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平民娱乐秀之公益转型

娱乐之大公益理念

从2011年限娱令下发后，各大上星卫视一反以往炒话题博噱头的炒作手法，掀起了一股“公益高潮”。，例如，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北京卫视《梦想合唱团》、上海卫视《妈妈咪呀》等等。相较之前大众平民娱乐秀的运作，公益内容让娱乐节目焕发出了更多的活力，让电视媒体在一阵低俗化的比拼后开始真正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可以说，娱乐公益性的比拼让电视媒体开始反思作为社会媒介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然而纵使受众看到了娱乐公益性所带来的节目质量改善，对于公益这一概念的理解却仍受到一定束缚。在传统思维中，娱乐公益性即电视慈善事业，顾名思义，是集“慈善”和“娱乐”于一体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慈善娱乐节目的表现模式主要是“名人”与“慈善”的结合。最常见的形式是慈善捐款晚会，例如“5·12”大地震救灾慈善晚会和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但是笔者认为，这只是公益范畴中的沧海一粟，即形式上的公益性表达。真正娱乐公益性中所谓公益，不应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电视慈善，更应该注重节目实际内涵上对社会价值的提倡与重要议程的设置。娱乐节目作为电视媒介的传播手段之一，多样迅速的自身特点使得其具有相较于传统媒介更深刻的议程设置功能。因此娱乐节目应承担起宣传国家发展理念，引导、反映民情民意，关注民生的功能。并且应利用其巨大影响力，致力营造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

笔者认为，对大公益概念范畴的厘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众平民娱乐秀的公益化转型发展。在此以《我是歌手》为例，分析现今大众平民娱乐秀如何将大公益的理念融入节目制作当中，希望从更高的角度挖掘大众平民娱乐秀中所展现的公益性特征。引导更多娱乐节目更好娱乐的同时保证社会价值的塑造。《我是歌手》节目特点分析

纪实性。《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用简单几个字来总结这档节目——“用全景纪实大片的方式表现音乐”。这包含着乐队全现场演奏的音乐真实性，全方位展现歌手参赛心路历程的故事完整性，以及在计票环节以纪实的手法保证结果公正性。

《我是歌手》每期比赛现场均采用现场乐团伴奏，致力于提供现场观众最纯正的听觉享受。并且采用38机位录播，全方位还原比赛现场。在内容编排上，节目加入了明星的心路历程全记录，将高高在上的明星大腕儿们瞬间拉回到普通人的境遇——赛前的忐忑，对细节的苛求，排练时的失误，观战时的复杂心理，成功卫冕时隐藏不住的狂喜和放松，离开擂台时的不舍和失落……这样一种静观的记录，有意拉近了观众和明星的距离。弱化了比赛本身的机械竞技，恰如其分地增补了节目的情感元素，达成了一种技艺和精神的中和。

最后的计票环节中，听审团在听完所有歌手的表演之后进行依次投票，票箱当场进行密封，直至转移至计票现场当场拆封。计票环节采用唱票式的传统计票法，并且由专业音乐人、乐评者现场监督。这一系列的过程均采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展现给电视节目观众。

专业性。洪涛认为：“关注音乐本身，真实的力量起到撼动人心的作用，不编故事而是崇尚实力，会让大家认认真真关注节目本身。”《我是歌手》努力挖掘音乐的价值，关注一首歌是怎么编曲的，带观众回归了音乐的本质。它证明只要真正尊重音乐，不需要编故事也会受到市场的接纳。每期节目接近30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量，突出节目的真实与专业性。在一个噱头大于实质的时代。节目倡导回归音乐本身，重视歌手素质，尊重大众评委意见。节目内容上的专业态度，与节目模式、制作团队专业化一道构成现今娱乐专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

公正性。为保证比赛结果客观公正，《我是歌手》在观众的选择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横跨五个年龄代际500名非专业的音乐爱好者共同构成了“知音评审团”，平均每人要经过4—5轮。包括网上申请、问卷、近30分钟电话等各种形式的“面试”才能来到现场。在现场进行不记名投票，最大化降低靠泡沫名气加分、靠粉丝拉票的不公正因素。并且节目中各路明星、音乐人只参与后期点评及计票环节的监督。对评审团不做任何形式的影响。擂台上的歌手也只能借助歌声完成全部的自我展示，不讲故事，不露情愫，力求以声动人，而非以情拉票的老套路。

从《我是歌手》看电视娱乐节目的公益性表现

根植公民参与意识。在《我是歌手》节目中，500名现场观众所组成的听审团掌握着七位专业歌手的“生杀大权”。听审团报名时受到严格的挑选：首先。以五个不同年龄段平均分配听审团组成群体。以防止受众单一而造成的对音乐风格的偏好而影响评判公正。其次。听审团在听完所有歌手的表演之后进行依次投票。票箱当场进行密封，直至转移至计票现场当场拆封。最后的计票环节。进行唱票式的传统计票法，并且由专业音乐人、乐评者现场监督。这一系列的过程均采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展现给观众。

在众多电视娱乐节目中。这样传统而严谨的裁判方式与计票手段实属罕见。早期超女快男选秀节目，以大众评判为卖点。却实际利用粉丝疯狂刷短信投票数量，赚得盆满钵盈。大热的《中国好声音》着重回归音乐本身，但也离不开导师按钮、转椅这些强烈的戏剧元素。没有这些戏剧性的画面，观众很难简简单单把一首歌听下去。反观《我是歌手》节目，弱化评委的“表演戏份”，以最朴实的“公平公正公开”作为节目卖点，无疑是对社会诚信道德的提倡，亦是对最朴素公民意识的根植。

《我是歌手》虽作为娱乐节目，却用娱乐节目少见的纪实性手法向观众展现着这样一种最为传统而真实的对公平和民主的追求。这样一种最朴素公民意识的植入，是以往从未在电视娱乐节目中出现过的。是最为可贵的娱乐节目的公平民主意识培养。

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曾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公共领域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就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理论揭示了电视节目在构建公共话语空间上的重要作用。其实质是模拟社会公共领域空间，实现观众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实现话语权的民主与自由。在这里没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与等级差异，从而得以构建出一个平等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

正如《我是歌手》在节目中打破社会对专业身份的崇拜，树立“一切凭音乐说话”的评判标准。将所谓名气与社会地位拉下神坛。在这里，无论是称霸歌坛的天王天后还是初露头角的歌坛新秀，一律以单纯歌手的身份出现在比赛当中，亦单纯以歌唱决定比赛胜负。一句“我是歌手”，既表达出抛开纷扰世故，唯尊歌手本质的专业态度，亦传递着单纯以“歌手”身份面对听众的平等决心。

结语

大众平民娱乐秀作为近年火爆的舶来品。从最初的一切以收视率为标杆，为迎合市场不断拉低节目道德下限，到现在开始反思自身的社会价值观引导作用，积极实现从“纯娱乐”到“娱乐承载公益”的转身。其发展过程展现着电视媒介社会的加强。“娱乐”不再只是“膻色腥”的代名词。亦不再只是社会情绪的宣泄口。而更多地承担起社会价值倡导和公民社会塑造的角色。

另一方面。目前电视传媒行业盛行模式化地同步引进国外成功节目，实现从节目形式到制作团队的全方位复制。这样的制作手法在成本上具有低风险高回报的优势。但亦存在着节目内容同质化和不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问题。大众平民娱乐秀逐步公益化转型的发展过程可以作为外来节目形式适应本土需求，实现本土社会价值的典型。这有助于未来更适宜地引进国外优秀节目。提升我国电视节目质量。（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栏目责编：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