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范文

时间:2023-02-26 08:20:51

社会学

社会学范文第1篇

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夏希原

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冯仕政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例---赵满海

中国农村医疗筹资公平性研究-基于全国八个农业县医疗筹资系统的实证研究---王晶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胡荣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张文宏雷开春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郭志刚李睿

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卢云峰

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肖文明

社会意识中的“隐”-《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梁永佳

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杨念群

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李春玲李实

分类体系的社会秩序建构-对《洁净与危险》的述评---朱文斌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

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黎熙元陈福平

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李金铮

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张紧跟庄文嘉

“居住权”与市民待遇:城市改造中的“第四方群体”---赵晔琴

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初探---杨宜音

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吴铮强

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朱旭峰

民主与社会改革: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崇明管中豹、巴别塔或其他-格伦斯基

公民权社会学的先声-读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陈鹏

纠纷解决仪式的象征之维-评维克多·特纳的《象征之林》---曾令健

费纳与政府史研究---赵鼎新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原型概念结构的验证---张庆鹏寇彧

社会政策概念辨析---黄晨熹

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农民工利用关系求职的效果研究---张春泥刘林平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刘拥华

法国何以告别革命?-皮埃尔·罗桑瓦龙对近代法国民主史的解读---乐启良

神圣社会下的现代人-论涂尔干思想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孙帅

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化论述---汲喆

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王铭铭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高柏

中国社会学会召开2008年学术年会暨第七届理事会---

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夏希原

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冯仕政

文化人类学的传入与民国时期经史研究的新拓展-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例---赵满海

中国农村医疗筹资公平性研究-基于全国八个农业县医疗筹资系统的实证研究---王晶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胡荣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张文宏雷开春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郭志刚李睿

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兼论宗教市场理论在华人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卢云峰

观察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新视野---肖文明

社会意识中的“隐”-《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梁永佳

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杨念群

《社会学研究》2008年总目录---

日常生活与底层的真实表述-评《女工1970:她们的反历史》---芦恒

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方文

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J.C.亚历山大的文化观---周怡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

“家”“国”关联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兼论“差序格局”的宏观建构---沈毅

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以浙江老年协会为例---邓燕华阮横俯

行业协会对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研究---郑小勇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孙秀林

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吴清军

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吴晓刚

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兼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成伯清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周雪光

《社会分层》及其中译本述评---张欢华

从抽象到具体:对科层组织运作动态的分析-以《工业组织的科层制类型》、《科层组织的动态》为线索---王旭辉

从个人选择到社会选择的理论扩展-评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对理性选择研究的理论贡献---李文祥

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张兆曙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余晓敏潘毅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桂勇黄荣贵

中国民间社会的理:对地方政府的非正式约束-一个法与理冲突的案例及其一般意义---曹正汉史晋川

托克维尔理解民主的独特视角:作为一种“社会状况”的民主---倪玉珍

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刘平王汉生张笑会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陈映芳

社会学范文第2篇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 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 ·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 )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 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 b·berger, g·lucman. social constrution of reality. 1st ed. london:landon inc, 196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 r·k·merton. social theory & social structure. 1st ed . springfield: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9

5 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6 t·parsons.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1st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社会学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发生在70年代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是在默顿模式基本假设及相应基本规范受到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不断出现“反常现象”的挑战下发生的,是在来自科学哲学“库恩转向”的挑战下进行的,是在“爱丁堡学派”努力下完成的。【关键词】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正文】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三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四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参考文献】[1]浦根祥:《科学知识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之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No,10.1996.[2]D.Bloor,KnowledgeanditsSocialImagery,RoutledgePress,1976,pp.1-3.[3]浦根祥:《科学社会学研究综述》,载《社科信息》No,1.1996。[4]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哲学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3.1992。[5]浦根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会趋同吗?》,载《江苏社会科学》No,5.1994。[6]S.Full,M.D.Mey&T.Shim,TheCognitiveTurn.KluwerAcademicPublishes,1989,pp.211-23.[7]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5.1993.[8]S.Mulkay,TheScientificResearchCommunity.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agePublication,1977,p.108.[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andSelf.intheCognitiveTurn,(同6)1989,p.108.[10]M.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载《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pp.73-115。[11]崔绪治,浦根祥:《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载《教学与研究》,No.10.1997。

社会学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思想正式被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意义重大。

所谓和谐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全体人民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做到和谐兴国、和谐创业、和谐安邦。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在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只有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和谐兴国、和谐创业、和谐安邦才有了前提和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人际关系的和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心任务。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往大了说就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和谐相处,各尽其责,共同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往小了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互帮互助的关系。而现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看客现象却成为了人际关系不和谐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的态度,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举手之劳给110报个警而不肯、充当“冷血看客”而不知耻的现象无疑是和谐社会建设中刺耳的“不和谐音”。看客现象不仅是人际关系不和谐的体现,更是社会环境不和谐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因此,解决现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看客”现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需要,更是中国实现全面进步的需要。

一、“看客”现象的概念界定及其主要特征和具体表现:

所谓“看客”,是指那些麻木不仁,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幸灾乐祸为生活态度的人。他们拔一毛以利他人而不为,总是报着一种看笑话的心理去面对遭遇不幸的人。而“看客”现象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个人明知他人受到生命和财产的威胁,需要自己帮助时,却持坐视不救、袖手旁观的态度。心理学上将“看客”现象界定为个体在紧急状态下的心理反应意向,即紧急状态下的冷漠行为。“看客”现象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病态的表现,严重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阻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

“看客”现象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事态紧急,认知明确,情感冷漠,众人在场这四个词描述。即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众人在场,明知受害人的生命或财产会受到侵害,急需人帮助,却无人愿意伸出援手,有的只是冷漠的观看。

