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

摘 要：文章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域，梳理了1899至2013年传播到中国的日本马克思主义110年的研究文献，包括日本期刊、日本学者、日本著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其中，河上肇的贡献和影响最为突出，其著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开篇之作，河上肇的其它著作以多种方式被多人，或译为中文或作为翻译德、英译本的参考附录在译著内。河上肇在日本京都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影响一代留日中国学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输入性传播，1903年至1930年日语译本的贡献是主流，1930年被德语版本取代，1957年日语译本贡献力恢复，1982年重新达到一个高潮，并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分析、选择性吸收，一直到2013年。

关键词：日文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历程及贡献；河上肇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27-09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9年初春。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编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大同学》（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写）第一章“今世景象”，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提到“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7。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也是1898年，片山潜、牧下尚江、幸德秋水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念，创立了社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协会。再早，还可追溯到明治维新（1868年）后的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西周的《百学连环》，先后提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共产党和社会党[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几乎同时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迅速取得成果，固然与日本民族的好学精神息息相关；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日本输入，也跟清朝政府没落、国难当头和有识之士的“留日潮”不无关系。世纪之交，日本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1899年，井村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剩余价值学说作出阐述。1900年，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西川光次郎的《人道之义士，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辛德秋水1902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1903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辛德秋水与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09年安部矶雄的《资本论》节译本，1919年松浦要的《资本论》（部分）日文本和高岛素之的《资本论》日文全译本。这些著作，为中国留日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文章从国外某一国家的区域空间维度和110年跨度的时间维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1981年至1986年期间，江苏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研究资料和动态》1～7期。散见于其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文献偶有出现，时间集中在早期，内容比较零散，没有专门涉及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耿睿勤的《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其中的优秀文献。该文梳理了1902年马克思主义启蒙到30年代～50年代《资本论》的出版以及六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本的出版，也涉及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内容[3]。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时间跨度已经达到70年。但重点关注的是《资本论》的翻译、出版。1985年，胡培兆、林圃的《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介绍了蔡尔康、梁启超、朱执信、陈独秀、、李达、邵飘萍、、蔡元培、王思华、王亚南、郭沫若、陈启修、侯外庐、吴半农、千家驹、郭大力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并注意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物大都是最早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4]。除上述特征外，胡培兆、林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主要在早期和《资本论》出版的前后20多年。2010年，郭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梁启超的西学东渐为主线，直接和间接论及了梁启超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5]。2012年，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中，隐含了一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2013年，徐素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本（莫斯科―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及历史考证版MEGA2版本[1]8。汪信砚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角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但研究的时间长度只有28年，即从1919年5月至1937年6月[6]。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也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MEW（德文版）、MEGA1（俄文版）和MEGA2版本的整理、编译、传播、去“政治化”历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全世界的工程浩瀚、过程艰辛[7]。更多学者在研究著名经济学家陈豹隐时，间接涉及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

以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各有特色，但都没有专门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

二、留日学子创办的期刊和日本期刊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贡献

1901年，赴日学子主办的《译书汇编》第1、第2、第3、第6、第8期上，刊登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日文本《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献。该书介绍了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文中翻译成“麦克司”），“麦克司总理全体，各国工人领袖集于第一国际”。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期刊登《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其人，该文后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目录。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主办《新民丛报》和《清议报》，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18号）一文，在华人学界率先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年―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2、43号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对马克思有了新认识。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第46、47、48号的《中国之社会主义》文章中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自由竞争的产物。“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郭刚的研究指出，“梁启超等留日学者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富中国化”[5]247-269 。

日本，是一个学习力很强的民族，善于学习、吸收、消化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产生，就在日本掀起学习热潮，形成比较丰富的日语研究成果。当时的中国学子处于留日热潮之中。两个“热潮”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

1903年，留日学子创办的《江苏》第5期和《浙江潮》第6期，发表“大陆新民”的《国民新灵魂》《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褒扬。

