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外交的多维视角

摘要：国际金融与国际政治相互渗透并影响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作为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之一，货币金融外交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大国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中。然而货币金融外交并非只是一种表象活动，它还有着深刻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货币金融外交；国际关系；国际金融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金融外交作为一种保障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外交手段，在本质上探讨的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因此，对金融外交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外交学的范畴。

一、金融全球化论

一般而言全球化有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是全球联系的加强，这包括军事领土扩张、国际贸易、投资、国际文化交流、国际金融等多方面的渗透；二是全球问题增多，其处理和应对需要多个国家共同合作解决。在国际经济领域，似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全球化程度能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相媲美。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的一样，“全球化”一词最适用的便是国际金融领域。[1]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这种联系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的结果。[2]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在强大的相互依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集中，导致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既是金融不同职能和不同类型的市场之间消除内部分割的结果，也是各国内部金融和货币市场外部的相互渗透以及与全球化市场接轨的结果。金融全球化有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就是随着国际金融的不断融合，各国之间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越来越频繁，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的金融网络；其二是金融全球化造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动荡和不稳定需要各国共同来维护和治理，由此催生的金融外交活动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二、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所谓的相互依赖，有两个层面的涵义，第一是指别国发生的事情将对本国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是指本国要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别国的行动和政策。卡尔·多伊奇认为，相互依赖指高度专业化的政治单位之间的劳动分工引起的连锁关系，即不同体系方面之间的协变性。[3]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相互依赖关系式一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解除的相互关系。[4]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相互依赖是一种“相互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5]如今在国际关系学界比较认可的当属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两位美国学者于1977年提出的“复合型相互依赖”的概念，其特征是个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奈与基欧汉所理解的相互依赖与过去的概念有几点区别，即：（1）相互联系并不等于相互依赖，只有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相互依赖才会出现。（2）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互利和没有国际冲突。（3）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非零和”。经济相互依赖中也包含着竞争，即使是在合作可望给合作各方带来纯收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4）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完全平等。[6]正是由于这种获益的相对性和不平等现象，因此可以把相互依赖分为对称相互依赖和不对称相互依赖两种类型。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就是权力的来源。

在国际金融领域，相互依赖的不断加强造成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例如伊森·卡普斯坦（Ethan E. Kapstein）认为，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高度相互依赖，使得A国对该国金融业采取的单边监督措施会导致监管不足的B国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对A国的金融政策构成强大约束。[7]任何一国的政策变动都会引起整个体系内其它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变化，国际金融领域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稳定，这越来越需要各国之间的多方协调。从二战结束以来至今的国际金融体系一直围绕着旧秩序的破灭和新秩序的构建，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展开了一系列的金融外交活动，就金融市场的开放、货币汇率的安排、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机构的设立等内容金融磋商、合作与竞争。

三、结构性权力模式论

结构性权力模式是由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师苏珊·斯特兰奇首先提出的，她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但是世界体系里国家之间和经济企业之间正在进行的竞赛中，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者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8]如果有一方在相互关系中也能决定周围的结构，那么各方在相互关系中的相对权力就会增大或减小。在此基础上，她把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分为金融、安全、知识和生产四种。

金融结构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组成，它不仅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包括货币体系或者确定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不同货币汇率的体系。它是为支配信贷可获得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总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金融结构基本上是一个中途结构，即它是部分全球体系和部分国内体系交杂的过程。[9]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因此金融权力也被各个国家所掌握，只是强弱有所不同。金融权力是开展金融外交的基石，金融权力的大小直接关系着金融外交的成功与否。美国的金融外交行为和政策是有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20世纪中叶，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就在于美国掌握着远比其它国家多的金融权力。美国在战后的金融外交行为是对其在国际体系中强大的金融实力的一种反应，美国积极推动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体系，源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这种金融体系对美国本身经济发展具有的重要利益。[10]

四、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核心，而且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霸权稳定论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创，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完善的霸权稳定论；二是后期由罗伯特·基欧汉修正的“后霸权合作论”。霸权稳定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1）霸权的缺失会造成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2）只有霸权才能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3）霸权国家会因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而陷入自我损耗的困境；（4）在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霸权必然会衰落，新的霸主可能以战争的形式而取而代之。简而言之，有霸则稳，无霸则乱，霸主自耗，霸权必衰。正如金德尔伯格指出的：“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要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不灵陷入困境时，它能为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11]霸权稳定论者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维持以及管理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它突出了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动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出现的衰落，霸权稳定论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入了如何应对霸权的衰落与后霸权的合作问题上。罗伯特·吉尔平就对此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消灭不断增加的导致高成本的原因；第二，界定一个比较廉价的防务范围；第三，减少国际承诺。此后他又提出了“多边领导”的设想，其核心在于“责任分担”。[12]这一论点被霸权稳定论这普遍接受，并且应用在美国在80年代的金融外交政策上。

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斗争》一书对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做了批判，并且加以修正。基欧汉认为霸权并不是形成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尽管霸权能够促进合作；在国际机制建立之后，合作并不必需霸权国的存在，没有霸权的合作也是可能的。他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克服国际政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使合作在即便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已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一向被认为是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基石，美国在这些领域竭力寻求以正式条约和制度框架为特征的国际机制，这已经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金融外交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霸权稳定论自诞生就遭到源源不断的批判，并且霸权稳定论并非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金融外交，但是它把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装扮成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行为，已成为美国官方所赏识并加以运用的政策理论来源。

五、结语

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和显著的特征。国际金融超越国际贸易的崛起增加了国际贸易、货币和国际经济其他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把这些以前分割的国际经济领域结合起来的要求，使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变得纷繁复杂了。但这种复杂程度仍然不能掩盖国家依旧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国际金融体系是国际经济链条上最薄弱和最不稳定的环节，国际金融应当有效的加以管理和协调，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展开以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为目的的金融外交活动。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光宇，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2] [法]弗朗索瓦·沙奈.齐建华，译.金融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

[3] [美]卡尔·多伊奇.周启朋，译.国际关系分析[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67.

[4]Also see Kenneth N. Waltz.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P.Kindleberger，ed.，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PP.205-207.

[5][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7.

[6] Robert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P.7，p.8.p.10.

[7] Ethan E. Kapstein， Governing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Stat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29，pp.44-57.

[8][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光宇，等，译.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第二版）[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20-21.

[9]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2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7.

[10]Barry Eichengreen ，”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Jeffre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s and Wealth（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2003），pp.220-244.

[11]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宋承宪，译.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65.

[12][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光宇，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9-81.

作者简介：窦晓博（1989-），男，陕西咸阳人，外交学硕士，从事经济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