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决策困难研究述评

摘要：职业决策困难是指个人在职业决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其一直是生涯心理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它会以两种方式影响职业决策结果：一是，导致个体无法做出决定；二是，导致个体做出劣质决定。本文回顾了1980-2012年国内外相关研究，对职业决策困难的概念界定、亚类型、结构、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指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清晰界定职业决策困难的内涵和外延、对维度构成达成共识、深入探索形成机制以及加强定制化干预研究。

关键词：职业决策困难；类型学；测量

分类号：B849：C93

1.引言

Super和Erikson指出对于青少年和即将进入成年期的人来说，一个主要人生发展任务是：探索、选择和承诺于某个职业（Emmanuelle，2009）。然而，职业决策过程中各种难题使得很多人无法做出或做出明智的职业决定（Gati，Crausz，&Osipow，1996）。鉴于职业决策困难问题的突出性，以及对于优化人力资源、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的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人员对职业决策困难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一直是生涯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Nilsson等（2007）曾经对34年来发表在美国4种主要的职业生涯杂志上（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Joumal of Career Development，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的376篇国际生涯心理学文章进行过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决策困难位于前29位热点问题的第9位。本文拟在前人实证研究与综述回顾基础上，对1980-2012年国内外有关职业决策困难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厘清其中存在的问题，以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2.职业决策困难的概念

虽然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目前仍然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大家广泛接受的定义（Kelly&Lee，2002）。尽管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定义没有形成共识，但仔细梳理一下，可发现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强调个体没有能力（inability）做出职业决策。比如，Tokar，Withrow，Hall和Moradi（2003）将职业决策困难界定为“个体没有能力选择以及承诺于某个职业选择。”二是。强调个体目前已有几个职业选项，但是不知道到底选哪一个。比如，台湾学者吴芝仪（2000）认为“当一个人尚未或无法在潜在的职业选择选项中做出明智决定，以承诺投入特定的教育或职业领域，就被视为职业决策困难。”龙立荣和彭永新（2000）将职业决策困难定义为“个人在职业选择（进入阶段或职业改变）过程中，面临最后决策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三是，将职业决策困难界定为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难题（Gati，Krausz，&0sipow，1996）。

3.职业决策困难的类型学研究

对职业决策困难进行类型学研究，一方面可以对职业决策困难这一复杂现象进行更加准确描述，另一方面使得为具有不同特征的困难者提供定制化干预（tailoring intervention）成为可能。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两大问题：一是，职业决策困难的亚型。二是，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

3.1职业决策困难的亚类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者主要采用经验判断对职业决策困难不同形式进行分类。80年代后期以后，研究者更常用的方法是聚类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与职业决策困难密切相关的变量为聚类变量，对主修专业或职业未决定者（being undecided）进行个案聚类。但是，由于各个研究者在聚类分析时所采用的聚类变量不一，因此研究结果出入比较大。

Lucas和Epperson（1988）根据一系列人格变量（生活风格、生涯显著性、自尊、焦虑、控制点等）将职业决策困难者分为五类：（1）快乐及工作取向者；（2）焦虑且生涯目标不明者；（3）未定向且缺乏兴趣做决定者；（4）生涯角色进退两难者；（5）快乐及娱乐取向者。Lucas和Epperson（19901又进行了重复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Larson，Hepper，Ham和Dugan（1988）则以生涯规划、问题解决、职业偏好等认知变量为依据将职业决策困难者分为四种类型：（1）无计划且逃避问题者；（2）有生涯计划但缺乏问题解决能力者；（3）自信但缺乏生涯信息者；（4）缺乏生涯信息者。Rojewski（1994）根据生涯成熟度等变量将职业决策困难者分为暂时决定（tentatively decided）、转换型困难（transitional indecision）和长期性困难（chronic indecision）。Chartrand等（1994）则以生涯自信、焦虑、目标稳定性、自尊、职业认同等变量为分类依据，将职业决策困难者分为发展性未决（developmentally undecided）、准备好决定（ready decide）、犹豫不决（indecisive）和选择焦虑（choice anxious）。

