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组织思想初探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以及由其嬗变而来的，其早期只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政党或团体，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内部也不纯洁。辛亥革命胜利了，同盟会内部首先喊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后来，当袁世凯践踏临时约法、帝制自为的时候，已经涣散到没有战斗力、号召力的地步，那样的政党根本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而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学说兴起，建党热潮盛极一时，中国政坛政党林立，如万花筒一般。只有在孙中山重组，特别是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才面貌一新，逐渐成为一个组织结构固化、势力日益壮大的政党。与早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纲领明确，凝聚力号召力很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而早期组织松散、软弱无力的现实教训，也是一个重要借鉴。同蔡和森、等亲手建党的领导人一样，向警予很早就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形成了系统的组织思想，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建党大业，担负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向警予组织思想及其生动实践，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改造中国与世界”

向警予组织思想第一个鲜明特点是目的明确，始终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出发点。从最初的“教育救国”，到参加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最终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无不是心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向警予青少年时代，先后在溆浦、常德、长沙等地求学，后又去法国寻求革命真理，耳闻目睹的中国社会，完全是一盘散沙，人民麻木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泱泱大国居然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盲目自大的虚骄之气，传统的自我优越感，都荡然无存了，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列强入侵的硝烟中分崩离析。辛亥革命成功了，封建王朝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人民莫不喁喁望治。然而，进入民国以后，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内斗不已，政客们勾心斗角，莫衷一是，政局变化反复无常，列强欺凌依然如故。国民人心涣散，挣扎在痛苦的深渊。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重任，中国社会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有感于此，向警予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呜呼，虞唐之世，有尧舜，吾民恃之可以弛责也。乃者世界潮流之所趋，古之风不可复见于今矣。呜呼，我中华之前途，我卓尔之诸君不自负之，其孰负之？诸君，诸君，行矣勉旃。”[1]从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少年向警予就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心忧天下，远远地超越了同龄女性。大哥仙钺是她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是同盟会湘西负责人，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常同家人、朋友纵论时事，抨击朝政，常给向警予讲花木兰、穆桂英等女英雄的故事，对向警予幼小的心灵影响很大。在她心目中，大哥是自己的偶像，同盟会是大哥那样的英雄好汉组织起来的，是专门拯救国家危亡的。她立志要向花木兰学习，像大哥一样，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这种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与她的一生相始终，成为其组织观一以贯之的主线。

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惨痛现实，使向警予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1907年，她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同蒋胜眉等人结拜为七姊妹，庄重宣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2]她们这样的结盟，当然还称不上组织或团体，但是说明她们已深知人多力量大。那个时代，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任何个人都缺乏安全感，因而民间自发结社结帮的现象很普遍。但是，不管是义结金兰，还是加盟帮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追求个人及其小团体的安全和利益。向警予七姐妹结盟，自然还带有浓厚的民间结义色彩，但与众不同的是，七姐妹为之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气息，她们的目的不在于私情私利，而是立誓要“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迥非通常的异姓结拜、江湖结义可比。这可视为向警予组织思想最早的萌芽。从那时起，无论参加什么组织或团体，向警予的目的都是明确的、一贯的，那就是：“作大事业”，救国！当时，七姐妹的理想是教育救国。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向警予回溆浦县城创办新式学校，自任校长，传授新知识，宣传新思想。蔡和森在《向警予同志传》中这样写道：向警予“回乡创办溆浦女学校，任校长职三年。……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她不知道别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她是一个‘事业的野心家’，她每每自己这样奋激的幻想：‘将来我如果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她每每这样激烈的幻想便要大哭一场。”[3]但是，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里，掌握了新知识的学生，走上社会之后往往只能随波逐流，很快被世俗所同化，如同一滴雨水掉进大染缸里，甚而如鲁迅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有志之士又势单力孤，无可奈何。这样办教育，连一个小小溆浦都改变不了，哪里谈得上救国？现实无情地告诉她，单靠个人苦行僧一样地办教育，唤不醒东方睡狮。向警予深感教育救国之路难以继续走下去，必须走出溆浦，在更宽广的世界里继续自己的探寻。正如在致向警予信中说的那样：“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4]

