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范文

时间:2023-11-15 21:03:02

境外投资

境外投资篇1

一、上半年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外商投资略有下降

受世界经济大环境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有所下滑。据统计,2012年上半年,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705家,实际使用外资591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3.1%和3%。其中,6月当月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44家,同比下降1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0亿美元,同比下降6.9%(注: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

从发展趋势看,今年1月、2月、3月、4月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分别下降0.3%、0.9%、6.07%、0.74%,自去年11月以来连续6个月下降,但降幅较去年11月(-9.8%)、12月(-12.7%)要小。5月当月同比微涨0.05%后,6月份再次出现了下降。突出的特点是:

一是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1—6月,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8.9亿美元,同比下降14.4%,占同期全国总量的1.5%。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70.2亿美元,同比下降5.1%,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5.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2.4亿美元,下降2.9%,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6.1%。其中,房地产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12.4%;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73.3%、62.6%、17.8%。扣除房地产,1—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68亿美元,同比仅下降0.1%,或者说基本持平。其他服务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6%。

二是主要对华投资国投资下降。1—6月,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9169家,同比下降15.5%,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10.7亿美元,同比下降2.8%。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698家,同比下降4.0%,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6.3亿美元,同比下降3.2%。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848家,同比增长1.0%,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1—5月同比下降5.1%),其中,德国、瑞士和荷兰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为9.0亿美元、7.2亿美元和5.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1.2%、213.1%和67.3%。

三是中部地区吸收外资保持较快增长。1—6月,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48.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占全国总额的8.2%。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03.2亿美元,下降2.9%,占全国总额的85.2%。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9.5亿美元,下降15.1%,占全国总额的6.7%。

(二)境外投资增长迅速

据最新统计,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其中,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118亿美元,占我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3.3%。对香港、东盟、美国、俄罗斯投资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增幅分别为58.9%、34.3%、28.2%、20.3%。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110.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2%,同比增长27.8%。广东、山东、湖南、甘肃、江苏等位居地方投资的前列。截至6月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累计达到3575亿美元。

从投资主体看,国有大型企业仍是境外投资的主体,但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已经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从投资方式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资本市场收购、参与国际招投标等新型投资方式,有效降低了投资成本,规避了投资风险。从投资的行业来看,商务服务业投资同期增长了183%,投向文化和体育的增长了150%,投向娱乐业增长53%,投向房地产增长46.8%,投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增长45%,在传统的矿能行业之外,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的境外投资格局。

二、如何看待上半年的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形势

(一)国际投资和贸易环境严峻,情况复杂

首先,世界经济总体上增长乏力,外部资金供给不足。尽管目前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但欧债危机影响深远,将对全球跨国投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今年一季度,全球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双双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还预计2012年全球FDI比2011年仅有微弱的增长,全球投资资金流趋紧。由于外资投资意愿的下降,今年的外商投资无论是签约还是实际到位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其次,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步伐放缓。从投资来源地看,亚洲十国(地区)仍然占外商投资的大部分,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境内企业从境外通过设立离岸公司返程投资。欧洲很多国家仍然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对外投资趋缓;美国等国在高失业率的压力下,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引导本国企业回国投资兴业,舆论对企业海外投资质疑声音增大,预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有可能调整其全球投资布局,来自这些地区的外资将受到较大影响。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低速增长已成为常态,外部环境的改变已经十分明显,依靠外需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境外投资篇2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二、我国对境外投资的外汇和外债管理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

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那些能够获得国际大金融集团融资的企业项目,一般存在良好的盈利前景,如果能够在海外市场得到优惠融资,将有助于提高境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境外投资进行的国际商业融资需要纳入外债管理。同时,企业将这些资金用于境外投资,也要纳入境外投资规模管理。因此,适当放松对国际商业融资的限制不会造成国际收支风险。

境外投资篇3

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在部分省市进行简化境外企业和机构审批手续试点的通知》(外经贸合发[*]44号)和《关于同意下放非贸易性境外投资审批权限改革试点的批复》(外经贸合函[*]107号)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我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法人(以下简称投资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经营等方式到境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除外)设立企业或机构(以下简称境外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运输、旅游、研发、咨询、投资控股等经营活动。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企业法人开展境外投资需经批准。

二、资格条件及投资方式

各类企业法人均可开展境外投资。从事进出口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业务的境外企业,投资主体应具有该类业务的经营资格,并在拟投资国家或地区已有一定的经营业绩。

允许投资主体以货币、实物和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进行境外投资。投资方式包括新设企业;并购境外企业或外国企业;将境内资产相关权益注入境外企业;国家允许的其他方式。

三、申报程序

(一)审批权限:

设立劳务合作类境外企业;在未建交国家设立境外企业;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朝鲜、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等热点国家设立境外贸易企业,由我厅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后报商务部审批。其余由我厅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后审批。

经商务部授权后,深圳市企业境外投资由深圳市外经贸局审核上报或审批,并报我厅备案。

境外企业投资金额、投资比例、合作对象、合作方式等发生变化,或再对境外进行投资,须按原审批渠道履行报批手续。

港澳企业和境外加工贸易企业的审批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二)申报程序:

投资主体申请设立境外企业通过以下渠道向我厅申报:

1、各市企业由当地外经贸主管部门申报。

2、省级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由其所属的省管国有企业集团申报。

3、在省级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直接向我厅申报。

(三)报送材料:

1、申请报告书(标题统一按“关于申请在XXX国家设立XXXX公司的请示”格式,内容包括国内投资主体情况;项目投资目的及内容;合作各方的情况;投资金额、投资方式、投资比例及资金来源;境外企业年经营规模等);

2、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意见;

3、境外企业章程(境外机构提交代表处工作条例及负责人简历);

4、境外企业中外方合资、合作草签协议;

5、投资主体营业执照;

其中设立境外非贸易企业的,投资主体须同时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厅备案。

(四)领取境外企业批准证书:

投资主体凭批文到商务部领取批准证书,待商务部网上发证条件成熟后,统一由我厅批准证书。投资主体须凭批准证书办理外汇、海关、税务、财政、商检、银行、外事等手续。

四、境外企业的管理

(一)根据国家规定,实行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及绩效评价制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具体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境外企业注册后30天内,应填写《境外企业或境外机构登记表》(附后)连同注册文件一并报我厅备案。

