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的中国往事

1 梁启超的世博强国梦

上海召开世博会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在一百年前,有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在《新中国》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百年后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盛况。

这是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表明了中国人对国强民富的渴望,这些幻想被具象化成种种远景的规划,一如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规划在中国修铁路、建三峡大坝一样。

实际上,陆士谔的《新中国》并不是政治幻想小说的开山之作,真正的开山之作是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他在这部小说中写道,“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站在一百年前的门槛,梁启超的想法相当“超前”,他想到世博会不光是展览、商务,更是思想碰撞的大会。不过,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任何对未来的幻想,哪怕政治幻想,大都不是来自本土的资源,而是来自西方的刺激。因此,这种幻想本质上是学习西方,以期赶超西方。

梁启超的政治幻想也不是来自中国资源,而是来自外国资源,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1898年秋,失败,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在舰艇上,去国的梁启超心中是何等的苦闷彷徨,看不清前路茫茫的心情可想而知。舰长将一本日本“政治幻想”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让他在亡命途中解闷消遣。没想到这本原本让他消遣的小说,令他兴奋不已,可以说重新唤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种种幻想,并沉睡在他的内心深处。

此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月刊,他那些沉寂在内心深处的政治幻想终于有了表现之处。1902年,他创作了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在《新小说》上。有趣的是,小说中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数年之后竟果有其人,即同盟会之黄兴(字克强)。

当时的大思想家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初八日已见之,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黄遵宪对梁启超有知遇之恩,1896年曾委托梁主编《时务报》,对梁的一片心思应该是最能了解。

文学从来是托物言志的,梁启超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学基本上有两个主题,即反思中国落后的“陆沉”,以及期望民族复兴的“新民”,简而言之,是寄托了那一代人的强国梦。

2 第一个吃“世博螃蟹”的中国人

徐荣村是谁?相信很多读者都不知道。徐荣村是广东香山拱北北岭人,上海开埠后,他是最早闯荡上海滩,并因此发迹的商人买办之一。《徐氏宗谱》说他“不数年间,累业巨万,一时与君同为贾者,莫能及君万一”。

徐荣村是一个有特别之处的商人――他是第一个吃世博会这只螃蟹的中国人。1851年,首届世博会在伦敦举办,他以个人的身份参展,将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打上12包,紧急船运至伦敦,虽然他本人并没有远赴英伦。

徐荣村参展首届世博会有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英国政府出于对外贸易和展示大英帝国的成就,希望世界各国参加伦敦世博会,但是这对于沉睡的东方帝国来说,是何其陌生而遥远。很多中国人不要说参加世博会,甚至还不屑一顾。

清政府拒绝了英国的邀请,在华的英国外交官和商界人士转而在民间组织中国商品参展,主要以洋行为主,其中就有徐荣村所在的宝顺洋行。当然,最终参展仍有赖徐荣村的世界眼光、商业智慧和创新精神。

中国商品首次亮相首届世博会,就大有斩获,“荣记湖丝”获得金、银两枚奖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奖,并赠送“小飞人”画幅以示赞誉。此次参展令徐荣村的商品名扬中外,也给中国人脸上增了光。徐荣村再次展示了惊人的经商天分,他专门请来画师,将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临摹下来,作为荣记产品的商标,并大力宣传,趁着世博会的东风,他的商品更是广为畅销。

一个商人出于逐利的本能而第一个吃螃蟹,平常却又值得鼓励。正因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一个人会取得别人所没有的成就,甚至会为历史所记住。

3 改变华人世博观念的英国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人当中,赫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他是英国人,却执掌中国海关48年。他引进西方的先进管理,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中国外交……他在中国创造了多个奇迹,比如在清政府的政府部门中,海关是唯一没有腐败的部门。他还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率领中国参展团参加第29届世界博览会。

最早一届世博会由英国于1851年在伦敦举办,此后世博会曾多次邀请中国参加,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世博会,所有的邀请都被拒绝――纵然不拒绝,清政府也缺乏懂得具体操办的人,更何况清政府正被太平天国起义拖得疲惫不堪,无暇顾及。

1867年巴黎世博会向清政府发出邀请,这时,赫德在海关总税务司位置上干了4年,成绩斐然,展现了非凡的管理能力和外交能力,清政府决定授权由赫德领导的海关组织中国展品赴展。

赫德的努力,为中国参展世博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世博会的动员、货品组织、人员安排等,赫德功不可没。

正是由于赫德的率领,中国参展团很快就表现出较高的效率和水平,现在看来,完全与国际接轨。一个典型的例子: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参展团在维也纳歌剧院举行盛大的音乐招待会,受到一致好评,古老的帝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进取和优雅的一面。赫德也因表现出色,当年被组委会授予了“荣誉军团司令”的称号。

1904年,清政府从赫德手中收回承办权,由中国人自己承办世界博览会事务,告别“赫德的世博会”。但是,赫德数十年的参展,改变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对这样一个积极把中国推入到文明潮流,与世界对接的人,中国人应该铭记和感激他。

4 皇家贝子率团参加世博会

1904年,中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团正式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对此次参展,清廷相当重视,派出了由爱新觉罗・溥伦贝子任团长的代表团,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拿出巨资修建了中国村和中国展馆。

从现在解密的档案看,皇家重臣贝子溥伦出席开幕典礼,绝非简单的礼节,同时担负着两项秘密任务。其一是考察西方,因为当时日俄之战正酣,国内已经有了呼吁立宪的声音。日本战胜俄国后,国内舆论更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要求清政府推行,因此,慈禧太后让溥伦贝子出洋,明眼看是参加世博会,其实是摸底欧美强国的政治制度,可谓未雨绸缪。