得知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的消息，向警予受到很大鼓舞，离开溆浦来到长沙，正式参加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聚集了一批湖湘青年才俊，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研究各种思想理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向警予此时正处于重新思索、探求真理的人生新阶段，参加新民学会，无疑是她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选择，从此她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翻开了革命生涯新的一页，目标也从“教育救国”转向“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新民学会这个革命团体里，向警予受到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员蔡和森等人的影响，思想不断进步。她亲身感受到革命团体的旺盛活力，在组织里如鱼得水，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做好组织安排的事情。学会提倡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她先后参加发起了“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呼吁女同胞克服畏难情绪，勇敢地走出去。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实在是非同凡响的，当时的中国女性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自由，读书识字已是一种奢望，还想出国求学？向警予就是不信邪，热情地向姐妹们发出呼呼，喊出了时代新女性的心声。向警予不仅发起组织，大力呼吁呐喊，而且付诸实施，决心自己要带头赴法勤工俭学。寰球中国学生会作为留学生中介机构，为大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提供了诸多直接帮助，向警予积极支持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工作。1919年12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前日（即12月7日）上午十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开会欢送留法学生，到者有湖南、四川等省男女学生一百余人”，“ 次湖南留法学生向警予女士演说，略谓：‘中国今日之种种事业，其希望均在学生;而学生中分子不能完全，希望学生界此后渐趋纯粹。寰球中国学生会实指导学生入正轨之绝好机关。’”她在演说中还说：“且吾人之求学，宜抱贡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刷东方民族之精神，亦吾人应注意也。”[5]后来她赴法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从此她把一切都献给了最崇高的事业，在如火如荼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勇立潮头，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英勇奋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向警予的组织思想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尽显魅力。

二、“一切热情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

向警予组织思想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灵魂，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通过在新民学会中的锻炼，向警予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生活在组织之中，个人的能量才能最好地发挥出来，只有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才能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她积极参加进步学生团体，参加各类活动。因为自己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组织、团体的重要性，所以她极力鼓励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起来，参加到组织中去，就如同散播革命种子。1919年12月20日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希望你加入要求北京大学公开（即要求北京大学公开招收男女学生）的团体。”[6]她说：“我们的学术能力，虽然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应当担负的。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最要的是散播种子，凡重要的机关地点，我们同志应该到处分布。”[7]1920年 6月在法国给陶毅、任培道写信（谈女子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女同志联络问题）又提出：“希望联合湘中同志，如励进会旭旦学会以及男子中之热心研究女子问题的，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机关，抽出条理来研究，发行一种专门而且永久的出版物，或即将《女界钟》扩充亦可。”“湘中女界同志都是有思想有抱负的，可惜受了蒙蔽，甚望毅姐将精粹分子联络拢来，大家分工合作。”[8]

蔡和森是我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活动家，他敏锐地认识到，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把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组织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手段“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中国，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唯一出路，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向警予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有了深入的了解。蔡和森在回顾这段历程时写道：“警予遂与和森及和森之母与妹蔡畅等同船赴法。警予与和森多次谈话之后，开始放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而相信共产主义，同时警予与和森的恋爱亦于此发生。这是一九二年一月十五日在东印度洋船中的事情。警予和森恋爱之后，一切热情集中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一到法国遂纠集同志及华工中的先进分子形成这种倾向的组织。”[9]蔡和森所说的这个组织，就是“勤工俭学世界社”，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在留法期间，向警予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上豁然开朗，方向、道路变得清晰起来。她每天从早到晚苦练法语，耐心地翻阅字典，一字一句地查出原意，短短几个月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1920年5月26日，她在主编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说：“虽然一时候说不定替代一种什么主义与制度，最为美善适宜，然而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这是可以深信无疑的。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尚有待于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我们的改造，当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然后这个问题才有研究的价值。……现在女子的病症在哪里呢？（一）一般女子，有觉悟的，究竟占极少数。（二）虽说觉悟了，而力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更占极少数。要诊第一个病，应从思想的启发入手，故研究宣传的工夫，是极不可少的。要诊第二个病，应从实际的运动入手，故组织团体的工夫，是极不可少的。我们的根本希望，固然是希望一般女子，各个自觉，各个自决，各个自动，然而在各个未能自觉、自决、自动之先，应得有几个发动的机关和实际的组织。”[10]这篇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足以说明，她此时已经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妇女问题，明确地指出了组织起来是实现妇女解放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必须唤醒民众，组织民众。