1905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民报》第2号刊物中，中国留日学者朱执信，在研读了大量日文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后，以笔名“蛰伸”写了接近一万字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中有3000多字的篇幅评介了马克思《资本论》。朱执信写道，“马尔克（马克思）著作很多，学理上的论证可称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和资本论也。”同时，该文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共产党宣言》“十大纲领”、《资本论》、马克思生平以及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评介。宋教仁发表在《民报》第5号的《万国社会党略史》，是从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翻译而来。文中分析了阶级斗争和马克思学说的意义。廖仲恺1902年留日后，以“渊实”笔名发表在《民报》第7、9号的《社会主义史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指出，“然麦喀、拉萨尔、巴枯列所传社会主义之哲学”源自黑格尔和费希特。

1907年12月30日，中国无政府主义在日本创办的《天义报》第13～14号发表署名“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的附录部分，也从日语版《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中翻译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摘要。1908年2月～5月，在日本的《天义报》第16～19号发表署名“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中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章摘译。虽然后来1920年恽代英、1923年熊得山都先后在中国发表有恩格斯的这篇摘译，但该文最早的中文摘译是在日本的《天义报》上。《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先后发表民鸣译自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序言和译自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全文。

三、20世纪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专著

传入中国

1903年，日本学者福并准造的日语著作《近世社会主义》，由赵必振翻译，井村知至的《社会主义》由罗大维翻译，都在冯镜如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书中的《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一文谈到了马克思：“其学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马陆克（即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其《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彼从来只社会主义者，大都架空之妄说。不过耸动社会之耳目。以博取其虚名……马克斯分离其机构与本质。分‘使用价格’及‘交换价格’”[8]。福并准造深刻地理解并简明地表达出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福并准造对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部进入中国详解《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的日文作品。1903年4月，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由杜士珍翻译连载于《新世界学报》第2～6期。1912年，朱执信又以“蛰伸”笔名翻译，发表于上海《新世界》第2期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是日本学者煮尘重治的日文文献，文中有一节专门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容。

四、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

《晨报》的贡献

革命先驱在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虽然学的是经济学，“一看到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就手不择卷”[9]。他在日本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牢固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在早稻田大学发起成立经济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国后于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努力增购马克思恩格斯日语著作版本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日语书籍，以留学日本的归国学者为主体，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并将《资本论》第1卷日语版本翻译成中文。这一卷的译稿因无法出版由留学日本的归国学者陈豹隐（陈启修）教授保管。

主持《晨报》副刊期间，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马克思生平、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文章。1919年5月5日和6日，登载陈博贤（也有文献载为：源泉）译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该文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日语著作[1]27-31。河上肇的这部日语著作，堪称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史上的开篇作。此著作第一次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出来的唯物史观传播到中国：人类一定的、必然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真正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再构造法制政治建筑。人类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就会发生冲突，因为它变得开始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了[10]。1919年5月9日～6月1日，河上肇的另一日文译本《雇佣劳动与资本》，被食力转译成中文本《劳动与资本》，连载在北京《晨报》上，后来才有单行本《雇佣劳动与资本》发行。河上肇为日文译本写的序言，颇有历史价值：据马氏原序，该书内容分三大部分。一为劳动者之奴隶化与资本家之支配力。二为现时制度中产阶级及庶民阶级不可逃之困苦。三为欧洲诸国有产阶级。马氏学说有两大根柢。即唯物史观之历史论及解剖批判资本家经济组织之经济论。

1919年7月18日～24日，《晨报》又翻译并连载了日语著作《社会主义研究》中关于“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的部分。1919年，《新青年》连载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受河上肇日语著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另一日本学者福田德三日语著作《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很大。此外，留日学者章太炎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梁启超翻译了吾妻兵治的《国家学》；马君武也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留日学者。

五、30年代前后，河上肇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贡献者

河上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对中国传播的直接贡献

前文已述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及其《晨报》的贡献。

1920年，上海《建设》期刊第2卷第6号，也刊登了河上肇教授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的中文文献（苏中翻译），该文多处引用《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最完整的一段要算第24章第7节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同时，陈石孚将美国学者塞利格曼的马克思主义日文译著《经济史观》，转译成中文，于1920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1年1月，范寿康根据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第3册）》的日文本，翻译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三）》部分内容，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篇名，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上。范寿康还将河上肇翻译成日文本的德文本原文，逐一对照中文，分五段成文。