Kelly和Pulver（2003）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存在5个方面的局限：（1）缺乏对各类型预测效度的研究；（2）没有将能力变量纳入聚类分析中；（3）不是以未决定者为唯一研究对象；（4）用聚类分析解释类别时，使用的是均数而不是常模分数；（5）在聚类分析中，使用了太多缺乏常模分数的人格变量。针对上述问题，Kelly和Pulver以职业因素问卷（CFI）、NEO五因素人格问卷（FFI）、语言学术评估测验（SAT-V）和数学学术评估测验（SAT-M）为测量工具对未决定者进行了聚类。结果表明，职业决策困难者可以分为4种类型。根据美国国家常模分数，Kelly和Pulve将4种类型分别命名为：（1）适应良好的信息寻求者（well-adjusted information seekers，高职业信息需求、高自我了解需求、低神经质、相对高的数学学术能力）；（2）神经质式优柔寡断信息寻求者（neurotic indecisive information seekers，职业选择焦虑、一般犹豫不决、高职业信息需求、高自我了解需求、高神经质）；（3）低能力信息寻求者（low-ability information seekers，高职业信息需求、高自我了解需求、高外倾性、低言语和数学学术能力、低开放性）；（4）未承诺外倾者（uncommitted extraverts，低自我了解需求、高外倾性、高宜人性、低神经质）。

虽然职业决策困难究竟有多少种亚类型研究者还远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研究者还是相对比较一致地认为，职业决策困难至少可以分为发展性困难（developmental indecision）和长期性困难（chronic indecision）。发展性困难是生涯发展历程中的正常阶段，这类困难主要与生涯信息有关。当个体对自身和工作世界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发展性困难就会消失。长期性困难则应引起特别关注，因为其具有稳定性、弥散性和跨情境的特点，主要与个人情绪和人格因素相关（Gati et al.，2011；Fabio，Palazzeschi，Peretz-Asulin，&Gaff，2012）。在文献中，“generalized indecision”，“trait indecision”、“career indecisiveness”均与长期性困难同义。

3.2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

由于涉及诊断工具的开发，因此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得到了研究人员大量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研究者常采用因素分析或聚类分析对职业决策困难的来源进行分类。从研究取向来看，可分为三种：实证取向（empirical approach）；理论，实证取向（rational-empirical approach）；整合取向

3.2.1实证取向的研究

职业决策量表（career Decision Scale，CDS）是采取实证取向建构职业决策困难结构的典型代表。Osipow等为了尽可能找出所有引发职业决策困难的原因于1975年进行了一系列头脑风暴式的会议。最终，Osipow等找出了导致人们职业决策困难的16个前因，据此编制了CDS。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这16个前因可以被4个因子来解释：缺乏结构与自信（1ack of structure and confidence）、知觉到外部障碍（perceived external barriers）、双趋冲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和个人冲突（personal conflict）。但是，目前关于CDS的因素结构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Shimizu等人支持CDS四维度的观点（Corkin，Arbona，Coleman，&Ramirez，2008；Shimizu，Vondracek，Schulenberg，&Hostetler，1988；Shimizu，Vondracek，&Schulenberg，1994）。而Martin与其同事则反对四维度的观点，认为CDS是单维的（Laplante，Coallier，Saboufin，&Martin，1994；Martin，Sabourin，Laplante，&Coallier，1991）。最近，还有研究表明，CDS是一个三因素结构的量表（Feldt et al.，2010）。

另一项采取实证取向建构职业决策困难结构的研究是由Jones和Chenery进行的。Jones和Chenery（1980）首先提出了一个由生涯确定性水平、生涯确定性舒适度和职业决策困难原因三个维度构成的职业决策状态模型。根据该模型，他们编制了职业决策量表（Vocational Decision Scale，VDS）。VDS包括38个项目，其中36个项目是他们采用关键事件技术而得来的有关职业决策困难原因的陈述。剔除13个问题项目之后，因素分析发现，剩余23个项目可以被自我不确定（self-uncertainty）、工作显著性（work salience）和转换型自我（transitional self）三个因子解释。1988年至1989年，Jones对VDS进行了修订。最终，将VDS修订成职业决策剖面图（Career DecisionProfile，CDP），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由原来的三维变为四维：自我清晰性（self-clarity）、有关职业和培训的知识（knowledge about occupations&training）、果断性（decisiveness）和职业选择重要性（career choice importance）（Jones&Lohmarm，1998）。