(三)境外企业禁止从事违反我国及所在国法律的经营行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国有和国有控股境外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租赁、证券、外汇、投机性股票、期货投资、黄金、等高风险业务。

(四)境外企业连续3年亏损,经整顿后仍无法扭亏为盈的应予撤销或破产。需要撤销的企业,应报省外经贸厅备案,其中国有和国有控股境外企业,还应按照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国有资产产权核销手续,并按所在国(地区)的法律法规办理注销手续,妥善处理各项善后事宜。

(五)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境外企业,其投资主体应在本方案公布之日起3个月内按规定补办国内报批手续。对拒不履行报批手续的,将对其境外投资实施限制制裁。

境外投资篇4

第一条为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决策权,规范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

(一)在本市范围内的各类外商投资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市兴办投资项目,参照外商投资项目执行。

(二)对我市各类企业,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进行的投资项目。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的投资项目,参照境外投资项目管理。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项目,是指我市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第四条属市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委以及市政府授权管理的开发区管委会办理核准。

属国家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经市发展改革委、市经委进行初审,并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

第五条市发展改革委、区县(自治县、市)计委负责外商投资的重大工业项目和其他各类外商投资项目及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外商投资的一般工业项目,由市经委、区县(自治县、市)计委和经委负责核准。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负责办理本辖区内《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外商投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的核准。

第二章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第六条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分类,总投资(包括增资额,下同)1亿美元及以上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和总投资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限制类项目,属国家核准权限,由市发展改革委受理并按规定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

总投资1亿美元以下、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和总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限制类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和市经委按职责分工办理核准。其中,除总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类外商投资项目外,均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核准;总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类外商投资项目,由市经委负责核准。为方便企业,项目单位向项目所在区县(自治县、市)计委、经委或市政府授权的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由区县(自治县、市)计委、经委或开发区管委会接收材料并出具推荐意见后转送市发展改革委或市经委。

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由项目所在区县(自治县、市)计委和经委按照职责分工受理并核准。其中,除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改扩建项目外,均由区县(自治县、市)计委负责核准;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改扩建项目,由区县(自治县、市)经委负责核准。

在北部新区、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总投资1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由项目所在的开发区管委会受理、核准。

第七条项目申报单位应向有权核准机关报送项目申请报告一式5份。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名称、经营期限、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二)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产品,采用的主要技术和工艺,产品市场分析,计划用工人数;

(三)项目建设地点,对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需求量,以及主要原材料的消耗量;

(四)环境影响评价;

(五)涉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测算;

(六)项目总投资、注册资本及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及融资方案,需要进口设备及金额;

(七)按规定必须招标的项目,还应说明项目的招标初步方案。

项目总投资估算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可简化项目申请报告。

第八条项目申请报告有条件的应附以下文件:

(一)中外投资各方的企业注册证(营业执照)、商务登记证、最新企业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开户银行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

(二)合资协议书、增资、购并项目的公司董事会决议;

(三)涉及银行贷款的,由有关银行出具融资意向书;

(四)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五)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选址意见书;

(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书(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七)涉及国有资产或土地使用权出资的,需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确认文件;

(八)涉及特许经营的项目,需提供有权部门出具的批准意见。

报国家核准的项目,(四)、(五)、(六)项应是市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

第九条核准机关收到项目申请报告后,按照以下条件进行审查:

(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规定;

(二)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行业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要求;

(三)符合公共利益和国家反垄断的有关规定;

(四)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要求;

(五)符合国家和市规定的技术、工艺标准的要求;

(六)符合资本项目管理、外债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境外投资项目核准

第十条境外投资项目分资源开发类和其他项目进行核准管理。

资源开发类项目指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资源的项目。

第十一条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即大额用汇类项目)属国家核准权限,由市发展改革委按规定转报。

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以下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投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准。

中央管理企业赴境外投资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前往台湾地区和前往未建交国家的投资项目,不分限额,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国务院核准。

第十二条项目单位应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申请报告一式5份,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名称、投资方基本情况;

(二)项目背景情况及投资环境情况;

(三)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产品、目标市场,以及项目效益、风险情况;

(四)项目总投资、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融资方案及用汇金额;

(五)购并或参股项目,应说明拟购并或参股公司的具体情况。

第十三条项目申请报告有条件的应附以下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或相关的出资决议;

(二)证明中方及合作外方资产、经营和资信情况的文件;

(三)银行出具的融资意向书;

(四)以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权益出资的,按资产权益的评估价值或公允价值核定出资额,应提交具备相应资质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或其他可证明有关资产权益价值的第三方文件;

(五)投标、购并或合资合作项目,中外方签署的意向书或框架协议等文件;

(六)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报送信息报告,并附有关确认函件。

第十四条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在投标或正式开展商务活动前,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书面信息报告。市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书面信息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有关确认函件。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二)项目投资背景情况;

(三)投资地点、方向、预计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

(四)工作时间计划表。

第十五条投资主体如需投入必要的前期工作费用(含履约保证金、保函等),涉及用汇数额的,应向市发展改革委申请核准。经核准的该项前期费用计入境外投资总额。

第十六条市发展改革委按照以下条件进行审查:

(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不违反国际法准则;

(二)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开发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促进市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三)符合资本项目管理和外债管理规定;

(四)投资主体具备相应的投资实力。

第四章核准程序及期限

第十七条对本市权限内的项目,政府核准机关在进行核准时,如有必要,应自受理项目申请之日起4个工作日内,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对需要进行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进行评估论证。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市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核准机关在核准外商投资项目申请时,需要征求同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应向行业主管部门出具征求意见函并附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

在核准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敏感地区的投资项目前,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有关部门应在接到征求意见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向核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逾期未反馈书面意见,视为同意。

第十九条国家权限内的项目,市级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项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由市发展改革委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我市权限内的项目,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项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的时间)。如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项目申请单位。其中,市级核准权限的外商投资项目,向区县(自治县、市)计委、经委或市政府授权的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的,区县(自治县、市)计委、经委或市政府授权的开发区管委会应自受理项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转送市级核准机关。

