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与融合:中西法律思想之间的精神漫游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53-03

海德格尔在一次与日本学者的对话中提到，如果语言是存在和思想的家，那么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就不是栖居在一个家中，这种不可通约性使两者间的有意义的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已经成为一门“西学”的现代中国法学似乎无法真正进人古典中国的法律思想世界；而那些仍然居住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家”中进行的“还原与考据”式的研究则脱离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与人们的法律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如此一来，在当代中国，古代中国法律思想要么只能湮灭于历史典籍之中，要么只能供人作理论上的缅怀与把玩，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传承与创造，进而成为当代法治实践的思想资源。

难道人类思想存在真的就应了《创世纪》中巴别塔故事的隐喻?文化存在之间的差异真的使中西法律思想没有沟通、融合的可能性?在我们这个以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中文化间的对话似乎是困难的，更不必说融合了。因为在历史和文化的相对主义看来，不存在放诸四海皆真理的判别标准，不同的文化类型存在着不同的判别标准。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强博士的《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一书则致力于抵抗和超越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结论，在中西法律思想之间进行了一次沟通与融合的精神漫游。在作者看来，法律思想的真实性不仅要从它是否回应了它那个时代的特殊问题来作出评价，它存在的更高意义还要从它对人类基本问题的反省的深度来评价，“价值取向一旦触及根本，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这些价值的关切，古人和今人都绕不过去”。此外，尽管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和制度都是取材于西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中国古典法律思想中的“天理”、“人情”依然以潜藏的方式顽强地影响着众多法官的判决。所以，在当代中国，从司法实践出发来温习、总结和提炼中国古典法律思想是必要的。不仅如此，这种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儒家礼法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新生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只有进入诉讼生活当中，才能真正为它本身赢得了存活和再创造的机会。”

在“自序”中，任强博士为我们描述了他内在精神的转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曾经着迷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年轻学人回到自己被遗忘的中国古典法律思想的历程。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要彻底放弃西方法律思想，回到古典法律思想。他是要以冷静、审慎、同情的目光来重新认识自己母语中的文明，即放弃过去解释中国古典法律思想过程中所持的优越感，而用同情理解的态度回到其中，再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返身审视和评价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实现中西法律思想的沟通和融合。可见，作者的学术志向并不在于作一名辜鸿铭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在于把儒家礼法思想放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研究，通过比较和融通中西古典法律思想，期望可以对儒家法律思想做创造性的“推展”，进而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提供思想资源。

在我看来，这种对中国古典法律思想态度的转变展示了作者思想的成长和成熟。

“成熟”首先意味着对自身及自身前提条件的不断反思。所以，作者坦率地指出，在沟通中西法律思想的过程中，他曾经十分沮丧，因为他始终无法以一个西方人的姿态去阅读和理解西方法律思想。不过，最后他终于豁然开朗。“其实这就是自己的‘历史前见’，它决定了我今生只能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西洋人，它也决定了我也许能够深入其中体验中国文化的‘三味’，但是只能做一个西方文化的观察者。”无论是在对研究方法的讨论中，还是在对儒家礼法思想和基督教的信仰基础的比较问题上；无论是在对儒家礼法的分析中，还是在思考儒家礼法思想与现代法治关系的问题上，作者始终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沟通和融合中西法律思想。可以说，这种反思的立场构成了《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一书的基调。

“成熟”还意味着从对自身前提和条件的反思中变得富有现实感，这种现实关切最明显地体现在作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之中。一般来说，现代学人往往持着“科学的”与“中立的”注经方法来研究古代礼法思想，即通过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来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探求史料背后的思想，作者把这种方法称为“还原与解释”。然而，作者指出，这种“求真”的方法已经使得古典思想研究走入一个深深的误区――过分拘泥于历史事实的真伪判断，而无视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此外，“儒家礼法思想绝不仅仅是事实，它的内容涉及诸多价值问题……如‘仁心’、‘知天命’等”，价值和思想者观念、知识、行为、感情、情绪等非常主观化的体验关系密切，所以，研究思想的人要从心灵上体验思想、以身心来实践思想，从而赋予思想以生命来实现对思想的推展与创造。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指出，对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必须回到现实，立基于当下中国人的法律实践。并结合法律实践提升、赋予儒家礼法思想新的精神内涵，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推展与原创”方法。所以，与“还原与解释”方法不同，这种方法关注的重心不在于什么是儒家礼法思想的知识论问题，而在于如何实践儒家礼法思想，“推展不仅是价值判断，而且是体验活动”。毫无疑问。这种方法的提出是儒家礼法思想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它是一种问题域的转移，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心“什么是儒家礼法思想”，而且还要关注“如何实践儒家礼法思想”，即将儒家礼法思想融入当下诉讼实践，反过来又在诉讼实践中丰富、提升和创造儒家礼法思想。

