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年学学会会长左学金:身体力行话养老

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间办公室内，我们见到了左学金先生。这位风度翩翩、头发花白的长者，侃侃而谈，言辞间闪烁着睿智。三言两语，他那具象的人生观便展现在我们脑海中。“人生是一个过程，人生的不同阶段就像一条河流，从涓涓细流汇集为在峡谷间奔腾咆哮的急流，继而成为在开阔平原上缓缓流动的大河，最终汇入大海的怀抱。对于这样一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和终点，我们不必恐惧与悲哀，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生命虽然有限，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人生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长者是社会财富为后辈标杆指向

左学金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但是严父慈母重视亲情的普通家庭，从小养成孝顺父母和尊重长辈的习惯，成年后更深感长者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在人生道路上，许多长者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年后，当他自己也渐渐步入老年，他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继续影响着下一代人。

1984年，左学金35岁。这一年，他作为上海社科院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经部门经济研究所徐之河所长和人口经济研究室张开任推荐，获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进修一年。一年后他获得学校提供的助学金（TA）得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1989年秋天学成毕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大陆学生。他此后分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普查局，从事博士后研究与访问研究各一年，在国内发生，海外的学子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左学金毅然选择回国，成为改革开放年代最早的一批“海归”。

二十多年后，重新回顾这段经历，左学金淡淡地说这是受上海社科院张仲礼老院长等老师辈的影响和感召，当年张院长是在美国取得重要学术成就和终身教职后，顶着诸多压力毅然回国的。他还补充说，“当时我已经年届不惑，如果留下来在美国度过余生，难以取得国家认同感和参与感。”话虽如此，但在当年国外与国内生活条件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左学金的选择实属不易。

左学金的这种赤子情怀也影响了儿子，儿子从小在美国上小学，1991年左学金带他回国，刚回国的儿子在语言上存在很大的障碍，常常把“戴帽子”说成“穿帽子”，当时左学金的妻子还在美国读书，但即便如此，左学金还是坚持带儿子回国，寄放在姐姐家中。

“在儿子小的时候，我作为父亲比较注重他的学习，等他大一些的时候，我就与他谈人生和社会，这时我们的关系更像朋友。男孩比较有主见，父母对他们的教育重在引导。”左学金谈到对儿子的教育问题时如是说道。

在左学金的影响下，儿子在学业方面一直都是佼佼者，1998年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去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计算机软件，现在纽约从事计算机系统开发工作。已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儿子，并没有选择加入美国国籍，在这一点上，颇有几分乃父的影子。

在美国留学时，左学金与美国导师马克·帕尔曼（Mark Perlman）教授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马克是美裔犹太人，曾任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是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EL）的创始人。在长期的师生交往中，马克将左学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不仅在学习上倾力指导，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左学金回国后，马克夫妇曾多次来华访问，由左学金陪同访问游览中国各地；左学金每次去美国，也会尽量取道匹兹堡看望马克，并在老师家中小住。

2006年，马克在电话中告诉左学金，自己患了胰腺癌，或将不久于人世。那年的5月1日，左学金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之机，顺道去匹兹堡医院看望马克，此时马克已陷入昏迷。两天后左学金从纽约打电话给马克的女儿，得知马克已于5月2日去世。会后左学金赶到匹兹堡参加马克的葬礼，一位护士流着泪告诉他，马克昏迷前一直在和护士念叨：“我在等一个中国学生……”

导师马克与左学金间的深厚师生情对他的影响很大，鞭策他用这样的感情来对待自己的学生。他略显遗憾道：“以往忙于行政工作，对学生的关心还很不够。今后应该在教学上尽量多花一些时间。”他与许多毕业多年的学生还保持经常的来往。

提倡积极老龄化一如既往地关注民生、关爱同事

作为人口经济学的专家，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左学金在经济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都有建树。他强调作为一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要将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唯实而不唯名、不唯上。但在一个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方面要影响政策制定者，另一方面也要影响公众的想法。

谈到延迟退休的问题，左学金告诉我们：延迟退休是必然趋势。在解放初期，人们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古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不同了，70多来兮，80不稀奇。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老年的标准也在提高。这种社会现状就为延迟退休提供了条件。

