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商生存报告

对于海外投资，美洲华商看重提高效率，东南亚华商偏重分散风险，但随着对该国工商业冲击增大，华商们面临的生存困境让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国内。

2009年的夏天，是3万名俄罗斯华商的多事之秋。6月10日，莫斯科政府吉布。销毁去年查扣的价值20亿美元的22柜集装箱童装、童鞋；7月，俄罗斯总检察院以违反俄居留制度、非法移民为由抓捕了190名华商，77名华商被驱逐出境。

“最反感华商的既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最弱的国家，而是法制不够健全、产品竞争力不上不下的中等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华商的到来，对该国的工商业冲击最大，”中国社科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发现这样一条潜规则。

“中国商城”的兴起

2007年，世界华商总资产约3.7万亿美元，2008年经济危机后，华商资产缩水1/3，减为2.5万亿美元。

99％的华商是小老板，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代华商靠“四把刀”(菜刀、木工刀、剪刀、理发刀)谋生，从事规模小、技术低、效益差的零售、餐饮服务、中医针炙业，其中中餐业最为普遍。“开餐馆是小本经营，只要肯吃苦就能干，所以往往成了从传统路径出去的华商谋生的第一选择。”康荣平说。

为了研究华商，康荣平跑到法国和意大利，他发现意大利佛罗伦萨不远的那个小镇，几乎被华人全部占据，几万华商在奢侈品帝国中心从事人造皮革制造，在海外做起了OEM。在罗马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区也被温州人占据，这个意大利小商品集散地的门店只有两种文字，中文和意大利文(英文)，老商帮是广东帮，新商帮是温州帮。他们精明强干，多数是通过老乡带老乡去到海外，做生意和过日子都喜欢集群式、抱团化、排外化，往往会像蝗虫扫过田野一般迅速将一个街区占领，而这也为当地人排华埋下祸根。

随着第二代新华商以家庭团聚、留学、技术、投资、劳务、政治移民拥入海外，外贸、电子科技、金融、房地产、律师、会计师等行业兴起，多元化、科技化和资本密集型趋势呈现，“中国城”成为新华商崛起的标志，1998年，温州商人在巴西圣保罗建立第一个“中国商城”。截至目前，温州商人已在喀麦隆、俄罗斯、荷兰、阿联酋、美国、蒙古、英国、智利及芬兰等国建立了十几座“中国商城”。

华人跨国公司的生存法则

康荣平从90年代开始研究华商中的巨无霸――华人跨国公司。

他对华人跨国公司的定义是：华人创办、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国外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研发等机构。

华人跨国公司的萌芽期是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康荣平认为，此时，华人跨国公司数量很少，他们主要为家族所有和经营，有代表性的是四家：规模经济型――东南亚第一个最大的华人企业帝国黄仲涵总公司，1863年在印尼三宝垄创立，靠卖鸦片及垄断蔗糖贸易发家，1961年因“违反外汇条例”和“偷漏重税”等罪名覆灭。技术主导型――李国钦在美国的华昌公司以钨砂矿发家，号称是第一家华人高科技跨国公司。销售网络型――澳大利亚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创办的永安百货。传统文化资源利用型――缅甸的永安堂/虎豹兄弟，被誉为“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

二战结束到70年代，华人跨国公司处在缓慢生成期，幸存的或新生的华人企业陆续开始海外直接投资，向成长为跨国公司迈出了头几步，“这时多数是第一代华商，少量为第二代华商创业。”康荣平说。其中南洋纺织、永泰集团、远东集团、太平洋电缆从上海迁移到台湾发展。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丰隆(马)集团、泰国CP(正大)集团、菲律宾的亚世集团和印尼三林集团兴起。

80年代至1997年，华人跨国公司进入蓬勃发展期，开始进军房地产、酒店、银行、金融业、电子业。

21世纪初至今，华人跨国公司进入新阶段。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华人跨国公司覆盖到非洲，从而首次实现覆盖五大洲。另外，由于留学生等新华商的涌现，在美国和日本出现了天生型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康荣平在海外华人跨国公司“2008榜”时，数了一下。新加坡53家，美国26家，马来西亚22家，印尼、泰国各11家，日本8家，菲律宾6家，法国、西班牙、巴西各2家，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日本没有一家贸易先导型的华人跨国公司，“我的解释是因为日本综合商社能力非常强，没给华人留下任何机会”。

在海外投资上，美洲华商看重提高效率，东南亚华商偏重分散风险，另外，海外华商投资有一个共同特征是“心理趋同效应”。“就是第一次对外投资，他们会优先选心理距离最小的国家，说白了找语言文化、商业习惯环境熟悉的地方投资”，康荣平这样分析新加坡为何华商跨国企业最多，华商为何钟爱回中国投资的原因，而这种效应同样表现在美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行为上。

被回避的生存之困

李敏是澳大利亚的新华商。

这个广东梅县人在1990年高中毕业后，通过舅舅担保移民到澳大利亚，留学后在律师行和旅行社工作，如今已是奥烨移民董事长、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李敏经常要穿着棉袄从澳洲登机，到广州下机后换成T恤，她要忙着为许多中小企业老板、跨国公司高管做商业技术移民。“前两个星期，我还刚刚帮广东一家很著名的上市公司成功收购了澳洲一家矿产公司。”李敏说起来轻描淡写。

陈长扬是加拿大第一代华商。

这个广东潮汕人在1961年18岁时跑到香港开制衣厂，1991年因为孩子留学，举家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移民前，他专门买了几十本介绍加拿大的书仔细研究做笔记，“我知道加拿大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开始，我明白，要吃苦的，我不怕吃苦”。这个英文不太灵光的潮汕人现在还随身带着一张英文单词纸，趁坐车坐飞机的空隙抓紧学英文。如今，他的工厂不但成为加拿大许多企业制服的主要生产商，还自创了“You and Me”服装品牌。

8月初，在亚太华商领袖(广州)论坛上，《新周刊》记者采访数位华商领袖。他们一律出言谨慎，更愿意谈自己的成功和社会责任，刻意回避华商群体的海外生存之困。

康荣平向记者透露，1997年，他的第一笔课题经费居然是由日本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赞助的。

“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拿不到像样的赞助。还没有一个华商准备投一笔钱做华商的研究。”康荣平感慨，日本人却一直把华商当做竞争对手研究，“他们分工非常细，有专门研究新加坡的，有专门研究泰国的，真正的华商研究专家都是在他们那里，我们中国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