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格局影响管理论文

一、新时期伦理精神的转换何在？

首先必须说明，这里所指的“转换”主要是相对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而言；所以，有无变化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制对伦理精神分别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被誉为“第二次革命”或“第二次解放”（从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意义上理解）的改革开放，给新时期的伦理道德及其精神带来了巨大变化。

第一，拨乱反正中的人性（个人主体性）复苏。原有极左的思潮给人们带来的直接而巨大的创伤，就是以异化了的共产主义精神（天理）泯灭人的个性（人欲）。这里的异化即是指主观上确定是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试图以共产主义精神超越一切，但在创造中不但偏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反而自觉不自觉地融进了一些封建主义的伦理观。于是，当结束后不久，在思想、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立即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以探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拨乱反正热潮。尽管有些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至少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全面发展依赖于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原始公社时期“原始的丰富”，也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发展，而是社会现实关系及其观念关系的丰富；共产主义消除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为了消除剥削，而不是消除个人所有制和个人利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对自身的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此，大写的“人”（全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卷帙浩繁的字里行间中突出出来，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成为新时期伦理精神的出发点和支撑点。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新了经济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和原则。

勿庸讳言，限于一定时代的环境制约，马克思不可能想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连体或兼容；而且，市场经济形式本身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确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确实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这种新型经济关系中，必然会生长出新的思想道德因素。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决议》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其实，马克思也看出了商品经济对人的发展的正面效应，认为它促进了自然经济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度的解体，“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总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上述积极因素中，突出体现了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法人的主体性，即在伦理上、法律上具有相对（相互）独立、自由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即“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马克思对此十分强调和肯定：“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矗”显然，这种平等和自由的伦理精神不仅与封建专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等伦理关系大相径庭，而且也不同于计划经济关系下的人我不分，相互依赖，相互拉平（一种原始的情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伦理观念。当然，新时期的这种伦理精神转换的最大特点，是市场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伦理相结合（尽管目前处于动荡、“耗散”之中，而尚未理顺或规范化）。这里面的深刻意义在于：从消极的方面看，市场经济关系的最简单表现是物与物的商品关系，最直接的价值是交换价值（货币、资源增值），很容易自然产生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等为特征的拜金主义伦理观，就会产生劳动及劳动者的异化，如果让其渗透到经济生活之外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教育生活等精神领域，就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腐败和异化现象；但是，这一消极因素是可以控制的，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就是一副最好的解毒剂。

第三，中国传统美德及其精神的认同和弘扬。

在本世纪，代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流及其精神的儒学，曾遭到“”和“文化革命”两次沉重打击，以致于在字面上已成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甚至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也没有给它一席之地。但人们后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顾及不到或不那么吃香、不那么灵的地方，例如在日常行为规范、家庭伦理以及爱国精神等等方面，传统伦理道德中有着十分管用的精华；于是，人们将期望的眼光投向了“新儒学”等传统文化的更新，希望从中找到遏止道德“滑坡”或者支撑道德“爬坡”的良方。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新时期所汲取的传统美德及其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仁和”?为精神的“礼”?教内容，?其中绝大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日常人伦和行为规范；二是以“忠孝”为精神的爱国主义和家庭美德内容，其中也蕴含着改变了意义的集体主义内容。对于这一方面的转换，也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认识。首先，传统美德之所以找到现代的位置，归根到底是现实中仍然存在这种道德的土壤，即与之不同程度地相适应的现实关系。已有学者研究指出，儒学伦理的生长基础有两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关系，二是以家庭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虽然经历了几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果冷静地正视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上述两种关系现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这就构成了传统道德的现实基矗其次，传统美德必须适应时代精神，有时还必须脱胎换骨获取新的生命力。息管有些传统道德还有现实基础，但不是有基础就有生命力，有些基础已摇摇欲坠，会使某些传统道德失去内容，但其形式还是可以利用的。再次，从总体上说，这种转换不是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认同。我们知道，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历史文化，儒家文化也是如此。它既有人民性的一面，也有封建性的一面；它之所以在二千多年中被不同朝代的封建统治者纳为自己的正统意识，除了深厚的封建经济关系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占主导地位的“家族本位主义”代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精神。