第二十条对符合核准条件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机关出具书面核准文件,并载明项目监督检查的内容;对不予核准的项目,应以书面决定通知项目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项目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核准机关应当及时将核准结果在专门的网站上公布。

第二十一条由我市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和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市发展改革委须自项目核准文件出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其中,由市经委和市政府授权的开发区管委会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应自核准文件出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抄送市发展改革委,由市发展改革委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由区县(自治县、市)计委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须自核准文件出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市发展改革委备案。

由区县(自治县、市)经委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须自核准文件出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市经委备案。市经委每月末汇总抄送市发展改革委备案。

第五章核准文件效力及变更

第二十二条项目申请单位凭市、区县(自治县、市)核准机关出具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文件,依法申请办理企业设立、土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除外)、规划、建设、资源开发、资本项目管理、适用税收政策等相关手续。

对未经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外经贸、土地(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使用权的除外)、城市规划、质量监管、建设行政、安全生产监管、工商、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第二十三条投资主体凭政府核准机关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文件,依法办理外汇、海关、出入境管理和税收等相关手续。

对未经有权机构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管理、海关、税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经核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自核准文件之日起超过2年仍未实施且未申请延续的,该项目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第二十五条已经核准的项目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需向核准机关申请变更:

(一)建设地点发生变化;

(二)投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

(三)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主要产品发生变化;

(四)外商投资项目总投资超过原核准投资额20%及以上;

(五)境外投资项目中方投资超过原核准的中方投资额20%及以上;

(六)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规定需要变更的其他情况。

变更核准程序比照本办法规定的核准程序执行。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政府核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要求,依法办理项目核准手续,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收受贿赂以及超越本部门核准权限核准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未经核准机关核准的项目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的,由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咨询评估机构及其咨询人员,在评估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二十九条项目申请单位应当对核准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对项目申请单位以拆分项目或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政府核准机关应当撤销相应的核准文件。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项目单位的责任。

第三十条市、区县(自治县、市)政府核准机关应加强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涉及土建工程等基本建设事项的外商投资项目,其申请报告须由具备相应工程咨询资质的单位编制,其余申请报告可由中外合资双方共同编制。

境外投资篇5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灼过程变成其谋求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切实把握好分寸,注重趋利避害,防止欲速不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控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纷纷取消了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为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些国家还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以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行动本身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就是一种绿色信号,无疑有利于投资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我国境外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条件和机遇,寻求优越的投资环境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当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起着支配作用。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创办跨国公司的经验相对缺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时刻警惕着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新兴的强劲对手,使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本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清醒头脑,使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内商品短缺的现象已基本结束,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75%.另据国内贸易部对605种商品的供求情况排队,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高达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支出,降低银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税,减少法定准备金,甚至在通货紧缩时期逆势加薪等等。采取这样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综合调控手段,旨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赖常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治本措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应该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特别是发展以实物形态资本为载体的境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资源短缺的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铁矿资源虽有500多亿吨,但其中97.3%的储量为贫矿,平均含铁率仅为30%左右。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的合作与竞争,有选择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以便解决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与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同时保障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三、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世界生产力加速发展,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趋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外贸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此起彼伏,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很盛行。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反倾销壁垒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国的依赖,提高本国自立能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设法提高关税,实行配额限制等。特别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区域性集团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进出口限额,乃至完全开放边界,使成员国远比过去更为便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商品交换和优势互补,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贸易机会,使国际贸易呈现出以“体”内循环为主的特征。与此同时,集团成员以外的国家,由于不能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和权利,其商品很难进入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越过各区域集团贸易保护壁垒,渗透到不同区域集团内部设立企业,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占据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连年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到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等瓶颈制约,我国目前外贸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技术含量和档次较低,从而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外贸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及欧共体国家,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风险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使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美国近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企图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确立其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英国推出了“技术前瞻计划”,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发展计划;法国推出了“阿丽安娜新型火箭计划”和“新空中客车计划”;日本则推出了“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脑科学时代计划”、“辐射光科研计划”、“智能制造技术计划”等等。由此可见,加速发展高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张“王牌”,高科技产业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宏伟而靓丽的风景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给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原有产品质量,从而更方便地打开东道国大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世界科技创新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变,它们通过种种措施维持技术的垄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减弱。

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而言,世界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以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国在有些领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些领域里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也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缩小这种差距,仅仅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延长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往往极力避免先进技术在东道国过快扩散,将许多研究开发活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内母公司进行,而只将成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转移至东道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难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完整的、一流的先进技术。而且过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恶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资,以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

五、加入WTO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WTO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宗旨就是从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国家和地区保护主义的障碍,逐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各国劳动者充分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WTO作为当今世界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巨大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时遭受歧视;可以享受稳定的、较低的关税税率,以利于本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可以利用WTO所确定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有关贸易争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有利于及时掌握世界经贸的动向和信息,并从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贸易透明度,扩大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度,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既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很大挑战。从总体上看,加入WTO使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大增加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我国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我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使我国在乎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WTO正式成员国的地位,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拓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我国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对于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加入WTO也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领域,我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由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国内市场这一保护性屏障和依托,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苦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迎接挑战,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抓紧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尽快构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选手”,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益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

[1]廖民生。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J].财贸经济,2001,(1)。

[4]聂名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0,(3)。

境外投资篇6

外资企业涉及诸多行业领域,投资需求和目标差异较大,对投资环境的考量因素自然各不相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归纳出包括政治稳定性、市场机会、经济发展与成就、文化一元化、法令阻碍、实质障碍、地理与文化差距这七大因素的“冷热国对比法”。许多学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采取了多因素和关键因素分析法。综合来看,在评价和衡量外商投资环境时,应着重考虑以下主要指标:

(一)本地市场需求支撑能力

以拓展市场为目的的外商投资,关注投资东道国是否拥有足够规模和购买力的国内市场,能否满足企业投资后产品和服务的就地销售。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本地的需求既注重现实存在,也关注未来的成长性和潜在的可能性。东道国人口总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市场需求的总量规模和结构。

(二)基础设施业务匹配能力

企业正常运营所需的交通物流保障、能源资源配合都是外商投资企业看重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高效、低价、有保障的公共交通运输,以及电力和通讯等,还涉及企业的特殊需要。只有当基础设施能够对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时,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才可能获得顺利发展。

