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契约和违反

马索克的语言是非常纯净的德语，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受到一种震动的影响。这个震动并非一定要在人物层面完成……一种语言的，而不是精神上的震动。于是，让语言本身在风格的最深处结结巴巴地讲述，这是渗透在伟大作品中的创造性方法。仿佛语言变成了动物。……为了创造一种风格，作家可以通过语言呈现很多不同的标志与方法。而当语言顺从于这样的创造性处理，正是整个言语活动被带向极限，音乐或沉默。……马索克让语言含糊不清地说话，并将言语活动推向它的延迟点，歌唱、叫喊或沉默，树林的歌唱、村庄的叫喊、大草原的沉默。身体的悬念和语言的含糊不清构成身体—言语活动……

——德勒兹《批评与临床》

文明的进程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交换活动在话语活动中完成，人们通过语言活动进行思想与感知的交换；或换个说法，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信息、意见与观念的传递，这些活动的有效性得益于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不仅词语的含义具有约定性，还包括语言的用法，即通常所说的语法、句式与修辞方式的约定性。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习俗中最核心的习俗，即语言的习俗，语言的惯例。就此而言，语言和语法规范是人类社会规范的原型，语法、句法与修辞法，是一切习俗法与惯例法得以被普遍认知的理据。没有语法、句法与修辞法，就没有言语活动的逻辑理据，也就没有了实践与事件的理据。语言是社会契约的前提，建立在信息传递、说服、理解、构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语言自身就是一份社会契约。在政治、尤其是经济与法律活动领域，为着让契约更清晰、准确、具有理解上的可通约性与阐释上的规范性，人们会字斟句酌地推敲一个契约文本的句法与语义，以便消除理解上的歧义性与解释上的非确然性。显然，这是朝着晚唐僧人月下的推敲相反的一种修辞学方向。

语言这份社会契约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础，是人们相互交流与理解所必需的意义参照系统或参照框架。借用德勒兹的“生成”概念说，这份社会契约及意义参照框架是生成社会的方式，生成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也是生成社会共同体的途径。当这一社会契约被瓦解时，既有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摧毁，就像在宗教改革或剧烈的社会革命中所发生的时刻，最深远的改革与革命总是对语言这一社会契约的改变。如果看起来人们并没有废黜这一社会契约的话，那是因为人们同意改变了某一符号系统的意义参照框架，或同意缓慢而系统地改变社会总体修辞方式。比如从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神学参照（神学修辞）转变为人类学参照与人类学修辞；从宗法伦理参照（伦理修辞）转向反抗或革命修辞；或如目前，社会总体修辞与意义参照从革命意识形态修辞转向一种社会化的经济学修辞：战争、战斗、战线之类的修辞让位于工程学的修辞；胜利果实或战利品转变成投资、成本与利润的修辞学；奉献、牺牲的革命宗教修辞学转化为等价交换、回报与公平交易等市场话语……并且正在逐渐融入人类社会的总体语境。

这种转型或转向无疑均是以社会总体语境为前提，语言习俗的逐渐改变、意义框架与参照体系的转换，就像是一种独特的、自发的社会契约修正活动。当社会契约还未整体上改变的时候，个人对这份契约的违反总会被视为一种叛逆，一种背弃与偏离，总会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惩戒，或公开严厉的惩罚或隐蔽轻微的放逐。自从文学话语或诗歌话语诞生之日，写作活动就是对这一社会契约的越轨、挑衅、偏离，就是对语言习俗的破格、违禁、违反。如果写作活动并不能废弃社会契约的话，或不能明显地悖离其语法与句法的话，违反与偏离就通常发生在不合规范的话语修辞方式上。

