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

有一个案件，也很典型，是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法治节目中看到的。从楼下经过的行人被楼上扔下的烟灰缸砸伤，伤者遂将二楼以上的二十几户居民全部，法院要求居民承担证明责任，由于这些居民无法履行证明责任，结果判令由二十几户居民共同分担医疗费用。有人认为法院判得好，同情弱者。节目中请来的法律专家也认为判得好，并举了美国的一个案例加以说明。

美国的案例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一个妇女服用一种药物多年后得了癌症。这时，一个科研机构发表了一份权威性的科研报告，认为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导致癌症。这个妇女一查，共有三家大公司在生产这种药物，她自己也已经记>！

但是，从法律上说，美国的案例与我们这个案件并不相同。

第一，侵权行为领域不同。美国的案件发生在特殊侵权领域，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三家公司生产药品的行为并没有过错，只是当初的科研水平没有能够发现药品的副作用。但尽管如此，由于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他们也必须承担责任。但我们这个案件发生在一般侵权领域，而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这是可以证伪的法律推定，即推定建筑物的主人有过错，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侵权行为性质不同。美国的案例中，尽管无法证明哪个被告的行为导致了侵害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三个被告都有积极行为，即都在生产和从事这种危险的物品，在民法上也叫共同危险行为。而我们这个案件中，各被告人中只有一人有扔烟灰缸的积极行为，其他人都是消极行为，即不作为。消极行为不举证，这是证据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消极行为无法举证，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并没有贪污，这是无法证明的。如果像我们的案件中那样判决，则根据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原则，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假设出租司机撞伤人后逃逸，伤者就可以将全市的出租司机都作为被告提讼，无法证明没有过错者都要分担赔偿责任，这会导致典型的司法不公。

第三，当事人之间的经济能力差别程度不同。美国案例中，被告与原告之间的经济能力相差悬殊，一方是个体消费者，另一方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但在我们的案件中，一个人和二十个人之间，经济能力的差别远没有那么悬殊。（郝跃自称是拥有千万资产的私企老板，而被告住户是下岗或退休职工、还有无业人员和残疾人，可见不同之处）。

正是综合考虑上述三方面的因素，美国法官才创造了一个典型案例。但我们的案件中不存在这三方面的因素考虑，法官有的只是一腔让人民满意的道德热情，把道德优先于法律来考虑。当然，也有人会问，如果法官不同情弱者，那么他的不幸谁来弥补。然而，一方面，法院不是上帝，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弥补所有的不幸，法官的职责应该是依法裁判；另一方面，保障风险、弥补不幸可以通过其他社会、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如推行保险制度，政府实行社会救济制度，对社会最底阶层的风险分担进行最低限度的保障，另外，有能力者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商业保险。

总而言之，法官不应该将道德上的权利与法律上的权利混为一谈，这是权利分析中的第一个容易出现的错误。

郑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