(三)市场体制促进有效竞争

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决定了企业行为和经营模式的不同。市场经济下,市场能够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有利于供需之间有效对接匹配,但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计划经济下,政府控制供需规模和路径,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并促进全员参与,但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现代经济体制多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适当干预相结合,但市场参与者的比重结构影响竞争格局。

(四)法制环境提供有效保障

法律是一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准则,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活动中各方的责权利。完善的法制环境能够保护企业投资活动,降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为企业提供保障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良好的法制体系需要由各层级法律法规形成配合,各法律法规间既不能存在明显空挡或漏洞,又不能相互掣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还应该及时调整更新,避免陈旧过时。

(五)政策连续性有利于保持市场信心

政策环境对投资十分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格局。优惠的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经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稳定的政策有利于企业形成对未来市场更准确的判断。政策的优惠性是外商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的重要依据,而政策的连续性则是企业保持长久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政策的优惠性可能随着时间进程有所提高,从而在竞争中占领优先地位。

(六)人口综合素质相当关键

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由“人”完成,现代企业竞争对人才的依赖性更强。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多推行人才本地化发展战略,积极使用投资东道国当地人才资源。相比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水平较高,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除了需要大量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技术人员外,熟悉跨国经营规则、掌握先进技术、能够有效开展国际文化交往的管理人才更是外商投资企业看重的重要资源。

(七)金融环境发达开放水平

除了与金融业外资直接相关以外,所有行业的外资都需要成熟高效的金融环境来支持。成熟的金融市场不仅能够给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市场选择,而且能够以较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开放的金融环境既允许企业投资资金的自由流入,也允许其把投资利润自由汇出。外商企业往往对其投资母国的金融机构较为熟悉,愿意在对外投资时多与本土“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合作。

二、中国外资环境的发展演变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较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进入中国保持持续增长。1983-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从22.6亿美元增加到1132.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4%。截至2013年4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资1.3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连续21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

(一)市场需求增长潜力巨大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市场吸引了全球众多跨国公司的关注,以市场吸引外资也一直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重要举措。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和快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为消费需求和工业需求的不断增加提供支撑。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吸引力巨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2013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就业人口数持续增加,扩大了消费市场的基数;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则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此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对外资形成较强吸引力。

(二)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升级

几十年来,在政府投资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较大发展,建设成就举世瞩目。1978-2012年,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管道输油(气)里程分别增长了88.8%、376%、17.9%、2102.9%和1085.5%。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4.6亿吨标准煤增加至2012年的36.2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能源消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从71.3%降至70.8%。通信网络覆盖面、移动终端人均拥有率不断扩大,移动通讯进入第四代,光纤接入家庭,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专用网络、卫星链路发展迅猛。

(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月,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体制的目标模式。翌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随后,从国务院开始,中国自上而下实施了全国范围的机构改革。截至2002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通过财税改革,中央政府重获利益分配主动权,分税制改革实施的次年,中央财政收入就比上年增加了200%。通过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按市场定价,出口受益,当年的对外贸易就改变了赤字状态,中国进入以外贸拉动发展的历史阶段。国企改革为市场腾出空间,也规范了企业的行为。两大股市为大型国企提供了大面积上市融资的工具。市场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主体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对市场的控制力来看,都发生了重大调整。越来越多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始在中国经济中寻找自身位置,反过来国有企业自身经营水平也因为上市后的公众参与,以及竞争的加强而发生了历史性的重要变化。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和完善。市场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缩短了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鼓励企业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外商投资法制、政策环境持续改善

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保持在“对外开放一百年不动摇”战略方向的同时,通过不断规范和完善外资发展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制环境经历了起步阶段(1979-1991年)、发展阶段(1992年-20世纪末)、国际接轨阶段(21世纪初-2007年)和完善阶段(2008年至今)这四个阶段,外资法律法规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步接轨国际惯例。中国对外资的政策变得更为公开透明,总体呈现从一些特殊经济区域的优惠政策向更广区域扩展,以及更加公平合理的趋势。

(五)人才供给充沛、结构齐全

长期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具备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就业人口总量规模不断增加,业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为就业市场提供了各层次的人才供给。

(六)大量储蓄保障金融供给

中国国内金融业发展较快,在分业经营的市场管理模式下,金融业专注特定领域,在风险控制能力、客户资源、渠道网络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社会融资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东方文化传统上注重储蓄,大量的银行存款为企业贷款提供支撑,贷款利率市场化转变给企业享受更低成本的资金提供了有益的市场环境。外资银行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它们带来的技术理念和产品创新通过外溢效应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

三、完善中国外资环境的有利条件

中国完善外资环境,不仅应该继续改造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还应着力改善软环境。国内深化改革的总体趋势,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供需的合力匹配,都为中国外资环境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有利条件。

(一)全面深化改革明确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中国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经济期待着从改革中获得继续支撑发展的红利。《决定》要求全面改革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部分,明确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落实《决定》的要求、通过合理的路径设计实现《决定》设定的目标,成为中国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自2014深化改革元年开始,一系列政策举措将纷纷出台。过去三十多年里,外资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也将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支撑。

(二)国际协定提出改革发展要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现在和未来,国际协定对中国经济依旧意义重大。美国奥巴马总统重新部署力量,重视通过国际协议规则,确立美国在未来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中国也必然将因时而变。在货物贸易关税已经降至很低水平的情况下,非关税贸易壁垒和与投资相关的市场规制等成为美、欧、加、日等重要国际经贸伙伴的关注点。中国必然会在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需要与发达经济体探讨未来经贸规则的情形。与这些经济体商签的协定必然会有更高的开放程度,从而对国内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三)国内需求升级需要更好服务

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日益增强。除了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上榜企业家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外,整体社会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形成需求的升级。消费者在消费产品质量、安全性和绿色环保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有能力和意愿消费更多、更好的服务,也需要有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仅依靠纯进口的商品从规模和周期上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对外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本地化支持需求更加迫切。城市化的进程依旧在快速推进,城市病随之出现,资源消费增加、废弃物增加,安全的空气、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具备更高的满足此类需求的能力。美中商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国内市场。

