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责任立法的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建立起了协调一致的环境污染责任的法律规范体系，克服了以往环境污染责任规定分散、甚至矛盾冲突的缺陷。但是，文章认为在环境侵权行为的范围、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预防环境侵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及时完善，以更好地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侵权责任 环境侵权 环境污染 环境破坏

环境侵权从传统民事侵权发展而来，如英美法系主要是依“妨害行为”发展而来，大陆法系则是依“干扰侵害”发展而来，在立法上各国均以特殊民事侵权加以规制。近年来，制定专门的环境侵权责任法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立法发展趋势，如德国的《环境责任法》、日本的《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芬兰的《环境损害赔偿法》等。以往我国对环境侵权的规定分散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性污染防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并且相关规定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存在不一致的地方。2009年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第八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从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共同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及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等方面做出了较系统的规范，为明确环境污染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规定

（一）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理论上有不同的主张，如“三要件说”、“四要件说”，其分歧在于应否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立法上，我国《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在规定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是否需要排污行为的违法性方面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如《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规定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污染环境的行为；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违法性；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联系。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因此《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要求污染行为的违法性。1991年10月10日国家环保局在《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中也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此复函对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过错及违法性要件也予以了否定。尽管一定范围内的排污行为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即达标排污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

然而环境污染侵害具有累积性的特点，即使达标排放，当排放的污染物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超过了环境的自身净化能力也会导致环境的污染，以至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健康。法律规范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然而规范之间的不一致会在实践中产生适用的困难，有些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在认定环境污染责任时要求具备行为的违法性，使得很多环境污染行为得不到法律的追究，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一是污染环境的行为；二是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三是污染环境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联系。《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的承担不要求污染行为的违法性，也不要求污染者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有利于规范间的协调统一。

（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在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一般要求受害人提出加害人有过错、有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联系等证据。但是在环境污染纠纷中，受害人是难以做到这样的举证的。受害者对于工厂的排污行为是否出于过错，无法知道，也很难收集和提供有关的事实证据。而且污染造成的损害往往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受害人根本无法确定。要求受害人提出因果关系的充分证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样无异于剥夺了受害人的胜诉权。以往我国环境污染纠纷中有关举证责任的内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加以解决。如199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2001年 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4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次《侵权责任法》第66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实现了以立法的方式在环境污染责任领域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使得有关环境污染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我国环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只是部分要件事实，而不是全部，原告依然要就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损害后果等方面提供证据证明。

（三）明确规定环境共同污染责任的承担

《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实践中存在多个污染者共同排污造成损害的情形，环境污染共同侵权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共同侵权的特点，单个排污行为可能不会造成环境的损害，但是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污染物结合则可能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就明确了环境共同污染责任的承担，有利于保护受害者的环境权益。

（四）确立了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

对于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情形，最初我国相关环境保护单行法主要是把它作为污染者责任抗辩事由加以规定的。如原1982年8月23日通过，1983年3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并且把该款与构成污染者免责的战争行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放在同一法条里。后来1999年12月修订通过，2000年4月起施行的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尽管把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的情形从原来的免责条款中移出单独加以规定，即该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有别于集中规定免责事由的第92条：“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一）战争；（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三）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但对于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仍规定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还是没有摆脱第三人过错是责任抗辩事由的事实。

原1996年5月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第55条第3款中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因而原《水污染防治法》把第三人过错是作为污染者的责任抗辩事由加以规定的。2008年2月修订通过，2008年6月起施行的现行《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第3款则规定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由污染者承担赔偿责任，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是我国环境立法中首部明确没有把第三人过错作为抗辩事由加以规定的法律。在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的责任承担方面，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由有过错的第三人承担责任，而没有涉及污染者的责任，现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由受害人直接向污染者追偿，污染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有过错的第三人追偿，相比较《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极大进步，有利于保障受害人损害赔偿的获得。但是没有规定受害人可直接向有过错的第三人直接追偿也是一个缺陷，因而在追偿机制和追偿对象的选择上，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一样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僵化、单一等缺点，不利于对受害者权益保护的便利化。

而《侵权责任法》第68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由此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不仅明确规定了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情形不是污染者的抗辩事由，而且赋予了被侵害人在追究责任时以选择权，即既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这样规定更加灵活，更有利于保护被侵害人的权益。

《侵权责任法》第八章对环境侵权责任规定的不足

《侵权责任法》第八章在规范环境污染责任方面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环境侵权并不仅仅是环境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也是作为一般性的侵权责任法难以概括的。

（一）规制环境侵权行为的范围有限

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健康方面的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包括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两个方面。环境污染指由于人们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使环境质量恶化，影响人体健康、生命安全，或者影响了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以至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现象。环境破坏指由于人们对环境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所造成的现象，即由于毁林开荒、过量放牧、掠夺性捕捞、乱猎滥采、不合理灌溉、不适当水利工程、过量抽取地下液体和破坏性采掘、不适当种植或者移民、人口增长过速和都市化等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耕地锐减、森林蓄积量下降、矿产资源遭破坏、地面塌陷、水源枯竭、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渔业资源日益减少或者一些品种灭绝，旱涝灾害频繁，以至传染病、地方病流行等。生态环境的破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活环境，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人身、财产权益。甚至从长远来看生态破坏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影响更长久，甚至是不可逆转。