“看客”现象普遍存在于现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各个角落。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受害者家属求助,二百多户人家无动于衷;街头出现精神病人杀害少女,看客多但无人救援;见人跳楼观看者还鼓掌大叫“往下跳”;少100多元医院不给救命血等等。像这样的“看客”现象在现今社会上不胜枚举,它们正严重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看客”现象的社会危害:

1.它影响和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助长金钱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不能给自己带来切实利益的事坚决不干,即使眼前的人生命受到威胁。这种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只会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任其滋长,将来的社会必将再回到那种“人吃人”的社会。

2.它助长了人们畸形心理的培育,使得人们变得灵魂麻木、精神失落。“看客”心理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它不仅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也影响着自身在社会上的生存和发展。一个“看客”在这个社会的生存空间必然是很狭小的。

3.助长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看客”现象的泛滥助长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歹徒们光天化日下作案却无人制止,这无疑会让他们更加有胆量去继续作案,其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威胁。

4.它必定会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困难和阻碍。“看客”现象是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外在体现,它的存在势必会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中国式看客现象”的社会学视角探源:

从对现今社会上存在的“看客”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中,不难看出,产生“看客”心理的根源不外乎就是怕惹麻烦,怕遭报复,怕损害自身的利益,怕自己见义勇为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尊重,又或是通过看别人的笑话为自己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寻根溯源,产生这种心理的最源头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保障与奖励制度不够完善:

与“看客”现象相对的就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本应受到大家的尊重,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保障及奖励,而不是无助地承担因为见义勇为带来的痛苦。可现实中,我们往往见到的是英雄因为见义勇为受伤,却得不到社会很好的资助及关怀,最后还要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这样的结果不免要让人好好思量一下见义勇为值还是不值。或许人们不是不想见义勇为,而是不敢,因为他们缺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后盾。虽然国家早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并完善,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存在差异。

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但目前国家并未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

目前,全国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0余县市相继出台了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的法规。然而全国性的立法却没踪影。《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从1997年开始,曾两次向国务院申报立项但无答复。此外,各地法规也往往“互相打架”。如外地人见义勇为,有些地方却以并非本地户口推诿不管。还有,见义勇为行为中的被救一方应承担什么责任,也一直无明文规定,被救者害怕承担责任,令救人者寒心。

(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

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予为社会作出特殊贡献者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笔者认为,还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15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三)地方保障经费来源及奖励形式多样引起“诸侯纷争”。

目前,我国颁布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山东、湖北、河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一共24个。但其中奖励办法以及资金来源等,各不相同。

比如:上海市设立见义勇为专项经费帐户,由市综治委负责日常管理。专项经费用于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依法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监督和社会监督。北京市政府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基金是由政府拨款的专项经费,各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并列入财政预算。广东省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中,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制定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办法。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以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医疗、生活等经费。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资金;单位和个人的捐款、赞助等。还有的省市通过其它方式给予奖励,比如南京允许见义勇为者生二胎,昆明则给见义勇为者落实户口等。

目前各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十分多样:北京由民政局负责,成立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处,承诺1年1千万元,但是在财政上挂着,需要多少奖金就下拨多少;上海由公安局政法委经管;广东的见义勇为基金达上亿元,群众普遍生活水准较高,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善后保障工作也做得不错,所以其见义勇为人员上访的记录也少得多。另外,江苏、福建的见义勇为工作被业内认为是做得比较好的。然而在有些地方,并不理想的社会风气导致有时会“见义勇为奖金发不出去”的尴尬。

(四)各地方政府及各阶层机关在执行保障时缺乏灵活多样的手段:

如医院是要对见义勇为的英雄提供免费救治还是按照规定不掏钱不给看病。又如同样一件见义勇为的事,英雄是否在不同的地区会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在见义勇为前先选好地方。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见义勇为行为根本无法得到良好的保障。能否对见义勇为英雄实施全面的保障,还取决于执行者的手段够不够多样、灵活,能否对不同的案例做出合适的处理。

由此可见,“看客”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方面的社会保障及奖励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各地方政府及各阶层机关在执行社会保障制度时缺乏统一、明确的政策及灵活、多样的手段。

社会文化道德建设工作的不完善:

(一)媒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道德社会,提倡公民道德建设。但在对于见义勇为这一块的建设却不是很理想。虽然社会上一直在提倡见义勇为,但真正的宣传、鼓励手段却显得有些力道不足。尤其是媒体对于见义勇为事迹的宣扬手段太过单一化、简单化。虽然每年都有不少给见义勇为的英雄颁奖的晚会,但这里表彰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其他许许多多的见义勇为的人却得不到宣扬,难免让人觉得寒心。

(二)各地方道德建设出现不均衡。

对于见义勇为的道德建设这一方面,还呈现出了各地方建设不均衡的问题。有些地方的道德建设力度较大,但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的建设力度却显得很不够。这样的发展是不能满足全面建设道德社会,提高全民素质的要求的。

(三)关于见义勇为在大学校园这方面的宣传不够。

大学中的活动多不胜数,但是有关于见义勇为或是道德建设方面的活动却很少被涉及。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柱力量。如果连大学生都不能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觉悟,何谈建设道德社会?