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向警予，高度重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她积极投身于建党大业，成为蔡和森、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实践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他们共同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深入研究欧洲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经验，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最高组织形式。1920年7月，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议上首次提出“组织共产党”的主张，极力“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当时与会者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他主张的暴力革命论“太激烈”，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向警予坚定地支持蔡和森的主张。在部分留学生还沉迷于无政府主义幻想的时候，向警予同蔡和森等人一道，力主走十月革命道路，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坚定的立场和远见卓识，只能是已经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家才能具备的。

向警予同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筹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1920年2月，旅法学生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同年8月改名为“勤工俭学世界社”（简称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30多人，向警予和蔡和森一道参加改造工学世界社的活动。工学世界社是讨论建党问题的重要平台，开展多次讨论，向警予旗帜鲜明地支持建党。据李回忆，1920年6月，从6日至10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5天会。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回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并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1]同年12月，“工学世界社”连续3天讨论。《向警予生平大事年表》记载：“12月7日，工学世界社开大会于蒙达尼，向警予参加。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社会大革命。12月8日，李和笙在工学世界社大会发言，主张无政府主义。向警予‘又作长篇的谈话，至晚十时止’。12月9日，工学世界社大会‘到晚九时才表决了个倾向，各个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要革命才行。于是数日的讨论得个结束，告一段落。’”[12]据戴绪恭《向警予传》记载，在会上，“蔡和森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自己的主张。他把自己从法语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要向警予用纸抄写好，一张一张地贴在教室周围的墙壁上，一边说，一边指出原句，进行分析。”[13]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向警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组织起来“集中自己的势力”

向警予组织思想的第三个鲜明特点是，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集中革命力量。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向警予组织思想中的具体化，贯彻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真正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时也是警予精神的重要内容。1922年初她回国后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妇女部长。从此她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义无反顾地走投身于革命大业，不管形势多么严峻，白色恐怖如何凶险，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成为我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向警予的组织思想也发生了飞跃，为全体工农大众谋解放的目标更加鲜明，形成了一整套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奋斗的组织领导方法和艺术，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发动组织民众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党的领导下，以工农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如异军突起，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支不可缺少的方面军。向警予就是这支方面军最早的、最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4]向警予深知组织工农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她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致力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她告诉大家：“学生和工人如果自身有了团体，便有了互教互育保护自己利益的机关，这是对抗腐败环境一种最紧要的方法。”[15]在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侵华野心日益暴露的时候，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必须组织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故我们的主张是：一面力争自由，扩大民众组织的战斗力，尤其应当帮着工人阶级完成其大规模的组织之战斗力――因为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势力――以打倒卖国的军阀政府而建设人民政府，同时与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亲密结盟，并组织民众武装的国民军，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连环。”[16]