(四)企业实力上升更能迎接挑战

中国企业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在不少产业领域获得全球领先地位。其中,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除了与建筑相关的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产品外,化肥、农药等农业相关产品,以及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大量中间产品的产量都已经位列全球首位。随着市场的拓展和销售的增长,中国企业的自有资金和融资能力、市场占有率和发展经验等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一旦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有能力与之开展竞争和合作,除少数行业外不会在短时间内遭受重大打击。

(五)“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需要支撑

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较快,企业通过国际化获得全球竞争力。但完成对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例如,中国企业在完成对外投资后如果将总部迁至国外,可能引起其身份国别属性变化。按照总部所在地本应属于国外的企业,则无法享受国内支持政策,但这些企业仍可能被东道国认作中国企业,从而也无法获得当地的相关待遇。已经“走出去”的企业也面临着全球布局的问题,相当数量的企业希望把国外的优质资源用到国内。这部分投资目前也按照外资管理。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再“引进来”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支撑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布局。

四、外资环境改善的制约因素

改善外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仍然需要认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外资发展的形势,认真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做好充分准备,尽量削减制约因素对外资环境改善的负面影响。

(一)推进深水区改革难度较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涉外经贸体制完成了大量改革。然而,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就是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长期以来发展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固有思维和运营模式很难改变。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敢于啃硬骨头。”某些行业集中度较高的领域往往因为竞争者较少而有着相对较高的行业利润,开放这些外资最想进入的领域面临较大的阻力。一些能源资源保障、通讯行业的开放还面临着对企业承担公共责任,保障普遍服务,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都可能阻碍外资的市场准入进程。

(二)各方外资管理模式不一致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通过WTO多边、自贸区双边,以及区域次区域的经贸协定构建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道路。但是,协议谈判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千差万别。以当前各方关注的中国—美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欧盟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在自身经济管理和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美欧对外资的管理却遵循着不同准则。美国采取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欧盟则基本使用肯定列表。不同的模式不仅意味着协议内容、行业开放清单从内容到可扩展性都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对中国外资未来的管理模式也会有较大影响。同时,如果采取负面清单模式,那么如何处理已经与中国签署的100多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难题。

(三)外资管理涉及内容较复杂

外资管理涵盖的流程较长,包括从外资进入前到运营管理,再到利润汇出等全周期,而当前的外资管理主要侧重于对准入环节的把控。外资管理制度的调整不应过于频繁,而是应该在做好相关工作后尽量调整得当。从已有的例子来看,国家安全是外资管理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外资进入还要通过反垄断审查,以避免市场开放后外资形成市场控制而影响供给的公平性。现有分工中,外资管理需要多个部委配合,以中国经济发展大局为出发点协调各部委的权责,也需要在中央部委职能调整后,相应调整下属的省级机构权限和流程。当前在上海自贸区等特殊区域实施的特殊政策即便成功,在向全国范围推广时也可能出现较大风险。

(四)许多企业竞争准备不充分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本土将遭受外资的猛烈冲击,但通过重点的行业保护,外资并未能够全面进入中国。此次深化改革则可能通过市场的大幅开放给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中国仍有不少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外资加大进入中国的趋势,目前服务的细分市场很可能被新进入的外商投资挤占。相比而言,服务业外资的影响力最大,很可能在细分行业领域重新洗牌。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下,发展优势明显的企业能够抢占市场甚至创造新的市场,能够以其发展潜力吸引更多人才,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低成本融资支持。因此,外资准入的扩大对于习惯于准备不充分、采取跟随式发展的中国企业可能造成较大冲击。

(五)市场开放需换来进攻利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较为流行的做法是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实际上,采用合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可能获得一定的技术提升,但这些技术多数并非是行业领先的,或者是针对中国消费者开发的产品,对企业技术的全面提升支撑不够。未来的外资环境改革,仍然需要充分考虑改革对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确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恰当的外资管理机制,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难题。互换角度,中国加大外资开放力度的同时,理应获得相应对价,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应获得更为公平的市场开放环境。能够实现这种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间互利的双边开放,需要把握关键时机,选取恰当的切入点,同时也对决策者的智慧提出挑战。

五、改善外资环境的建议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把握机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积极采取综合的配套政策措施,努力改善外资环境,赢得发展先机。

(一)统筹考虑内外关系,明确制定发展时间表

外资环境的改善涉及外资管理体制的调整,而这一体制的调整的影响范围极广,处理不当会造成一连串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坚持《决定》设定的方向不动摇。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顶层设计需逐项落实,需要进行统筹考量和安排。内外部的相关工作的进程需要兼顾和配合。鉴于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期是三年,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推进速度也很快,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有着明确的时限。在较紧的时限下,既要按期完成外资管理体制的调整,以符合各项协定的要求,又要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其他领域的改革相互支撑和配套,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服务。需要厘清各项改革工作的优先权,按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排序,按照倒计时的方式排出时间表,以便有效跟踪进展,实施准确评估。

(二)完善相关法律,奠定改革与发展的基石

良好的外商环境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为基础,完善的法律是改革与发展的依据和行为准则。中国的外资三法已经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做出了调整,但与希望实现的外商管理体制目标仍有不一致甚至冲突。应在充分总结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外资三法实际效果的基础上,摸索规律、总结经验,提早启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除此以外,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也应作为一个体系加以考量与分析。法律的完善既需要解决与外资体制管理的目标有冲突的内容,也需要弥补现有法律法规管辖的空白。例如,外商在华获得更为广泛国民待遇的同时,也应当承担更为广泛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避免利用优势地位的过多避税、通过合理的市场分配以及恰当技术知识溢出机制,保障社会的有序和公平发展。

(三)重视关键协定的作用,为后续协定做好准备

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试图主导和构建全球经贸规则的意图十分明确,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为代表的国际协议代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中国参与的协定对中国外资发展环境的影响十分关键,需要重视包括中美BIT、中欧BIT,TISA和自贸区协议的作用。中美BIT协定已经完成12轮谈判,谈判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其坚持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成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中欧BIT协定将重新调整中国与二十余个欧盟成员业已签署的协定;TISA必然大幅推进因为WTO新一轮谈判超期而延缓的市场开放进程。除上述关键协定外,与投资相关的自贸区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相关协议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关键协定获得突破的同时,应该充分总结经验,在体制调整改革的基础上,也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把新的模式用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之中,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对外协议体系。

