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音乐史料看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摘 要: 自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认识经历了“猎奇”、“求知”和“认同”三个阶段。这一递进过程与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正是社会实际的改变为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与社会环境。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西方音乐 中国社会 音乐教育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徜徉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古老中国开始觉醒。从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列强一步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一些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敌人的强大,认识到西方武器装备的先进。从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救亡图存,一批批有识之士开始为探求民族出路而努力。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是继林则徐之后又一位主张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他编写《海国图志》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洋务派进一步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变成了社会实践,“中体西用”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型社会思潮。在音乐文化领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西方音乐文化,伴随西方教会势力的扩张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范围的传播。基督教会在中国所进行的传教活动,以及建立的教会学校,成为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音乐教育及其文化的先进,由此掀起了一阵阵留学热潮,这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出国游历的中国学者逐渐增多,他们将自己的所观所感诉诸于文字,一些学者还对外国音乐文化产生兴趣,他们编译外国文献,介绍西洋音乐家、西洋音乐理论知识,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快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一、中国人眼中的西方音乐

自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认识经历了“猎奇”、“求知”和“认同”三个阶段②。元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蒙高维诺在寄给罗马教廷的人的信中谈到,他在北京组织的唱诗班歌唱深受中国皇帝的喜爱,且“此奇妙之事已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将产生巨大的影响”③,由此可以看出此时中国人对西洋音乐的肯定,并将西方音乐与西洋的钟表一样看作时髦的。到了明末清初,西洋音乐再度传来,又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中国人对西洋音乐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对西方的乐器与音乐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康熙皇帝更是身体力行地学习西方音乐,但是这一时期的西洋音乐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西洋音乐传播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主要依靠少数的外国传教士进行传播,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西方音乐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

鸦片战争发生后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残酷的社会现实逼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背后隐藏的强大的精神文明,为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方音乐的态度,由一般音乐上的“猎奇”和音乐理论上“求知”转变为对西方音乐的“认同”,西方音乐在中国得到了大规模的传播。一批批学习西洋音乐的人更是身体力行,将西洋音乐文化用于实践,西洋音乐第一次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著名的音乐家更是鼓励中国人学习西方音乐,肯定西方音乐对于国民建设的重要作用,要求开设音乐一科,并提倡音乐改革。康有为认为中国在周代时已有较完备的学校机构,后不立学校而设科举,近代日本已胜我国,不是由于将相兵士胜我,而是由于日本遍设学校,由此1898年他在《请开学校折》一文中,呼吁“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④匪石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提出:“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⑤陈仲子在《近代中西音乐之比较观》中提出:“反观欧西各国,音乐是发达,一日千里。”⑥并提出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洋音乐,主要表现为“声音单简”、“节奏粗略”、“曲调陈旧”及“歌词鄙俚”。狄就烈在《圣诗谱》原序中指出了中国的乐法不及西方全面与精道,认为中国人唱圣诗应该按照西方人的方法,以上观点表明这一阶段中国人对于西洋音乐的态度是认同的,他们认识到西洋音乐之发达,也认识到中国音乐文化的不足,要求借鉴西洋音乐文化及教育以改造中国音乐文化及教育。中国人对于西洋音乐态度的转变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是中国近代化的必然结果。

二、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足迹

在近代,西方音乐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在外国游历时根据自己的所观而记写的海外游记,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基督教会、创办教会学校、建立军乐队,以及音乐教育者的理论研究等途径进行传播,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一)海外游记中的音乐

这一时期,在中国人的海外游记中出现了许多关于西方音乐文化的记载,如张德彝曾出使英国、比利时、俄国等,回国后编著了《航海述奇》八部(七述奇疑未成书),其中记录了大量的西方音乐文化的盛况。此外,志刚曾出使美、英、法、普、俄等国,后撰《初使泰西记》,记述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其中也有西方音乐表演状况的记载。此类的著作另外还有王韬的《漫游随录》,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以及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这些海外游记对中国人了解当时西方音乐文化的实际状况,以及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二)宗教仪式中的音乐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殖民者和清政府双重庇护,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西方音乐也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西方的传教士首先从这一带开始活动。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谱式与乐理知识,如五线谱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还介绍了欧洲的古四线谱、符号五线谱,以及中国的工尺谱,等等,西方的乐器也被介绍到中国,如钢琴、手风琴等。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不仅在沿海的几个城市中传播,而且体现在农民阶层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天国运动具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将上帝看作是唯一的真神,他将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宗教和道德力量来拯救社会。他领导的“拜上帝会”在举行活动时要求唱赞美诗,是太平天国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清朝官方对于太平天国礼拜的情形在一些资料中均有记载,如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以及英国人呤利的《太平天国亲革命历记》,等等。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这层亲密关系,曾吸引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到访⑦。太平天国运动中还涉及了一些西洋乐器,如风琴、法国圆号等。

(三)军队建设中的音乐

奋翮生在《军国民篇》中提到军歌的重要性,《中国军乐队谈》一文对中国欧式军队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研究,这也是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体现了外国军乐在中国军乐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影响。为了满足新建的军乐队对演奏人员的需求,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军乐学校。

(四)学校教育中的音乐

外国传教机构在中国创办学校,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滥觞。传教士首先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教会学校,最早创立的学校有1844年英国教会在宁波开办的“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和美国长老会开办的“崇信义塾”(后迁至杭州,1919年改为之江大学),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办的“格致书院”,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徐汇中学”。这些学校普遍设有必修和选修的音乐课程,学习西方音乐,教唱歌曲,演唱西洋乐器,有的学校还组织了西洋乐队来为教会礼拜服务。由于受到学校性质的影响,西洋音乐的传播范围有了一定的局限性。而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普及性质的音乐教育是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开始。学堂乐歌是指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一种歌唱文化,一般是指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歌唱而编创的歌曲。这种新式的音乐教育体制借鉴了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及日本的音乐教育模式。早期的学堂乐歌主要是采用欧美的主要曲调和日本欧化了的曲调进行填词演唱,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唱,已经大大超出了学校的范围。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一些音乐团体、出版事业与音乐演出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学堂乐歌成了传播西洋音乐的主要渠道,西方音乐知识如简谱、五线谱等在这一时期传入,并确立了集体歌唱的形式。

(五)思想家著述中的音乐

中国近代音乐学者的理论著述与研究成为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乐圣贝多芬小传》、《音乐家窦蒲舍》,《和声学大纲》、《西洋歌剧发展之梗概》、《西洋作曲法底变迁》、《古典派的三大乐圣》、《德国的浪漫乐派》、《德国的现代派》及《西洋管弦乐》等,将西方的音乐家、音乐流派、音乐理论与乐器介绍到中国,促进了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了解。

三、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意义

中国近代音乐文化是在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相互冲突而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并不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近代的自然延续,而是在被迫回应西方挑战和适应新的生存条件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并逐渐走向近代化。冲突与融合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主题,冲突反映着中外,以及新旧音乐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融合,反映着国人对西方音乐文化的吸纳与接受。总之,中国近代音乐文化是在面临着西方侵略者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选择,同时也含有一种被动接受的意味。

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对于中国音乐的古今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必然。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促进了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同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中国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们应该怀着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这是促进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文化是要向前不断发展的,优胜劣汰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中国音乐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统所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是不应走向拒绝一切音乐外来文化的极端,也不应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是我们面对异国文化应该坚持的立场。

注释:

①王顺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4.

②③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97.

④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99.

⑤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86.

⑥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255.

⑦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82.

参考文献:

[1]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2]王顺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5]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6]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7]刘再生.评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兼论新音乐的历史观[J].中国音乐学,19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