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实质及其呈现探析

摘 要：该文将从人的本质出发，指出生态问题的实质是当前人类在处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等本质，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其实质也决定了生态问题的呈现只能是两种形式：一是，生态发展违背了人的生存、自由和尊严，我们称之为“生态异化”；二是，实践观念中的理性品质弱化或者受到忽略，我们称之为“实践异化”。这两种形式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态发展背离了其第一原则―― 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由此，这也决定了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向，即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合理性的控制着手。

关键词：生态问题 实质 生态异化 实践异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9（c）-0094-02

1 生态问题的实质

生态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不和谐状态。在这种不和谐状态中，经济的增长似乎成为目的本身，而人与自然却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呈现出“主体―― 客体”对立的姿态。自然完全成为人类发展的手段，不管任何自然物本身是否有价值，但自然作为人本质的外化，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之一，当自然被作为一个具有无穷资源和力量的对象时，失去生态平衡的自然则无法继续体现或无法正常体现人类的本质，反而会危及人类的生存，这里不是说人类的生命比自然物的生命重要（当然人类的自然科学已经把动物当作是有生命的，而低等动物或植物是否具有生命性还处于争议的范围之内），而是指我们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发展的第一原则，这是生态问题由来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问题的根本呈现，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向。

可以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实践是体现人的自由和理性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的自由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理性是最终的裁决者，是区分其中正确与不正确、应当与不应当的根据，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以推崇善（好）、价值和责任的推理结构为特征的目的论的思考方式，还是康德式的强调权利（正当）、规范和义务的道义论方式，以及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都强调理性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理性通过决定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而确保生态的和谐，从而确保生态发展的第一原则，即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技术因素和理性因素综合体的实践在人与自然发展中的作用就体现在，通过理性来确保其目的、手段不至于背离生态发展的第一原则，确保其对人类的生存、自由、尊严等本质的维护和体现。

因此，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就是使人在处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遵循生态发展的第一原则，这种遵循是人类通过实践理性保证的，实践理性则通过判断人类在面对自然之实践的目的、手段的正当与否从而保证生态发展的和谐状态。而生态问题也就是指当前人类在处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违背了第一原则，以经济总量增长为第一指标的人类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状态从而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等本质。

2 生态问题的呈现形态

在澄清生态问题的实质之后，我们便能够进一步分析当今人类发展中生态问题的呈现形态。很明显，生态发展第一原则显示，人类的发展必然要维护其本质，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本身，因此生态问题的本质呈现只能是两种形式：一是，生态发展违背了人的生存、自由和尊严，我们称之为“生态异化”；二是，实践观念中的理性品质弱化或者受到忽略，我们称之为“实践异化”。这两种形式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态发展背离了其第一原则。

2.1 生态异化

当代社会，自然已经被人类实践活动改造并打上了人类主体意志烙印，是人们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可以称之为“人化自然”。虽然我们能够通过实践改变“自在自然”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甚至其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和方式，烙上人类的需要、目的、意志和力量的烙印，从而在面对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自身力量的对象化，使被加工和被改造过的自然日益成为人的自然，但是，即使是“人化自然”，它仍然是受自然规律支配下自发自然过程的一部分，自然的客观规律本身及其客观实在性不大不可能被消除，反而还会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延伸到“人化自然”和人类世界之中。当前世界，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突破了自然规律而导致了一系列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这也悖离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初衷，危及了人类的本质存在，生态呈现为一种异化状态。

首先，整个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对局部来说具有优先的地位和价值，系统里的每一局部事物的存在必须以整体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为基础，在系统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每一局部事物的变动都会影响其他事物并进一步影响整个系统，因此，事物的运动、变化必然要以不致影响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和平衡为前提条件。而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分子，其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却使生态系统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我们对地球上森林的肆无忌惮的砍伐、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大量燃烧石化燃料导致了空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从而引起地球升温以及整个地球气候运转的失常而带来严重后果；我们由于工业上对氟氯烃的大量使用而导致了臭氧层的破坏，使得紫外线对地球的辐射增强，极大地危及了地球上生物物种（包括人类）的生命安全。其次，物种加速灭绝。导致物种加速灭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掠夺和不适当开发。客观上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人的欲望的驱使，导致过度开发甚至掠夺动植物资源从而超出了它们的自然生长速度；二是物种的生存环境遭到了破坏。每个生物物种都是与某种特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其生存依存于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环境，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物种生存于森林、草原、海洋和湿地中，然而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森林和草原的面积已经大大减少，森林已被砍伐2/3，热带雨林减少了40%，并且现在全世界的毁林速度已达到每年30亿亩。由于放牧牲畜的无限度增加，为增加农田面积而毁林、毁草，“农业工业化”造成的土壤流失和地力减退而导致了不适宜生物物种生存的大量“荒漠化”土地的产生。而由于人类对海洋的污染以及对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也危及到了某些海洋生物物种的生存；另外，大量有机化学制品特别是农药的使用也是导致生物物种灭绝的原因之一，因为人类为了杀死所谓的“害虫”而使用的农药同时也杀死了大量有益昆虫，并且我们划分“害虫”和“益虫”的标准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利益，而从它们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来看并无“害”“益”之分，而是具有同等的生态价值。