1924年，河上肇的日文版《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由郭沫若在日本翻译，影响并坚定了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依据都是德文本，但都是在旅居日本期间完成翻译，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的。

1930年，李达、王静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二）河上肇言传身教地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学者

1. 王学文，留学日本，师从河上肇，在日本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学成回国，转战大江南北，身体力行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传播、实践。王学文1921年考入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石川山侍郎的一本介绍《资本论》的小册子，让王学文知道了《资本论》是研究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分配。加上学习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文章”，王学文对《资本论》兴趣渐浓。河上肇的课虽带有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更按《资本论》体系授课，让王学文同时掌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王学文在京都大学6年（四年大学，两年大学院）毕业后，继续在日本京都大学当研究人员，亲身体验河上肇导师反驳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攻击以及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的反驳。王学文甚至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了理论斗争的行列，并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参加了河上肇支持的马列主义学生进步社团，了解到了马克思哲学和列宁革命学说。1926年，王学文在上海《学艺》杂志第8卷第4号，发表反驳资产阶级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发表和出版《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文集》《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1938年王学文翻译了《价值、价格与利润》。1940年，王学文担任延安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1950年，王学文与苏联专家、陈伯达等人，就生产力构成要素问题进行理论辩论。解放前后，王学文先后在上海艺大、中华艺大、华南大学、群治大学、法政学院、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学院、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日本工农学校、北京大学、景山大学和中央党校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1]。

2. 陈豹隐（曾用名陈启修、陈勺水、陈惺农、罗江），四川中江人，1917年和1928年先后两次东渡日本，是河上肇的学生，“五四”远动前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著有《经济学十讲》《经济学讲话》（北京大学开设课程讲稿）、《科学的社会观》《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译作有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参考河上肇与宫川合译日译分册本和高岛素之日译全译本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分册）。陈豹隐的《资本论》的附录《旁释》占全书四成篇幅，其中包括河上肇的两篇文章《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资本论第一篇在资本论上的地位》。陈豹隐第一次留日回国后，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按《资本论》体系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1928年，陈豹隐再次留学日本，翻译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并在译者跋中写道：本书是河上肇大学讲坛上20年的结晶。

3. 漆琪生（原名漆相衡，笔名齐荪），1928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资本论研究”专业，成为河上肇的弟子。于1931年学成回国，先后任教任职中国公学（1931年）、暨南大学（1931年）、持治大学（1935年）、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1936年）、广西大学（1940年）、震旦大学（1945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长期执教“《资本论》研究”课程。

4. 陈道望留学日本期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河上肇、山川钧等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12]，1919年回国接到《共产党宣言》的约稿信和戴季陶提供的日文译本。1920年8月，陈道望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经李汉俊校稿、陈独秀审定，在上海一个小印刷行印刷出品。成为中国共产党筹备组织的第一个出版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1]31-45。

此外，1927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利彦的日文著作《辩证法的唯物论》被吕一鸣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9年，西雅雄氏、田中九一的日文译本《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由李鹰扬翻译、周佛海校对、陶希圣作序、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到1937年，该书重印了7版。1929年12月，彭嘉生根据德文翻译的《费尔巴哈论》参考了英文本和日文本。1930年向省吾依照德文本翻译的《费尔巴哈与读点哲学的终末》参考了日文本。1930年11月吴亮平根据德文本翻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参考了俄文本和日文本。1932年许德珩根据法文本翻译的《哲学的贫困》参考了英文本和木下半治、浅野晃的日文本。

（三）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日文本对中文翻译的参考作用

30年代之后，日语翻译文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德文、俄文取代。但日文译本对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中文翻译，特别是《资本论》的中文翻译，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参考作用。