3.2.2理论，实证取向的研究

研究者在建构职业决策困难结构时，主要还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Holland，Daiger和Power（1980）从理论上认为职业决策困难三个主要来源：职业认同（vocational identity）、职业信息（career information）和生涯障碍（career barriers），并据此编制了“我的职业情境量表”。Robbins和Chartrant于1987年根据以往实证研究识别出了职业决策困难的5个主要来源。经过系列实证研究之后，最后剔除了自尊维度，将职业决策困难分为四维结构（Chartrand，Robbins，Morill，&Boggs，1990）。Vidal-Brown和Thompson于1998年同样基于先前实证研究，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的8个来源。经过后续系列实证研究，最后将职业决策困难分成家庭冲突、情绪依赖、职业决策焦虑、认同发展、职业信息和职业自我效能6维结构（Vidal-Brown&Thompson，2001）。Germeijs和Boeck（2003）的研究较前三项研究稍显不同。他们根据成熟的职业决策理论——期望效用模型，将职业决策困难的来源分为缺乏信息（lack of information）、问题评估（valuation problems）和结果不确定（outcome uncertainty）。缺乏信息对应于期望效用模型中的第3步（选项识别）和第4步（选项评定）；评估问题包括价值观不明晰、价值观冲突和评估均等化，对应于期望效应模型中的第1步（识别渴望性目标）和第2步（目标权衡）；结果不确定对应于期望效用模型的第7步（成功可能性评估）。CFA结果表明，三因素结构模型拟合最佳。

相较于美欧研究人员的研究，Gati及其同事的研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研究成果及思路对我国研究人员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Gati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1996年Gati等以规范性职业决策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理想职业决策者”模型（ideal career decision making）。理想职业决策者是指：（1）意识到有必要进行职业决策，并想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2）能够做出与个人目标一致的决定。任何达不到理想职业决策状态的人都是有职业决策困难的。根据“理想职业决策者”模型，Gati等按照决策前、决策中，将职业决策困难分为10小类3大类，形成一个层级分类模型（CDDQ模型）（Gati，Krausz&Osipow，1996）。CDDQ模型包含了职业决策困难来源的认知成分，但没有涉及人格和情绪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些情绪和人格因素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密切关系。因此，2007年Saka等基于以往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与情绪和人格因素相关的职业决策困难分类模型”（EPCD模型），该模型将造成职业决策困难的情绪和人格因素分为11小类3大类（Saka，Gati&Kelly，2008）。

3.2.3整合取向的研究

针对以往有关职业决策困难结构存在较多不一致的问题，研究者开始进行了整合性分析。比如，Fuqua和Newman（1989），Tinsley，Bowman和York（1989）、Stead和Watson（1993）等（参见井世洁，2007：57）。研究者在进行整合性研究时，常采用的方法是将几个测量职业决策困难的量表，比如CDS、CFI、MVS或CDDQ等同时纳入新的测量问卷中，然后采用主成份分析或探索性因素获取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Brown和Rector（2008）对此方法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比较适合的方法是元分析技术。Brown和Rector（2008）采用元分析从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37个变量中，抽取了四个维度：长期性犹豫不决、缺乏信息、外部障碍/个人冲突、认同混乱。Brown等（2012）编制了新的测量工具，并运用主轴因子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四因素模型在初级（primary data levds）和次级数据水平（secondary data levels）上进行了重复验证。

