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叙事中的“寻找”模式

时间:2022-05-19 01:02:50

论电影叙事中的“寻找”模式

[摘 要] 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的“寻找”模式主要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寻物”;第二类为“寻人”;第三类为“寻踪”。在一路的寻找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心理在弱化或者强化,思想在升华或者沉沦,行为在调整或者逆转。寻找之初的主人公与寻找之后的主人公已经“判若两人”。有“离合”才有“寻找”,有“寻找”才有“悲欢”,因此,“寻找”模式适合展现“悲欢离合”。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寻找”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寻找”是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键词] 电影;叙事;“寻找模式”;三种类型

电影和小说、戏剧一样,都要讲故事,即“叙事”。不过,小说是在书本里讲,戏剧是在舞台上讲,而电影是在银幕上讲。不管在哪儿讲,毕竟它们都属于叙事艺术。[1]447-448法国文艺理论家乔治·普罗第概括了“三十六种戏剧模式”,其中第35种模式为“骨肉重逢”,主要的即观众所同情的人物为“寻觅者”,其他必要的人物为“寻得的人”[1]445。普罗第所说的“骨肉重逢”如果不仅仅局限在“骨肉”,而是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旧物重逢”“老友重逢”“故地重逢”等,则就变成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经常上演的“寻找”模式。笔者认为,“寻找”模式主要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寻物”;第二类为“寻人”;第三类为“寻踪”。

一、寻物类型

陆川导演的电影《寻枪》讲的是一个“寻找手枪”的故事。警察马山(姜文主演)丢失了一把“枪”,于是开始了“草木皆兵”的“寻找”过程。警察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枪不见了,影片的开头首先给故事一个展开的“动因”。“枪丢了必须要找”,影片的主体部分就是“怎样找”。“找的过程”是围绕着“由近及远”的原则扩展开来的,就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石子,涟漪就会从里向外层层推开一样。寻找的第一个阶段是“家里”,警察先是把儿子列为“被寻找的首要对象”,因为儿子喜欢枪。寻找的第二个阶段是“家外”,家中寻找无果后,警察开始到家外追寻枪的下落。警察回忆了可能接触到枪的可疑人选,送他回家的周小刚进入他的寻找视野。警察找到周小刚的家,没有看到周小刚,却发现十几年前的恋人李小萌。更令警察没有想到的是,李小萌被人用枪打死,而涉案的枪正是警察丢的枪。李小萌的突然出现与离奇被杀使“枪”变得更加危险。如果说,警察刚开始寻枪是出于“职业上的必然要求”,那么李小萌死后的寻枪就是“内心上的急切愿望”。经过缜密分析,警察推断出李小萌是被误杀,周小刚才是凶手要杀的真正目标。警察扮上了周小刚的穿戴招摇过市,果然“引枪出洞”,原来偷枪的是卖牛肉粉的刘结巴。周小刚制造的假酒致使刘结巴失去了亲人。刘结巴打算用民间的复仇方式击毙周小刚,为亲人讨回公道。经过两个阶段的寻找,“过程”结束,影片转到“结果”,警察马山面对苦苦寻找的枪,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就是把自己和刘结巴拷在了一起,迫使刘结巴开枪。最后一颗子弹击中的是枪的主人,也是寻枪的人。

黄建新导演的电影《谁说我不在乎》讲的是一个“寻找身份证”的故事。家庭主妇谢雨婷(吕丽萍主演)丢失了一张“结婚证”,于是开始了“神经兮兮”的“寻找”过程。谢雨婷是一名普通工人,在领取慰问品时突然发现结婚证找不到了,加之旁人议论说“没有结婚证就不受法律保护”,她的内心变得不安起来。为了找到结婚证,她把家里翻箱倒柜。遍寻不见后,她的“中年危机”意识更加强化,越是找不到就越要找,从此陷入到“寻找的怪圈”,把家庭闹得鸡犬不宁。谢雨婷因为“找不到结婚证”,决定与丈夫离婚。但在离婚时,民政部门干部要求出示“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办不了离婚。女儿忍受不了家庭破裂的事实,离家出走。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两人暂时尽弃前嫌。其实,“结婚证”一直藏在光荣证的镜框背后。

在这一类“寻找”模式中,故事以主人公丢失一件“旧物”为开端,经过一番令人啼笑皆非的“寻找”,最后“意外重逢”。本来“物”是为“人”服务的,但“人”却为“物”所累,命运给寻找者开了一个玩笑。笔者将之称为“滑稽的寻找”。

二、寻人类型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讲的是一个“寻找学生”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契机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因为家中有事要离开一段时间,因此找了一个初中女生小魏来临时顶替。民办教师离开时,答应小魏“如果村长不给代课费,我来给50块钱”,但前提条件是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小魏在代课过程中努力留住每一个学生,但因“人小言轻”,有一个叫张慧科的调皮男生不辞而别,跑到城里去找地方打工去了。小魏老师丢失了“学生”,于是也来到城里,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漫无头绪的寻找”,茫茫人海中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结果自然是“受挫”。第二个阶段是“漫天撒网的寻找”,在听了热心人的建议后,开始“调整方向”,到处张贴“寻人启事”,结果依然是“受挫”。 第三个阶段是“山重水复的寻找”,在听了好心人的劝告后,开始“调整方向”,试图到电视台“寻人启事”,结果被接待的中年妇女“拒之门外”,小魏在电视台大门外逢人就问“你是不是台长”,但屡屡“受挫”。第四个阶段是“柳暗花明的寻找”,电视台台长在听了关于“小姑娘找台长”的报告后,破例安排播出,小魏在电视节目中公开亮相口述“寻人启事”,这则电视新闻被饭店的老板娘看到,老板娘找到张慧科并令他“完璧归赵”,小魏“寻找成功”。故事的尾声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小魏老师不仅完成了“一个都不能少”的任务,带回了张慧科,而且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助学行动”,带回了满满一车社会的捐赠物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电视台的台长没有听到报告,或者听到报告后没有破例特批,那么小魏老师的寻找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寻找。如果我们去掉“大团圆式的结局”,那么就会发现故事其实包含着一枚“悲壮的内核”。