向警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妇女运动是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人运动又是国际共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解放必须放在全国劳苦大众进而放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全球大格局中，进行战略思考、整体部署和统筹指挥。1920年5月26日她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文章中即已指出：“如果我国女子已进到解放之域，即当进而谋世界女子的解放，同时为人类的大解放，此即所谓世界改造。”[17]1923年11月8日她在《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说道：“第一件应注意的是政治。女权运动的团体为什么要注意政治呢？因为政治与女权有密切的关系。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18]1924年12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宁波同乡会会址（现路市中中学）开成立大会，向警予被推选为17名委员之一，后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她亲自起草宣言，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为什么要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呢？……要人民政治成功，先要人民自己努力，所以无论男女，通通要起来奋斗。不过奋斗没有组织和武器不行，国民会议便是这奋斗的组织和武器。”[19]1925年1月11日，她又在《妇女周报》发表文章《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中指出：“中国妇女要将自己从层层压迫之中解放出来，站在‘人’和‘国民’的地位，只有‘团结奋斗’的一个方法。要团结奋斗，必先‘集中自己的势力’，所以妇女不独应有各地的组织，而且应有全国集中统一的组织，使全国的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然后妇女运动才能成功一支社会的实力而唱最后的凯歌。”[20]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始终把组织起来当做第一位的首要任务。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自己的势力，形成战斗力。

向警予非常重视知识妇女的作用，她们是广大妇女中具有新思想的先进分子，只有发挥她们的作用，努力使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团结起来，一齐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才能完成革命任务。“为了实现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向警予提议，经过党中央同意，组织了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达到三十万人之多，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力的队伍。”[21]

领导工运和妇女运动，向警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1922年11月，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因湖南劳工会恢复一事，居然致电吹捧军阀赵恒惕，向警予立即撰文予以驳斥。[22]“作为妇女运动先驱者的向警予，不仅领导了女工运动，使妇女罢工从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且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妇女运动的干部，引导她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3]向警予利用会议、刊物宣传党的正确主张。1923年以后，向警予动员上海大学等学校女生创办了几十所工人夜校，帮助女工学文化，启发她们在斗争中逐渐提高觉悟，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和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中去。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培养出大批女工骨干，使她们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在她们的团结带领下，广大劳工妇女组织起来了，“集中自己的势力”，成为大革命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四、“热切帮助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大群众”

向警予组织思想的第四个鲜明特点是，把最底层、苦难最深重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身受的苦难最深重，所以一旦觉醒起来，反抗要求最迫切，革命意志最坚定，组织起来的力量，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向警予大声疾呼苦难深重的妇女们迅速觉醒，勇敢地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1923年7月她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一文中对当时的女权运动及参政运动把广大劳工妇女排除在外、不关心女工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她在演讲、撰文中，一再呼吁女权组织、妇女团体要关注劳工妇女，不能只注意知识女性。她在总结上海丝厂和南洋烟厂罢工斗争经验基础上，1925年4月发表了《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指出：“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24]1925年5月10日参加中国妇女协会成立大会，她发表演说：“诸先生所发起的是一个‘中国妇女协会’，自然是为了中国全体妇女争普遍的利益。要为全国妇女争普遍的利益，便非少数‘名闺才媛’所能办到，这是很明显的。我诚恳的希望各位先生不要以为有了几个‘名闺才媛’便算满足，而要注意群众，时时为群众利益奋斗。并要热切帮助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大群众。”[25]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地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概念，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向警予的这些思想已经具备了群众路线的基本要素。

上海丝厂女工是劳工队伍中最为苦难深重的一个群体。向警予经常深入丝厂，了解女工们的疾苦，号召她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抗争。1923年9月26 日在《妇女周报》上发表《告丝厂劳苦女同胞》，呼吁：“你们无钱无势，只有团结奋斗是唯一的武器。你们十余万人应当全体加入丝茧女工团。一切动作，听从团的指挥。因为你们有了团体，势力才能集中。你们全体加入团体才能有伟大的力量。”[26]11月21日又发表《告丝女工团结起来》，呼吁：“要免除军阀和外力的压迫，只有人民本身团结的力量。要免除厂主的虐待和剥削，也只有劳工本身团结的力量。人民本身不能团结，而却镇日地希望第三者出来替他解围，或是直接向军阀和外力告哀乞怜，这是做梦。劳工本身不能团结，而只眼巴巴地望着社会的援救，或是苦求官厅主持公道，这也是做梦。……我正告你们，甚么社会官厅都靠不住，靠得住的，还是：你们本身的团结。于资本家铁鞭之下的姊妹，团结起来！”[27]正是在向警予的组织指导下，丝厂女工日益觉醒，勇敢地举行罢工斗争，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丝厂女工是这样，对其他劳苦群众也是这样，向警予总是把关怀的目光投向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耐心地把他们引上觉醒之路，团结之路。