4.职业决策困难的测量

在60年代以前，尚无标准化诊断工具评估职业决策困难。研究者常用1至3个Liken式问题要求被试对其职业决策状态进行评估（Osipow，1999）。经过60多年的发展，目前研究者已经发展出了大量职业决策困难诊断工具。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外研究人员至少已经开发出了15个量表。其中，影响力最大有三个：职业决策量表（CDS）、职业因素问卷（CFI）和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DDQ）。CDS从单维度测量职业决策困难，CFI从四个维度测量职业决策困难，而CDDQ则从更多维度测量职业决策困难。因此，CDS、CFI和CDDQ分别被看成是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职业决策困难评估工具（Kelly&Lee，2002）。

4.1职业决策量表

CDS虽然被认为是第一代测量工具，但是得到了研究人员高度认可和广泛使用。CDS分为生涯确定（cenainty scale）和决策困难（indecision scale）两个分量表，共计19个项目。生涯确定量表由项目1和项目2构成，用于评估个人对其职业或专业选择的确定程度（比如，“我已经对未来从事的职业做出了决定，并且对之感到舒适”）。决策困难量表由项目3至项目18组成，用于评估职业决策困难的前因（比如，“我知道我最终将不得不工作，但是我不知道什么职业能吸引我”）。分数越高，说明职业决策困难的程度越高。前18个项目均采用Likert4点记分（1=完全不像我，4=完全像我）。项目19是一个开放式项目。Osipow（1987）用两个独立样本分别进行了信度检验。结果表明，CDS的两周重测信度分别为0.82和0.90。由于各研究对CDS的结构还存在较大分歧，因此Osipow（1994）建议将CDS作为单一维度测量工具更适合。

4.2职业因素问卷

CFI由四个分量表，共21个项目构成。CFI的独特之处是不仅测量了职业决策困难的认知成分（职业信息需求和自我了解需求）而且还测量了情绪成分（职业选择焦虑和一般犹豫不决）。CFI的反应方式也比较特别。职业选择焦虑（6个项目）和一般犹豫不决（5个项目）的反应方式是语义差别量表。比如，“当我想到我要对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做出决定时，我感觉到：（1）紧张，（5）放松”（职业选择焦虑）；“对我来说，决策似乎：（1）清晰，（5）模糊”（一般犹豫不决）。职业信息需求（6个项目）和自我了解需求（4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完全同意一完全不同意）。比如，“选择或进入一个特定的职业领域之前，我仍然需要从他人那里寻求有关我选择的建议”（职业信息需求）；“选择或进入一个特定的职业领域之前，我仍然需要试图回答“我是谁”（自我了解需求）。

CFI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3至0.87之间，两周重测信度在0.79至0.84之间（Chartrand et al.，1990）。验证性因子分析（Chartrand et al.，1990；Dickinson&Tokar，2004）和主成分分析（Lewis&Savicksa，1995）均表明，CFI存在稳定的四因素结构。同时，CFI的同时效度和辨别效度也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实（Chartrand&Nutter，1996；Dickinson&Tokar，2004）。但是，CFI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将其他一些已经被证明与职业决策困难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进来，比如生涯障碍等（Kelly&Lee，2002）。

4.3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CDDQ较CDS和CFI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识别出更多职业决策过程中的困难。CDDQ是Gati等（1996）根据其职业决策困难分类模型发展而来，共包括44个项目，反应方式为Likert9点计分（完全不符合一完全符合）。CDDQ 10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51至0.72之间。在内部一致性信度方面，除了不合理信念的α偏低外（以色列样本的α为0.29，美国样本的α为0.40），其他一阶因子的α在0.53至0.90之间。尽管不合理信念的内部一致性偏低，Gati等认为鉴于其对职业决策过程确实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不应该将之删除或改变其类型（Gati，Krausz&Osipow，1996）。2001年，Gati和Saka对CDDQ进行了修订，合并了一些高相关项目，删除了一些无关项目，最终形成一个35项目的CDDQ。其中，1个项目用于评估总体职业决策困难，2个项目为效度项目（Gati&Saka，2001）。CDDQ得到了我国研究人员的高度认可，沈雪萍（2005）、杜睿和龙立荣（2006）、李西营（2007）、Creed和Wong（2006）等均对CDDQ进行本土化研究或修订。