(四)重点区域创新尝试,探索可复制的开放经验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探索。《决定》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重点区域所具备的特点是运行试验和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应选择具备不同特点的区域针对不同领域进行开放探索,以积累不同条件和环境下不同开放水平的经验。例如,尽管上海自贸区已经提出负面清单,但上海是以金融和贸易为优势的,服务行业优势较为明显。也可以在不同区域尝试不同的负面清单,甚至可以在影响可控的条件下大幅缩短负面清单,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在重点区域的探索过程中,尽管不一定会涉及相关内容,但在对外资准入开放的同时,需要同时建立基于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的监管规则,这对规则运行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在更广泛范围内开放是十分重要。

(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促进创新技术外溢

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资发展环境的改善提供支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将极大促进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支持企业降低经营发展的成本。但是,技术研发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中小型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基础设施并不局限于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传统领域,政府还应该探索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决定》提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因此可以大幅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除此以外,还应该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提供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安全服务。应完善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应用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外资企业间的更深层次的合作,可以包括技术、知识产权和人才等多个领域,促进知识的有效扩散,提升全社会的知识技术层次。

(六)加强服务机构建设,打通更有效的信息渠道

面对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比较大、相关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需要在战略措施上予以考量。应着力培育提供商业相关服务的企业,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创造软环境支持。应鼓励与商业相关的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机构的发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明确监管模式和奖惩机制。也应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处于起步期的中小服务机构。应探索建立多层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加快信息传输速度,及时反馈问题,尽量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进一步的开放将涉及更多的文化交流需求,涉及历史、风俗习惯、等与工作和生活相关的各个层面。搭建相关公共服务平台,有利于促进外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利于减少误会,改善中外资合作的质量。

(七)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打造人才国际化平台

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对企业销售的商品及提供的服务进行约束。继续加强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约束,完善现有的企业征信系统,以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可在全球范围融入国际征信管理系统,从而扩大以原产地规则为判断依据的中国商品和服务被接受的范围,并提升企业在全球范围的融资能力。面对国际上对环境和劳工问题的日益重视,应加强对企业商业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减少商业活动对社会和公众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应努力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增强中国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为人才的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鼓励人才通过到跨国公司历练增强知识和技能。将重要人才信息库建设与规范猎头商业化操作相结合,设立人才创业的孵化器和种子基金,大幅降低人才创业的初始成本。

境外投资篇7

进一步深化改革境外直接外汇管理,巩固改革成效,需要剖析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为:

(一)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立法层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没有制定统一完善的境外投资单行法,权威性较低。目前,用于规范和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不同管理部门各取一块,分别涉及审批、外汇等单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门的行政规章无法相互补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各部门往往会采用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规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无法保证,与促进企业“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体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呈现多头管理。现行体制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负责管理,各管一块,各司其职,存在多头行政管理。这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增加了企业负担,还容易造成管理资源浪费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针对同一主体的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分散在上述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数据交换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全口径监测的需要。

(三)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机制不完善统计监测手段单一。境外投资企业在完成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其唯一的监测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汇年检,年检数据由企业自主申报,年检数据较为简单不够深入,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从年检数据中难以挖掘境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产和权益具体情况,统计监测和调控难度较大。

(四)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财富的日益增长,以及境外资源、环境和投资回报等因素吸引,境内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增强。但是,目前发改委、商务部等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出台的法规均为境内机构对外投资设计,外汇管理部门制定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虽然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操作规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内个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海外投资。大量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游离于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视线之外,不仅使国际收支统计数据失真,无法监测境内个人非法财产转移等跨境资本违规流动规模,也使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国际比较

中国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在管理上积累经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总结归纳其他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指导未来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国际比较1.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美国很早就取消了外汇和资本管制,只要对外投资符合国家经济政策,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一般都允许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国基本上已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尤其是二战以来,在对外投资方面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断加大对本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审批权限上,美国实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国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经济兴起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保证和占领境外投资市场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1999年美国政府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短时间内促使美国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资手段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充分掌握企业运行状况。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美国是鼓励私人资本境外直接投资的。1948年,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时,就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用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与利益。在1969年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作为主管美国私人境外直接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帮助美国个人企业及个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政策经历了“由紧到松”的重大调整,实行分类监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把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方针,先后制定和修订《外汇法》《外资法》和《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法律,利用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海外战略资源和海外企业股权等形式,使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大国,达到消化巨额外汇储备和“资源立国”的双重战略目标。在行政审批方面,日本对境外直接投资不再采用海外投资审批制度,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制度和资本交易项目备案制度,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模式,一类政策一个部门主管,不搞重复管理和审查。资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财务省主管,“外向型”对外经济政策由主管工商贸易政策的经产省管理。财务省受理对外投资者相关备案文件后,转交经产省做出对该事项的备案意见,最终由财务省做出决定。在危机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严格的特许、事先备案和事后报告制度,并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为掌握日本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调整提供依据。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国内的外汇兑换和交易完全放开后,个人境外投资基本放开,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砖国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来建立投资保障机制的。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订和颁布了《对外直接投资法》《国际投资法》《海外投资保护法》等,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本国的对外投资。在行政审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断放宽境外直接投资限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1978年,设立海外合资企业委员会,由商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业部、技术发展总局和公司事务部等机构派员组成,负责批准、管理和审查一切有关境外投资的事宜。在危机管理方面,印度政府专门设立经济司,隶属外交部,来全面负责监管境外投资企业。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业较为活跃和发达,印度政府对于个人境外投资管制方面也比中国较为宽松,例如允许个人汇出不超过100万美元在国外购买房地产、允许个人在海外承认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启示综合比较上述几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的作用。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法可依,减少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保障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安全和利益。二是发达国家都设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如美国对外投资由各州政府负责管理、日本实行“一个窗口、分工处理”的分类监管模式。这种行政管理资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在对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上都采取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监管模式,比如美国设立海外投资企业资产申报制度,日本实施“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印度设立专门部门负责监管。四是越发达的国家对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就越宽松。例如美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大于日本,日本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放开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海外投资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行政法规认真梳理,实现顶层设计,提高法律保护层次,制定出台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投资区域、投资性质的《海外投资法》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从宏观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资法律规范,内容涉及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政府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在《海外投资法》的基础上,涉及各管理部门具体分工的,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体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障体系。

