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观下China/Chinese的归化和异化处理

摘 要： “中国梦”蔚然成风，其对应的英语译文是以China还是Chinese作为定语修饰语，众说纷纭。本文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思想，从归化和异化视角，阐释了国别担当定语的示例，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提供系统化的分析，再度审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差异，权衡和定位China/Chinese的语用意义。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中国梦 中国英语

1.引言

主席指出：“何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不仅仅是实现民族复兴之梦、强国之梦，更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之梦。中国梦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国家梦、民族梦。随着这个话题深入人心，悄然成风，其译文的出现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翻译盛行于各大媒体及诸多报端，其中以“China Dream”备受青睐，出现使用的频率较高。该译法诠释了主席发表讲话的精神，体现了民族整体利益的梦想，并非个人主义出发点的追梦角度。然则，时间的推移和学者们的推敲，导致了对此译法的质疑。“China Dream”容易导致民族梦与国家梦对立，甚至会被某些西方人士误解为所谓的“强国梦”。另有一种看法认为“China Dream”其实是指外国人想要在中国成就的发展梦或发财梦。因此，倾向于Chinese Dream取代China Dream的呼声此起彼伏，其令人信服的论据莫过于美国梦（American Dream）。美国梦是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机会均等是美国梦的灵魂，聪明、勤奋、坚忍不拔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历史学家亚当斯提出了“美国梦”的概念，旨在表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未来。类化和泛化的现象衍生出“英国梦”、“欧洲梦”，等等，使用国别名的形容词来修饰dream显然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

因而，以此类推，中国梦的译文为“Chinese Dream”也颇为合理。不仅如此，此译法彰显了文化翻译观下的归化处理。Venuti（2001）就提出用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来翻译文化因素。采用归化法意味着把原文尽可能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归化使源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处理以目的语为归宿，在语言表达上较自由，旨在将异国文化中的“异域风情”转化为本民族的版本，从而得到大众的认可。

2.文化翻译观下的归化和异化

杨仕章（2000：66―70）指出，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是：“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流，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文化学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是相对的、偶然的，而差异是绝对的、必然的。文化又是开放的，具有潜在的相互吸收和包容的能力。文化交融的结果就是文化之间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介绍出去。

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1995）提出了“异化法”和“归化法”。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原文作者和源语文化为归宿，后者则以目的语、目的语读者和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异化派认为翻译的初衷就是让读者了解异国语言和文化，译文真实地再现原语才能提高读者接受异国文化的能力，最终促变和丰富本国的语言和文化。而归化派则认为文化鸿沟过宽，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受限制，为了避免文化冲突，语言的交流首先是把源语文化的意义传递给目的语文化读者。但综合而论，无论是从理论的建构，还是实践的操作，都应走向“中庸”，这不仅保存了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再现了原文的文化信息，还可吸收外来语，丰富译语语言文化。

3.个案分析China/Chinese定语模式

英语中经常见到把名词用作形容词，放在其他名词之前（即放在“定语”位置）。事实上，用名词修饰名词有日益发展的趋势。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会碰到有关China/Chinese方面的词汇选择，选词时，我们需要多加斟酌，不仅要考虑它们的习惯搭配，还要关注它们同为定语修饰相同名词所带来的天壤之别。譬如：

the Chinese Ambassador中国派驻其他国家的大使the China Ambassador派驻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大使

a Chinese edition中文版本a China edition专供中国销售的版本

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Chinese English中式特色英语

鉴于China和Chinese词性本质上的差别，在构词搭配上，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根植于英语文化中，不容置疑。身为定语修饰名词的China，往往表示“中国产的，中国特色的”，是褒义显性词，如Chinarose（月季），China silk（中国丝绸），China tea（中国茶），Chinatown（唐人街），等等。Chinese除了客观泛指“中国（人）的，中国特点的，汉语的，中国文化的”之外，还表略带感彩的“中式的”。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指“中国餐馆综合征”，暗指中国饭菜质量差；Chinese whisper意思是“中国式耳语”，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走样的消息；Chinese style road crossing指的是“中国式过马路”。基于翻译的归化处理，以上表达皆不可以互换。

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处理使得“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我们把一些在英语中没有对映体的说法，kungfu（功夫）、xiucai（秀才）、chipao（旗袍）、yin（阴）、yang（阳）、Dan（旦），等等，依赖“中国英语”注入英语语料库中。“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首先是由葛传诚壬于1980年提出来的。“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专门用来表达中国特有事物，或者说是专门用来表达中国特有文化内涵意义的干扰性英语变体。汪榕培（1991）第一次肯定了“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将之定义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为“中国英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以后，一些学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进行了区分，并对前者作出了积极评价。“中式英语”主要特征为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产生了英语和母语在某些方面的融合。其可以归类为：（1）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可以理解，但是未完全归化，目的语受众觉得不自然；（2）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有问题，但是不妨碍目的语受众的理解；（3）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有问题，但是可以被忽视，交际可以进行。

4.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所反映的是该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和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社会语言学认为，一种语言一旦落根于它国土壤，必然会与他国文化相嫁接并产生一些带有它国文化烙印的表达方式，其现象的出现首先源于文化空缺的客观存在，并以在词汇层面上的表现最为明显。词汇相关文献研究表明，词汇问题是不断干扰交流的因素，交流的中断往往是因为言语者无法选用合适的词语。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非对应性，即文化差异性及文化意识，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斟酌东西文化差异，锁定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特点。同时，译者要以信达雅为参数，兼顾语言正迁移和负迁移的现象，审视和提升中国英语的空间，进一步明确China和Chinese的本固特征，然后秉承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严谨推敲，规范使用国别修饰语，从容跨越文化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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