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形式

摘要：意识形态必有其生发的深层社会根源，这一根源就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矛盾。针对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创伤，人类需要寻找弥补创伤的观念形式，此即意识形态。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对意识形态起着促生作用。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形式，这从神话、宗教和现代意识形态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常从事实解释、价值目标、实现策略等方面，展现着应对社会矛盾的方略，这更体现了意识形态如何作为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由此，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得以考察。

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矛盾；补偿形式

中图分类号：B016.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44－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08CZX006)。

作者简介：卢永欣(1978－)，男，河南沈丘人，哲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对人们来说，有一个很让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意识形态?可能有人认为，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人类的宿命，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因此它并不因人的好恶而存亡。如果这样。那么人类就应该被动地等待这一宿命的处置，而无力窥探其运作的玄机并对其施以有效的影响吗?又有人可能认为，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利于社会统治或社会整合。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存在，或者借用法国思想家涂尔干的观点，这种说法误把“功能解释”当作“因果解释”，即把意识形态所起的功能(社会统治或社会整合)看作其产生的原因。

那么，从深层的社会根源看，是什么促生了意识形态呢?笔者认为，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如影随形地伴随人类社会，必有其生发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社会矛盾。以下，本文将简要阐释社会矛盾，然后结合对人的想象能力和超越诉求的分析。并通过神话、宗教、现代意识形态等实例，最终明确“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这一基本命题，由此深化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认识。

一、社会矛盾及其特点

本文所说的社会矛盾，主要指人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及人的内在世界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存在者，人不仅要从自然界中攫取财物，也要与他人以及整个社会打交道，而且人还要面临个人内部问题的困扰，这些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因此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与自然的矛盾。这里把人与自然的矛盾归于社会矛盾。是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社会性。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的存在是有生命的存在，人的首要的历史活动是依据自然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并在这一历史前提下生产其它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人依靠大自然生产物质产品，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人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人也扩展着自然的范围，并不得不与“更大的自然”打交道。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从自然中获得生存资料，但又遭受着自然的限制，感受着自然的威力。人与自然的这种矛盾正是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

第二。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结果是生产出了真正的属人的世界，即社会。人类社会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物。人类活动一方面创造了供人们生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又获得了独立性，并形成了一种客观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个创造物反过来成了异于人的东西，成了压制人的东西。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异化，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就表现为各种社会矛盾。国家矛盾、种族冲突、制度不公、阶级差别、财富差距、强权压制等等，都是社会矛盾的具体体现。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方式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矛盾。不过，也有理论家力图对马克思的矛盾观进行补充和修正。例如汤普森就说：“马克思认为，阶级的统治和附庸关系一般构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和剥削的主要轴心。……虽然马克思强调作为不平等和剥削基础的阶级关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他却倾向于否定或压低两性之间、民族集团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集团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倾向于认为阶级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核心，认为它们的转变是未来摆脱统治的关键。这些强调和设想今天不能认为是自明的。我们今天生活在阶级统治和被统治仍旧起重要作用的世界里，但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冲突，而且在某些背景下它们有着同样甚至更重要的意义。”英国学者拉伦在《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中也认为马克思过于着重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实际上，种族压迫、性别压迫、殖民压迫等形式的社会矛盾仍需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对女性、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具有影响的性别统治、种族统治和殖民统治”的社会矛盾在现代社会中同样显眼。

第三，人自身的矛盾。作为社会组成因子的个人，也充斥着矛盾。个人所包含的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在人的内在世界的反映。这种矛盾虽然没有前两种社会矛盾那么具体和宏观，但依然客观存在。作为个体的人，我们时时感受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关于个体内部所包含的社会矛盾，一些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弗洛伊德把人格构成分为本我、自我、超我，认为人本身处于这三层人格结构的矛盾之中。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也把人分为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三种人格结构，并揭示了在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中人的矛盾状态。在具体生存中，人焦灼地感受着内在矛盾的存在，并在不断的超越和就范、选择和坚持中对这些矛盾进行应答。