为了对CDDQ分数有一个规范、标准化解读，Amir、Gati和Kleiman（2008）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解释模型”。在模型中，他们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相对突显（relative salience）”和“区分度（differentiation）”。“相对突显”是指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对严重程度，分为：（1）突出性困难（salient difficulties）。对于这类困难，咨询师需要引起重点关注；（2）中等程度困难（moderated difficulties）。对于这类困难，咨询师需要引起适当关注；（3）可忽略的困难（negligible difficulties）。对于这类困难，咨询师可以忽略。三类困难的区分标准是：（1）量表均数（9点计分）如果大于等于5，则为突出性困难；（2）量表均数如果介于3-4之间，则为中等程度困难；（3）量表均数如果介于1-2之间，则为可忽略的困难；（4）量表均数如果介于4-5之间：首先以突出性困难类中的最低量表分数为参照分数，然后以介于4-5之间的最高量表分数为比较分数，如果二者之差小于等于0.6，则为突出性困难。如果二者之差高于0.6，则为中等程度困难；（5）量表分数介于2-3之间的划分过程，与上述过程一样。只不过，其临界点为0.3。如果小于等于0.3，则为中等程度困难。如果大于0.3，则为可忽略的困难。“区分度”是指10类职业决策困难分数（项目均数）的变异程度。区分度越高，定位职业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就越容易。10类职业决策困难分数的标准差如果大于1，则有区分度（differentiated）；标准差如果低于0.75，则无区分度（undifferentiated）；标准差如果介于0.75-1之间，则有部分区分度（partially differentiated）。

4.4情绪与人格职业决策困难量表（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relate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Scale）

CDDQ的不足之处是只测量了职业决策困难的认知成分，而没有测量职业决策困难的情绪和人格成分。为解决这个问题，Saka等（2008）发展出了“与情绪和人格相关的职业决策困难模型”，并发展出相应问卷（EPCD）。EPCD包括3个量表11个分量表，共计52个项目，其中2个为效度项目。反应方式也为Likert 9点计分（完全不符合一完全符合）。EPCD总量表的α为0.94，悲观主义、状态焦虑、自我概念与认同三个量表的α分别为0.79、0.93和0.89，11个分量表的α在0.70至0.91之间。聚类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EPCD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另外，他们还以276名美国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EPCD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效度（Saka，Gati&Kelly，2008）。2012年，Gati等对543名大学生进行了3年追踪研究。结果显示，EPCD不仅具有令人满意的同时效度，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预测效度（Gati，Asulin-Peretz&Fisher，2012）。虽然目前还未见更多有关EPCD或用EPCD为测量工具进行的实证研究，但是由于其测量了更多职业决策困难的情绪和人格成分。因此，EPCD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诊断工具，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5.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

什么原因引发了职业决策困难？一直是研究者努力试图回答的焦点问题。许多颇具影响力的职业生涯理论代表人物（比如，Holland，Bordin，Super，Krumboltz等1均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参见吴芝仪，2000：106-122）。然而，更多研究者则试图从实证角度寻找职业决策困难的原因。从研究者所选取的变量来看，可分为个体内因素（intraindividual factors）和人际间因素（interpersonal factors）。

5.1个体内因素

个体内因素是得到研究人员关注最多的一类变量。Brown和Rector曾经对相关研究做过统计，发现研究者对超过50个不同个体内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Brown&Rector，2008）。由于被比较一致地证明与职业决策困难密切相关的变量，往往已经被建构成职业决策困难的测量维度（比如，自尊、焦虑等），因此本文只对那些尚存异议的变量进行说明。

5.1.1能力

关于能力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曾经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聪明的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因此他们在做决策时就会存在更多困难。第二种假设是，聪明的学生能力更强，因此他们能很好的将他们的技能与兴趣和价值观匹配起来。但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力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尚无法确定。Elton和Rose于70年代初曾做过一系列纵向研究，他们既找到了能力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证据，同时也找到了二者没有关系的证据（sepich，1987）。Taylor（1982）比较了未决定者与已决定者在ACT分数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未决定者的ACT分数要比已决定者要低。Rogers和Wesgbrook（1983）考察了SAT与CDS分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在0.06至0.07之间。Lutmeborg（1975）的研究也发现，能力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关系数也非常微弱，只有0.06。基于此，Sepich（1987）在其回顾中认为，能力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从80年后期以来的文献来看，也几乎没有看到专门探讨能力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关系的研究。