1929年，陈豹隐在日本翻译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送回国内由乐群书店出版。1930年，陈豹隐根据德文版（1928年版）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一般认为以德文版为依据，也有人说是以日文本为依据。至少参照了日本学者高岛素之的日文全译本和河上肇、宫川实合译的日语版《资本论》[13]。在《译者序》后面的《资本论旁释》标题下，还附上了考茨基的法文本导言和河上肇的日文本《资本论入门》序说。同时，陈豹隐的译文有许多日语的痕迹，甚至有的翻译语言直接取自日语译本。这部中国第一本比较完整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受到了中国学界的称赞和欢迎，并于1935年重印再版。

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潘冬舟接着陈豹隐续译了《资本论》第1卷的第2、3分册，在北平东亚书局出版。1932年9月，侯外庐和王思华合作，以德文第4版为依据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上册，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成为中国《资本论》第1卷全译本的开端。侯外庐和王思华的翻译对照了法文版、英文版、日文版，更正用的则是高岛素的日译本和河上肇、宫川实的日译本。1932年10月，吴半农根据英译本翻译、千家驹校稿的《资本论》第1卷3册版交付了商务印书馆，但直到1934年只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至此，《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出版了4种版本，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在中国传播进入成熟期。1937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负责人黄洛峰、艾思奇和郑易里，决定出版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根据苏联1932年-1934年的《资本论》德文版（马恩列学院编辑出版）翻译的《资本论》，并于1938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并且，于解放前的1940年、1947年、1948年8月、1948年12月和1949年分别在重庆、上海、哈尔滨3地5次重印；解放后又多次重印，1953年出版第1次修订版，1963至1966年又出版第2次修订版。采用德文本翻译《资本论》3卷全译本红遍中国的郭大力在一篇著作里援引第一个《资本论》第1卷全译本的侯外庐的话说：“在中国当时的译界，不采用日译本用语的，实在非常少见。我们的翻译无论为便利起见，还是为适应习惯起见，都得求助于日译本。我们翻译《资本论》的时代，理论界通用名词和概念早已日本化了”[14] 。

直至20世纪5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仍然持续着一定的贡献。1957年，何仲珉、丘锷、罗任一翻译了日本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31万字的《“资本论”解说讲座》，由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14章，包含日本编辑委员会和十一名日本学者著述的14篇论文，分别是编辑委员会的《“资本论”的结构》和《资本循环与周转》；山本二三丸的《商品》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三宅义夫的《货币》；守屋典郎的《资本与剩余价值》；黑川俊雄的《工资》；越村信三郎的《资本的积累过程》；横山正彦的《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价格》；相泽秀一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松井清的《商业资本》；山川真树的《利润分为利息与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大岛清的《地租论》；村本一雄的《资本主义与各阶段》。

六、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性分析、选择性吸收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的成立，各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以及各地的学术研讨活动，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达到一个高潮，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分析、选择性吸收、创建型应用。

1982年，赵洪将平田喜久雄的《的历史的逻辑的方法》、日高普的《的方法》、冈崎荣松的《战后的方法论研究》翻译给中国理论界[15] 。1982年底，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日文资料编译中心，翻译的《日文资料译丛》第2集出刊，该集共收录日本学者的11篇论文。1983年，有3篇《资本论》的日文研究成果与中国学者见面[16]。第一篇是佐藤金三郎的《关于结构计划问题》，由赵洪译自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词典》第1176～1177页（岩波书店1979年第2版）；第二篇是大金之助、杉山忠平的《第一卷出版后的反响・前言》；第三篇是良知力的《第一卷出版后在德国的反响》。第二篇、第三篇都由刘焱翻译、赵洪校稿；文献来源都出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游部久藏、关西大学杉原四郎、名古屋大学平田清明联合编辑的《的成立》（日本经济学史学会纪念《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论文集，岩波书店1967年）。1984年《研究资料和动态》第5集又有两篇，分别是佐藤金三郎1971年原载于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年报》第31卷的《关于马克思第一卷美国版的》（冯文光译），都筑忠七的《第一卷出版后在英国的反响》（刘焱译、赵洪校）。1984年，李成鼎、尚晶晶翻译，刘懋之校对，求实出版社出版的《与当代――日本学者研究文集》收入冈本博之的《与当代》、不破哲三的《与今天的时代》、二瓶刚男的《是对的继承和发展》、林直道的《从到》4篇论文。1986年，陈征等人在《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的研究》中，将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越村信三郎（新古典）学派，宫川实（正统讲座）学派，向坂逸郎（劳务）学派，宇野学派介绍给中国学界。