(四)西方个人主义价值思潮的影响。

由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很多中国民众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但并未正确理解这一价值观的内涵,错误的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民众的病态心理:

具有匿名性。看客中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已是外人,不会感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压力。认为反正都是外人,怎么看自己也无所谓。

丧失责任性。看客将责任均摊到每个人身上,不采取行为也不会内疚。认为救人不是自己的责任,是别人的责任,是所谓的英雄的责任。

群体淹没性。群体性淹没了自己的个性、情感和活动。认为大家都没行动,我也不应该有行动去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

盲从、从众心理引导。

中国传统明哲保身、安身立命思想的影响。

人们的“不平衡”心理,认为别人没有帮我,我帮别人就是吃大亏。

社会道德制度与法律制度间的统一协调问题:

“不见义勇又不犯法”,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单单依靠道德的约束显然已无法改变社会上的这些“看客”现象,道德制度必须在法律的充分保障下才能显示出它的威力。近年来,有关于见义勇为这方面的法律不断完善,各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相应《见义勇为条例》,可以说是对“看客”现象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但法律始终只是一种约束手段,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看客”心理。所以不管是依靠道德手段去鼓励见义勇为还是运用法律手段去强制见义勇为,都不能最大程度减少“看客”现象。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使人们愿意见义勇为,敢于见义勇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客”现象。

四、消除“看客”现象,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不断完善对见义勇为英雄的保障与奖励制度;制定统一、明确的相关政策,并保证各级地方政府及各阶层机关灵活、多样的执行。做好对见义勇为英雄的保护、资助、奖励以及精神方面的关怀工作。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见义勇为基金”,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管理及资金发放制度,确保每位见义勇为的英雄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将法制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即运用适当的法律手段保护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协调好施救者与被救者之间的关系,以减少那种被救者不愿承担施救者医药费或其它责任之类的纠纷事件。消除群众怕见义勇为遭报复,惹麻烦的顾及。加大对于见义勇为英雄的奖励和善后工作,让每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以及他们周围的人都感到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拥有坚实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强硬的法律手段作后盾。

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不管是通过电视还是报纸,对于见义勇为的事迹要大力宣扬,而对于“看客”现象也要进行曝光以及全社会的共同谴责。而且报道应尽量做到全面。各县级、乡级、村级单位要对见义勇为个人及其事迹进行宣扬,力求让每一位见义勇为英雄的事迹都得到宣扬。

加大见义勇为思想在大学校园中的传播,多开展一些以“宣传见义勇为行为”或“反对‘看客’行为”的主题活动。学校要鼓励学生多开展相关主题的团日活动,让学生们亲自组织并参与到宣扬见义勇为行为,反对“看客”行为的活动中去,亲身感受活动带来的教育意义。学校还可以把这一主题作为一门社会实践,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调查这一主题,并借此机会宣传这一主题。

以政府资助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一些“见义勇为英雄纪念馆”,将英雄们的事迹记录下来,展示给群众看。各地中小学则可以组织一些参观活动,学习英雄事迹,从小培养见义勇为的精神。

借助奥运之势提高全民素质,教育引导,塑造社会成员的健全人格。宣传说服,改变社会成员的消极态度和病态心理。

透过汶川大地震正面教育、宣扬生命的可贵,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的可贵以及在重大灾难面前团结的力量。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宝贵,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和谐所带来的力量;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感受到救人英雄的那份伟大和光荣。

不能单一依靠道德准则或法律手段中的一种去约束“看客”行为,而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道德和法律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控制“看客”行为的发生。

社会学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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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0-0026-06

布迪厄(1930-2002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终生在追求解释“社会世界(法国)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学问题。他用创制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对文学场、法律场和教育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鲜有人了解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体育场域、体育运动、体育参与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所做的启发性研究,其中蕴含丰富的体育社会学思想为日后法国乃至欧洲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认定布迪厄之研究为体育社会学范畴之时,则隐含了一个如何理解体育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项真正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它最终要完成什么任务或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本文将简要梳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及分析策略,在阐释他的社会学研究之基础上,就“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做一探讨,并就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适用性问题做进一步的反思。

1 社会实践理论脉络及分析策略

布迪厄追随涂尔干和莫斯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中的各种分类图式(见于一些成双的对立形容词,如“重”与“轻”,“高贵”与“低下”等)不仅是社会世界自我呈现的方式,更是社会世界合法化自身的方式。布迪厄想弄清楚的是,这些对立的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是如何可能落实到各个行动者的身体和心智之中,并被行动者认可和接受,从而使社会世界呈现出秩序。

首先指出的是,这里的“实践”,不是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是指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社会实践理论的关注点在于阐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按照什么方式展开?在社会空间中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图式?这些问题得以同答后就是行动者社会实践的展开,即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依据,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而场域为惯习和资本提供了运作的空间。

1989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布迪厄针对《区隔》一书谈到了他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念,即“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个特殊性建构成一个按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布迪厄要表达的是,对特定社会的理解不能建立在空泛的“社会”概念之上,而只有通过对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即场域的研究才能理解社会。场域作为一种由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客观力量的构型,深刻地表露了其关于社会世界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思想。正像他所指出的,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因为植根于人们使用的语言本身之中,“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在此进路下,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强加的各种价值标准就依托于场域而发生作用,对场域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特定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在与社会空间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特定场域中,同绕“何谓正当性”的斗争就表现为争夺某种正当性定义的权力,而惯习――行动者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则将这一有关“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的斗争消解于无形之中。

布迪厄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他力图“防止对结构分析,或更恰当的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因为“每个社会的每个时刻,人们都要接触到全部社会位置,这些社会位置通过一种同源关系而与全部活动(打高尔夫球或弹奏钢琴)或财产(别墅或大师的画作)相结合,这些活动和财产本身具有明显的关系上的特征”。这一关系性的理解方式,“表明恰当解读社会地位、性情倾向(或惯习)同采取的立场和社会行动者在实践的不同领域,如烹调或体育运动、音乐或政治等方面所作的‘选择’之间关系的分析的首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项体育运动与某一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的,而实质上这一联系是在社会空间和体育场域之间的关系上被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从这一关系上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才是有意义的,且布迪厄认为,这一思维模式适用于分析类似于体育实践活动的所有文化实践活动。

2 体育场域的社会学分析:体育供给与需求的逻辑

在社会实践理论观下,布迪厄将体育场域视作为体育供给和体育需求之间关系的产物,或可以说成是一个在给定的时点上提供的体育产品空间和有某种禀性(disposition)的空间(该禀性空间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相联系,它可能用与另一个供给空间相联系的其它消费形式而得以表达)之间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假设下,布迪厄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体育场域的供给问题。在社会场域中,是否有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被社会性的意识到和接受的体育娱乐世界(体育场域的供给方)?第二个问题,体育场域的需求问题,即社会是如何生产出来对这些体育产品的需求的,人们又是怎样获得体育“品味”以及喜好某种运动而不是其他它运动?