左学金指出，延迟退休虽然是因社会客观原因造成的必然，但老年人必须要认识到积极老龄化对自身的积极意义。延迟退休的积极意义就是令上了年纪的人能更持久地服务于社会，获得精神方面的充实和满足，这也是积极老龄化的一种体现。如今在许多人口呈负增长的国家，已经对延迟退休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落实。在日本，有相当一部分70岁甚至80岁的老年人在开出租车。这些老人并没有因为工作而抱怨，反而从工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感。

别看左学金在讲到学术问题时正襟危坐、一板一眼，在生活中，他是一位观察细致、极富人情味的长者，在同事眼里，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偶尔也和年青人一起唱卡拉OK，但是他只会唱老歌，如王洛宾的民歌、前苏联歌曲。“学不会现在的流行歌曲，总感觉旋律不一样”，他笑着说。

在单位里遇到同事，左学金都报以微笑，同事们依然亲热地称呼他“左院长”，在电梯或楼梯上偶遇，他便与同事拉家常、聊生活。在轻松随意中透露着殷殷关切，嘘寒问暖时宛如家中的长辈。

左学金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对同事下属的关心，源于他有强烈的同情心，这多少也遗传了他父亲的品性。左学金颇为感触地告诉我们：“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为别人考虑的人。1960年我的叔叔因病去世，当时我的堂弟只有7岁，此后许多年，我父亲每月从他微薄的工资里省出钱来接济叔叔的妻儿。这事他一直瞒着我们家里人，直到他去世，我才从婶婶那里得知。”

如今左学金已卸任常务副院长职务，继续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指着自己的办公室笑道：“今年8月刚搬进来，原来的办公室很大，东西多，搬过来后显得很挤。以前行政事务繁忙，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不能静下心来，现在可以好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工作环境的变化，并不能影响他的工作热情，也不能动摇他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工作到70岁是他现在的计划，繁忙一如既往，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延迟退休并不是一句空话，他身体力行的表现也为他所倡导的积极老龄化作出了最鲜明的表率。

理想的人生：活得健康，死得痛快

“锻炼身体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宁可花一些时间进行锻炼，用效率争取时间，也不要一味地透支自己的健康，要做理智的工作狂。”对于身体和工作的辨证关系，左学金引用了中国的一句俗语：“磨刀不误砍柴工”。

左学金认为，老年人在自我保健方面，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他强调：“所谓的自由，从哲学上来说，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你要追求健康的自由，那么首先就要学会约束自己的口腹之欲以及摒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假如你生病卧床，何来自由可言呢？”

“我认为理想的人生是活得健康，死得痛快，而不是在疾病缠身、卧床多年后死去。”左学金认为，进入老年后容易生各类慢性病，对于这些慢性病，最好是积极预防，有病要及早治疗控制。

在卸任院长前，左学金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12点后才能睡下，经常熬夜，人就感到很疲劳，因此他更注重对自身身体的锻炼。但他每天的日程都安排满了，除了晚饭后有些时间处理自己的私事外，白天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办法总比困难多，左学金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做起了规划。为了增强自己的体力，他选择骑车甚至走路上下班，从住宅到单位，骑车约20分钟，步行需要花费近45分钟，左学金认为，对于那些工作比较繁忙的人来说，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健身锻炼，比较容易长期坚持下去。他笑称：“走路骑车上班，不仅锻炼了体力，而且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步行上班之外，左学金还打太极拳。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开始打杨氏太极，1991年回国后，他又学了陈氏太极。每天晚饭前，只要时间允许，左学金便会找一块空地，摆开姿势，先“杨”后“陈”，两套太极打下来要花掉近三刻钟的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打，对他来说，这又是一项零成本的锻炼方式。

不久前，作为上海市老年学学会会长的左学金参加了上海十大男女寿星会。他告诉我们，这些老者虽然饮食习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心胸都很豁达。因此左学金告诫广大老年朋友：“上了年纪的人要学会包容，凡事看得开，做到‘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是健康长寿的根本。”

左学金称自己是一个不太懂得享受的人，因为工作关系，很多时间都花在行政事务上，今后，他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有空闲时间的话，他还想到处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此外，退休后他还希望练练书法，书法家大都长寿，可见笔墨书画不但可以修身养性，也可使人延年益寿。

这就是左学金，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以己所学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学者。他的健康养生、积极养老的理念和态度，就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有限的生命里绽放无限的精彩，直到最终汇入大海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