向警予是一位出色的组织大师，既是优秀的宣传员，又是勇敢的实干家，时刻保持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旺盛的革命干劲，像一团烈火、一面旗帜，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里，给那里的群众带来温暖，燃起大家的希望，成为广大妇女劳工的主心骨。她整天东奔西走，街头演说、募捐、为工人夜校上课等，事必躬亲，亲自动笔起草了40多篇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决议和文件，为《向导》《妇女周刊》等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她领导指挥了上海闸北区丝厂女工罢工等多次罢工运动，动员上海大学等学校女生创办几十所工人夜校，帮助女工学习文化知识，使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携手投入反帝反军阀和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反帝联合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向警予和杨之华等人通过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白天带领妇女和学生上街演讲募捐，晚上到工人夜校进行宣传发动。接着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向警予通过各地“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大力声援，还组织上海、广州、香港的女工数千名，直接参加了省港大罢工，成为省港大罢工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向警予总是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指挥，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她在上海租界讲演时，外国巡捕用棍棒驱赶，用水龙头疯狂喷射。向警予毫不畏惧，每次上街都穿着雨衣，带着雨帽。遇到巡捕开始驱赶阻止，水龙头猛烈喷射，她总是临危不乱，指挥群众撤离，自己最后一个离开，身上经常是湿淋淋的。换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她又开始讲演，帽子上的水不断地往下滴，她顾不得擦一擦，一直讲下去。这种顽强勇敢、不屈不饶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听众，连巡捕们也不由得暗暗敬佩。

1927年“宁汉合流”以后，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向警予调湖北省委工作，主编《大江报》。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向警予又参加长江局工作。她是著名妇女领袖，长期为公众所瞩目，现在转而从事秘密工作，是十分困难而又危险的。她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以非凡的毅力，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组织领导党的地下工作，通过《大江报》指导群众运动，很多文章都出自她的亲笔。《大江报》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在黑夜里照亮了武汉三镇，工人群众只要见到《大江报》，就知道我们党还在武汉继续指挥战斗！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向警予非常重视组织的力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组织和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包括妇女群众，团结奋斗，实现自身解放，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组织思想和组织领导艺术。目标明确，立场坚定，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冲锋在前，亲力亲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些优秀品格，既是向警予组织思想的重要特征，又是向警予精神的重要内涵。向警予组织思想与向警予精神一样，是她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注释：

[1] 《向警予文集》第263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下同。）

[2] 《向警予文集》第1页。

[3] 《向警予文集》第342页。

[4] 《早期文稿》第49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5] 《向警予文集》第4页。

[6][7]《向警予文集》第6-7页。

[8] 《向警予文集》第25-26页。

[9] 《向警予文集》第342页。

[10] 《向警予文集》第12、15页。

[11] 《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蔡和森110周年诞辰纪念集》第177-179页

[12] 《向警予文集》第322-323页。

[13] 《向警予传》第54页。（戴绪恭著，198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同。）

[14] 《向警予传》第83页。

[15] 《向警予文集》第240页。

[16] 《向警予文集》第85页。

[17] 《向警予文集》第21页。

[18] 《向警予文集》第139页。

[19] 《向警予文集》第192页。

[20] 《向警予文集》第207页。

[21] 《向警予传》第110页。

[22] 《向警予文集》第59页。

[23] 《向警予传》第95页。

[24] 《向警予文集》第221页。

[25] 《向警予文集》第236页。

[26] 《向警予文集》第124-125页。

[27] 《向警予文集》第150页。

（作者张克鹏，溆浦县文广新局正科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