在内容上儒家礼法思想浩瀚广博。因此，任强博士选择了儒家礼法思想和西方法律思想共同关心的三个核心问题――法律的信仰基础、人类秩序的规则和人类秩序的范式――来对之进行“推展与原创”解读。之所以采用这种文化间对话的方式展开探讨，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法律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的思想渊源已经是一个没有争辩的事实，所以，欲体验与实践儒家礼法思想，就不能回避西方法律思想。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势是“返回法的形而下”。很多法学研究者认为，法学是一门务实与实践的学科，应该从法律人的内在视角，即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实在法的规范结构和如何适用等职业技术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学术转向。它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开始为法律实践提供知识上的指引，它表明法学试图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以及其他外在社会力量的干涉，开始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科学。从根本上说，法律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出现与法律程序技术的盛行关系密切。在法律程序技术的逻辑中，人对法律的服从只不过是裸的交易，他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这样做法律不会惩罚他，其实从心底里他压根不打算服从法律。但是，现代法治即使单凭

程序技术统治也得依靠某种精神性的东西，法律程序技术同样需要每个公民的认同和参与才能建立、维持与发展，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公民认同的法律技术统治能带来法律权威，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出于这种考虑任强博士将目光放在法律的信仰基础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上，在他看来，“信仰不但与物质、制度、思想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而且还是三者底蕴，因此，它与法律也就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从“道成肉身与道法天命”、“信仰与理解”、“法律与信仰”三个方面出发，对儒家思想和西方法律思想进行了比较。他的结论是：作为两种文明，儒家礼法思想和西方法律思想对世界的本体有着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天”，后者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上帝”，而且人回归“天”和“上帝”的途径也有所相同。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离不开各自的信仰基础，正是信仰为中西法律赢得了神圣性。

解决了形而上的信仰基础问题，接下来作者带我们进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规则世界――礼法。作者认为礼有礼义和礼仪两层含义。“礼义指礼的精神，礼仪指礼的仪节。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礼义体现在成德和治世两个方面：对于个人来说，礼义的功能在于涵养零星、提升人心；对于社会来说，礼义的功能在于“分物”、“别序”和“防民”，从而造就和谐的社会秩序。礼仪是实现礼义的手段，所谓“约之以礼”就是用礼仪来约束自己。在礼法问题的研究上，作者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以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为例说明了“法律的道德化”并不是古代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

在《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一书的第四章，作者集中讨论了人治这一治理模式的思想渊源。作者选取了先秦儒家、柏拉图和海德格尔的人治思想，挖掘蕴含在这三种思想中人治的不同内涵。具体来说，儒家人治的思想基础是“善”，由此推导出儒家的人治是一种“圣王之治”；柏拉图的思想基础是“真”，由此推导出“哲学王之治”，海德格尔人治的思想基础是“美”，由此推导出“诗人之治”。从“真”、“善”、“美”的角度，将不同思想家的“人治”理念作这种条分缕析的解剖，是一种非常有创见的提炼和抽象。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三种人治模式的危险性是依次递减的，从而得出了“善良为何如此重要”这一结论。然而，“无论是否以善良为价值核心，人治思想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所以，尽管中国古代人选择了儒家人治这一秩序范式，但是，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商业时代的到来，法治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必然选择。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儒家礼法思想属于一个逝去的时代，尤其在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代名词的今天。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在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世界政治中保持民族文明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甚至如何为全人类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一个有着文化自觉和民族抱负的思想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进程中，法学研究尤其是我们的法律史学研究能担当些什么呢?任强博士在文章的最后给出了他的答案：一方面，他坦率地承认，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为框架构建起来的法治秩序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他指出儒家礼法思想应该被纳入法治理论构筑的总体文明之中。理由在于，“法治依赖的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有其局限性，而儒家却在价值领域对人类理性之所不及的地方做了匠心独运的创造，这种创造能担当提供人生终极意义和完善道人格的大任”。行文至此，我想，也许这种立场就是作者书名中所提到的“超越”，作为一种“知识”和“信仰”的儒家礼法思想在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对自身、历史和现在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