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诗经》对中国人的影响和中文学的熏沐

【摘要】《诗经》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宗法制是西周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维系作用。宗法制在《诗经》中也有体现，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文章对《诗经》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其对中国人的影响以及对现代文化传播的熏沐。

【关键词】《诗经》；中国人；影响；文化

一、前言

《诗经》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锦，还是中国文学的根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凭借着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确立了一种标准的范式，其中，《风》的生活之真、《雅》的典范之美以及《颂》的伦理之善成为后来教育的依据，而且在文化、艺术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见《诗经》对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之大。本文对此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究。

二、《诗经》的历史地位概述

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根源，《诗经》具有丰富的思想、精湛的手法以及高尚的情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对中国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首先，《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其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成为后代作家关注国家疾苦、社会现实的支撑依据。

其次，后世文学创作对《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进行了有效的借鉴，最具典型意义的有屈原以香草美人托物言志，表现爱憎分明的思想以及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赋的手法对后代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赋体文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在诗歌、戏曲和小说中，也融合了赋的手法。

再次，《诗经》明确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民歌，具有生动活泼、清新朴素、和谐自然的特点，为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另外，如果从文学史的发展现状来看，通常情况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都是先在民间开始流行的，之后经过加工，变成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范式。历代一些具有较大成就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借鉴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

《诗经》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有必要明确《诗经》的文学思想，用以促进现代社会的良好发展。

三、《诗经》对中国人的影响分析

（一）《经》的特征

1.《风》的生活之真。

《关雎》是《诗经》的开篇，充分体现了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宗法制是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农耕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当时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从事耕织，同时将劳动力的价值充分地展现出来。《关雎》中提到的一对男女，就是对当时劳动力的描绘。《关雎》这首诗流传至今，并作为《诗经》的开篇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将当时人们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强调要适应农耕文明，做到男耕女织，和谐发展。

对《关雎》的认知，以孔子最为典范，他提到了“和”，其中蕴涵着持中有度的深意。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对“和”进行了阐述，这里的“和”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实践的生活感受。自古以来的作家和学者对此都有非常深的感触。上述的“和”，其实是当时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源。而且《关雎》中提到的“人道之大伦”，并不是顽固、不可更改的内容，只是其中包含着生活的韵味以及人们的美好愿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安定、和谐地生活。

2.《雅》的典范之美。

《诗经》中《雅》的典范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制约，不管是《鸿雁》中周王赈济灾民，还是《渐渐之石》中对兵役劳苦的感叹，全部从男女之情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尚书・毕命》中对《雅》的“政治”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在《诗经・小雅・楚茨》中，虽然运用相应的话语从更深层次描述了祭祀，如“济济跄跄，挈尔牛羊，以往A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但是政治依然是《雅》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周朝的统治者希望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创立政治典范，从而达到制约臣民行为的目的。《诗经》的大多数作者都是大夫、士子以及公卿士，在当时社会都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写出的内容基本上与个人恩怨、政事人伦以及王事有关。经过时代的传播，不断地创新，当时的文学已经得到升华，并与经国治世融合在了一起，体现了《诗经》中《雅》的典范之美[2]。

3.《颂》的伦理之善。

从《风》的夫妻之爱到《雅》的政治层次，再到《颂》，《诗经》的主旨才真正进入到宗教的祭祀层次。通过详细分析《颂》，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自己的祖先、神明是非常敬仰、尊重的，并体现出了伦理的意义。由此可见，《颂》中提到的祭祀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通过深入分析，却又与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颂》被放置于《诗经》的结尾，能够体现出《颂》主要强调伦理精神的回归，这种精神不仅能够引导人们，还能制约人们的行为，给予“君权神授”合法的地位。祭祀不单单代表着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和日常行为的融合。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到过：“在政治权威和普通民众明确祭祀仪式和宗法制度之后，这些仪式和制度中所包含的技术就会被当作生活策略广泛应用，就不会有人对背后隐藏的东西进行过多的追问。”这正好道出了伦理意义上的“善”制约周朝臣民的根本原因。