更具深意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同意一部分人有着挑战、偏离语言习俗的权力，人们同意诗人或少数玄学家违反语言习俗与惯例，甚至鼓励他们打破惯例，为他们的偏离与出其不意的语言风格与修辞风格而激动：就像人们赞赏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决意偏离语言习俗的意志，赞赏贾岛对语言的禁欲主义式的苦吟，比赞赏一个富人的节俭还要没有余地地同意一个诗人压缩一个句子、或节省一个字所带来的享乐。这些正好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语言的极度挥霍成正比。对诗人与玄学家在语言习俗上的偏离也写在了人类社会的古老契约中，诗人违禁与违反的权力已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在更古老的时期，这一特别的权力是留给神灵、先知或圣贤的。人们甚至同意不以理智或理性原则、不以通常的语言习俗与语法规则来聆听这一神圣意味的话语。人们同意不与这一语言风格的文本进行争论，人们会把这些文本的晦涩、古奥视为神圣性的痕迹，将之视为天启、神谕，以极其特别的方式进行领悟，甚至将其视为最高的律法。在被废黜了神圣性之后，人类社会将这种无视语言习俗的权力降格授权于诗人或某些玄学家，人们通过诗人对语言习俗的违反来满足他们的意义感，换来诗人从凡俗的事物中对诗意的提取。而在别的场所，在以别的身份出现的时刻，人们将把对语言习俗的违反视为疯子的行为。

社会对诗人违反语言习俗的宽容与欣赏并不是稳定的契约。在最为独裁的社会里，愚蠢而癫狂的统治者收回了人类社会对诗人违禁的集体授权，为诗人建造了一座动辄得咎的严酷的文字狱。修辞学敞开了通向一座文字狱的泥泞之路。修辞学混合着不尽血泪。诗人再也没有权力违反语言习俗，一切隐喻、比喻、象征，一切比兴、典故、微言、多义性，都可能成为无法辩驳的罪证。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等语言的秘响旁通成为恶意的显现。就像文字之间出乎意外的语义链接一样，文字狱也竟然制造了隐秘的修辞学活动一样的罪的株连。一个人偶然的、瞬间的修辞学的灵机一动，似乎变成了九族之人的共同预谋。人们并非为深切、自觉的政治动机，而是为修辞学的偏好——事实上，修辞学的后果是诗人无法预料的，而在温和和文雅的时代，公众欣赏的就是诗歌对语言习俗的这一修辞学偏离所带来的意外的惊喜——而魂飞魄散。文字狱，是一个下贱的、文盲的权力为一个民族的心智建造的一座最具毁灭性的牢狱。

对语言习俗的诗意违禁实际上并非在权力的层面批判权力，诗歌的违反所关切的是语言的生成性，语言的未完成性。而语言习俗所表征的不过就是这一生成性过程的某种停滞，语言习俗所表现的是语言的虚假终结感。语言的违反并非对语言习俗的废黜，而只是与这一习俗之间的游戏式对抗。偏离总是以参照系统为尺度的。就像不能无视社会习俗所表征的共同体价值与社会契约所表达的共同体意志一样，语言的社会契约保障了社会交流与公共领域里的规范性认知，并提供了意义参照、阐释与理解的规范。然而语言习俗的合理性仅仅在一个日常的、已知的、实用而有限的经验范围内。如果这一语言习俗僭越了其自身的界限，就会带来平庸性对想象力、心智生活自以为是的支配。事实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交流方式之外，最敏锐的思想表述与感知的交换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语言习俗的折磨，连写作与理论表述也受到陈腐语言习俗的折磨。谨守语言约定俗成性的表意之链屏蔽了最具有生成性的思想与感受。语言习俗变成了借助社会总体修辞方式及其意识形态话语而成为一种最公开又最隐秘的支配体系。这一支配体系或语言习俗将放逐一切未知的、可能的和生成性的意义。