1992年―1993年，刘焱等人翻译，山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佐藤金三郎的《百题论争（三）》、冈本博之等人主编的《的研究》。1997年，韩立新等人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

进入21世纪，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日本学者广松涉的《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2006年出版）、《文献学语境中的》（彭曦译，2009年出版）。倪寿鹏、张一兵在这两部著作出版前，就各自写了读后感，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更是包括了望月清思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2009年出版）、山之内靖的《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彭曦、汪丽影译，2011年出版）、内田弘的《的研究》（王青、李萍、李春译，2011年出版）、田稔的《马克思和哲学》以及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的《的世界》。2011年，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在《日本的研究》中，对高木幸二郎等12名日本学者1956年―1965年的日文译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国叫《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日文全译本，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文中介绍了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平田清明、望月清司、山田锐夫、内田弘、田石介、林直道、植村邦彦等日本学者1956年―2010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让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了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积淀和在世界上的独立学术范畴特色[17]。2013年，邓习议翻译了日本学者广松涉的《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广松涉在自己的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哲学视角，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商品、劳动逻辑、价值形式、价值规定、商品拜物教、唯物辩证法、资本积累进行了研究。此外，张开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评析》（《经济学家》2013年第9期）一文中出现了佐藤金三郎、伊藤诚、大岛雄一、高岛永干、宇野弘藏五位日本学者。由此也可以证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至今多多少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着参考、借鉴的作用。

综上所述，“新中国建立前，以及建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方面，日文本和俄文本曾经是中国人的主要文本依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73-74。特别在1903年―1932年的30年时间，日文译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无可替代，1919年前后达到顶峰。同时，中国学子留学日本期间的亲身感受、言行传播、归国执教，也功不可没。比如，1905年8月，孙中山、廖仲恺、黄兴、何香凝、宋教仁、朱执信等人在日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他们既学习了资产阶级主张，又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早年留学日本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王亚南、漆淇生、沈雁冰、陈望道、董必武、施复亮、、彭湃、施存统、周佛海、郭沫若、陈豹隐、黄洛峰、艾思奇、邵飘萍和郑易里等等，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的领军人物，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前文所述王学文、陈豹隐、漆琪生在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终身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另一个视角反映出日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传播贡献。邵飘萍1919年将在日本学习的收获，整理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邵飘萍主编的《京报》刊登和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日本时比较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河上肇的《入门》、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李达1918年留学日本专门攻读了马克思列宁著作，在日本期间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1920年回国后，李达负责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1921年，李达担任中共上海代书记、一届中共宣传主任，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李达曾经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

中国借助日文译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逐步培养出了自己的力量。加之马克思主义各语种版本逐渐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及至中央编译局（前身是1938年5月的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的成立和新中国的建立。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行量、转引量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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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韩立新. 日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J]. 日本学刊. 2011（5）： 94.

Japanese Marxism’s Contribution to it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TIAN Yong1，2， TIAN Meng-xia3

（1. City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2.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3.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611137）

Abstract：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ata from 1899 to 2013，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Japan’s journals， works and scholar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ommunism in China，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Hajime Kawakami. His book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I” served as the beginning work of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His other works had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attached into the other German or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s as the reference. His course on Marxism in Kyoto University in Japan had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From 1903 to 1930，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were the main trend of Marxism’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From 1930 on， the trend was turned to German version. But in 1957，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version recovered and re-reached a climax in 1982. Meanwhile， the Japanese research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been changing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analysis， research and selective absorption until 2013

Key words： Dissemination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Marxism； Dissemination process； Kawakami Haj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