社会矛盾是社会的结构核心，是社会诸要素内部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我们一般称为对立统一。这不仅表现为矛盾要素内部和要素之间的对立、差异、分裂和不一致，也表现为这些对立、差异、分裂和不一致的最终解决。但是一般说来，社会矛盾的对立、差异、分裂和不一致的状态是社会矛盾的凸显状态，人们对社会矛盾的体悟和感受也主要是针对这种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立状态视为矛盾的主要特点。这正如列宁所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拉伦甚至认为，对抗才是矛盾的真正本质。他说：“在我看来，讨论非对抗性的矛盾是没有意义的，这并不只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区分对抗和矛盾，还主要是因为矛盾是由对抗来界定的。……换句话说。所谓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压根就不是矛盾。”社会矛盾呈现的分裂的、对抗的、不一致的状态是社会矛盾的凸显状态。

社会矛盾犹如残缺的社会创伤，它是人必须要遭遇的社会事实，它构成了人的真实的生存境遇。因此，对于社会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创伤，人们必须要寻找到填补创伤、解决矛盾的方式。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应对社会矛盾的具体方式。社会矛盾是意识形态的缘起地，正是在社会矛盾这一创伤性的社会裂口上，滋生了意识形态。

二、超越、想象与意识形态的产生

社会矛盾造就了人的生存之困，人在矛盾中经历和感悟着自己的生存。人生活在矛盾的近旁，焦灼地感受着矛盾给自己带来的困窘。但是，正如自然界中哪怕是一头牲畜都不会甘心于篱笆的限制一样，人也不会甘心于社会矛盾对自己的困扰，他要超越社会矛盾的囹圄。人是社会矛盾的承载者，他必须要对自己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做出应答。“应答”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有所“应”。就是人们必须要直面自己不得不面临的社会矛盾；二是要有所“答”。就是人们必须对社会矛盾给出解答和处理方式。意识形态就是人对社会矛盾做出的应答方式。或者说是人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随附现象——在以实践的形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其中。意识形态产生于人的具体的生存境遇，而人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就是矛盾着的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的产生上，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人是超越性动物，人不会甘心囿于惨淡的社会矛盾，终日受其困扰。超越是人的本性，人是社会矛盾的承载者，也是它的超越者。人的超越本性与人的想象能力有关。想象是人的一项基本生存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人类能够不断地构造世界的意义，拓展世界的范围，从而演绎人之为人的真谛。在自然进化中，人类似其他动物的一些适应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单薄，但是人却发展出了其他生物所没有的能力，比如想象力。人的超越本性和人的想象能力是并行的。人类的这些禀赋给了人应对社会矛盾的潜能。超越是对社会矛盾的超越，想象是在社会矛盾基础上的想象。想象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源于真实的社会矛盾。人生活在矛盾着的社会现实中，但人具有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给予人继续生存的勇气。想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希望的空间。这种可能的、希望中的世界源于矛盾着的现实，是想象成就了这种世界。

一些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等，对想象问题都进行过探讨。但他们的讨论主要限于意识的内在性构造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并没有走出传统的意识哲学的藩篱。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从人的具体生存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思考想象问题。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意识的问题只有从现实世界和具体的生活实践才能得到最终解答，这对想象也如此。为什么要想象?想象的根源何在?这些问题只有从人的生存状态，从矛盾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才能被彻底理解。这就要求对想象问题的思考必须走出纯粹的认识论模式，从而把这一问题安置于更宽厚的社会一历史域中，即从现实的实践活动去理解它。这是一种思维范式的变化，马克思开始实现这种变化。马克思在想象问题上的贡献，是把想象与现实的物质生活实践结合了起来。他认为，物质活动方式的受限性以及其他的社会矛盾，使得人们会以某种想象的方式——如宗教——去补偿这一种矛盾。例如他在批判施蒂纳的观点时说：“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

