受到了亏损？最核心问题在于没有在这张照片中看到拍摄者的独立性抑或主体性。中规中矩的构图营造的是过于平稳规整的视觉秩序，构建的是一幅无懈可击的权威画面，这种宏大图片叙事的建构惯例只能无限放大“代言”色彩，使得本来真实无比的新闻事件经过视觉传达及观者解读之后，在真实性方面发生变质。为什么新闻摄影记者在进行政治类题材新闻图片生产时，总是难以摆脱其叙述主体性缺失的宿命？这大致可从新闻摄影记者被动及主动抑制“惯习”开放性这个角度来解释。

首先，从客观社会环境、新闻体制对新闻摄影记者“惯习”开放性的抑制来看。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大范围的传媒体制改革，改革之风虽将喉舌媒体、商业媒体等具有不同媒介制度的组织都推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之中，但唯独政治类新闻图片生产领域，因其有限的拍摄授权及过高的介入门槛，形成了绝对的封闭性，从而规避了此变革之风的波及。出于信息源是媒介得以生存发展的刚性需求的缘故，党政机关作为新闻媒体的关键信息源，其提供信息渠道的封闭性，直接使得政治类信息成为不易获得的稀缺资源，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党政机关在“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时往往是不容协商的、标准化的”。[5]在这样一种封闭的、不对等的新闻资源供需关系中，新闻摄影记者对“惯习”的调整或更改自然十分滞后，从而不自主地（被动）丧失了叙述主体性。

其次，就新闻摄影记者自身对“惯习”开放性的抑制来说。随着同样掌握着摄影器械与拍摄技能的大众对新闻图片生产活动的频繁介入，新闻摄影记者对自身职业的惯有认同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稀释，尤其在突发新闻领域，大众通过应用移动终端设备对突发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的“参与式”图片报道，使得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占据“时空”优势的“独家新闻”者。但就像改革的触角短时期内不可能伸到新闻场域的每一个层面一样，大众对新闻场域内不同领域的介入式“侵袭”也做不到面面俱到。于是，被授予政治类新闻“唯一拍摄许可”的新闻摄影记者，唯有在竞争机制缺位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生产领域，才能找到优越感及安全感，这类优越感或安全感必然导致生产“惯习”的固化，从而造成主体性的缺失。

因此，新闻摄影记者要想突破既成“惯习”的束缚，激活“惯习”的开放性及能动性特质，应以相对随性的构图，赋予政治类新闻图片更多的开放度与松弛感，让观者觉察不到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严肃、拘束的氛围，从而在保证客观记录的前提下，突显图片的叙述主体性，消解权威色彩，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如此说来，“总理喝粥”的图片更应是不经意间捕捉到的普通生活碎片，是“从生活之流中抽出的片断，与照片中的瞬间的过去与将来保持一种开放的联系”，真实自然的图片绝不是“自成一个封闭而又确定的小宇宙”。[6]

二、表现手法极具争议：客观“猎奇”抑或夸张“造奇”？

放在过去，出于有限的技术水平与高昂的拍摄成本，新闻摄影记者每按下一次快门，都是作为对“决定性瞬间”的真枪实弹式的捕获。但放眼现在，“按快门”的实战意味渐已淡化，无论是拍摄过程，还是后期制作，信息的获得与变更都被冠以“批量”“可重复”等观念，“对每张图片的拍摄都变成了一次学习经历、一种对拍摄者创造力的刺激，从而驱策拍摄者不停地进行拍摄直到其最终获得满意的图片”。[7]加之如今信息传播渠道及信息呈现形态的逐渐多元，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图片、拍摄于事发现场的流动视频及网络平台搭建的交互式动画，都在不遗余力地拓展着感知经验。生活在如此多彩的全媒体时代，受众品位的提升、注意力的高度分散也直接导致受众视觉接受门槛的大幅度提升，以前所谓的“奇观”，放在现代社会可能只是平淡无奇的被过滤品。因此，从“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角度看，关于通过何种途径及方法来满足日渐“全知”的受众，已是摆在新闻摄影记者面前最大的难题。是依然固守客观还原真实的阵地，还是适应潮流之势对新闻事件进行“哗众取宠”式的夸张修饰？这一系列生存疑惑便重塑了新闻摄影记者的职业认同与“成名的想象”。

