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改革进行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资改革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政企分开”“提高国企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等诸多目标，民间纷纷猜测，《决定》出台之后，地方性的国资改革法规也将宣布。

果不其然，上海作为国资比重最高的城市率先打响了国资改革的第一炮。面对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上海国资委显然也在谋求变化。

有进有退

此次上海国资改革，对于国企按照功能进行分类，国企被分为竞争型、功能型、公共服务型三类。

竞争型国企应该走进市场和民企进行竞争，评价它们就是看它们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功能类国企则是看它们战略任务和重大专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而对于公共服务类国企比如地铁行业，考核它们的标准并不是看它们赚了多少钱，而是它们给公众提供了多少高质量的服务。

去除以利润衡量的统一标准使得国企的评价更科学，不应与民争利的国企即使亏损也是正常。此次上海国资改革会在公共服务类行业加大投入，国企既可以按照“企业优惠最大化”，也可以“百姓福利最大化”。

除此之外，另一个颇让人看好的就是西方经理人制度已经出来。官员的保守是整个群体的通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足可以使企业丧失最佳发展机会。“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此次改革对官员企业家提出了告别。

一些人预测，此次上海国资改革之后，一些不符合职位要求的领导会被退回到行政岗位。经理人制度必定会被作为一项制度所坚守，一些完全市场化的国企公开在社会上选聘将会成为经理人的主要来源。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地方国资国企的“重镇”。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9.64万亿元（含金融保险企业）。2012年，上海市国资委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约占全国地方省自治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国资委系统企业的1/9、1/4、1/8。在国资比重最高的上海推动改革，对于其他城市的示范意义可想而知，上海的措施基本就等同于其他城市国企仿效的样板。而一直以来，上海也有着率先进行国资改革的传统。

早在1986年国务院发文“进行股份制试点”之前，上海飞乐电声总厂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于1984年11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集资，成立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股份责任公司。这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海又率先撤销市政府的企业主管局，改组成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生产经营型的集团公司。

走向二十一世纪，上海又以其独特的国资改革路径，被冠以“上海模式”的标签。

不同于很多地方将国企一卖了之的做法，上海国资委推动国有资本在大的国资之间流动重组，再利用其靠近资本市场的优势，进行上市，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这种思路下，百联合并、农工商上市、上海电气重组上市都是典型代表。

2008年，《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从“优化布局”到“增强主业”，再到“上市发展”、完善“法人治理”，这之后的国资委的工作也基本按照这个过程开展。

而在民间传闻韩正即将调到京城，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当下，显然于此时推出这番国资改革别有深意。

隐忧改革路

此次国资改革并非掌声一片，一些学者表示并没有什么新意，优化国资结构，规范法人结构在2008年的上海国资改革中已经有所涉及。相反，他们表示了对于此次国资改革的些许担忧。

历次国有企业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在此次改革中亦不能幸免。由于政商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勾结，空手套白狼的例子在中国国企改革中时有发生。

此次改革引进所有制经济同样面临着这个困境，“盈利状况好、资产优良的企业，在引入其他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尤须防止资产被低估，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强调此次改革要吸取前车之鉴，有严密的制度设计。

除此之外，公众最关注的政企分开问题在此次国资改革中也没有解决。

除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其他国企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这些最核心的人事岗位还是由国资委任命，“坚持领导班子建设与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相结合，形成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体制机制”，当党在企业管理中占主要作用，这实际是不是政企不分依旧存在呢？

甚至此次国资改革让人感觉到了“国进民退”的影子。

“竞争类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政府作为出资人，为了打造“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企业”不可避免地对于国企的扶持力度增加。国企充分进入市场，反而会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国企的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极有可能导致垄断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