想象具有非凡的创造性和建构力，它甚至能建构某种“真实的”东西。在想象的研究上，法国左翼思想家C.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做出了较多思考。卡斯托里亚迪斯对想象问题的贡献，主要体现他对想象的创造性的强调，以及对想象的社会一历史因素的考察。英国学者汤普森在介绍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思想时说：“社会一历史世界的想象要素，正如社会一历史世界本身一样，一直被传统思想所误解。这种传统思想一直把想象视为是某种在场的东西的反映或特殊的映像。卡斯托里亚迪斯拒绝了这种设定以及这种设定所依据的经典本体论，他认为，想象就是产生任何可能的对象和意象关系的东西：它是形象和形式从无到有的创造活动，没有这种创造，就不可能有对事物的反映。从社会一历史层面出发，想象解释了社会制度的缘起、动机和需要的构成，以及象征主义、传统和神话的存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继承了康德的积极性想象力的思想，他把想象称为“创造性核心”。他认为，社会制度是通过想象而建构起来的，想象是社会建制的基础，社会中的其它因素，如情感、需要等，也都可以在想象中寻找解释。想象凝聚着社会，并构造了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使得其要以某种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人们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思想中的解决，就是在思想中给出应对和消除矛盾的方式；另一种是现实的解决，就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去解决社会矛盾。不过，即使是实践的解决方式，也往往要和思想中的解决方式相伴，这是因为并不存在没有人的意识参与的实践活动。这两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都与人的超越本性和想象能力有关，它们代表着人在不满足当下的矛盾境况时的生存诉求。这种生存诉求的意向空间是由想象建构而成的。想象源于人的生存之困，人们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去补偿社会矛盾对自己的困扰，想象提供了这种补偿。想象的创造性使它能创设出“替代”当下的生存困境的别样世界，并引招人们去追求——这正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人的超越性和想象力，给予了其生存于社会矛盾之上的能力。在对社会矛盾的超越中，在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建构中，萌生了意识形态。

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

以上，本文初步阐释社会矛盾对于意识形态的缘起作用，并指明了人的超越性和想象能力对于意识形态的构造作用。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实例，最终明确意识形态如何作为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

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必然的构成部分。西方学者齐泽克认为：“社会是由永远阻止它达到和谐、透明、理性的整体性的对立、断裂一由破坏每一个理性的总体化的阻碍——‘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领域正是围绕着基本的分裂和对抗构建起来的。“社会总是一个不一致的领域，这一领域围绕着某种构成性的不可能性构建而成，它被某种核心‘对抗’所穿越。”社会矛盾呈现出分裂的、对抗的、不一致的状态，这是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社会矛盾犹如残缺的社会创伤，它是人必须要遭遇的社会事实，它构成了人的真实的生存境遇。因此，人们必须要寻找到填补创伤、解决矛盾的方式。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应对社会矛盾的方式。下面，笔者将从神话、宗教及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人手，探讨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

神话源于人们生存方式的受限性以及其它的社会矛盾。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除了自然力之外，社会力量也对神话起着促生作用。社会力量对人来说也是异己的，并以类似自然力一样的必然性支配着人。因此，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中国的开天、夸父追日、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等神话故事，都是人们以想象的形式去应对矛盾的具体方式。

神话要通过叙事来表现，拉伦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中评述格雷马斯等人的理论时说，一般而言，神话常采用以下叙事模式：

巫师——英雄——恶人

国王——公主——英雄

在该模式中，各个行动位(Actants，“行动位”在此指巫师、英雄、恶人、英雄等)之间的关系代表着社会矛盾冲突以及矛盾的最终消除。即：“在神话故事中有着叙事要去解决的根本的冲突或矛盾。或许英雄和恶人的冲突被构造出以表现阶级间的社会矛盾，而恶人的挫败则象征着在实践中不能解决的矛盾在思想中得以解决。”神话代表着人的超越诉求，它是人们通过想象建构出的思想体系。通过该体系，那些现实中不能解决的矛盾最终被故事中的英雄完结。这样，人们以思想的方式“解决”了社会矛盾。