曹保平导演的电影《李米的猜想》讲的是一个“寻找男朋友”的故事。出租车女司机(周迅主演)丢失了“未婚夫”,于是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女司机李米经常接到神秘的汇款单,但她总是找不到汇款人。李米猜想可能是自己的未婚夫所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李米在警局中遇到一个酷似未婚夫的人,但这个人坚称不认识她。李米坚持追查,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未婚夫,而未婚夫早已卷入了贩毒案件当中。女司机寻找男朋友是一条寻找的主线,而贩毒马仔裘水天(王宝强主演)寻找女朋友则是一条副线。裘水天从农村来到城市为的就是寻找“梦中女孩”小香。小香来到昆明打工后音信全无,裘水天加入贩毒组织是想“大赚一笔后带小香回家”。甚至在他被抓后还向警察提出“代为寻找小香”的请求,足见其用情之深。然而,警察也没能寻找到小香。裘水天最终未能寻找到“女朋友”。李米虽然寻找到男朋友,但男朋友已经“今非昔比”。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三峡好人》讲的是一个“寻找配偶”的故事。男主人公失去了老婆的音讯;女主人公失去了丈夫的信息。在同一条开往三峡的船上,二人各揣寻亲事,尽在不言中。故事的发展是“两条主线”,展现的是“双线寻找”的过程。丈夫寻找妻子,但妻子和别的男人讨生活去了。妻子寻找丈夫,但丈夫已经和别的女人开始了生活。影片中透出一种沧桑和凄楚,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众多的外地人离乡背井之后,生活的轨迹发生了改变,再也回不到从前。

在这一类“寻找”模式中,故事以主人公丢失一个“至亲密友”为开端,经过一番韧性的“寻找”,最后“意外重逢”,但结局往往是主人公以“破镜不能重圆”而告终。笔者将之称为“悲壮的寻找”。

三、寻踪类型

如果说,“寻物”与“寻人”都是“务实的寻找”,那么“寻踪”则是“务虚的寻找”。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讲述了一场“跨国界的寻找”。爸爸(高仓健主演)本来在北海道打鱼,突然听说儿子患了绝症住进医院的消息。父亲了解到儿子几次到中国云南观看“傩舞”,因此决定沿儿子走过的路线实地踏访一次。经过一番周折,父亲来到“傩舞”的原产地,但表演“傩舞”的人却关押在监狱。经过交涉,父亲得到监狱管理方的特许,让犯人在狱中上演一出“千里走单骑”的傩舞戏。父亲拍摄下这场特殊的“演出”以后,动身返回日本。然而,儿子已经病逝。儿子给父亲留下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自己喜欢“傩舞”的真正原因,“我确实喜欢面具戏,那是因为我发现了隐藏在面具下的真正面孔,就是我自己……其实,某个唱段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应该摘下面具。”

影片中“寻找的结果”不重要,“寻找的过程”才重要。因为父亲在与儿子多年的隔阂中丢失了“亲情”,所以父亲才开始了艰苦的“寻找”。我们可以假设,儿子喜欢的如果不是云南的“傩舞”,而是四川的“变脸”,这个故事仍然成立,因为父子都听不懂中国话,“某个唱段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寻找儿子过往行踪的过程中,父亲逐渐对亲情有了新的理解,儿子的临终遗言又何尝不是父亲的心声,因为父亲也“发现了隐藏在面具下的真正面孔”。

江平导演的电影《康定情歌》讲述了一场“跨民族的寻找”。故事中的“我”是一名音乐系女生,对于外公(苏有朋主演)一生痴迷“康定情歌”的现象心存不解,于是亲自来到康定,探寻外公的尘封往事。通过不懈的寻找,“我”还原了外公年轻时在康定的人生轨迹。原来,外公年轻时与康定的“女奴”有过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为的因素,两个有情人未能成眷属,但两人心中始终保留了一份对爱情的忠贞,并坚守了60年。通过重走康定路,从事音乐的“我”终于深深领会了“康定情歌”内在的艺术价值。

在这一类“寻找”模式中,故事以主人公不熟悉一处“故地”为开端,经过一番“涤荡心灵”的“寻找”,最后以“迟到的发现”而告终。笔者将之称为“凄美的寻找”。

笔者认为,在中国当代电影叙事的“寻找”模式中,“道路是曲折的”,但结局却未必是“光明的”。不管是哪一类“寻找”,都必然充满了艰辛曲折的过程,正如李清照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同时寻找的“结果”出人意料,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时候,“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因为在一路的寻找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心理在弱化或者强化,思想在升华或者沉沦,行为在调整或者逆转。总之,一切都在变,寻找之初的主人公与寻找之后的主人公已经“判若两人”。有“离合”才有“寻找”,有“寻找”才有“悲欢”,因此,“寻找”模式适合展现“悲欢离合”。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寻找”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寻找”是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优秀的影视作品来说,作品应该有“技术层、艺术层、哲理层”三个层次。在第三个层次上,“影视造型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语言和艺术语言,而是一种用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隐喻和象征,充满哲理和意蕴”[2]。

[参考文献]

[1] 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2] 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81.

[作者简介] 姚国军(1972— ),男,河北宽城人,硕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写作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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