5.1.2自我效能感

Taylor和Betz（1983）首次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运用到职业决策困难的解释和治疗当中。他们提出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并发展出专门测量工具——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CDSES）。他们研究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职业决策困难的一个重要前因。之后，大量研究人员均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因此，CDSES也常被认为是一个测量职业决策困难的工具（龙立荣，彭永新，2000；Gati，Krausz&Osipow，1996，1996；Sepich，1987）。但是，最近两位学者的研究发现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Creed，Patton和Prideaux（2006）对166名澳大利亚高中生进行了纵向研究。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在同一时间节点上，虽然二者确实存在显著相关。但是，时间点1上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时间点2上的职业决策困难并不存在显著相关，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09，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变化并没有导致职业决策困难的变化。Lopez和Ann-Yi（2006）在其研究中，考虑到了种族差异。他们将被试（大学女生）分为白人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层级回归分析表明，对于白人美国人而言，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确能对职业决策困难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于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而言，影响不显著。

5.1.3大五人格

职业选择主要是个人人格的表达，职业决策问题本质上是人格问题（Crites，1981）。因此，大量研究对人格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其中，一些重要人格变量（比如，自尊、自我认同、特质焦虑等）已经被研究者（chanrand et al.，1990；Saka et al.，2008）建构为职业决策困难的测量维度，而有些人格变量则仍在被验证当中。由于大五人格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人格模型，因而近年来受到了研究者较多关注。在五种人格特质中，神经质非常一致地被证明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密切关系。比如，Starica（2012）在其研究中发现，神经质是五种人格特质中唯一能显著预测职业决策困难的因子。周文霞、齐晶晶和吕翠（2010）不仅探讨了神经质对职业决策困难总分的影响，而且还分析了神经质对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神经质是唯一均对总体职业决策困难和各维度（缺乏准备、缺乏信息、不一致信息）产生影响的人格因子。Shafer（2000）和Germeijs和Verschueren（2011））还探讨了大五人格对长期性困难的影响。两个研究均显示，神经质与长期性困难关系最密切。虽然研究者比较一致地发现神经质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密切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研究探讨其作用机制。

5.2人际间因素

由于受到Lopez和Andrews（1987）职业决策困难家庭系统观点（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的影响，研究者将焦点主要放在家庭互动对职业决策困难影响上，只有少数研究者探讨了同伴互动的作用（Guay，Senecal，Gauthier，&Fernet，2003）。其中，心理分离、父母依恋和父母支持得到了研究者较多关注。

5.2.1心理分离

心理分离是指个体与家庭在心理上的分离并形成个体化的程度。在Lopez和Andrews的家庭系统观点看来，职业决策困难是不充分心理分离的结果。但是，这一理论假设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一致的支持。Blustein，Walbridge，Friedlander和Palladino（1991）的典型相关表明，心理分离的不同维度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Whiston（1996）用家庭环境量表（FES）考察了家庭互动模式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结果显示，不管是男生样本还是女生样本，FES的关系维度与职业决策困难均不存在显著关系。Santos和Coimbra（2000）在研究中同样考虑到了性别差异。结果也显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样本，心理分离（情感独立和冲突独立）与职业决策困难均不存在显著关系。

不过，也有研究显示，心理分离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一定关系。比如，Kinnier，Brigman和Noble（1990）的研究显示，心理分离解释了职业决策困难3%的变异。Tokar等（2003）的研究则为职业决策困难的家庭系统观点提供了更强的支持。Tokar等人在研究中分别考察了母亲分离（功能独立、情感独立和态度独立）、父亲分离（功能独立、情感独立和态度独立）、母亲冲突分离和父亲冲突分离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1）母亲分离、父亲分离和母亲冲突分离对发展性困难存在显著影响。同时，他们还发现职业自我概念结晶化（vocational self-concept crystallization）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2）母亲分离、父亲分离和母亲冲突分离对长期性困难不仅存在显著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职业自我概念结晶化对长期性困难产生间接影响；（3）父亲冲突分离不管是对发展性困难还是对长期性困难均没有显著影响。