2.1 体育供给场域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从游戏到严格意义上体育的转换,发生于为未来社会精英所设置的教育部门内,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的后代承袭了大量的平民游戏,并且……改变了原来承载在这些平民游戏上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可以逐层递进来理解这一转变过程。

首先,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在精英学校里,身体训练“被剥去了附属于传统游戏上的社会和宗教功能”。它们信奉的理念是,进行体育活动仅仅是为了体育本身,体育和其它艺术形式是用来标榜自己以实现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区隔。布迪厄认为,所谓“公平竞赛”,其实也是贵族精英们用以维持与其它社会阶层予以区分的角色距离的一种方法,而且暗含在为未来领导者所设定的角色规范之中。

其次,通过“公平竞赛”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规则,来祛除早期的地方差异所具有的特殊主义。在不同的公立学校建立选拔体育管理人员的机构被赋予自我管理和规则制定的权能,这预示着体育场域开始进

入一个相对自主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时,诸如英国等国家的体育场域的构成还与相应的体育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类似艺术,但比艺术更适合用来标榜和确证未来领袖之男子气概的优点。在此,“体育被想象为一种对勇气和男性气质的训练”,公平竞赛则被构想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惯习,它不同于大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体育哲学。

布迪厄认为,即使在支配阶级中,作为被支配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代们在学校中经常对精英阶层的后代在学术能力方面形成挑战。因此,精英阶层需要通过建立一种多元的成就标准,以使自身在品格上的卓越性得以现实化。与此相联系,体育被精英教育机构建构为“有活力的”、“有勇气的”、“具有意志力的”,而体育的这些品质是军队或企业未来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美德。因此,“体育实践场域成为斗争的场所,其关键是对体育实践的功能进行合法性定义的垄断权的争夺”。

在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之后,又经历了体育从精英学校向一般平民传播,并且变成为由专业选手来进行生产、成为大众消费的观赏活动的过程。布迪厄认为,这一逆向化过程最根本的根源在于,体育被政党、工会、教会和各种企业机构建构成填充时间的工具。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支配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当体育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时候,体育也就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从而,当新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商品制造商、健身产业和体育媒体)继续进入之后,他们或联合、或敌对,会对体育场域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体育场域的功能,并在国家宏观系统上呈现出来。由此,从场域的角度来谈论体育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2.2 体育场域中需求的逻辑――惯习的应用

布迪厄认为,对体育运动的研究不能忽略了阶层惯习。我们将求助于《区隔》一书所表达的思想来阐释惯习对理解体育需求的有用价值。

1)体育实践、品味与惯习。

布迪厄认为,体育实践如同听音乐、欣赏绘画等文化实践一样,构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文化实践的空间表征(f也称为“生活方式空间”)。他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研究正是指向“生活方式空间”和他所称的“社会空间”(即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描绘了一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但他的分析目标并不是要识别社会群体的消费样式,而是要通过绘制社会位置间以及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图表来揭示对立的结构。他的这种分析关注不同群体施予实践的不同意义,而施予意义的社会分类则进一步让他能够揭露社会构成中起作用的权力关系”。为了分析这种权力关系,他集中于品味和品位判断(人们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鉴赏程度)的研究。品位的表达使得社会科学家能够识别将鉴赏各种生活方式实践连接起来的生成性原则,比如品位能够揭示对健身活动而非表演性体育活动的偏好等等。进一步说就是,个体对自己和其它群体品位的判断构成了一种区分化和等级化社会群体的分类行动。因此,人们会选择适合自身品位的消费品和文化实践,当然包括体育实践。拉什和厄里认为,布迪厄所主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意图建立社会区分的符号”。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为此,布迪厄发展出“惯习”的概念,来说明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迪厄认为,是通过惯习这个动态的中介,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才被“转译”成了文化实践和偏好。在动态的视角下,布迪厄认为“惯习”一方面被具有某个社会位置特征的现存条件所形塑,另一方面,它又是可分类的文化实践和品位判断的“发源地”或生成性原则。换言之,与不同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不同存在条件会生产出不同的惯习,同时,惯习也是以品味形式来表达的文化实践的生成性原则,引导人们以契合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方式来行动和作出反应。所以,惯习概念以它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为我们理解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不同的惯习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但尽管如此,惯习仍是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所以,有可能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实践、品位和品位判断的观察以及关系性的分析来重构实践生成的原则。那么,惯习对于体育场域的研究,其启发价值又在哪里呢?