(二)完善部门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管理资源一是将境外直接投资项目核准和开办核准业务合并,归口一个部门管理,形成主管部门负责事前审批备案,外汇局负责事中监测、事后核查的管理体制。这样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资便利性,避免了投资主体在多个部门奔波,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变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放松境外投资管制,逐渐向自动许可制或登记备案制过渡,对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免除政府事先批准,落实企业投资自,实现跨境资金流动均衡管理的目标。三是搭建跨部门的境外投资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开发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商务部、发改委、外汇局、税务部、海关等多个部门境外直接投资审批备案、登记、资金汇兑、纳税、非货币出资等多项信息的共享,为国家宏观调控和构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信息支撑,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管缺失。

(三)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和主体监管框架一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事中、事后主体监管框架。进一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严格执行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往投资所在国的规定,加强同一主体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各项数据之间的数据联动监测,防止不同性质的交易行为违规渗透的漏洞。二是完善境外投资年检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增减资、股权转让、清算等涉及资本变动,境外再投资、对外担保等重大事项的全口径监测指标体系,充分掌握境外投资企业的实际资产和收益的真实状况,强化管理。三是建立境外投资活动调查制度。根据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实际汇出资金、行业属性确立境外投资重点企业名录,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投资收益、境外再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结售汇状况定期实施专项或抽样调查,全面了解境外投资资金真实流向,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境外投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四)按照风险可控和差别化管理原则,逐步开放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改变“有罪假设”的监管理念,按照风险可控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开放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使“藏汇于国”逐渐转向“藏汇于民”。一是按照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先开放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再开放境内个人境外放款,条件成熟后再开放境内个人境外证券投资。二是合理设定个人境外投资规模上限,参照国际经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境内居民财力正常水平,放开100万美元限额以下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超过限额的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资金来源合法性审查。三是按照主体分类差别化监管原则,实行诚信者优先的管理方式。依托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采集的个人信用数据,对诚实守信、银行信用记录良好的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优先开放;对存在恶意违规信用记录的境内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设置必要的限制。

境外投资篇8

论文关键词 中国 境外 国有资产 界定 管理

一、投资和境外投资

(一)投资

商品的流通和货币的产生,促使资本的出现。而资本固有的寻求利润的本质,成就了以最少的资本牟取最大利润的投资法则。因而,投资便成为自由市场最为便捷的财富积累方式,为个人和国家所青睐。

在经济学中,投资是指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简单的可以把投资分为实物投资、资本投资和证券投资。而在国际投资法中,投资是指一种超越国界的资本活动,泛指以盈利为目的而将一国的资本,包括资金、机器设备、技术秘密、专利、商标、有价证券等投放到另一国家的经济活动。

在国际投资法中,按照投资方式的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直接投资。因为虽然自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衔接以来,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总资本流量的很小一部分,但直接投资因其在各国融资和货币政策调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被认为是“当今国际经济学中最敏感的部分”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筹码。”

但是对于什么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为了长期获利而对在投资国以外的另一国家中经营的企业进行的投资行为,意图在于取得该企业管理的控制权,而在一般意义上,掌握该企业25%或更多的投票股,可以作为控制所有权的合理标准。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非当地居民为了创设或扩充完全所有子公司或支店,并取得该企业充分所有权,或者为了参与新设立或已有企业或者是为了长期借款而进行的跨国投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建议规定在另一公司的资本中拥有股份起限为10%,作为直接投资的标准”。而日本政府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海外拥有公司股份的份额至少为25%”,“德国的比例为20%”,“意大利的比例为25%”,加拿大则认为“只有控制权益的投资才被认为是国际直接投资”,而控制权益一般是指“拥有50%或50%以上的投票份额”。

因而,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界定就不同。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国际直接投资总结为:投资者通过输出生产资本直接在国外设立企业,或者收购他国企业或者与他国政府、企业、个人合作,取得股份和各种直接投资管理企业的权利的一种行为。相应的,国际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国外银行存款,购买他国政府或企业的债券和股票等方式,取得利润的一种行为。在国际投资法中,主要调整的是直接投资行为。

(二)境外投资

在开放性的经济环境中,资本的流动是自由的。国际资本为了寻求利润而寻找市场或原材料供应,或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或解决资本过剩而实现资本的跨境转移,便形成了多元、双向、对流的国际投资格局,即境外投资的多元化格局。

因而,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跨越国境,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技术秘密、专利、商标、有价证券等投放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并取得该企业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

境外投资中,资本来源国称为投资者母国或者资本输出国,资本流向国称为东道国或者资本输入国。

因而,境外投资活动具有下列特点:

1.境外投资是一种直接投资活动。

2.境外投资是跨越国境的直接投资活动。

3.境外投资的主体是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

4.境外投资活动要承受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监管。

5.解决境外投资争议的途径具有多样性。

(三)中国境外投资

中国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跨越中国国境,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技术秘密、专利、商标、有价证券等投放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并取得该企业全部或部分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在香港开设过若干企业和银行,如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华润公司等,虽然投资规模不是很大,但为国家后期的境外投资积累了经验。“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境外投资始于1979年,北京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与日本东京九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京合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中国境外投资快速发展,“1979年到1998年底,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已经达到5666家,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金融业,仅中方投资金额已经超过63.3亿美元,遍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此,境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资本管理的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但是,国家对于投资活动认识的逐渐深入和为了避免境外投资风险,在不同时期对于境外投资的主体还是有所限制。根据1981年,原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1992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的规定,可以到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2.具备一定的资金来源或者具备在国际金融机构筹措资金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及人才。

4.在国外有可靠的合作对象。

5.了解和掌握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法律规定、市场、资源等投资环境。

6.非经特别批准,不得用国家资金以个人名义在境外投资,在境外投资从事工程承包或劳务合作业务的企业,必须是外经贸部批准授权予以对外承包工程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公司。

到2010年,可以到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国境内的各类法人,包括企业、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部门、事业单位等。二是由中国境内投资主体控股的境外企业或机构。三是在中国境内具有投资资格的自然人。

