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上市对国内经济监管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发展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尝试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驻港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 “借壳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以 1. 8 亿港币收购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权; 几乎在同时，华润集团与其他中资机构收购天安中国，是驻港中资企业 “借壳上市”的最早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几度掀起借壳上市及参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第一只内地注册境外上市股票还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青岛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第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梦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这类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头，下至年营业收入不过千万元级别的中小企业，香港、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多伦多、汉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已经蔚为大观，在香港、美国两大证券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划分为两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这 个“国内境外”市场上市，一部分是在国外上市; 前者纳入中国证券市场统计，后者不纳入。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分别为 3596. 16 亿元、4609. 54 亿元和10275. 20 亿元 ( 参见表 1 ) ，2011年 1—4 月为 3084. 2 亿元。此外，10 余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较少。

因此，倘若将离岸公司纳入统计，赴港上市中国公司筹资规模还会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筹资最多、公司营业收入和市值最大的市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 ( 现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统计，2006 年之前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量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有 17家; 从 2006 年起，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目激增。不考虑任何形式的买壳交易，2006—2007 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分别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机爆发而锐减至 4家，2009 年恢复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参见表 2) ，为迄今中国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单独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样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筹资额 36 亿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246. 5 亿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资金额 18. 67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资 额 5. 74 亿 美 元 增长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漏损渠道

由于多年来境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容纳大盘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简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资本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失为更理想的上市场所。有关部门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进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借此引进海外投资; 某些企业管理层希望尽快让自己的薪酬与西方国家同行“接轨”，投资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本投资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国市场规则下运作，……相关各方的上述动机更给境外上市热潮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境外上市也确实为中国互联网等产业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任何失误都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规模的扩张，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秩序的冲击日渐显现。主要问题包括:———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2011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 30446. 74 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 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大规模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已经成为宏观调控漏损的一大缺口，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向紧缩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并不同步时，这个漏洞尤为显著。因为此时海外过剩的流动性将借助境外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渠道流入中国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政府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成效，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维持中国政府希望压缩的产业发展。由于通过跨境上市进行的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明显，大规模境外上市明显加大了中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难度。从以往大规模 “压锭”时期海外上市棉纺织企业得以逆势扩张，到近年房地产调控中境外上市房地产企业大量发行企业债券，再到国内货币政策一再紧缩却依然不能完全抵消美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受美国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冲击、第三轮量化宽松又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我们更需要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冲击之一就是通过投资渠道输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在因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获得充裕现金后，他们不会也没有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大量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使得泛滥成灾的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变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 购 买 量 已 达 1000 亿 美 元，2003—2007 年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 量 分 别 为 885. 87 亿 美 元、849. 70 亿美元、1273. 96 亿美元、1064. 55 亿美元、953. 25 亿美元，2008 年第一季度 ( 即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 为 245. 46 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波动较大，2008年全年为净卖出 202. 46 亿美元，2009 年恢复为净买入 593. 23 亿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至 707. 92 亿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净买入即高达 457. 49 亿美元 ( 参见表 3) 。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和市场对此预期增强，随着美欧等西方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全球证券市场融资规模明显被直接间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资环比增长 39%，达到 378 宗、646 亿美元。作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最好的经济大国，中国市场与中国概念证券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两三个月市场上对此举的预期已经普遍上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网上市起，3 个月内有 23 家中国企业在美 IPO，其充当美国泛滥成灾流动性涌入中国渠道的性质已经非常明显。2011 年上半年，尽管发生了海外上市中国企业造假风潮并遭遇大面积做空，仍有 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进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贡献。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36 亿美元; 这样，按2010 年末汇率 1 美元兑 6. 6227 元人民币计算，2010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场 筹 资 总 额 为2604. 04 亿元。2010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 259274. 89 亿元，其中外汇为 206766. 71 亿元，与上年末相比，总资产增量为 31744. 39亿 元， 其 中 外 汇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亿元，占总资产增量的99. 6% 。假设境外上市企业将所筹资金全部调回境内且全部兑换为人民币而成为央行外汇资产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结果，2010年境外上市筹资占央行外汇资产增量的 8. 24%，占央行总资产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 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境外过多流动性输入中国并加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受阻，将有利于中国削弱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尽管国内普遍将近几个月境外上市中资企业股遭到的冲击视为不利影响，但从这个视角来看，正值第三轮量化宽松黑云压城之际，境外上市中国概念股爆发造假丑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望而却步将有利于削弱中国的资本 内 流压力。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司治理与价格扭曲、欺诈问题

在微观层次，信息不对称堪称企业境外上市的最大风险所在。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正因为如此，实践证明，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经常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丑闻之一 “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 ( 后改名 “中科创业”) 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 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缘、文化联系，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点;但香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之风相当炽烈，一些投资银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Tom. com 上市时的超额认购、百富勤当初对红筹股公司的过度包装，无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剥削小股东作了透彻的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周期过长、违规行为处罚过分轻微等弊端更为突出，以至于国际知名基金管理人、谭普顿新兴市场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经理马克 •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断言，总有一天，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将成为亚洲公司治理的样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还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价。