舒德森在其1978年出版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中，阐述了美国新闻业“客观性”这一职业理想的生成，之后塔奇曼更是在理论层面丰富了“客观性”的内涵，认为“客观性”对于新闻人来说就是一种策略性的仪式，它的主要用处在于“预测攻击”（anticipate attack）、“转移批评”（deflect criticism），从而保护他们免受批判性言论的“猛攻”（onslaught）。[8]我们这是所要讨论的新闻图片生产的“客观性”，并不涉及对其建构现实与规避风险等内涵的深挖，而是作为与“艺术性”相对的概念，表示新闻摄影记者在进行新闻图片生产时，所持有的一种专业意识形态，决定于其所从属的行业规约，关乎新闻摄影记者实现“成名的想象”的路径取向。

转型期的中国，新闻场域集合着三个不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中国“喉舌”媒体的传统；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了独立商业媒体的传统。[9]在笔者看来，这三大传统是目前新闻工作者“成名的想象”的主要来源。前两个传统诉诸的是国内权威新闻行业协会及相关新闻评奖机构的认可，由于其主要由高层宣传主管、中央级媒体主管或新闻界受官方认可的著名学者组成，[10]因此带有强烈的宣传意识形态色彩；第三个传统则主要依托于以西方价值评判标准为基础的国际化新闻评奖机构及相关权威协会。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外部文化的“本土化”融合大潮，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新闻评奖机制开始被引入到国内，并对国内新闻行业规范、评价体系的建构形成影响。但无论是源自哪一种传统，当今新闻行业协会、相关评奖委员会及媒介组织规约都有逐渐疏离“客观性”这一专业意识形态的趋势，从而使得新闻摄影记者对自身职业角色的定位有了重新的考量――从“讲事实”到“抓眼球”，且惯有的实现“成名的想象”的路径也被填充以新的内涵――从“猎奇”到“造奇”。

前不久发生的“荷赛年度照片造假”风波，便再一次将有关新闻图片客观性与艺术性这一矛盾体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

2013年2月15日，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荷赛奖”获奖作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揭晓。瑞典摄影师保尔・汉森（Paul Hansen）凭借新闻照片《加沙葬礼》获得年度图片奖。获奖结果公布之后，部分业界人士包括普通民众便纷纷对此“年度照片”提出质疑，认为其经数字技术处理的痕迹太过明显，图中巷子里那道神圣的“光束”太不真实、自然。争议的真正升级是2013年5月13日，一位计算机博士在其博客发表博文大胆宣称，2013年荷赛年度照片是一张合成照片，随后经Extreme Tech网站转发，使得该博文在社交网站上被转载2.5万多次。紧接着荷赛官方及作者方作出快速回应，称将请第三方专家对照片原始文件进行鉴定。最终，荷赛官方将鉴定结果于官网，称“已对此照片的原始文件与发表的文件分别进行了鉴定，除在色彩与色调上进行了修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进行了大幅度润饰和修改，因此，经鉴定此照片并未作假”。

这场打假风波虽已平息，但思考决不能停留在这张备受争议的“年度照片”上，而应以小见大，投以这个时代及处在窘境的新闻摄影这一行当更多的关照与反思。暂且不对保尔汉森作任何有关道德与伦理的价值评判，就凭“荷赛”这一世界级的权威新闻摄影比赛，对这类高动态光照渲染（HDR）手段应用在新闻摄影图片上的认可，可以判断，新闻摄影行业正在通过调整新闻图片的评价标准，来修正并引导新闻摄影记者进行新闻图片生产的“惯习”。换言之，新闻摄影记者仅仅通过捕捉新闻、记录事实已不足以让其“成名的想象”照进现实，后期数字技术应用的鬼斧神工才是王道。但在笔者看来，这种通过“戏剧化”视觉效果广泛吸引关注力的转型，实则是在突显新闻摄影行业日渐稀薄的信心。那么，应如何客观看待这一系列超出视觉承受范围、不符合视觉感官逻辑的新闻图片“光影”？首先，不应赋予技术以敌对标签，绝对否定、摒弃技术的作用，亦不能形成对技术的迷思或是对数字化的崇拜，任何一种传播技术都不应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奇迹”，它只是“对其他所有社会力量的补充”。[11]其次，注意应用技术的尺度与边界，使其有效地服务于图片信息的客观真实传播。其间亦包含应用技术修改图片的动机合理性问题，如果是通过添加、补充部分背景信息，意在还原真实，则为合理；如果仅为哗众取宠，博得受众或图片编辑的青睐，则背离了新闻摄影图片的真实性根本。此外，在应用特定工具对图片进行编辑处理时，新闻摄影记者还须考虑图片观者的期待心理，不能低估观者的“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信息爆炸的读图时代，不仅是新闻摄影工作者，作为媒介频繁接触者的大众的视觉素养也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且逐渐掌握越来越多有关视觉图片编辑的技能，自然而然，其对图片中存在的 “数字化变更”（Digital Alteration）信息也更加敏感，一旦发现了任何“变更”的痕迹，都将投以倾向批判性的评论。[12]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黄少华教授就针对读者对新闻摄影领域“数字化变更”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报告表明：“在新闻图片中，无论经过数字化变更的地方多么琐细或无关紧要，读者（readers）都希望被告知确切的变更处。”[13]因此，作为新闻摄影记者，应在未来的工作中探索出一种简明的新闻图片“标注”方式，针对任意“数字化变更”都以特定标志予以标明，以满足受众在有关“数字化变更”信息方面的获知需求。