5.2.2父母依恋

研究者比较一致地发现，焦虑型依恋风格与职业决策困难存在密切关系，安全型依恋风格与职业决策困难并不存在显著相关（scott&Church，2001；Tokar et al.，2003）。最近出现了两个变化：（1）探讨父母依恋对职业决策困难影响的作用机制。比如，Tokar等（2003）研究发现，焦虑型依恋通过职业自我概念结晶化对发展性困难和长期性困难产生显著影响。Downing和Nauta（2010）、Braunstein-Bercovitz，Benjamin，Asor和Lev（2012）的研究显示，焦虑型依恋风格不仅对职业决策困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消极情绪（焦虑、悲观主义）产生间接影响。（2）考察了对不同依恋对象的依恋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比如，吴小秀（2007）以我国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亲子依恋质量、积极生涯态度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结果显示，不管是父亲依恋还是母亲依恋，亲子依恋质量越高，越能促进积极生涯态度，从而降低职业决策困难。该项研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Emmanuelle（2009）则将性别差异考虑了进来，分别考察个体对不同依恋对象的依恋程度对男生和女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结果显示：（1）对于女生而言，母亲依恋完全通过自尊对职业决策困难产生影响；（2）对于男生而言，父亲依恋完全通过自尊对职业决定困难产生影响。

5.2.3父母支持

从已有研究来看，结论比较一致。即，积极、健康的家庭支持可以为个人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帮助个体建立较强的自我效能感以及进行职业决策的能力。Nota，Ferrai，Solberg和Soresi（2007）以高中生为被试考察了父母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研究显示：对于女生而言，职业搜索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支持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男生而言，父母支持不仅通过职业搜索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还产生直接影响。Restubog，Florentino和Garcia（2010）研究显示，不管是知觉到的父母支持还是由父母评价的父母支持均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生涯决定性产生间接影响。Guay等（2003）以自我决定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父母自主性支持和控制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自主性支持不仅可以通过提升个体职业决策效能感，而且还可以通过激发个体职业决策自主性，而起到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作用。最近还有研究显示，家庭支持还可以通过提高个体自尊起到降低职业决策困难的作用（Starica，2012）。

6.职业决策困难的干预研究

在职业决策困难领域中，虽然还有很多方面研究者远未达成共识。但是，为具有不同特征的职业决策困难者提供不同干预措施，研究者已经形成了共识。两位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Fuqua和Hartman（1983）将职业决策困难区分为三种类型：（1）发展性困难，是个人发展历程中一个正常阶段，可通过提供适当的生涯信息而得到解决；（2）情境性困难（situational indecision），因个人对环境压力的无效应对而引发；（3）长期性困难，反映出个人心理或人格特质上的功能不良，表现出普遍的犹豫不决（见表1）。Matte和Cooper（1984）根据Salomone的生涯决定状态两向度（生涯确定性和决断性）的观点，将职业决策困难区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相应干预策略（见表2）。

另外，还有研究者对不同生涯干预形式干预职业决策困难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Barak和Friedkes（1982）研究发现，团体辅导和测验解释对于缺乏结构者干预效果最好，而对于知觉到外部障碍和个人冲突者干预效果最差。沈雪萍（2005）研究也发现，团体辅导对于“缺乏决策过程知识”和“缺乏关于自我的信息”干预效果最好。Gati，Saka和Krausz（2001）研究还表明，计算机辅助系统可以很好地帮助个人解决由于信息缺乏而导致的职业决策困难，但是对于由于缺乏动机、外部冲突而导致的职业决策困难则没有效果。Baker（2002）还考察了ASVAB生涯探索项目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干预效果。不相等控制组前后测设计发现，该项目对于因缺乏结构和双趋冲突导致的职业决策困难干预效果最好。

