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摘要：遗产税作为大多数国家财产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了我国新形势下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以及发展空间和困境突破口，并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遗产税的征收提出可行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遗产税 形势分析 制度设计

一、用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征收遗产税的必要性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必要与有可能开征遗产税，主要应看人均GDP、居民储蓄水平和高收入阶层人数等经济总量指标，以及基尼系数等反映收入财富占有差距的结构指标。本文主要从历史沿革和完善税制的角度，分析新形势下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一）从历史沿革的层面分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曾提出：“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此后的“九五”、“十五”计划也都提到遗产税的开征。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再次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

从历史层面分析，我国居民的财富拥有量的变化，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充足的税源。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步参与收入分配制度，个人拥有财产量大幅增加，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繁荣使得人们聚集了大量财富。随着人们财产的增多，尤其是高收入群体迅速增长，遗产税应该成为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2013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京《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中期成果报告。报告认为，无论从社会公平政策、转变增长方式，还是缩小贫富差距，推进遗产税改革的时机均已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

（二）从完善税制的角度分析。我国目前间接税比例较高而直接税比例过低，个人极少缴纳直接税，企业的直接税负则相对较高。上述情况导致所有的税收大部分都隐藏在商品流通环节，伴随着商品或服务价格而向全体消费者转嫁。若要进行税制改革，就应该把降低间接税、增加直接税作为重点。只要在稳定宏观税负水平的情况下，间接税的减少是由直接税的增加的方式得到补充和加强的，这种此增彼长的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能保证税负的稳健增长。符合条件的直接税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遗产税作为直接税的一种，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而课征的税收，其征收可以对税制进行直接的完善和调整。例如，在国外“以房养老”的顺利实施也有赖于其高昂的遗产税制。因此，征收包括遗产税在内的财产税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新形势下我国征收遗产税的发展空间与困境突破点

（一）新形势下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发展空间。遗产税的潜台词是公民社会化，让政府与市场解决养老问题，建立相对公平的社会，以防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开征遗产税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发展潜力巨大。首先，征收遗产税可以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公平。通过课征遗产税，利用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实现社会成员在起点上差距的缩小，体现公平。党的十报告特别指出：“对过高收入通过税收，包括个人收入调节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进行必要的调节。”贫富差距“悬殊”已成社会之痛，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矛盾之一。市场机制只能在既定的财富分配格局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即便再高效的市场也无法改变初次分配的不公；遗产税作为调节二次分配的手段必须适时开征，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其次，征收遗产税有利于实现机会公平。从经济学上看，遗产的无偿继承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而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形成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为同一代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提供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开征遗产税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开征遗产税具有相当广阔的市场前景和需求。

（二）新形势下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突破口。

第一，遗产税对“富人”的影响来看，新的社会背景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突破口。首先，引发资本外逃的机率可能会降低。因为在对世界上188个国家进行统计发现，有遗产税或赠与税以及对遗产、赠与用其他税收调节的国家共114个，约占61%的比例，去别的国家可能要交的房产税、遗产税并不比中国低。因此，遗产税的征收不是引发移民潮的关键所在。其次，遗产税的开征有益于刺激有钱人履行社会责任。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将半数多财富捐出用于公益事业，对于壮大慈善公益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遗产税的开征有助于保护富人的财产。从美国的经验看，经过征收遗产税后，家族富过三代、富过五代的情况就多了，家族对于道德建设，对于治理能力建设就会好很多。

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遗产税的征收提供了可操作的突破口。影响遗产税效率的重要因素是技术条件，虽然遗产税的征收轴心在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但遗产税的顺利开征需要一套高科技的管理系统作为保障。目前，“金税工程”、“CTAIS系统”等高度信息化管理系统均在投入运行，这些征管条件的提升，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性。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突破口在于遗产税对于抑制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上也在减弱。遗产税的征税依据主要有：国家共同继承说、能力说、均富说、溯往征税说、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和社会公益说，对这些学说的认可是遗产税征收的理论基础。反对者认为，遗产税对投资和储蓄起到了抑制作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否存在必然性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对于投资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很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非遗产税对投资而言成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才会直接影响投资。其次，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遗产税对储蓄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者的动机，如果遗赠行为是无意识形成的，就不会影响储蓄。

三、国内外制度设计对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启示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遗产税，我国如果要开征遗产税的话，需要借鉴国外遗产税开征的得与失，在充分考虑目前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实际困难的基础上，提出完整可行的配套方案。

（一）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遗产税制度实现了制度设计之初的目标，遗产税的开征比较成功。遗产税制度的成功与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西方人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成就感来源于自我奋斗得到的社会认可，较少注重形式。我国目前市场运营的时间相对较短，除了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影响遗产税的征收以外，传统的“子承父业”的观念也是征收遗产税的阻碍之一。考虑到我国特殊的文化氛围和特有的经济社会背景，开征遗产税最重要的就是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公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广泛开展税法宣传讲座，让人们明白开征遗产税的现实意义和根本目的；将遗产税的税收政策及相关的实施文件贯彻到千家万户，让纳税人从思想上接受并最终支持遗产税的征收。

（二）完善法律层面的设计。目前，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有关法律仅对私有财产有相应的保护条款，但对遗产纳税方面的规定是一片空白；此外，《继承法》和《婚姻法》对于财产产权的分割，在配偶、子女之间如何分配的规定笼统不清。遗产税法的实施必然涉及死亡通知和遗产管理等制度，而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件对其进行规范。因此，必须对现行的法律法规加以完善，以与遗产税法相衔接，对遗产的范围、所有权、继承与处理等问题，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三）建立配套的财产监控体系。日本具有完善的财产监控体系，这是开征遗产税的重要条件。遗产税所牵涉的财产公开透明，严密的个人财产信息网络需同步建立。根据日本财政部的数据，遗产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虽然不高，但从事遗产税征管工作的税务人员却比较多，约占全国税务人员总数的7%。遗产的核实、评估和征收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国于2000年4月1日开始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但由于银行间联网和有效证件识别等方面的缺陷，这项制度还很不完善，而且存款只是个人财产的一小部分，这些问题都会使税务部门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纳税人的财产状况和财产转移信息，无法有效实行税源监控。从另一方面来看，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制度，并使税务、金融、房地产、法院、公证、工商及公安等部门进行有效协作和配合，建立完善的财产监控体系，提高财产透明度，减少征税成本，这也是遏制腐败的一种手段。因此，建立完善的财产监控体系是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前提条件。

（四）遗产税要素设计合理化。遗产税作为收益所得税类的补充能弥补所得税税制不完善和征收不完全的缺陷，从这一角度说遗产税也进一步完善了财产课税制度。税收要体现公平，维护社会稳定。遗产税的开征已是大势所趋，遗产税法的研究重点在于课税要素的设计，合理的遗产税设计是能否在我国顺利开展的关键。遗产税开征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这就需要把握遗产税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原则上合理设计税制，确定征税的主客体，税率的合理化是遗产税能否推行的重点。合理化使遗产税征收不但有效地保证了社会公平，而且能为国家带来较大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要实现遗产税的征收，除了在心理上加强对公众的疏导，政府还应从制度设计上加强配套的法律法规的跟进和财产监控体系的设置，使得财产税的征收有理可循，有法可依，以此保障遗产税的顺利实施。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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