此外，语言习俗还有着强大的、几乎自明的真理，人们喜欢用“母语”这一地缘性的绝对优势，防范那些陌生的外来语的侵袭，用字根与词根的传统抵御那些没有扎根的、疑似外语的漂浮着的词义与语义。而人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在拒绝感知一切生成性的语义，将一切生成性的意义及其参照体系视为子虚乌有。就像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许多个时刻，人们出于对融合的恐惧，或更深地出于对生成性事物与生成性意义的恐惧，捍卫神话般的民族性与血缘的“纯粹性”，也捍卫民族语言的“纯粹性”，既清洗其它带来“不纯”与污染的民族，也清洗民族语言的不纯粹与其它语言及意义的濡染。并且这一行为总是从防御性的行为变成攻击性的行为，从意识形态的清洗、语言与观念的清洗最终变成一种身体上的清洗与政治审判。一切意识形态化的势力都期望从语言中清洗出那些“异己”的或“他者”的侵扰，而写作则是让自身成为那个“异己”，成为那个“他者”。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在心中把那个异己者或他者视为深刻的诱惑者，并向它走去。在语言习俗的层面上，写作就是背叛；从轻罪的意义上，写作就是有意的偏离习俗。在一个逐渐变得温和的社会习俗里，写作者也永远背负着这一桩似乎可以饶恕的轻罪。再一次，对写作的解读，则奇异而微妙地变成了对这一轻罪的欣赏。

对契约的违反将违反者带向负罪感，也将他带向对意义体系及其正当性的探询。在母语的亲情优势与母语习俗体系中，人们容易夸张翻译语言所犯下的轻罪，人们指责翻译语言的种种作奸犯科：使母语变得不纯，变得疙疙瘩瘩，逻辑模模糊糊，语义闪闪烁烁。然而人们愿意忘记翻译语言将一种新的表征移植进认知系统，将一种异质的意义参照引入了感知：人们的认知与感知开始变得更丰富了。并且因此增加了对母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表征体系或参照框架的认知。对于非母语的译者来说，他首先面对的亦是“翻译”。翻译不是一种完好无损的搬运，翻译是生成，翻译生成意义，也生成语言之谜，意义之谜。翻译是生成性的出发点：就像一种非语言的感知经验在生成语言时也是一种“翻译”一样。

每一个敏锐的写作者都面临把非语言经验“翻译”成语言时的那种生命深处的“外语”：在文章前面的引文中，德勒兹把这一情境称为语言下面生成性的“动物”。“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普鲁斯特如此将赞美献给人们通常进行指责的事物，德勒兹在《批评与临床》的扉页上写着这句警语，他在书中以各种变体反复征引着普鲁斯特的这一观念。拟的无限复制过程中，所谓“真”已无处可寻。康德的“彼岸”正在消失。

读者在鲜活与不鲜活之间做出的判断，似乎已无客观依据。王维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什么会让古人觉得好，因为他所描绘的自然景观与人们的观察经验相契合。现在人为什么可以不觉得好？

正如普鲁斯特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同时，写作的问题同看或听的问题密不可分：事实上，当语言中创生另一种语言时，整个语言都开始向“不合句法”、“不合语法”的极限倾斜，或者说同它自己的外在展开了对话。

极限不在言语活动之外，它是言语活动的外在：它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然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因此，写作活动由自己独特的绘画和音乐，它们仿佛是词语之上升腾起来的色彩和音响。……

就像在一首诗里欣然默会言外之外意外之旨，对契约与习俗的违反带来的是种种“意外”：意外的损失或意外的获益，意外的痛苦或意外的欢欣。这就是违反、违禁的诱惑。语言向“不合句法、不合语法”的倾斜，转向音乐与绘画的语言；向语言自身的极限处即“非语言”倾斜，寻求更综合的感知方式与更愉悦的感性形式，这就是轻罪的诱惑。轻罪就是对某些习俗隐秘的更改，就是在情节轻缓的细节领域的违反。阅读就是分享这一轻罪中所包含的愉悦。就像在社会道德领域里的轻罪一样，就像它唤醒违反的驱力一样，其中包含着轻罪所允许的欢欣。甚至，这些违反也在日益成为被风化的习俗的一部分。