7.未来努力方向

7.1清晰界定职业决策困难的内涵和外延

职业决策困难到底是指“个体没有能力具体化一个教育或职业选择”还是指“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或问题”，目前学者在使用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界定。如果将职业决策困难的内涵定义为前者，那么在外延上，职业决策困难者显然只包括那些对主修专业或职业应该确定下来，而迟迟不能确定者（being undecided）。如果将职业决策困难的内涵界定为后者，那么在外延上，职业决策困难者至少包括两类人：一是，对主修专业或未来职业不确定者；二是，虽然已经做出了职业选择，但是对目前选择不满意者。

在文献中，与职业决策困难对应的英文有Career Indecision和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Career Indecision”主要被欧美研究人员使用。“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主要被Gati及其同事使用。国内研究人员也普遍使用“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但是，正是由于职业决策困难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楚，导致了国内对于“Career Indecision”的翻译不一。有人将之翻译成“生涯未决”（刘长江，华正伟，2005）；有人将之翻译成“生涯犹豫不决”（顾雪英，姜飞月，2010）；还有人将之翻译成“生涯不确定”或“生涯未定向”（吴芝仪，2000）。从外延来说，有Career Indecision和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二者是有区别的。Career Indecision只包括了对主修专业或未来职业不确定者。而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不仅包括前者，而且还包括对目前决策不满意者。目前，已有学者认识到即使已经做出职业选择的个体也会面临职业决策困难（（Gati，Krausz&Osipow，1996；Jones&Chenery，1980；Lee，2005；Nauta，2011）。在文献中，研究人员从Career Indecision角度研究职业决策困难比较多，而从决策不满意角度研究职业决策困难则非常少。研究人员和生涯咨询专业人员不仅要关注第一类人，而且也应该对第二类人给予关注，研究促使其做出职业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又感觉不满意？等。

7.2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维度构成形成共识

目前，关于职业决策困难维度构成呈百花齐放之势。益处在于，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复杂现象。弊处在于，这也说明研究者对职业决策困难维度构成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是混乱。如果这一问题仍然得不到很好解决，就会造成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不利于人类知识的有效积累。在前文回顾中可以发现，研究人员在建构职业决策困难的维度时，是从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入手的。由于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因素太多，太复杂，因此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维度构成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也就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了。而且，Nauta（2011）最近通过纵向研究发现，Kelly和Lee（2002）所建构的职业决策困难6个维度中，只有特质困难与个体8个月后的职业决定状态存在关系。如何更有说服力地建构职业决策困难的维度构成是未来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职业决策困难者的症状（比如，不能做出决定、虽然已经做出决定但是对决定不满等）入手可能更合理些。而对于职业决策困难的来源只是将其作为影响因素去研究。

7.3深入探索职业决策困难的形成机制

影响职业决策困难因素非常广泛。从外部情境因素来说，既有家庭、同伴因素也有社会情境因素。从个体内部因素来说，既有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也有情绪、人格因素。目前，研究者在探讨职业决策困难形成时，往往是只是试图证明影响因素与职业决策困难之间存在关联，而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职业决策困难的形成机制。比如，外部情境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内部因素，从而引发职业决策困难的？再比如，内部因素之间是如何互动，从而导致职业决策困难的？对于职业决策困难形成机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职业决策困难的发生机理，从而为生涯咨询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形成职业决策困难理论模型，形成规律性认识。近年来，虽然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Guay et al.，2003），但是类似研究还显得非常匮乏。

7.4加强职业决策困难的定制化干预研究

定制化干预是指基于经济原则，根据职业决策困难的不同来源，采取不同生涯干预措施。定制化干预能够更好地契合来访者的特定需求和问题，优化干预效果（Naura，2011）。虽然研究者意识到了定制化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目前国内外在此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Barak和Friedkes（1982）、Gati等（2001）、沈雪萍（2005）等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未来研究首先应该对职业决策困难的来源进行系统分类，然后就一些特定生涯干预形式（比如，自助服务、测评反馈、团体辅导、个体咨询等）干预不同来源的职业决策困难进行效果评估，从而建立职业决策困难定制化干预模型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