三、新闻图片与文字说明的权重失衡、关系被重构：文字、图片孰轻孰重？

视觉结构的不确定性，使得一张孤立的新闻照片并不能独立完成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的叙事，从而，为保证新闻摄影图片的真实性建构与传达，须辅以相应准确的文字说明，来完成对部分新闻要素的补充交代。可以说，图片说明在新闻摄影报道的真实性建构过程中，意义重大。新闻摄影记者如果对“图片与文字”两者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直接影响到新闻摄影报道的真实性建构。一般而言，图片说明处理不当主要表现为：错别字、基本信息不翔实、文字说明与图片不匹配、文字说明对图片的臆断或曲解等。

纵观中国新闻摄影的历史发展脉络，新闻图片与文字说明的关系并不是始终如一。最初，新闻图片只是文字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在以文字为主导的平面媒体版面内，图片占据着极其有限的空间，且仅作为装饰版面的“花边配角”。之后，随着摄影技术的逐渐普及，“图文并茂，两翼齐飞”的核心概念得以突显，图文结合的实操理念被极力倡导，至此，新闻图片与图片说明的关系权重趋向平衡，文字仍具备相对较多的话语权。再到如今的“读图时代”，当新闻图片的传播渠道从版面有限的平面媒体向可容纳海量数据的新媒体扩展，当大众的视觉感官被无限强化、放大，当“视觉符号”成为消费文化的核心内容时，新闻图片与图片说明、图片与文字的关系则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摄影记者在建构、传达新闻图片的真实性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图片的膨胀式消费造成对文字的挤压，图片被赋予了更多的权重。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社会，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似乎已由生产转移到交换或消费，可以说，是消费在牵动着生产。放在过去，消费主要是为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今天，商品的符号价值被放大，视觉消费活动逐渐频繁，人们对于图片的关照便远远大过文字。作为生活在同样情境下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无论是出于生存需要、市场需求，还是受到来自当代文化氛围的感染，其工作重心自然放在了通过图片来吸引有限的注意力之上，对文字的诉求与建构便相应萎缩，久而久之，类似不求甚解，只求快速吸引关注的注意力指向型新闻图片生产“惯习”逐渐形成。

第二，传统“新闻图片+图片说明”的新闻图片传播模式被打破并重构。如果说“现代性”代表着启蒙所带来的主体性和理性（确切说为工具理性）及随之形成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主导的发展秩序，那么“后现代性”则是在后工业主义、消费主义、自由民主等思潮兴起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反―”“去―”等叙事逻辑惯例，以排斥普遍秩序和权威价值，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多元化与差异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14]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诞生，恰好以新型技术形态迎合了这一“后现代性”。“新闻图片+图片说明”的固有传播模式，被既是信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广大网民所解构。越来越多的新闻图片被网民配上自己的言论，进行二次甚至多次转发，从而，一种评论代替图片说明的新型传播模式――“新闻图片+用户评论”，得以成形并逐渐稳固。它以嵌套形式在社交网络中呈病毒式扩散，且以众说纷纭的主观性评论破坏了原有新闻摄影报道的真实性，一个潜在的危害在催生且利于“谣言”的生产及扩散。可以说，在网络拟态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界限日趋模糊的今天，“谣言”不仅以人际口口相传或文字传阅等简单的形态被建构和传播，新闻图片正披着“眼见为实”的外衣，为“谣言”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更多养分，其破坏力更是大过“谣言”的破坏力。正因如此，新闻图片的图片说明在如今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新闻摄影记者，首先要准确充实图片说明的内容，通过对文字信息的详细交代来弥补图片信息传达的不确定性；其次，可采取一定的编辑手段来强化图文的固有联系，以防止新闻图片与图片说明被割离传播，如将新闻图片与相应文字说明进行排列与组合，并生成为一个新的图片文件进行网络，此外，还可考虑将有关信息源的信息嵌于图片中；最后，要加强对由图片（图片说明）所引起的“谣言”的预判，加大对互动活跃的新型社交网络、论坛及门户网站的监管力度，依据歧义性解读言论对图片及文字进行信息的矫正，针对恶意曲解言论要进行及时的纠正说明以有效实现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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