2)用惯习理解体育实践差异化分布。

为理解体育运动在阶层间的差异化分布,他原先求助于业余时间(经济资本的一种转化形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在他本人看来,这个模型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体育运动与不同阶层间的统计关系强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体育运动对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变化。因为在体育需求研究中,针对从体育运动练习中获得何种效果而言,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需求是不一样的,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它有无可能满足人们经济或文化成本的那些因素,而且还源于不同体育实践所带来的即刻或延期收益的知觉和鉴赏力方面的变化”。他后来不仅对这3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业余时间,而且还考虑到了差别化的身体倾向性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前者即为他提出的“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后者即为他所言的“真实的收益”(是阶层惯习所需要的、体育能够赋予的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功能)和“想象的收益”(也是阶层群体所需要的,这是一种信仰状态,源于他们期望从体育中获得社会收益,即体育所能提供的那种区隔化的、分配的意义,而这种分配的意义是体育运动从其分布于社会阶层中的行动者身上获得的)。

正因为体育为不同的身体塑造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体育实践是行动者想要展示自身伦理道德或社会价值印象的外在表现形式,由此,“刻在身体上的自然秩序”的差别上升到“具有重要区分意义的符号秩序”。既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因此,有关身体形态的品位判断就成为了合法化社会差别的手段。3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

布迪厄将人所从事的体育实践活动看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认为体育实践与其它文化实践活动一样,其中也充斥着何为“合法性/正当性”的斗争和争夺。他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体育场域中这一斗争背后掩藏的机制,从而批判性地来认识法国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和机制。进言之,就是揭示在法同社会的结构在行动者身上的承载如何可能表达、如何可能实现――这是布迪厄创制社会实践理论的起点和旨归。

前文已述,当我们从布迪厄研究体育角度将之归属为一位体育社会学家的时候,就隐性地提出了两个理论问题:“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本文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第一个面向是,把体育用作理解社会的一把

钥匙,研究直接指向某个社会学的理论问题(比如社会学中普遍关注的结构一行动者关系问题、个人一社会的关系问题、结构一功能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社会变迁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等等),在特定社会学理论指导下,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有关体育的经验事实来阐释这一问题,从而也部分地论证了该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合理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每一个社会学理论都期望将理论应用扩展至这个领域,从而拓展自身的解释力。

“何谓体育社会学”的第二个面向,研究虽然也在社会学的某个理论视野下展开,但与前一面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重在解释和理解体育这一社会现象本身;甚至不管是采用量化还是质性研究的方式,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发现新的因果关系,从而建构新的解释模型以进一步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

在回答“体育社会学何为”之前,要提一笔的是,上文中,我们一再强调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又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条件,因此,对“中国体育社会学何为”的解答会参入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要求。从而,在第一个层面上,“体育社会学何为”要求研究不能只限于对体育经验事实的解释和讨论,而应将这一研究上升到对更为抽象的社会学问题的探讨。换言之,研究要能够体现体育对理解中国的社会学问题的价值所在。体育作为一种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性,更具有社会性、文化性、人文性的现象,是我们了解和阐释中国社会学问题的有益支点。诚如科克利所言的,体育社会学是“把体育运动当作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研究,以此来理解体育运动所处的社会、围绕体育所产生的社会世界和与体育相关的个体与群体的经验”。(但在本文看来,科克利对体育社会学的理解只涉及了体育社会学的第一个面向)。

在第二个层面上,虽然关注点在于对体育经验事实求得理解和解释,但更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得以锤炼,不仅可以拓展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社会学理论的价值所在),而且具体到某些体育场景(比如现场观看球赛),还能为社会学研究,诸如人际互动之类的社会学主题提供了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无法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场景,这也是体育或者说体育社会学对母学科――社会学的价值所在。更重要的,在一个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新语境中,无论是社会学理论本身还是其概念工具都会出现适用上的瓶颈,这需要研究者对原有理论做某种修正、对原先的理论工具做新的概念化处理,这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工作的一部分。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发展出新的概念工具,甚至可能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式,不仅提升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品质和学术地位,而且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何谓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何为”之对应的两个面向的认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第一个层次只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一个新的领域的话,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明显地具有从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适用性的理性思辨功能,而它又有助于提升第一层次解读的质量并拓展其解释深度。因而,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都不能止步于“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讨论。

4 反思:理论使用与概念工具适用

因为社会实践理论是一项与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那么,承接上文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本土化的话题,下文以国内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对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为例,讨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使用和概念工具适用的问题。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社会不平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韦伯和马克思以降,社会学界沿着两个不同的进路用不同的分层指标从事社会分层研究”,但它们都共同指向一个有等级的社会结构,以此人们在财富、权力、声望和职业地位上处于不平等的分配状态。在这一论域中,西方体育社会学一般可以划分为4个视角:体育环境下的社会分层研究、体育运动与社会阶层研究、体育运动分层与地位和权力研究,以及体育运动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功能主义的视角)将社会不平等看成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产物……(批判主义的视角则)将不平等看做不合理的社会产物,认为应该进行改革”。换言之,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会明确在哪个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进行并回归到社会学问题的讨论。

反观国内研究(在此,对比并非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有学人总结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经验研究伏体相当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第一个视角)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社会分层与大众化研究、社会分层与参与体育差异研究以及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研究;而且从研究文献来看,一方面并未发现研究中的理论视角所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体育领域中的对策性探讨(比如说,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的研究旨在分析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的关联,探讨如何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发展大众体育加速大众化的进程;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体育消费特征及消费趋势,试图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进行体育消费市场细分,寻求引导体育消费的社会分层策略);与经验研究相对,也有一些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该使用何种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一比如布迪厄的场域论、文化资本理论,笔者认为:惯习、资本、场域、利益这些概念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得以展开的分析工具,单纯的一个概念并不能构成理论:而且概念只有放在适合它的整体理论中才能产生最大可能的解释力。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结局往往是,要么提倡本土化,但“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要么将西方理论硬套于中国实际。尤其后一种倾向,有使研究走向歧途的可能性――比如,孙立平曾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未削弱,“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也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当中存在象征性表达和客观性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即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类似的情形都在提醒我们,应用布迪厄“资本”概念时要特别加以注意。换言之,像布迪厄研究法国那样,期望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对立并能够转化,在中国会遇到挑战。

