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5.0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企改革，是所谓经营权改革，换言之，是为了解放管理层和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其核心的厂长变经理，包干制，这可以说是国企改革的1.0版本，由邓小平推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企改革是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让国企参与市场竞争，去掉计划经济的各种管制，核心是市场化、优胜劣汰，也是由邓小平推动；发生于90年代末的朱式改革，核心是所有制改革，大国企股份制、小企业私有化，为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给民企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也留下诸多值得诟病之处；而国资委成立后，直到2006年后的国企改革，主要针对的是上市大国企，核心是资本化、董事会制度、EVA考核等现代化企业改造，民企不能进入的领域仅剩下所谓的7大重要领域。

历经30年四轮的国企改革，多数央企，部分省级龙头国企已经成为比较现代化的企业，特别是央企，自国资委成立以来连续多年实现了营收、效益的增长，企业的运作机制日趋完善。但是，这些企业在信贷、政策等方面还确实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同时，它们大多数是以资本扩张为核心发展动力的，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所有制不可动摇，可以优化

现在国企营收占全国营收的比重已经不足30%，但是，在资产方面仍占比近半。这时候，它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的，在中国贫富差距巨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对全民所有的资产，通过各级国资委代为监管，授权管理层经营，这些都没有原则问题，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在相应资产的处置方面、在分红方面，还有巨大的问题。

90年代末，大量小国企被强行关闭、甚至以极低的价格以MBO方式给了少数权力拥有者，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如果想刺激企业发展，可以给予足够的分红权（类似于华为的虚拟股权）、或者卖出部分股权及所有经营权（类似中兴模式），而把整个企业以极低价格给了个别人在法理和人情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那么，现在的国企改革，所有制方面一定要极为慎重，尊重法制、尊重所有权人的长期根本利益，不能一卖了之。可能有几种方案：

一方面，对于国计民生没有那么重要的国企，通过整体上市的方式，企业可以实现更好的估值――尽管也经常扭曲，但远远好于暗箱操作；而这时候对于在任的管理层，为防止他们故意做低业绩MBO，应该同时允许多家竞争对手来竞购，这就需要资产交易所支持。

另一方面，对于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更多的不应该是出卖所有权，而应该通过很多变通的方式来优化管理。比如进一步优化股权激励制度，来刺激管理层、核心员工的动力；可以试行虚拟持股，对分红权给予更大的空间；也可以通过EVA、对标管理等方式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

总之，中国的国有机制在受到极大侵袭的时候，这仍然是大量普通民众未来的保障，任何所有制的变更必须公开、透明、公正和市场化。

混合所有制要聚焦公平和效率

在所有制有保障的基础上，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大的价值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 但是，如果把混合所有制本身当成一个法宝，一切逻辑就错了。

大量国企做得不好，并不是所有制所致，而是因为内部管理不够好、外部竞争不够充分。同理，大量私企、民企运作管理可能更差。最优秀的民企往往优于最优秀的国企，但是，次优秀的民企就未必优于最优秀的国企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是最好的民企，在全球电信行业位居第一，中兴位居第五，是国有民营。人们往往把华为作为民企更优秀的代表，但是，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兴远远优于其他电信行业的所谓民企，而排名第三的烽火也是国企。这是因为，一个企业有优秀的企业家是重要的内因，所有制并不是唯一原因。

类似的例子还有格力这个国企，它不仅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盈利之王，也是全球空调的老大，美的也是很优秀的民企、海尔是很优秀的集体企业、TCL是国企MBO的民企，你能从所有制来判别吗？

大陆之外的例子也是如此，比如台湾头号电子企业是台积电，是“国企”，法国的阿尔斯通、阿海珐等都有大量国企成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所以，“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有非常大的问题和暗示，关键应该聚焦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公平主要取决于市场化，竞争条件要逐步走向平等；而在效率方面，主要取决于内部管理、外部竞争和合理激励。

因此，对于一些行政性的垄断要对民企有节奏地逐步放开，特别是对一般性竞争领域，步子可以走大一些；对于内部的股权激励、董事会制度、整体上市等方面也要加快步伐，依法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