诱惑一直存在着，然而什么力量、什么时刻、以什么方式构成对契约的违反？是欲望，是折磨，是痛苦，是焦虑、是忧伤。如果这些还不足于构成违禁的冲动，则是精神分裂，是诞妄，是癫狂，是难以承受的激情拧断了语法，是感受力的难以抑制的涌流塑造了新的修辞，增加了语句表述内部的阻力，或摩擦力，并因此得以在阅读行为中生成新的感知力。语言的张力与变形不是一种技艺使然，恣意拧转了坚硬之物或挣断了锁链的力量，来自无法令其消失的生命内部强大而异己的感受力。而随之产生的新的话语风格则视这种激情是义愤还是忧伤而论。每一种不同的激情都铸造成不同的话语风格。在风格的深处，是激情或激进的感受力的涌动。风格留下了力量扫过语言表面的黑暗的痕迹。然而，由此，诗歌与玄学留下了越来越多伪造者的作品：句法按照新的语言习俗拧转了，然而它是一个技术的和机械的装置，下面根本没有结结巴巴地说着“非如此不可”的感受主体。

构成对语言习俗违反的，是无意义感，是空空如也的认知，是虚空冰冷的哈气，是一个鳏夫般衰老的主体；是裂缝和深渊，眩晕与迷狂，无意义感深深地质疑那些既定的意义及其言说方式。无意义感是一种积极生成意义的欲望，无意义转化为意义的坚定意志。无意义感，产生于承载着意义的那些符号的突然间的空洞化，或缓慢的腐蚀。无论岩石雕刻符号，泥塑符号，建筑物筑起的巨大的神灵的句法，经书的语法，科学的逻辑结构，或先知与神谕的修辞，它们现身为过时的、拙劣的伪造者的修辞风格。

这些概念夸张了负面意义与负面感受的力量。违反者的确像一群罪人，一群难以融入社会习俗或回归社群的非正常人，但是，违反的力量中最重要的是敏锐的感知和无与伦比的清晰的认知能力，是准确无误的观察与精到的见识，是独具洞察力的词与物的连结，是跨界和跨越层次的认知能力，是对那些俗气见识和稳定的平庸性的深深厌恶。或许，违反的力量有时更为正统一些，那就是“非常道”所提供的理据，是道与言之间的原始断裂，是言与义之间无法填满的、日益扩大的裂隙。语言习俗经常为着一种俗气的真理而抛弃了对无可言说的“道”的渴念。与之相反的是一种饥饿感，饥渴感，无法以廉价的、冒充的认识来替代对真理、意义的原始饥渴。这一饥渴感带来了对语言习俗的违反。

与社会契约一样，语言习俗也是语境性的、阶段性的和地方性的，将社会契约当作永恒真理、当作神律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习俗倾向于掩盖习俗的地方性、契约倾向于掩盖契约的临时性与当前事态的属性。违反携带着的恰恰是语言的未完成性，文学的未完成性，诗歌的未完成性：这是感受力与想象力没有终结的启蒙。从保守的意义上，诗歌与思想对语言契约的违反，对现成的语言习俗的唾弃，起始于对一个原始意义或原始的“道”的缄默。有时，它尊重人们的语言习俗，然而进入自身的沉默。从激进的意义上，语言不揭穿一切谜。语言为着掩护一个谜撤退。语言是意义的加密。语言是真理和神秘事物的封印。一个更原始的契约被密封了，并且被抛向了未知与未来。

诱惑一直存在着，然而什么力量、什么时刻、以什么方式构成对契约的违反而不受责罚？是写作，是文学话语形式的写作。文学话语被认为处在社会话语之外的边缘地带，是处在法律、政治、经济话语领域之外的想象界。从不是被动地为权力话语或社会契约所放逐的另一个方向看，文学话语是对语言习俗的逃离，是对潜在于语言、观念、感知方式与表述方式中的无所不在的支配体系的一次次的逃逸。逃离，并得到快乐。

正如德勒兹所说的，这一过程并不是疾病，它不是精神分裂，不是诞妄与癫狂，“文学是一种健康状态”，是治疗与治愈行为，只有这一过程的中断才是疾病。而在遵从语言习俗的人们那里，由于对支配体系的缴械，由于表意能力的丧失，才会陷入自身的不健康状态。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