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发展论文:孙本文对社会学的价值再认识

作者：郑杭生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一、构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代表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著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著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使社会学能够独立于西方社会学而发展。孙本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社会学仅仅是邯郸学步，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成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国的代言人。因此，孙本文大力提倡社会学的本土化，推进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让社会学成为真正的中国学科之一。譬如，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孙本文分别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要着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方面，要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建立中国的应用社会学方面，要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在政府和民众中赢得合法性。孙本文非常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以体现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为此，孙本文对当时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家庭问题、贫困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大力提倡进行社会建设，并且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譬如，他在再版过11次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社会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1943），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1944）。另外，他还具体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具体方案，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让政府与民众认识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正是因此众多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在思想质量上，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这是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种承认。1941年，国民政府确定了包括所有文理学科在内的首批30名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单，孙本文先生作为社会学界唯一的代表获此殊荣，同时获聘的文史哲学科代表还有吴宓、陈寅恪、徐悲鸿、汤用彤、冯友兰等人，这是当时的政府、学界和民众对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一种承认。总之，中国早期社会学成为西欧北美之外世界社会学的第三极、在中国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以及赢得政府和民众的承认，所有这些都为解放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赢得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先生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三、致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精神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学科精神，都有它的核心理念。我一直倡导社会学要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深层理念，就是本人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孙本文在美国先后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且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工作，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学贯东西的精英，但回顾孙本文学成回国后的数十年工作经历，我们可以在孙本文身上深深地感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孙本文数十年间一直以学者身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

报国为民精神。孙本文留洋之际，正是旧中国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境地而无力自拔之时，所以孙本文是心怀报国为民的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则社会学与有责焉者矣。”瑏瑢学成后他不为西方优裕生活条件所诱惑，毅然决然地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他一生坚持学术研究不动摇，在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他被迫转向其他学科后，仍然坚持研究人口问题，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对真理的追求精神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值得我们今天拿来激励和引导青年社会学学子。

增促社会进步精神。正是由于心怀报国为民之志，孙本文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他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经世致用精神。他在《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社》一文中就直接提出，中国社会学者要努力“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学，为民族作出贡献，并在国际社会学界取得一席地位”瑏瑣。正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孙本文先生的“问题”意识非常强烈。譬如，在社会建设方面，他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1936）一文开篇就提出：“近年社会建设的呼声已渐渐引人注意。但社会建设的对象，究竟若何？其范围若何？社会建设的目的何在？其标准如何？社会建设的途径及步骤又若何？社会建设的计划是否可以全部实现？其困难若何？”孙本文先生说：社会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充实增进社会生活的内容，使全社会及各个人均得到健全而圆满的生活，并向上发展，社会学者应当为此不懈努力，“我们不能因社会现象的难以完全控制而却步，我们正应加倍努力，以期消除控制的障碍，而实现社会建设全部的计划。这是从事社会建设者应有的态度。”为此他提议，社会建设需要人才，资源，组织和机构四大基本要素，要从法令、教育和宣导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建设。瑏瑥孙本文的这种经世致用精神与我后来所提的社会学要有“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理念异曲同工，它应当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精髓所在。

有学派无宗派精神。孙本文先生是当时中国社会学正统的综合学派的代表，是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学术权威。但从孙本文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提倡学术上的平等争鸣，提倡有学派无宗派的基本理念。当时，他不仅延请大量不同观点的中外社会学家到中央大学任教，他还与潘光旦先生在《文化与社会》、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会学刊》等学术期刊上，进行了多次友好的学术争鸣，引起很多社会学者参与讨论，一时传为学术界的佳话。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也应当提倡这种有学派无宗派的精神，我一直强调在学术上要平等争鸣，不要把学派庸俗化为宗派，那种认为“不跟我一起跳舞的人都是我的敌人”的狭隘观念是千万要不得的。所以我以为，这种有学派无宗派的精神也应当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

勤奋治学精神。孙本文身上还体现了一种敬业勤奋的学者治学精神，这也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孙本文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他共出版普通社会学著作25种，主编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近80篇；另外他还翻译了14种世界社会学名著，其中译自美国的6种，英国的2，法国的1种，日本的5种。为此，韩明谟教授曾经在《中国社会学史》中总结说，孙本文是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书最多的社会学者。在当时的中国，战乱纷争不休，学者长年颠沛流离，研究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要取得如此丰厚的学术成果，需要付出的代价远非现在的人们所能想象。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孙本文先生是当时中国的名人，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1948）和《中国手册》（1947）都有他的简传，他还曾经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和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等职。但他对这些身外之物都看得很淡，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是以社会学为专攻的学问，而以教育为我终身的事业。”瑏瑦那种身为社会学教师和研究者的自豪之感溢于言表，至今仍然让人感慨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