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犹如走亲戚

20多年前，中国人出趟国可是件稀罕事，也许正因为稀罕，人们都觉得出国是了不得的好事。谁家的孩子出国留学了，周围人会投来佩服的目光；谁要是能到国外出趟差，就如同现在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让人既羡慕又眼红。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人的腰包越来越鼓，出国渐渐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学习好的孩子拿个奖学金能出国深造，学习不那么好的，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也可以自费到国外学点本事；出国做生意、访问、旅游更成了很平常的事儿。至于移民国外，如今也是司空见惯。笔者工作的单位，正式人员总共只有18人，细细算来，近年移民国外的有2人，子女在国外上学和定居的有5人。这些国家分别是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新西兰、德国。单位所有正式人员全部出国旅游过，有的则是年年出国探望子女。出国像串门成了很平常的事。

蔚为奇观的出国留学大潮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是1993年中央正式确定的留学工作方针。自此，中国出国热逐年升温，揭开了改革后留学大潮的序幕。

对出国热的追溯，要回到1978年。从1949年到1978年，以自费留学名义出国的中国人几乎为零。公派留学虽有，但也寥寥无几。直到1978年12月26日，才送走了改革后的首批留学生，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前往美国深造。1984年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彻底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几十年积聚的力量，迅速以不可遏止之势，裹挟着追求，承载着理想，飞溅着浪漫，夺门而出，形成乱流争迅湍，喷薄如雷风的壮观景象。

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0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90.54万人，共有63.22万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截至2010年底，中国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27.32万人，其中94.64万人正在国外进行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足迹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几年，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占全世界的15.2%。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比上一年增加5.54万人，达28.47万人。

当前留学除了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构成比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留学趋向大众化。以前出国留学的除了精英，基本上是一些私营业主的子女，现在工薪阶层的子女也纷纷加入到出国留学的潮流。今年一季度，在出国留学人员中，工薪阶层子女占到了三成以上。市民王先生在某单位工作,不久前他拿着户口本和儿子的身份证、护照，为儿子办理出生、学历公证。王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对于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留学，他有自己的见解。他说，让儿子到国外去闯闯，对成长有好处。通过留学，可以开阔儿子的视野、真实体验多元文化、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对他以后在社会上更好立足有帮助。同时留学一族的年龄呈现越来越小的趋势。以前家长多把孩子送出去读大学，后来也有的在中学阶段就把孩子送走了，现在甚至已有把孩子送出去读小学的。留学人员大多集中在16岁至18岁年龄段，出国上高中和本科的不在少数。有家长直接送孩子出国上小学，六七岁的小留学生开始进入留学大军。一项数据调查显示，2010年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及以下学历留学生已占留学生总数的19.75%，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也表明，2010年因出国留学而高考弃考的学生近20万人，占弃考总人数的21.1%。

温州打喷嚏全球感冒

四位温商联手入股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业务；十三位温商组团前往欧洲洽购五十个知名意大利品牌；英国本土卫星电视台被温商收购……这只是近年来，温商进军海外的冰山一角。今年3月25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3月26日凌晨5时），华格・哥斯达黎加中国产品工贸园展示中心正式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启动。这是温州民企在中美洲创建的第一个中国“海外开发区”，标志着“中国制造”能借此平台直接进入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等20个国家，辐射美国、加拿大、智利等南、北美洲国际自由贸易市场。此外温州人已在俄罗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创建（在建）了4个传统型的“海外开发区”。

温州本土有30多万家企业，99.9％以上是民营企业，这在温州经济被称为老百姓经济的今天，并不稀奇。但是敢想敢闯、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把温州经济与全国经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据调查统计，在外温州人200多万，成立了120多个温州商会，成为“温州人经济”独特风景线。目前，经政府批准走向海外的温州企业和机构达428家，分布在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达数亿万美元，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莫以为温州商人就是跑买卖，推销自己的小商品，其实精明的温州商人早已经调整经营思路，将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入到资源开发领域。

在非洲津巴布韦，温州商人控股的中非能源公司拿到了达文代尔地区2.5万公顷铭铁矿20年的开采权；温州广寿集团跨过鸭绿江，投资605万美元，从事钼矿开采、选矿和生产销售；温州敢博投资公司，在墨西哥正在开发一处铜矿，据说这是温州目前最大的境外矿产投资项目，计划将铜矿石运到中国内地进行深加工，成品主要投放国内市场；温州瑞安一位商人在非洲尼日利亚进行别墅开发，获得丰厚利润。

一些温商随着这些年“走出去”路径的熟悉、经验的积累和实力的增强，发展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开始致力于打造温州跨国企业。

从1998年在巴西圣保罗建了首个境外中国商城以来，现在温商在喀麦隆、俄罗斯、荷兰、芬兰等众多国家先后建立了15个境外“中国商品城”，已有400多家温州民营企业进场经营。温州康奈集团自2001在巴黎开出首家专卖店后，接连在纽约、米兰、威尼斯、巴塞罗那、柏林等城市先后开出了300多家专卖店，计划在未来5年内，在境外开设1000到2000家专卖店；温州奥康集团今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开出第一家专卖店，计划到2010年，奥康境外专卖店总量达1000家以上。许多走出去的温州民营企业纷纷在境外开设分公司。从2006年开始，温商已有193家企业在海外设立了公司。