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泰富电气 ( HRBN. NASDAQ) 、康鹏化学( CPC. NASDAQ ) 、 大 连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来这类企业还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尽管就单个个案来看，当事企业动机未必没有可非议之处，但此举总体上还是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 A 股与 H 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 A、B、H 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证券市场上赢得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能够压倒对风险的厌恶，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反而增强境外市场投资者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进而抬高股价。

作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20 年来总体上趋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这种额外 “中国溢价”的几率大大提高。近年来新能源、网络和中国消费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获得这种额外的 “中国溢价”，从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定价机制高度依赖 “市梦率”而非 “市盈率”的网络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们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国外 IPO 时获得非常高的发行价格，如果在国内上市，有切身体会的中国投资者绝对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价购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在中国近年大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成为境外市场上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国证券市场 IPO 的中国公司中，消费品及消费服务行业是第二大行业，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这个行业 ( 其中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分别为7 家和2 家) ，占IPO 总数的27%。今年以来，境外证券市场上 “中国消费”概念热潮有增无减，从普 拉 达 ( Prada) 、新 秀 丽( Samsonite) 、蔻驰 ( Coach) 之类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这样的港资中高档珠宝连锁店，再到凡客诚品这样走价廉物美路线的内地服装网购企业，目前境外拿中国消费需求作噱头筹备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几乎每家企业计划的筹资金额都相当可观: 普拉达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15 亿 ～20亿美元; 新秀丽赴港上市招股价如果达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资117 亿港元; 凡客诚品计划在纽约上市筹资10 亿美元; 周大福计划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筹资 30 亿 ～ 40亿美元; 已在纽约上市的蔻驰打算年内以预托证券形式在香港实现二次上市; ……所有这些公司都把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销售增长预期作为最大卖点，但这样的集中上市热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实情的信息不对称，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国消费概念。

中国消费市场绝对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增长速度更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之最。2000—2009 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 万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 万亿元;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4. 8%。我计算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截至 1992 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 年达到 81%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2008 年开始逆转，2009 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100% 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争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这一转型进程理所当然还会助推国内消费增长。但在狂热驱动之下，无论如何高增长的行业都有可能赶不上资产市场价格的飙涨，西方市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又为过度抬高股价创造了基础。

深入分析上述中国消费概念股，可以将其推销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达、新秀丽、蔻驰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国市场当作最大卖点，问题是中国消费可持续增长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两极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费主要源于富裕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不如整个消费增速。而且，近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爆发式膨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群体乃至黑色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努力会减少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达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与中国整体消费增长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额 “中国溢价”飞来横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所以难以持久，并常常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从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倍感切肤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更何况某些中国公司、特别是网络概念公司花费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装”而非真实业绩，这给那些海外律师事务所、那些做空者创造了怎样的可乘之机，可想而知。

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治风险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而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公司辗转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有可能模糊最终控制者，从而围绕最终管辖权问题造成潜在的投资争议，从而实际上升到了国家层次。

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围绕华晨集团股权的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不仅在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百慕大华晨中国及其 4 位董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国联邦法院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尽管仰融上演的这出闹剧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但这个案 例 已 经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发表的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行动，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高官为此于2005 年专程访华时指名与我谈话。

在谈话时，我明确向他们强调了这个涉及国家的问题:“国家所争无非是人民、国土和财富，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煽动中国新疆 6 万边民外逃，他们没有带走中国一寸土地和一分钱财富，但随后中国仍然与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么，假如一个地方不仅诱拐中国国民，而且造成中国财富流失，那么中国政府会怎么看? 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后，中国商务、外汇等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旨在明确这类离岸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并据此明确中国政府对其最终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中国企业界人士规避监管的动机极为强烈，对这类规章也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手法企图规避，中国方面仍须为确保本国对相关资产的最终管辖权而 保 持警惕。

同时，在境外上市操作过程中，某些常用的潜规则践踏了中国法律法规的尊严，构成了另一种政治风险，10 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由于支付宝争端而暴露的 “协议控制”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虑支付宝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就整个协议控制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从问世之初就违反了中国法规，对中国构成了现实的侵犯和重大潜在隐患。

首先，创建初衷便是规避中国法规的协议控制模式一开始就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属于无效行为，重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四、六、五十八条条款，就会明白这一点。

《民 法 通 则》 第 四 条 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五十八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 四)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控制模式至少违反了 《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便没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海外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某些媒体渲染了种种理由，主张让协议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虑支付宝等相关企业和业务涉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而对法律作出如此颠覆性的更改 ( 须知这是规定所有民事法规基本原则的 《民 法 通则》，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部门规章) ，认可在本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居民和机构可以不遵守本国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

五、结束语

中国不应也不会直接禁止企业境外上市，中国还会努力推进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 但鉴于境外上市对企业和国家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而目前中国国内资本缺口已经大体消除，境内资本充裕，境内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IPO 规模更连续数年蝉联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资与境内融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规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经不是中国企业融资发展的首选途径。如上文所述，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 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香港 H 股筹资 2365. 62 亿元，同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 36 亿美元，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市场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合计2605. 074 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的25%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当减轻对境外上市的过度迷恋，中国政府应当取消对境外上市的超国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克服重视 “包装”胜过夯实业绩基础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股价的强烈诱惑，克服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规避监管、逃避税收的内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