这里所指的中国境内的法人一般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机构和企业,但是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除外。由此可见,中国境外投资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即指适用于中国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的投资地区,也发生很大变化。在1980年时,中国境外投资的东道国只有苏联、蒙古、朝鲜和非洲一些国家,而到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的东道国不仅包括180多个外国国家,也包括一些单独的关税区。即东道国的范围扩大到资本输入的国家和地区,具体包括外国国家、外国单独的关税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因此,向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任何地区进行的投资,都属于中国境外投资的研究范畴。

中国境外投资实行申请核准制,境内企业或机构申请境外投资项目,须按其投资总金额的大小,分级报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或这三个部门或者相当于省一级的下属主管部门审批。

中国境外投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些基本的特点:

1.境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原来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作为境外投资的主体,发展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国有机构、私营企业、个人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丰富了境外投资主体的结构。

2.境外投资区域的多样化。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向香港、澳门投资为主,现在扩展到欧、美、亚、非、拉美等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已经开始向台湾地区投资。

3.境外投资领域的扩展化。中国境外投资领域从原来的制造行业向现在的资源开发、战略并够、营销渠道、品牌建设、技术改造等多样化发展。

二、国有资产和境外投资国有资产

(一)国有资产

按照国际资产评估标准委员会的定义,资产是占有和可控制的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可以合理地预计一些未来的经济利益,资产的所有权本身是无形的,但是拥有的资产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因而,国有资产是指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根据概念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广义上国有资产和狭义上的国有资产。

广义上的国有资产是指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种财产、物资、债权和其他权益。包括依据法律和行政权取得的国家财产、投资资产、收益资产和受赠资产。

而狭义上的国有资产是指依据法律为国家所有,并能为国家提供未来效益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主要是指经营性国有资产。而根据学者的研究,经营性国有资产主要包括三部分:“(1)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2)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非经营性资产中,通过各种形式为获取利润转作经营的资产。(3)国有资源中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资源。”

从国有资产的来源和范围不同,可以把国有资产分为经营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

(二)中国国有资产

中国法律对于国有资产内容、范围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早在1990年,《国家科委事业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据法律取得的,或由于国家资金投入、资产收益、接受馈赠取得的资产。无主资产属于国有资产。

而1993年《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指出: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

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七、八、九、十条的规定,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其他法律规定,中国国有资产包括:

1.国有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草原、荒地、渔场等自然资源。

2.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财产。包括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其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资产,国家机关、国有企业所属和创办的事业单位拥有所有权的全部资产,非国有机关和非国有企业创办的事业单位中国有投资的部分,各种政党和各级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中由国家拨款形成的资产。

3.军队资产。

4.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包括国家直接投入的资产、企业通过生产经营、受赠等活动取得的所有资产。

5.国家所有的公共设施、文物古迹,风景游览区、自然保护区等。

6.国家在国外的资产,包括资产和与资产有关的权益。

7.国家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以及债权等其他资产。这里主要是指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和股份制、联营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部分。

8.不能证实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财产等。

中国国有资产是中国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国有资产的经营及其收益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国民经济监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

根据1999年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海关总署联合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是指中国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以国有资产在境外及港、澳、台地区投资设立的各类企业和非经营性机构中应属国有的各项资产。具体包括:

1.境内投资者向境外投资设立独资、合资、合作企业或购买投票(或股权)以及境外机构在境外再投资形成的资本及其权益。

2.境内投资者及其境外派出单位在境外投资设立非经营性机构,包括使馆、领事馆、记者站、各种办事处、代表处等所形成的国有资产。

3.在境外以个人名义持有的国有股权及物业产权。

4.境外机构中应属国家所有的无形资产。

5.境外机构依法接受的赠予、赞助和经依法判决、裁决而取得的应属国家所有的资产。

6.境外其他应属国家所有的资产。

由此可见,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主要包括境内国家机关、国家机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构在国外投资的国有资产及其收益,境内国家机关、国家机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在国外的非经营性机构的资产及其收益,境内国家机关、国家机构、企业以及企业的分支机在国外的无形资产等其他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这说明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以经营性国有资产为核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所占比重较少。

三、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界定的难点

(一)具体内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概念和内容有了初步的框架,但是很明显,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和执行这些规定,有很大的困难和争议。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资产的构成部分比较复杂,因而,实践中执行中国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就出现一定的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部分:

1.国有资产界定有难度。由于中国国有资产在国有财产中所占比例很高,并且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上国有资产来源的复杂性,使得界定国有资产变的更加困难,由此,界定境外投资国有资产也同样出现困难。

2.经济制度的发展给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带来困扰。中国目前正经历着国家经济战略布局大调整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经济战略的调整,总是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制度,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中国有经济的参与程度与构成不同,会影响到国有资产的构成和流动。

3.公司法律制度的变革也会影响到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国有资产的流动在公司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缺乏监管和有效控制,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动的非市场性,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影响了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

4.市场规制法律的不完善,给界定带来困难。市场规制法律的落后,不能有效地管理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在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信息披露的不对称,人事安排的秘密性,市场经营行为的模糊性,甚至是不符合市场规则但却不违法的行为,都为国有资产的流动和评估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样也加重国有资产的界定困难。

5.土地制度的安排给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带来困难。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两部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的确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由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土地登记发证而形成。因此,国家所有土地的使用和国家征收、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以及两者附属物资产性质的判断和评估,在国有资产的界定上出现困难。

6.在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的企业或机构中,如何区别国有资产与他权资产,是一个难题。复杂的是在境外投资企业中,东道国对于公司资产的法律规定对于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的界定又是一个难题。

(二)若干思考

本文认为出现这种困难是由于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传统的公有制产权关系模糊,产权主体处于虚置状态,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理顺产权关系,明确产权主体。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细分产权主体的设想,即分离“所有权主体”和“财产权主体”。从国外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淡马锡模式的运作来看,这种观点具有可行性。具体而言,是指国有企业必须有能够独立代表国家或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权的主体,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在国家管理部门拥有所有权和财产权的状况,在这个大前提下,确定企业产权主体的权责利,使得企业产权主体和所有权主体相对分离,形成一个相对制衡的利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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