温州人素有“中国犹太人”之称，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有类似的说法。而所谓“中国的犹太人”，指的是温州人像犹太人那样遍布各地做生意，都属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的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的那种“真正的商业民族”。据说，在法国，温商独有的做人、做事方法逐渐将犹太人挤出了市场，天下第一的犹太商人惊呼：居然还有比我们更会做生意的人！有人戏言，温州打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走出去”的温州人，正在“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世界。

温州人只是中国人的缩影。进出国门搞经营像家常便饭一样的中国人，故事说不完，数字搞不清楚。

山乡农民出国打“洋工”

一座座“小洋楼”依山傍水，一辆辆小汽车、摩托车停靠小区内。知情人告诉记者：住在河南新县“金水小区”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当地农民。

在小区居民郑元富的家里，他自豪地对记者说：“我三次到新加坡务工，挣了100多万；这400多平方米的临街三层楼房是我回国后盖的，一楼开超市，二层以上住人。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真得感谢县里组织的劳务输出！”

据了解，2007年，新县外派劳务人员保持在4000人左右，年创外汇3000多万美元。目前，全县已累计输出涉外劳务人员1万多人，外汇储备达6000多万美元，居全省县级之首。

然而20余年前，新县涉外劳务起步艰难，县里虽多方做工作，就是没人愿意出国。为做大做强涉外劳务，新县设立了全省唯一一家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局，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7000多平方米的涉外劳务培训中心，以中心为基地，加强语言、技能、体能、礼仪等方面培训，提高出国务工人员综合素质。县里组织有关部门多方帮助出国人员解决家庭生产生活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严格的培训，规范的管理，打造出“诚信知足、主动礼让”的新县涉外劳务品牌，赢得国际劳务市场的普遍欢迎。在新加坡，新县劳务人员数量居全国第一，占河南输入该国人员的80%；在日本、韩国，招用中国劳务人员时很多用工单位点名要新县人。

出国闯富路，回乡创大业。80%涉外劳务人员回来后，进城入镇办超市、开餐馆、卖建材，发展二、三产业，加快了全县城镇化进程。

类似新县农民出国的事在中国并不鲜见。安徽省含山县姚庙乡地处本省北部穷山区。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农民，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建筑工地打工。近年来，该乡军潘村一位早年出去的老乡，在国外承包了多处工程。在他的联系下，该村一些会建筑手艺的农民便陆续出国打工。

大乔王村是姚庙乡出国打工人数最多的村庄，这个30来户的小村庄几乎家家都盖起了楼房。通往该村的一条350米长6米宽的水泥路正在修建，据说这条路就是由本村那位在国外承包建筑工程的老乡捐资20多万元修建的。曾经去过巴巴多斯打工的王瑞贵，今年已52岁，是较早出国打工的农民之一，由于要照顾家里，2年前他回到家乡。提起出国打工的经历，他兴奋不已，他指着自家的楼房说：“我在巴巴多斯打工3年，平均每年净挣600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要不是在国外挣几个钱，这辈子恐怕都盖不起楼房。”问他在国外打工苦不苦，生活能不能适应？他笑着说，巴巴多斯是一个旅游国家，国外许多有钱人都去那儿度假。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余下时间还可以到海边去玩，一些年轻人脑子活，还向当地人学了点口语，要不是家里离不开，他还想去打几年工。

同样，陕西华县辛庄乡步背后村人多地少，目前，出国打工的就有90多人，仅境外务工一项年收入就达300万元。开始村里大多数人都集中在日本打工，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为“日本打工村”，现在有去新加坡、加蓬、毛里求斯的，也有去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约旦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打工村”。

村民郭新未一双儿女都在国外。走进郭新未家，房子装修得非常漂亮，黑胡桃木装修，大理石地面，十分气派。郭新未说，这房子就是用女儿出国打工赚的钱装修的。女儿郭明2003年去日本一家水产加工厂当包装工，3年挣了20多万元。2006年回来后，她用打工赚的钱，在西安黄金地段东大街投资开了一家100多平方米的美发店，2007年又去了新加坡，在一家肯德基店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7000多元。

现在村里几乎找不到20~26岁的年轻人，他们基本都去国外打工了，即便要在村里找到一个已回国的也很难，因为回来后，心变“野”了，心性高了，在村里呆不住，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在大城市寻找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村支书郭仲文的两个女儿在日本打工挣钱后回国发展。他说，打工仅是为了改变生存现状，学了知识，开了眼界，在自己家乡发展才是目的。

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在田野辛勤劳作的农民，过去别说是出国，就是到本地的县城也是稀罕事。笔者当年入伍在部队时曾听说过一件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部队进驻某山区执行打坑道任务，百姓看到汽车很稀奇，纷纷抱草来喂它，其与世隔绝现象足见一斑。如今出国就像串门走亲戚，这种变化不能不让人惊奇。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出现了人口大规模跨地域流动，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为2.21亿人，占世界流动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多，光从旅行上来说，2010年有5200万中国人跨出国门。中国社会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全球化时代，跨出国门成常事，中国已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