和神话具有类似特征的是宗教。宗教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慰藉，以使人们逃避社会矛盾的困扰。马克思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了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在此，“颠倒的世界”是指充斥着矛盾的社会现实，而“颠倒了的世界意识”就是指在这种社会现实基础上产生的虚幻意识——宗教。宗教给那些苦难中的或对现实一筹莫展的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或说提供了避难所。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创造出的供自己倘佯、呼吸的最后一块领地。马克思说宗教是人的鸦片，这一隐喻主要并不是用鸦片的毒性去比喻宗教。从物性上讲，鸦片还是缓解疼痛的药剂。宗教也是如此，宗教可以使人不再去直面惨淡的社会事实。在现实中遭受困窘的人们，往往会到宗教中寻找归隐之路。宗教制造了供人们信仰、追求的另一个世界，这个异在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产儿，因此，宗教可视作现实世界的补偿形式。如神话一样，宗教也由人们的想象能力构造而成，它生长于社会矛盾之上，并为人们规避社会矛盾提供了幻象空间。

广义而言，神话和宗教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从限定意义上来说。原初的神话、宗教和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些不同。这主要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人类世界观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结果。在人类早期，世界观主要体现为神话和宗教。但这种情形逐渐随着世界观的理性化而改变。现今的意识形态。就是以这种理性化的世界观为标榜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合法化的论证方式，其理论的根基逐渐从对人类异己力量的寻求，转为在人类自身理性中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了人类社会的这一变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意识形态理性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世俗化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理论架构的基础从天国降到了人世，而且还因为和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权力，也不断地世俗化。宗教权力转向世俗权力，权力的论证资源也从神话、宗教转向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也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属于现代——属于这个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伟大的新时代，它的目标是将人们从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关于上帝、贵族和专制君主的虚假颠倒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他们作为充分理性的、自我决定的存在者的尊严。它是在心灵自我层面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立志根植于大地来重构心灵，剖析我们接受和组合感觉材料的方式。以使我们介入这一重建过程并使它朝我们所希望的政治目标前进。”

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代表了诞生于启蒙时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主要特点。在以理性为标榜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融合了人的超越诉求，它会把人的超越诉求诉诸一种美好的图景，并认为其是可以实现的——现在的矛盾可以解决，将来的美景也会实现，一切都会好起来。因此，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就是要把握它所根植的基础(社会矛盾)及其所蕴含的超越诉求。由此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和权力如此密不可分。意识形态成功的奥妙就在于能够把人的超越诉求和权力结合起来。它会告诉人们：“我所倡导的，就是你们所追求的；你们所追求的。就是我所倡导的。”由此，人的超越诉求被挟持。当然，如果二者的结合不理想的话，意识形态也会面临危机。

以上，笔者从神话、宗教和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三个方面，阐明了意识形态如何作为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意识形态对社会矛盾的补偿，有两种主要样态：消极补偿和积极补偿。消极补偿，就是要回避和掩盖社会矛盾；积极补偿，就是要揭示和解决社会矛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回避和掩盖社会矛盾。但这种观点并不能涵盖意识形态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全部关系。这是因为，每种意识形态总要尽力代表更多人的超越诉求，使得人们有追求、有盼头，由此才能维持人心。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要维持自身生计，并为一定群体的利益或权力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的话，它就不能无视社会矛盾的存在，而是要对这些社会矛盾做出自己的指认、解释和说明，并依据一定的价值目标，提出解决矛盾的方针策略。只有如此，意识形态才能够更好地维持人心，整合社会群体，调动社会行为。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包括事实认知、价值目标和实现策略三个结构层面，比如对“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来说，其事实认知层面是要描述社会现状、指出社会中的“不自由”现象；其价值目标层面是要倡导“自由”价值理念并号召人们去追求；其实现策略层面是要提出实现自由的具体方案，如、选举，等等。从中看出，意识形态作为一整套思想体系，其各个构成层面都要对社会矛盾给予应答。再如，辛亥革命前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列强入侵、政体僵化、民生凋敝等。当时的各种意识形态，无论是保守的、改革的或改良的，都必须对这些社会矛盾给出解释说明，并提出各自的价值目标和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譬如，保守派从中国长期的君主统治的历史文化事实出发，强调维持王权的重要性。改良派则着眼于综合各种社会事实，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世界局势、社会稳定等方面来思考问题。而改革派强调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帝制，认为针对中国积疴难返的社会现实，必须采取重病下猛药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些实例都说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矛盾的内在关系，并进一步诠释了“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补偿形式”这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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