二、“转换”对构建德育新格局有何影响？

伦理精神的转换对学校德育新格局的构建带来的深刻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转换”促使人们改变“构建”的观念和视角。无可否认，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已经把德育工作者的眼光引导到适应改革开放上来，大家也齐心协力朝这一方向努力。但是，也许是原有的德育格局有着巨大的惯性，也许是人们心中存有意识形态相对稳定、不便改革的定势，也许是学校德育肩负着“神圣”使命而不敢轻举妄动，也许是人们误把伦理精神转换的某些现象一概当作了不和谐的“杂音”等等。总之，人们仍然把“构建”的注意力放在修修补补上，而没有关注“转换”将带来整个格局的变化。这一点，与经济体制的重建相比反差尤为明显。其实，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就可以打破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正视社会存在的改革对社会意识的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不忽视社会意识变革对社会存在改革的能动作用），改变“构建”只能修修补补的观念，将视角转向以伦理精神的转换为引导的德育变革上来。

其次，“转换”是新格局中目标构建的依据和底层结构。德育目标是德育格局中的基础部分，目标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内容、途径和方法的选择，也最终影响到德育效果。它要求德育目标要有指导性、现实性和针对性，也就使目标构建必然受到这一时代的伦理精神的左右。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理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精神结构，并明确学校德育的总体目标结构。直观地看，“转换”的三个方面自然形成了三个板块和三个层次：?（1）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精神，即“社会的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辅相成，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个人利益和个人牺牲在人生价值的意义上达到辩证的对立统一。?（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即社会主义伦理与市场经济伦理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目的与手段、导向与自控、对立与统一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公平与效益、物质与精神协调一致，?其核心是合理利己，兼顾他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3）中国传统美德的伦理精神，即扬弃“家族本位主义”，纳入具有时代精神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辩证地看，这三种伦理精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有层次序列的整体，即以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为先导（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为主体，以中国传统美德的伦理精神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伦理精神。

如果上述伦理精神的结构能够成立，就可以相应建立德育目标新结构。其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精神这条红线的贯穿下，根据不同层次伦理精神的性质、功能和对象特点，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对不同思想道德及其行为的接受规律，探寻切合实际的层次结构。例如，从纵向的时序看，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首先接触的日常生活、简单的社会关系和浅显的国情（包括乡情民俗等）；接下来是从形象地感知到抽象地认知所处的社会及其各种关系，其中对未来将要进入、且与生存和发展关系最为直接的部分（如经济关系等）最感兴趣，这也是一种现实层次的实践理性的需要；然后再对自然、社会、个人等关系进行综合、批判性的认识和选择，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可能在一般个人生活理想的基础上形成崇高的社会理想。再从横向的空间看，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家庭、工作中的社会关系等等）不会完全一样，对教育所传递的信息也接受得不一样，一句话，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不同会使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现差别；所以，在总的目标一致下，德育也要“因材施教”，给不同情况的学生确定适度超前又能够达到的目标。实际上，这种结构在现实中纵横交错，如盐溶之于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值得顺带提及的是，与新的目标结构相应，德育内容也必然会调整、更新，至少三个层次、三个板块既可以相对独立地形成子系统，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

再次，“转换”对于改进德育途径和方法有着方法论的意义。从新时期伦理精神的转换中，我们得到这样启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那种比较单一的、夸张式的共产主义伦理精神，虽然由于缺乏深厚的现实生产力的土壤而最后失落，但在一段时期内还是真实有效地存在。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和方法论意义。一方面，缺乏现实关系作基础的思想道德，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维持的都是一种幻象，最终将化为泡影，反过来说，最好的德育途径和方法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关系认识及其把握；另一方面，对于暂时缺乏现实条件，但已见端倪并有现实依据证明为发展趋势（良好前景）的经济关系及其伦理精神，应当大胆采用引导、感染、灌输、宣传甚至纪律要求等强化的途径和方法，以形成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根据这种方法论上的意义，结合“转换”后的伦理精神及其目标内容，可以在德育途径和方法上作这样的初步设想：第一，对于富有传统、现实性很强的日常行为规范（含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应以现实的言传身教为主，“身教”者包括经常接触的教师、家人等等，也包括大众传媒中古今中外的“模范”，通过反复熏陶、感染和训练，?养成知、?情、意、行统一的习惯。第二，对于占居现阶段主要地位（公民必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一是要有专门的课程和教材，使学生（至少初中以上）系统了解有关基本知识；二是配合教学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自我组织社会实践（体验），包括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关资源，使学生在现实关系中真实地感受、选择并接受相应思想道德。第三，对于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一是改革、调整现有的相关课程（高中以上），舍弃假、大、空的内容，溶进相关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增设常识性的美学（不是艺术教育）、心理学等选修课，设立业余党校；二是意识形态领域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让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竞争中获得认同和自觉选择（当然要有意识地引导）；三是在社会中再塑共产党人的先进形象，对先进分子要有崇仰、奉行社会主义精神的纪律要求，切实在组织上（包括少先队、共青团）采取措施，纯洁队伍，让理想和信念在有共产党人的地方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使学生心服口服、自觉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