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挑战

不知从何时开始，外逃成了贪官们的“上策”，一些贪官抱着一跑了之的心态，露馅就跑、闻风就逃。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贪官外逃让国内的反腐陷入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9月26日，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10月10日，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当前，中央展现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阻断贪官的后路，加大国际追逃力度，对外逃贪官穷追猛打，让贪官无处可躲、无路可逃。但是，境外追逃追赃仍然遇到重重障碍，尤其是法律障碍。10月18日，外交部境外追逃和国际执法合作特别协调员孙昂在华东政法大学参加“境外追逃追赃法律问题”研讨会时，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阐述了境外追逃追赃时遇到的挑战与应对。

境外追逃的国际法困境

对于境外追逃的困难，可以举一个案例，那就是著名的赖昌星案。这个案子从1999年开始办，当时，中央有一个赖昌星专案组，其中有一个法律小组，孙昂任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这个小组负责解决追逃的所有法律问题。对于追逃的法律阻隔，孙昂当时就认为，此案第一步就是要解决政治避难问题。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两者没什么关系。后来的过程证实了他的观点。赖昌星案前后延续了12年，从他1999年出逃，到2011年被抓捕回国。在这追逃的12年中，前六年，主要花在解决政治避难问题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赖昌星获得加拿大的政治难民庇护资格，就可以在当地合法留下。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在国内基于五种原因，即种族、宗教、国籍、某社会团体的成员或政见而受到迫害，就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很多贪官就利用这个条款，申请政治避难，在当地合法居留，从而免于被遣返和引渡回中国。

这种情况给追逃引渡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如果一个人，曾经犯过非政治的严重罪行，他就没有资格获得政治避难。”这一条款对引渡工作很有利。在赖昌星案中，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这一条款，花了很大精力搜集证据，向加拿大政府证明赖昌星是一个犯有严重走私罪行的刑事犯，最终引渡成功。

另外，从难民申请程序上，外逃贪官也有漏洞可以钻。比如说，难民申请是保密的。如果中国贪官在外国申请难民身份，外国政府是不会向中国政府通报的。这个秘密程序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不少中国贪官外逃多年，但国内根本不知其行踪。这些人中间，可能就有人通过申请难民身份，获得难民资格，从而改头换面、隐姓瞒名合法生活在国外。按理说，他们没有申请难民的资格，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如果一个人，曾经犯过非政治的严重罪行时，就没有资格获得政治避难。”但因为保密程序，中国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也没法去证明其罪行。再加上那些审核难民资格的移民法官，根本不了解内情，也不去国际刑警组织逃犯数据库里查（现在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中国逃犯有500多名，如果他们去查的话，至少这500名逃犯不可能申请难民资格），他们只能根据申请者的诉说来判断申请者是否符合难民资格。

只有这些人的难民申请被驳回后，才会进入引渡和遣返程序。引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通常情况下，按照双方签署的引渡条约来安排引渡。中国现在只和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这38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葡萄牙。还有三个发达国家（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已经签署，但是还没有批准生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是中国外逃贪官的主要去处，外逃贪官有半数以上逃往这三个国家。我国和这三个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和美国谈判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即使谈下来，也得不到美国国会批准。因为美国和外国缔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美国是两党制，在参议院中，多数党只占稍微多数，不可能占三分之二以上，因为党派政治，两党牵制，所以很难通过。另一个是法律问题，美国法律允许引渡本国公民，而中国不允许。美国只要谈判引渡协议，就一定要求写入这一条。即使中国同意允许引渡本国公民，美国也不能接受美国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司法程序，从审讯到审判，美国都不能接受。因此，双方签订引渡条约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死刑问题。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另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保留死刑，但是基本不执行。而在中国，贪污受贿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所以，这些国家在和中国谈判引渡逃犯时，都会要求不能判处其死刑。比如，加拿大向中国引渡赖昌星时，就要求中国保证不判其死刑。但是，在赖昌星走私集团中，有一些从犯已经被判处死刑。从犯都判了死刑，作为主犯，赖昌星怎么可能比他们判得更轻呢？这在法律上无法交代。但是，如果不保证，就无法引渡。最终，中国只好同意不判处其死刑。因此，现在和外国谈追逃，他们一般都会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承诺不判死刑。如果承诺，就会和国内法有矛盾和冲突；如果不承诺，就会让逃犯逍遥法外。因此，中国未来要通过立法，让引渡逃犯时承诺不判死刑在法律上有一个落脚点，从而在处理类似案件中有法可依。

另外，在追逃中还会碰到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禁止酷刑公约》有关于禁止刑讯逼供的条款。这就更复杂了。比方说，西方国家的法律都会规定，在审讯时，一般要求有律师在场。没有这个作为第三方的律师在场，就无法保证没有刑讯逼供。而在《国际禁止酷刑公约》第三条规定：禁止各缔约国驱逐、遣返或引渡任何人到“充分理由相信其于该国将受到酷刑”的国家，委员会更进一步的说明，此种禁止驱逐、遣返或引渡的国家不仅是可能会对该人施以酷刑的国家，还包含可能将驱逐、遣返或引渡至上述国家。现在国内新闻报道中，有一些冤假错案的案例，其主要原因就是刑讯逼供。因此，这些困难无法回避。我国的法律未来会不会向国际标准靠拢？未来的趋势是肯定的。比如，原来的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制度，这些都废除了；死刑虽然短时间废除不了，但是执行越来越少了。刑讯逼供问题完全根除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能保证可以完全根除，但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还有更麻烦的情况。一些国家，比如说葡萄牙，虽然和我国签订了引渡条约，但是这个国家不仅废除死刑，甚至连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也没有。因此，他们在向中国引渡逃犯时，要求中国承诺逃犯不能在服刑期间死亡。这当然无法承诺。因此，他们会拒绝引渡。这些棘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谈判解决。

境外追赃的挑战

追赃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追赃工作也很困难。现在涉及国际间追赃的法律只有一个条约――《犯罪资产的追缴与分享协定》。加拿大即将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分享被没收资产协定的国家。以后，我国就可以以这个协定为蓝本，和其他国家签署。这个协议签订之后，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追缴部分贪官外逃资产；二是可以威慑贪官：即使赃款转移到国外，依然可以把它追缴回来。这样，贪官就不敢随便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当然，这个过程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国内法律根据。这个条约协定“追讨”和“分享”赃款，但是，中国还没有哪部法律有此规定，因此这个协议没有国内法对接。假如外交部和国外谈好分享赃款协议，然后追回赃款，到时候赃款收入国库。收入国库后，财政部不可能再拿出来和外国“分享”的，因为这没有法律依据。

当然，追赃工作也有不少进展。今年，我国和美国草签了《海外追税条款协议》，相信明年初就可以签署。这个协议规定，中国会提供美国公民在中国金融机构的账户资料，相对应地，美国也将提供中国公民在美国银行的账户信息。这个协定签订后，中国政府就可以掌握中国公民在美国的资产情况。这对于追赃工作非常有利。比如，现在，有不少中国“裸官”把老婆孩子以及财产转移到美国，协议签订后，中国政府只要一查，“裸官”很容易暴露。另外，现在瑞士，这个世界上银行保密程度最高的国家，在美国的逼迫下终于同意开放信息，向其他国家提供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这样，对中国的追赃工作很有利。但是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依然是中国贪官携赃款外逃的天堂，比如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如果把这些地方都搞定，追赃工作就会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