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意识形态为什么消亡

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翻开苏联时期出版的意识形态著作――学术专著、教材、宣传资料，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歌颂和赞美之词，但是，它们经不起推敲，外表似乎充满自豪和自信，可实质上是与科学社会主义远远背道而驰的。从斯大林开始，中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苏共的意识形态都没有摆脱以下特征：

第一，一贯奉行社会主义“超阶段” 发展理论。1936年，即苏联刚刚于1935年取消票证配给制的第二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距此不久，仅仅过了三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282页。）二战刚刚结束的1946年，当苏联还处于国民经济大破坏状态时，斯大林就宣布：“‘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同上，第510页。）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则宣布苏联要在20年内（19601980）建成共产主义。赫氏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则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以“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极端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

第三，崇尚一“大”二“公”，奉行一成不变、不事改革、死板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这种模式，如果说在特定时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话，在苏联时期总体来说是一种缺乏激励机制、缺乏效益的模式。这种“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默默排队购物数十年，忍受贫穷和匮乏，因此，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

第四，在对外关系方面，苏共的意识形态内涵是“自我中心主义”和“霸主”心态。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公开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这一指导思想，苏共从没有放弃过。共产国际时期如此，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更是如此。苏联要同美国争霸，其他的共产党也必须随着苏共的节拍起舞。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关系分裂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苏共对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过度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

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传播和出版实行适度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特别在其革命初年。所以，当时出于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查禁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报刊，但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时《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份的”，（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оп・2・д・8・л・9・）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转向党内，就必然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就变成了钳制党内民主，甚至变成了文化统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何等狭窄、贫乏的地步！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之后，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 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将近5000人。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Г．В．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Г.В.Жирков.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ХIХХХ вв.)，第274页。）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定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

除日常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之外，如前面所说，苏共还连续不断地发动批判运动，对思想文化界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和镇压。

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严密封锁和禁锢，不仅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另一特点，即意识形态的极端脆弱性。

苏共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很不牢靠。像苏共的“超阶段理论”，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的“肥皂泡理论”。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院士、教授购一台14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有诸多事实表明，在上世纪7080年代，苏联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暗流在社会深层已呈汹涌之势，但主导舆论的“牛皮论调”却吹得更高，而人民群众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失望情绪也就更深。这种靠禁锢、造神、镇压、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其结果，不仅是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中造成了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无力同现代世界的各种理论思潮进行交锋，而且由于它是在一个极端封闭的意识形态“温室”环境中培养“理论队伍”的，因而又造成了“思想精英”的弱不禁风。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最不能强制、强迫的。苏共长期依靠行政压制措施，采取“武器的批判”，因而不仅没有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就连一些“理论精英人物”本人也没有被说服而真心服膺于它的僵化的理论教条。这样，他们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用外界思想理论武装面前，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在西方五光十色的理论学说和文化思潮面前，束手无策，一无所措，便“一夜之间”败下阵来。所以，苏共意识形态发生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意识形态长期僵化、封闭造成的必然结果。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