在这次赴美期间,溥伦曾向各地华侨和美国记者表达了自己急图自强、振兴国脉,和“启沃两宫,而为改革政体之助动力”的决心。溥伦贝子的承诺点燃了民众对清廷立宪,以改变积弱局面的希望。

溥伦贝子的另一个任务,是会见美国总统,期望在日俄之战和东三省利益保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不过,在我看来,清廷要派出一个皇家贝子到世界上去抛头露面,也是要向世界展示清政府开放的姿态,和清廷勋戚的开明与进取。我们一直以为清朝皇家贵族都很封闭昏聩,这是有偏颇的。当时,皇室中有一批开明之士,肃亲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镇国公载泽被西方媒体称为“在提倡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都是清末立宪的重要推动者。这个溥伦贝子也是一个相当开明的贵族,他回国后,果真践诺,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他四处奔走,游说权贵。1910年10月,他慷慨陈词呼吁迅速召开国会:“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结果不幸言中,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在这次世博会上,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观者痛责中国展品居然展出乞丐、烟鬼、囚犯、苦工、娼妓之类,“呜呼!政府糜数百万巨款,而所征出品,乃悉为卑陋劣粗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赛,直白求辱耳!”说这是辱国行为,遭到当地华侨和留学生的抗议。

就在中国还在博览会上展览这些落后物件的同年,世界上第一只电子管在英国物理学家弗莱明的手下诞生了。中国虽然在努力拥抱西方文明,但文明的差距可见一斑。

5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中国人眼里是什么样子?当时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他们的亲身见闻,让我们直观地感受那场世界盛会:

“盖此院之建,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将开设博物大会,特为万国陈设各物公所……法驻京公使伯君于其中创设聚珍大会,凡中外士商有瑰奇珍异之物,皆可入会,过关许免其税。”

“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算。”

这是参加了巴黎世博会的王韬在《漫游随录》留下的宝贵记录。前者概要地记载了巴黎世博会的盛况,后者则专门记录了一个广东戏班在世博会上演出的情景。读到这些简练生动的文字,历史被还原,令人浮想联翩。

在《漫游随录》中,王韬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连四天参观曾为首届世博会主场馆的英国水晶官,称其“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建于其上,逶迤联翩,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四级,高四十丈。窗栏槛,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精莹。其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必备……”

说起王韬,做媒体的人不应该陌生,他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被时人称为“中国第一报人”。1874年2月4日,他创办了《循环日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华人自己独立创办的报纸在他的手里诞生。在《循环日报》担任总主笔的十余年间,王韬写下了近千篇政论文章,开创了中国报人“文人论政”的传统。

其实,王韬留下的何止这些文章,他留下的文字可称奇迹的还多着呢。他与传教士一起翻译的《西国天学源流》,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光学图说》,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科普读物。他翻译的《圣经》由于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这位忙于介绍西方火车、电报、洒水车、自来水、煤气等新器物,和西方议会制度,批判中国落后事物,渴望中国早日民主富强的人,却耽误了自己的“造人计划”,直到近50,他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生子好传宗接代,他却淡然回答:“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何其逆流出位的思想!不过,历史似乎又公正地回应了他的话,至少他的姓名还挂在我们的嘴上,并抑制不住的敬慕。

6 世博令中国首任外交官惊讶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派人士,在清廷素以“熟悉夷务”出名,正因为通晓夷务,成为清政府派往西方的第一任外交官。但就是这样一位通晓夷务的官员,真正接触西方之后,仍然大为惊讶,这从他参观英国水晶宫和巴黎世博会时留下的日记中看得十分真切。

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驻英大使,很快被水晶宫总办贝尔请到水晶宫做客。水晶宫是英国1851年举办首届世博会的场所,当年,约有600万人前来观看世博会。水晶宫这座钢结构的玻璃建筑也成了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展品,并因此成为此后历届世博会展馆的模板。

首届世博会结束后,水晶宫展馆被整体移建到伦敦南部的悉登汉姆山,并以此为中心建造了水晶宫公园,郭嵩焘正式被邀请去这座建筑做客。郭嵩焘详细记述了他的此次做客之行,对水晶宫有很细致的描写:“入门皆玻璃为屋,宏敞巨丽,张架为市,环列百余,其前横列甬道,极望不可及。”

显然,这次参观水晶宫让郭嵩焘颇为惊讶,并对世博会产生了好奇。为此,他专程去请教英国世博会方面的专家、英国工艺学院的一位主管。这位主管向他介绍了历史上的一些世博会,还特别介绍了将于1878年在巴黎举办的第8届世博会有关情况。在与专家交流中,郭嵩焘想了解世博会上展出的农耕机械的数量。专家告诉他有“百余种”,郭嵩焘惊讶地反问:“不应如是之多?”这位主管说:“英国于农事颇勤心,如犁田一项,机器已多至数种。”郭嵩焘听后,感叹道:“孟子所谓深耕,盖常至二三尺外,力省功多。每得善法,辄更制之。”

1878年初,郭嵩焘被清政府追加任命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5月,法国巴黎世博会如期举行,郭嵩焘出席了这次盛会。对于当时的盛况,郭嵩焘在日记里描述道:“马车填壅,人民丝集……出游者约五十万人。”他对世博会展出的各种新发明、新制造,比如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都有详细的日记记载,文中洋溢着惊讶之情。

而在国内,也有一种惊讶,那就是对郭嵩焘到外国去当大使,觉得不可理喻,甚至被指为“汉奸”。

两种惊讶对比,真的令生活在现代文明里的我也感到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