以上两种异化状态都是建立在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之上的，是人类技术的提高导致了人类掠夺、开发自然的速度大大加快以至超出了生态本身的平衡稳定的承受限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给人类带来生存能力的巨大提升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同样巨大的威胁。处在“工业时代”时期的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以“力量和速度”为特征，我们利用地球上的资源建立自己的家园，极大加速了物质进步的进程，但是随着新家园建立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威胁，即刘福森教授所说的“自然之死”，杰厘米・里夫金所说的“工业时代的终结”，“当今人类正同时面临着三大危机：地球不可再生能源枯竭、全球温室效应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减少。”

2.2 实践异化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发生的，人类发展对生态发展第一原则的遵循，就是人类通过实践理性保证的，实践理性通过判断人类在面对自然实践的目的、手段等的正当与否从而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可见，生态异化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密切相关，事实也是如此，实践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和理性的存在方式，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理性是其最终是否合理的裁决者，是区分正确与不正确、应当与不应当的根据，因此，“人化自然”的发展背离了人类的本质，呈现出异化状态也意味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出现了异化。“实践异化”主要表现在，作为技术因素和理性因素综合体的实践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其理性品质弱化或者受到忽略和“遗忘”，这主要体现在由人类行为与理性的对立、实践被“生产化”和“技术化”等导致技术成为实践理性的品质，也即当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成为理性主导的一面。

人类行为与理性的对立，最终致使人类对自身的实践活动失去理性的判断力，人类对自身的行为失去了理性反思，这也是进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之一。人类在不顾一切开发和掠夺地球资源的时候，失去了对地球资源是否有限的理性反思，在大力发展工业文明的时候，失去了对臭氧层破坏的严重后果的理性反思，在技术的驱使下不断研发新的工具以代替人类自然器官的工具时，失去了对人类作为物种自身的进化优势是否受损的理性反思，在欲望的诱惑之下而极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时，失去了对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和意义的理性反思，这些文明危机无不与此相关。

人类对自身实践活动判断力的丧失，也进一步导致了“实践异化”的另一个方面的产生，即实践的“生产化、技术化”和理论的“知识化、工具化”。在这种趋势下，是“知识”和“技术”而不是“明智”成为判断实践的理性品质，在这种理性品质的支持下，我们在考察一项实践活动时主要是看“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进行”，而失去了对“应不应该、正不正确”进行考虑，而这才是真正决定实践活动合理性的最终根据。这种用“是”取代“应当”的行动除了逻辑上的僭越之外，更造成了“人化自然”发展的严重后果。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用关于自然的“陈述系统”取代关于社会的“评价系统”，用知识的“真”或“伪”取代了价值上的“善”或“恶”，从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本身为目的，以物质水平的进步为目的，以经济总量的无限增长为目的，而忽略了人类发展本身的目的、过程和手段的价值评价，忽略了生态发展的最高原则即维护和体现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

总之，生态问题就是指当前人类在处理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违背了第一原则，以经济总量增长为第一指标的人类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状态从而危及了人类的生存、自由和尊严等本质。这也决定了生态问题的呈现只能是两种形式：一是，生态发展违背了人的生存、自由和尊严，我们称之为“生态异化”；二是，实践观念中的理性品质弱化或者受到忽略，我们称之为“实践异化”。这两种形式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态发展背离了其第一原则。由此，这也决定了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向，即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合理性的控制着手。

参考文献

[1] 刘福森.西方文明危机与发展伦理学――发展的合理性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230-238.

[2] 刘福森.西方文明危机与发展伦理学――发展的合理性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238-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