另外,布迪厄是在阶层惯习这个意义上使用惯习概念的,其适用的“学术合法性”在于法国有一个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虽然有学者使用“阶层结构定型化”来描绘中国社会阶层以及阶层关系愈来愈稳定的现象,但同时也认为,这种“阶级关系结构化”只是一种倾向,至今尚未定型;而且在中国社会中,像身份、政治分层这样一些具有独特性的变量,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和特点。仇立平也认为,“我国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根据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是有可能从行动者从事的职业或所处的社会位置这一角度,在群体这一层面上来使用惯习概念,比如,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身处科层制行政体制中的哪一个层级,其行动的手法和办事的策略基本上是相似的,其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因为有着相似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

研究以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使用为主线,依次梳理了社会实践理论的脉络和分析策略,以及布迪厄应用社会实践理论从事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布迪厄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何谓体育社会学”以及“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同时,社会实践理论及其体育社会学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如何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罅隙和对立也有较大的话语空间,但篇幅所限没有提及。最后,作为摆脱西方理论知识单纯消费者角色的努力,对体育运动中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问题以及“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修正。

社会学范文第7篇

从日本的情况看,环境运动有反公害运动、反开发运动、反公害输出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之分,无论哪种类型的环境运动的成果都体现在“运动主体所要求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被当局接受,有关改善和修复问题的对策被有关组织和机构实施”上。环境运动迫使政府和污染企业与民众、与环境受害者对话,迫使政府制定和执行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政策,停止实施不利于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方案。由环保组织发起的环境运动不仅“使那些有可能不被人知晓的环境问题表面化和公开化,”而且使民众的环保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得到极大的增强。第五,政府、社团、公民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责任。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将决策付诸行动。社团要做的事情是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环境问题的看法、意愿,促使政府用法律规制企业的行为,追究环境破坏者的责任。公民要做的事情是节水、节能、使用小排量汽车和植树、种草、分类处理垃圾等等。第六,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思路。各个地区的民众毫无节制地使用含有氟利昂的电器和化妆品导致全球臭氧层变薄;各个地区超标准排放二氧化碳、超量砍伐树木导致全球气候变暧;各个地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重金属污染导致全球水质变坏。几乎所有的全球环境问题都可以在地区环境问题中找到它的原因。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虽作了不少的努力,但因为责任认定上的分歧,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全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世界性课题”的今天,各个国家应以人类的福祉为重,摒弃责任认定上的分歧,在共同但有差别原则的指导下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地区环境问题的解决上。解决地区环境问题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启发了人们对环境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关系,和环境社会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有所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产物。决策者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工业化、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必须做好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妥善处理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关系的文章,相关部门在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硬任务和刚性指标。工业化、城市化既能破坏环境,也能美化环境。环境问题既可因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也可因工业化、城市化消除。

思考之二,环境问题既是生态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对环境问题不能只作生态学分析,还应作社会学研究。为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将其纳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考量,不能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强化环境保护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意识,不能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得不偿失。

思考之三,人口增长、技术失控、生产过剩、消费无度是环境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发展观念不正确。发展观念不正确使得政府在作管理决策、企业在作经营决策时很少考虑环境因素,很少考虑这一决策的执行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再次发生,政府和企业在作相关决策时,必须改变观念,必须考虑这一决策及其执行对环境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

思考之四,消除环境危机须扎扎实实地开展多方面的工作。须袪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并践行道法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须健全完善政府主导、民间推动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作用。须克服以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为表现的市场失灵和以追求经济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治理为表现的政府失灵。须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资金、技术方面开展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

思考之五,环境社会学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它需要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需要与其它学科合作。只有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环境社会学才能在不断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状态中树立自己的学科形象,实现自身的价值。只有与其它学科合作,环境社会学才能更充分发挥自己在环境保护、环境治理中的立言献策作用。

思考之六,环境社会学者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国家环保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环保联动机制的建立方面大有可为。环境社会学家通过对环境问题发生机理、机制的分析和环境问题解决思路、对策的探讨;通过对环境保护必要性、重要性的论述和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嬴理念的倡导;通过对所在社区、所在城市、所在国家环境运动的参与和国际环境运动的介入,为唤起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为消除经济增长投下的环境阴影,为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贡献自已的力量。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除体现在它能启发人们对环境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外,还体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了解环境社会学的线索,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审视环境问题的窗子,为人们搭建了一个预测环境社会学前景的平台。循着它提供的线索探究下去,人们知道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科学,一门将结论建立在实证分析、细节分析基础之上的科学,一门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科学。透过它开启的窗子,人们看到了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登上它搭建的平台,人们看到环境社会学以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层忧虑、对环境危机的深刻反省、对消除环境危机的执着追求显示出自身的魅力。有魁力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就有环境社会学的美好前景。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局限

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思想深化、升华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给人们处理环境问题以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我们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它的某些局限。她承认环境问题产生于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没有认识到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是环境问题的历史性、体制性根源。环境问题的历史性、体制性根源是发展理念不正确、发展模式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变唯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必须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她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产业大转移的趋势,看到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工业建设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遭到损害,土著民族的原有生活方式遭受彻底破坏的过程。”但没有看到发达国家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大转移的幌子下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从欠发达国家拿走的是“干净”的产品和巨额利润,留下的却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发达国家留下的废水、废气、废渣加剧了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欠发达国家在承受因自身发展而导致的环境之痛的同时还要承受发达国家转嫁的环境灾难。