《侵权责任法》第八章只是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没有涉及因环境破坏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责任问题。因而对环境破坏这种环境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的承担缺乏法律依据，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有限

环境侵权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对公民身体健康、财产的损害。《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其中没有明确把环境权益纳入保护的客体。环境权益包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内容，但环境权益不仅只限于环境人身权益和环境财产权益，还包括各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环境系统的功能和效应，如生态利益、环境的优美舒适等。它的客体是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这一权利具有概括性，可以通过列举而具体化。如美国的一些州宪法对环境权做了具体的规定，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免受噪声过度干扰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等；日本的一些判例中列举的环境权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宁静权、眺望权、通风权、日照权、达滨权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生态利益和环境优美舒适度构成了现代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实践中，对环境生态利益和环境优美舒适造成侵害的行为也大量存在。在性质上，这些权益是属于人身权还是属于财产权立法上没有明确，理论上也存在争议。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也没能做出规定，在实践中不利于此类环境权益遭到损害时的救济。

（三）缺乏对环境侵权的预防性规定

环境侵权具有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的特点，比如环境侵权具有潜伏性，其损害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察觉，而传统侵权行为常因加害者发动加害行为，损害即时成立，受害者也能发现受害之所在，故对损害的认定较为容易。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往往波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甚至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之后才表现出来。此外环境侵权还可能同时侵害多数人多种权益，而且表现出继续性、持续性、难以恢复性等特点。从预防环境侵害发生的角度分析，鉴于人类环境利用行为具有社会有用性、价值正当性、行为合法性和损害的不可避免性，公众不可能等待正在来临的环境侵害成为现实后再行使私权利谋求事后的救济，因而事前采取措施遏制污染和破坏行为导致公共环境的侵害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构成要件上必须是现实地造成了损害，环境污染责任的承担就成了一种事后的补偿。此外，《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些责任方式对预防特殊的环境侵权行为也明显不够。因而无论从构成要件来看还是从责任方式来看，《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规定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预防环境侵权的问题。

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的立法建议

（一）合理界定环境侵权行为的范围

环境侵权行为不仅仅只是环境污染行为，还包括环境破坏行为。随着人们开发建设活动的进一步扩展，因环境破坏而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甚至生态系统失衡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一方面，生态环境的破坏，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污染的加剧，如森林的破坏会导致环境净化污染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环境的污染也会或迟或早影响生态环境，如污染导致一些动植物品质下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所以，对环境侵权行为的立法应该全面规范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破坏行为。

我国司法实务中也有因生态环境破坏而产生纠纷的案例。如在“西庄村委会诉长岛县海运公司浅滩采砂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西庄村以西的海岸遭海水侵蚀的现象加剧，许多地段沙滩已不复存在，土地被冲毁，直接经济损失达343.65万元。西庄村海岸侵蚀的原因中，上诉人（一审被告）在登州浅滩采砂是该段海岸侵蚀加速的主要原因。于是，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海岸侵蚀造成的土地损失94.5万元，并补偿155.98万元，作为其采取必要的护岸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费用。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有损害就理应得到救济，这是自然之法理。建议制定专门的环境侵权责任法，在与《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规定衔接的基础上，根据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把环境破坏行为也纳入环境侵权救济的范围，对环境侵权责任及纠纷处理机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规定。

（二）明确环境侵权所侵害的客体范围

只有首先明确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范围，才能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及范围。环境侵权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传统侵权行为与损害的客体之间是直接的关系，而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形成并非单纯的直接的线性关系，而是“人―自然―人或环境”的复杂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是人的行为与自然运动共同形成的结果。因而环境侵害既有对“人”的损害，也有对“环境”损害；既有对人身权的损害，也有对财产权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生态利益、清新空气等环境公益的损害。环境权益则能全面概括这些权益，因而建议把环境权益明确纳入环境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或者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完善。

（三）环境侵权的规制应体现预防原则

环境侵权不同于传统的侵权行为，其损害后果一但产生，不仅损害程度往往是传统侵权行为无可比拟，而且将难以恢复甚至无法恢复。因而在应对特殊的环境侵权方面，应体现预防的原则。《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据此，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有关环境侵权的规定并没有要求“造成损害”的规定。损害强调现实的结果，危害强调损害的可能性。环境保护法上的排除危害是指对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损害者，由国家强令其排除可能发生的损害或停止已经发生的损害，并消除影响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排除危害”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特征，因而是环境保护法中具有自身特色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侵权责任法设专章规定有关环境侵权内容，应该吸收已有环境保护立法的一些积极经验。建议在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不需要具有损害的现实结果，只要有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在责任方式的设置上采取一些具有预防性特征的责任方式，如：排除危害；禁制令以停止环境侵权行为或要求主管机关采取具体措施贯彻法定要求；产品召回；生产者责任延伸即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使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特别是末期处理时可以获得更好的环境表现等。此外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方面，可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机制，加大对恶意损害环境的行为人的惩罚，以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

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不是《侵权责任法》所能单独应对的，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的先进经验，顺应环境侵权立法的发展趋势，制定专门的环境侵权责任法，并建立和完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配套性的法律法规，构建全面协调的环境侵权法律规范体系，以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环境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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