（二）《诗经》带来的影响

1.《诗经》对楚辞汉赋的影响。

春秋时期，楚国国力不断强盛并逐渐向北部发展，在此过程中，其文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朝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两国存在习俗、语言以及地域方面的区别，所以在吸收周朝文化时，楚国采取了比较特殊的方式，即重点吸取周朝文化的“比”“兴”手法，而“赋”则通过一种比较特别的形式被传承了下来。通过分析刘向记载的《越人歌》，我们可以得出楚辞的根源是楚国早期的民歌，而且当时的民歌能够将人们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表达了作者的感叹之情，这与《诗经》中《国风・召南》的《草虫》有着相似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地域、风俗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非常严重，但是南北两个地区的作家在托物言志方面却有着相似的品质，说明人性具有不分地域的特点。而汉赋主要对《诗经》中的“赋”手法进行了吸取，因为西汉和东汉均将首都建立在北方，受到地理特征、民俗风俗的影响，北方文人对“赋”手法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内容和主题方面入手，与《诗经》中的《雅》《颂》比较接近，而从时间跨度入手，还受到了楚辞的影响[3]。

2.《诗经》对唐诗宋词的影响。

如果说楚辞汉赋是作家对《诗经》的一种亲近，那么到了唐诗宋词，就变成一种自然的传承和接受。其中，数唐朝边塞诗受到的影响最严重，不管是《郑风》的《清人》，还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塞下曲》，都突出了当时《诗经》所蕴含的重要深意，而王昌龄的诗句能够体现出更加开阔的意境。到了宋朝，作家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如曹勋在《芰荷香》中将《诗经》当作了教化人心的主要工具，使民风愈发淳朴，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诗经》的影响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除了思想方面，宋朝学者在艺术技巧上也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见解，其中朱熹最为突出，他认为，“比”是用一物比一物，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比的最好诠释；而“兴”是先言物，随后引出所咏之辞，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中“清水”“源头”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在《诗经》中都能够清晰地辨别出来。

3.《诗经》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

中华民族中庸适度、温柔敦厚的文化性格和审美取向在《诗经》的周代礼乐文化艺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经过孔子的调适和剪裁，《诗经》已经实现理念与情感的结合、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以及思想和艺术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美感不仅在字句中有所体现，在诗词之外也能融合得非常恰当。如《豳风・东山》，重点描述的是老兵在新婚时期出征，那种悲欢离合，战火与新婚的交错，哀婉生动，仔细品味，都值得人们深思，无非大忧大喜。这种社会现实，痛苦与欢悦的融合，虽然梦幻，却是《诗经》的艺术体现，更是中国人命运历程与文化个性的展示。

《诗经》通过直视人的欲望和心理，对俗规与之间的矛盾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受到了礼的制约，使爱情变得美妙而不妖艳。通过分析《郑风・将仲子》中的“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发现虽然“仲可怀也”，但是礼却在心中，一个温柔贤惠、知情达理的女子形象赫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不仅是一种力量、一种尊重，更是一种理解和升华，将炎黄子孙的爱情观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并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诗经》中的每首诗都整齐划一，规范对称，就好比一座东方汉字的金字塔，就算是偶然发生了变化，也是有据可依。并且诗中有画，画中有意，诗和画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艺术之美。同时，《诗经》中的节奏和柔和之美对后世的文化艺术更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的美学理念，使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具有独特特点的性格[4]。