她看到了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状况的不满,但没有看到即便环境状况再遭糕人们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放弃赖以为生并己经习惯了的城市生活方式,放弃与之相关的工业技术。人们可以治理城市环境,可以改变城市环境。不如人意的城市环境不应成为人们反对城市、反对与城市建设、城市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工业技术的理由。她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意义,但没认识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除了要调整经济结构外,还应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环境污染源的控制工作。

她强调零增长、缓慢增长对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但没有认识到面对不可逆转的增长趋势和难以抑制的发展冲动,不是迫于无奈,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为保护环境而刻意减缓发展速度。发达国家不会,欠发达国家更不会。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不对,借口保护自然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也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保的保护,在保护环境时注重经济的发展。她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负有帮助民众摆脱环境灾难的责任,但没有提出为履行责任政府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非政府组织应实施哪些具体方案。因沒提出具体措施和具体方案,帮助民众摆脱环境灾难不免陷入空谈。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局限既与环境社会学学科现状有关,又与其学术旨趣、价值取向有关。就学科现状而言,由于环境社会学产生较晚,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很多基础性问题还没完全理清。就学术旨趣、价值取向而言,饭岛伸子重视环境社会学对象、方法环境问题现状和民间环保运动类型的研究,不太重视环境社会学功能、环境问题趋向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及效果分析。饭岛伸子研究环境社会学所依据和利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来自欧美,欧美学者的价值观对其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结语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科学。从事这门科学研究的虽不乏其人,但取得像饭岛伸子这样成就的人实属不多。饭岛伸子为环境社会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她的环境社会学思想丰富了环境社会学的内容,为人们研究环境社会学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社会学范文第8篇

布论文联盟莱克的著作《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不仅是对法社会学领域和法学领域的巨大贡献,而且对于普通的司法参与者也能起到醍醐灌顶的功效。并且由于布莱克的观点针对的是司法环节而不是整个法学理论,因此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对于避免法律歧视,促进司法的革新,改变人们的观念,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作者的很多观点仍存在一些局限,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

一、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存在歧视

以案件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法律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方法论:法律条文主义和法律写实主义。法律写实主义有句名言:“司法裁决与法律判例之间的关系还不及这些裁决与法官的早餐更密切”。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是与法律写实主义不谋而合的,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地位和关系的复杂结构,案件的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处理方法。

为了论述案件的社会结构与法律行为的关系,作者引出了“法律量”这一概念,法律量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有四个方面的社会特征直接影响着法律量的大小:对手效应、律师效应、第三方效应和讲话方式。

作者以深邃的眼光发现“法律歧视”的存在,确实给我们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试想,人是活在社会网络中的动物,具有社会性,不同于动物,并且人是感情支配下的行动主体,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因此无论是原被告双方、还是律师、法官,每时每刻都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特征、各方关系等社会因素干扰,难免做出带有歧视性的决定。但是,仔细通读作者的观点后,尽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然而更多的是一丝恐惧。如果真如作者所描绘,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的法庭都没有了公正可言,所有的法官都依据双方的社会地位判案,所有的律师都会利用社会特征赢得判决,作者岂不是有些过分夸张了社会因素在法庭中的作用?再者,与歧视相对的自然是公正,很多歧视是由于历史传统等非常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判定公正与歧视,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价值色彩的问题,并且可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公正,拿到另一个环境中就变成了歧视,比如陌生人之间的犯罪与亲友之间的犯罪问题,依据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观点,二者应该一视同仁,不考虑关系距离才是公正的判决,但这里对公正的认识是基于尊重个人,保护人权的理念下的,谁又能保证这是绝对的公正呢?所以在我们解决法律歧视问题之前是否应该在公正与歧视的判定上先下一番功夫?

二、旨在减少歧视的法律改革

作者在书中提到,法社会学的核心发现就是,案件的处理具有社会相关性——歧视是普遍存在的。法社会学增加了法律生活中歧视的能见度,人们理所当然地会对此忿忿不平,当发展当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就必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了。因此作者提出了三种法律改革方法以减少歧视。

1.法律合作社团

我认为法律合作社团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作者认为,成立合作社团可以通过社团的力量帮助个人的承担,但是这会不会进一步滋生犯罪?罪犯应得的惩罚被团体中的每个人分担,罪犯尝到了甜头,这会不会助长他以后的犯罪?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每个社团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对成员的资格进行限制,对于屡教不改的成员予以驱逐,使他孤立于任何社团,从而改变他的犯罪行为。然而,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将来的社会必定是以一个个法律合作社团的形式存在的呢?部落时代的社会是以传统的家庭关系维持的,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初级关系越来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次级关系,次级关系的建立和维持需要种种苛刻的条件。况且法律合作社团虽然能分担惩罚,但也将个人胜诉所应获得的赔偿分给了各个成员,毕竟大部分人是不会犯罪的,这样一来,得到的好处被众人分享,是否还有人愿意加入?再者,团体内部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怎么又能保证社团内部的公正,怎么避免内部的歧视?因此我认为作者关于成立法律合作社团的构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2.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

对于作者的这个设想,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想作者之所以会提出法律的非社会特征化,是希望从法律歧视的根源入手,由于社会信息是造成歧视的根源,只要将其切除,便能一劳永逸。但当事人的社会特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处理一个法律案件,首先做的就是要了解案件的背景,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如

转贴于论文联盟

果为了避免歧视的出现,而将这些一概忽略,只抓住案情,根据法律条出判决,不是可笑之极吗?如果不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做深入的调查,而只采用电子司法,我相信不公正的审判会比现在还要多。

