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狮的30年记忆

台湾海峡西岸，有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世世代代以来，它都只是一个东南沿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渔村。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石狮突然出名了，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那是一个洋货堆积如山的地方，是当时人们初识的“走私”一词的代名词，也是“资本主义”一词的同义词。据说当时的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进京汇报工作，一位中央最高领导见面就问：“石狮资本主义泛滥的情况怎么样了?”

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为石狮立传的青年作家屈波说，石狮“或许是共和国面积最小的县级市，却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写下了鲜活的注脚”。在屈波看来，“30年来，石狮演绎了一方水土的传奇，成为开放中国不可忽略的成长地标”。

翻读《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一书，感觉好像在看电影。作者把石狮当作一个舞台，让30年来这方土地上的每一个重要的人物，都充分表演一番，因而还原了这个地方所发生的几乎每一件重要事件。这对作为石狮发展过程长期观察者的笔者来说，充其量只有一种资料价值，一种“志”的意义，直到作者提及达尔文，笔者才发现他真的读懂了石狮，尽管他在石狮呆的时间并不长。作者在书中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早在1859年就向世人揭示了一个规律：“但凡是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物种，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作者说，达尔文的结论同样适用于石狮，或许石狮从来就是市场经济丛林中的“野生动物”。

在笔者看来，到这个时候，作者才算真正找到了打开“石狮之谜”的钥匙。

推动石狮最初发展的原始动力是什么?说来有趣，既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当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形成共识，政策无从谈起：也不是遍布海外的乡亲和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带回来的“洋货”；而是石狮“土生土长”的特产――贫穷。“石狮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仅有的一点可怜的土地也只能种些花生、番薯，今天的很多石狮人还清晰地记得全家上顿下顿吃稀可见影的地瓜粥的情形，常常连猪食一样的番薯渣也不够吃。一句话，太穷了，活不下去”。穷则思变!正是这种极端贫困，逼得贫穷的石狮人奋起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这方土地的宿命，也正因为穷得叮当响了，石狮人才冒着坐牢乃至杀头的危险开始“走资本主义”。这不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活生生的注脚吗?

“穷则思变”!石狮如此，走出“”10年浩劫的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石狮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石狮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

然而石狮是独特的，是不可复制的。作者说，今天的石狮人跟你谈起石狮人口时，会自豪地宣称“我们有30万常住居民，有30万外来人口，有30万台湾同胞，还有30万东南亚侨胞”。当年正是“海外关系”这一独特的条件成就了石狮早期的繁荣，海外的石狮人，通过邮递和其他各种可能的方式，把当时中国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电子手表、自动雨伞、录音机等等“小洋货”源源不断运进石狮，加上当时包括石狮和其他沿海地方走私的货物一起，形成了石狮独一无二、洋货堆积如山的“小商品市场”。这是石狮给人们留下的最初印象。

到后来，大规模发展的颇具外向色彩的“三来一补”，使石狮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戴着乡镇企业“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逐渐成为石狮早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也是石狮市场经济的最初萌芽。面对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萌芽的形势，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渐次显现，石狮人又站到了选择的“三岔路口”，何去何从，再次考验石狮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面对历史的机遇和挑战，石狮人又一次扼住命运的咽喉，堪称共和国历史上伟大创举的两项政治“大动作”，包括在石狮建市之际，民选第一任石狮市长和以“小政府、大社会”原则组织石狮市的政权机关，精确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生在石狮市的这一系列旨在保证政治体制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变革，不正是石狮这块神奇的土地和这一群“爱拼敢赢”的石狮人适应客观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最积极反应”吗?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的，“石狮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一出唱不完的戏，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石狮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石狮也必然遭遇比过往更多也更严峻的挑战。“更多的好戏还在后头”，更多、更精彩、也更“积极的反应”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也在未来!

这才是人们感兴趣的未解的“石狮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