4.《诗经》对现代诗歌的影响。

《诗经》对现代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风”“雅”“比”“兴”的延伸和继承上面。中国的现代诗歌基本上都是在欧美风俗的影响下产生的，就好比近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为新诗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诗经》对现代诗歌的影响能够从闻一多、冯至两位诗人的文学作品上得到充分的体现。闻一多对唐代、先秦两汉的诗歌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将训诂学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还在社会学、生物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辨析，这在他所写的《诗经新义》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甚至从与《诗经》有关的书信中也能看出，如《匡斋尺牍》。而冯志对《诗经》中的思想内涵比较重视，他在《中国文学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写道：“《诗经》里优秀的诗篇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生活，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那些诗或述被压迫之苦，或述征役之劳，或歌咏爱情，或以虫鱼鸟兽寄兴，在2500年以前，能唱得那样真实，描绘得那样生动，在古代世界文学中是具有特色的。”冯至的这篇文章写于1959年，虽然那个时代的印记明显，但是他对《风》的认识很到位。由此可以表明，受到过《诗经》影响和熏沐的中国作家、学者，就算是经历了不断的变革，也能对传统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也体现了《诗经》对现代诗歌的重要影响。

5.《诗经》对情感的影响。

《诗经》属于中国最早期的诗歌，其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精神，为中国诗歌的现实传统奠定了基础。《诗经》在写作笔法上更加善于使用写实的手法，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进行细腻的刻画，重点对生活中的细节或是侧面进行描写，以对现实生活进行反映，抒发人类内心所蕴含的淳朴、真挚的情感。在《诗经》中，并没有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同时也不存在英雄的特异形象以及经历，以上种种均是西方诗歌中的素材，所有的只是、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等人生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在《诗经》中，不管是民族史诗还是爱情诗，其内容与取材都与现实生活相连接，并且蕴含的情感极为真挚朴素，毫不扭捏，也不会让人感觉有无病之态，主要给人以浓烈的生活气息与乡土情调。

例如《邶风・静女》这一篇：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o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首章内容运用了较为平淡的刻画，将一对恋人初次见面时的羞涩进行了描述，随后便转而对约会过程中少女向男子赠送彤管、黄草进行了描述，男子内心的高兴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由此也可以体会到男女双方柔婉的情思，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清新、活泼之感。

另外，《诗经》本身的优渥之处除了对男女之间感情的描述之外，也对社会政治和道德进行了刻画。《诗经》中敢于对古代统治阶层中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开端就已经出现的风格，导致在这之后也逐渐形成了较好的传统，即抒发思想的自由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后来到了唐代文学时期，便已经开始主张“文以载道”的表达形式。明代顾炎武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蕴含了古代读书人内心所蕴含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这也是对中国优良传统的体现。

四、《诗经》文化及其现代传播

从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看出，文化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核心。该项决定对文化的根本地位进行了阐述，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我们一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文化的不断传承。《诗经》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源，更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引导我们勤思考，与时俱进，敢于创新，从而创作出可以与《诗经》《红楼梦》相媲美的文学大作。因此，我们应该顺着《决定》所指出的方向，实施改革开放，大力促进文化体制的创新，在改革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切实提高文化水平，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保障中国文化的安全，这也是在当今中国逐渐参与到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诗经》中“美刺比兴”的讽喻精神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正好与中国的这种发展战略相适应，因此必将会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的重要依据[5]。

在2012年11月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每个人都有理想与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w利益，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要任务是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公平公正、实事求是、明礼守法，避免固执、浮躁，善学勤思。这种理念不仅是《诗经》等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当展文化的核心。我们坚信，只要不断发扬民族文化，以现实生活为本，永不止步，永不懈怠，勇于创新，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促进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诗经》是一部包含多种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不仅内容深厚广博，在文化、艺术上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它所体现的赋、比、兴手法，对中国人和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毓庆.闻一多《诗经》研究检讨[J].文学评论，2012（06）：107-119.

[2]王志阳.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以《周易》《诗经》为例[J].兰州学刊，2013（10）：70-75.

[3]曹建国.海外《诗经》学研究概述[J].文学遗产，2015（03）：158-169.

[4]魏丕植.《诗经》对中国人的影响和中文学的熏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135-142.

[5]李云辉，孙文兰.《诗经》对中国人情感表达的影响[J].中外企业家，2013（23）：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