3.社会的非法律化

作者的这一观点乍一看似乎是与人类社会的法治进程背道而驰的,在全世界努力进行法制建设的今天,作者却提出要削减法律,使法律最小化。我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一观点。首先,作者的观点有利于人类社会解决纠纷方式的多元化,吉诺维斯综合症确实说明了人们对于法律的过度依赖,而丧失了自己处理纠纷的能力。人类社会早期协商、调解以及利用道德约束的方法在今天开来应该与法律相辅相成才会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作者主张削弱法律确实是与社会发展相悖的。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验证了法律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法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历史的趋势就是法律不断地完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所应做的是不断革除法律的缺陷,完善法律制度,并且可以寻求道德等其他的方式来辅助法律,而不是动不动就将法律最小化。

三、结论 论文联盟

布莱克教授的这本书,将社会学视角引入司法,并开辟了“案件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这一领域的开辟“创造了另一种新的法律模式,它截然不同于那种把法律描述为条文的逻辑运用决定着案件处理结果的法学模式”,指出法律中充满了社会差别,法社会学这一核心发现必然会对法治理论产生极大的冲击。

布莱克教授针对法律歧视所提出的一些对策虽然存在一些局限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他的观点对于每一个关心法治的人都带来了启发,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我们能更多地以法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问题,相信将大大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社会学范文第9篇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男| 26岁(1989年8月2日)

居住地:北京

电 话:190********(手机)

E-mail:

最近工作[ 1年6个月]

公 司:XXX贸易有限公司

行 业:贸易/进出口

职 位:高级企业社会责任专员

最高学历

学 历:本科

专 业:社会学

学 校:中国社会科学院

自我评价

我友善正直乐观向上,勤奋执着责任心强,学习能力强,易于接收新事物,组织协调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严谨稳重的作风。社会实践经历丰富,并有社会调查的组织参与经验。兴趣广泛,尤其爱好阅读,更以中外名著中的思想精髓、伦理道德标准自察自省,以求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求职意向

到岗时间: 一周之内

工作性质: 全职

希望行业: 贸易/进出口

目标地点: 北京

期望月薪: 面议/月

目标职能:高级企业社会责任专员

工作经验

2013/3—至今:XXX贸易有限公司[1年6个月]

所属行业:贸易/进出口

产品保障部高级企业社会责任专员

1. 建立及完善公司整体环保计划及实施细则;

2. 通过培训及现场评审的方式确保供应商了解审核标准;

3.协助供应商获得相关认证以符合公司及相关客户要求。

2011/7—2013/3:XXX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年6个月]

所属行业:贸易/进出口

社会责任审核 审核员

1. 预约工厂,为下一步工厂审核进行行程安排;

2. 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状况进行突击/正常审核;

3. 对持有WRAP/SA8000 认证证书的供应商随机抽查,判断其是否持续有效性;

4. 根据审核情况,现场给予审核结论;

5. 审核供应商厂纪厂规,规章制度,以及操作过程中是否按照要求执行;

6. 关注供应商提交的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透明性”;

7.及时更新FFC系统。

教育经历

2007/9 --2011 /7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 本科

证书

2010/6 大学英语六级

2009/12 大学英语四级

语言能力

社会学范文第10篇

众多微博软件为智能手机量身订制,发博文或抓拍异常方便及时。于是,随时可博,想不博都难了。

人类是天生有“传播欲”的动物,这个欲望只有到了Web2.0时代才得以充分满足。三言两语,现场记录,发发感慨,晒晒心情,微博打通了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界限。相比传统博客的长篇大论,微博的140个字限制催生了少写多发的者,更随机,更符合现代生活。

微博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凸显人际圈的影响力,不妨称之为熟客经济。博客是“被动”媒体,其传播受众并不确定;微博是主动媒体,只在相识者中传递,不相识者亦可通过“粉他”变成新知。从熟客经济的角度看,微博对于商业推广、明星效应的扩散更有价值,因为受众是确定的、可知的、可触及的。

当然,最有使用价值的方面在政治选举,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白宫、FBI、谷歌、通用汽车等很多国际知名个人和组织,在Twitter上与选民或用户交互沟通,效果非同一般。Twiter甚至成了奥巴马式竞选的标志。饭否被关说明中国式微博之路有待探索,这也正是新浪微博甫一推出即如履薄冰的缘故。

关于人际传播的重要性。上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兼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理论假说中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普通受众。微博作者即是两极传播理论中的意见领袖。微博作者靠原创或转发或重细新闻成为资讯源,资讯的源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关键看是谁发出的。比如,关于房价,是潘石屹发的帖子我就看;或者,关于意甲,是黄健翔的帖子我就追,等等。

本人对新浪微博进行如下分类:一是大喇叭型,如“头条新闻”,凡新闻必报,压缩成140字微新闻;另一类是青年导师型,如北大教授张颐武,分享过来人的人生所得;还有一类是传播理念型,如潘石屹的每日心得;当然,还有晒心情型和转发狂型,大部分微博属此两类。总的来说,微博作者成为民间记者的条件在中国尚不具备,但最值得期待。

微博关注的内容大多来自现实中的生活圈子,渲泄感情或记录思想,一言一行展现在熟客圈里,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际关系。微博属于生活圈媒体,不同于江南春分众媒体的是,这里还要加个“虚拟”两字,属于虚拟生活圈。现代都市人被分割成原子化居住,俗语诩远亲不如近邻,而微博等Web2,O媒体让远亲胜似近邻,住对门的邻居可能一牟也难打一次交道,我们却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打得火热。

没有互联网之前,一个人一生中能“承受”的熟人数量为150人左右(经心理学家统计得出)。有了互联网尤其进入Web2.0之后,人际交往的幅度和广度被大大拓宽。六度分割理论(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正在变成现实。微传播时代,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在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巨型传播网络。逮对个人交友、品牌营销及总统选举等,具有重大的实际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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