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范文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1

2015年12月29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会上，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介绍了上海“金改40条”的下一步工作安排，“一行三局”在2016年又有了新任务。 上海“一行三局”领回2016新任务

上海“金改40条”中，由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和外汇局上海市分局单独牵头或共同牵头的有15条，主要牵头研究制定“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个体工商户人民币跨境使用”等5项实施细则。

由上海银监局单独牵头或共同牵头的有13条，主要牵头研究制定“增加中资银行的离岸业务经营牌照和具备离岸业务资格的银行在自贸试验区试点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实施细则”。

由上海证监局单独牵头或共同牵头的有15条，主要牵头研究制定“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在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投资的细则”等3项实施细则。

由上海保监局单独牵头或共同牵头的有13条，主要牵头研究制定“巨灾债券试点办法”等2项实施细则，以及推出航运保险指数。

由上海市金融办单独牵头或共同牵头的有10条，主要牵头“一行三局”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研究建立“加强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协调，探索功能监管”的协调机制，同时研究制定“进一步完善包括金融信用制度建设在内的营造发展环境”的实施细则。

此外，上海市发改委、浦东新区政府（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等单位，以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都有单独牵头或共同牵头的事项。如，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牵头研究制定“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推进方案和有关实施细则”。

除落实上海“金改40条”以外，上海还将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支持经济主体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开展涉外贸易投资活动。自由贸易账户已建立了一系列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的制度，下一步，将进一步充实完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抓紧启动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一体化各项业务，鼓励和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利用自由贸易账户等开展金融创新业务。 专家：“金改40条”助推跨境投融资逐步放开

对于上述“一行三局”2016年在新形势、新常态下面临的新任务和拟采取的一系列新举措，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资深律师马仲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无疑对于我国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自贸区金融创新，对于推进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实属重大利好。

马仲器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可能存在的一系列风险，将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如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震荡、矿商现金流状况、油价涨跌趋势、人民币贬值、欧元走势等，“而对中国而言，自贸区的兴起和发展，‘金改’恰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马仲器同时指出，对跨境投融资的逐步放开是利好。“中资企业通过自贸区若能借到外债，则资金成本低，投融资效益高，将有利于中资企业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自贸区对境外资本市场的投资逐步放开，则有大机会。如对欧洲股市、美国房市适当作些分析，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值得留意。”

此外，马仲器认为，人民币在今年可能还有3%至5%的贬值空间（1月4日的中间价已创出2011年5月24日以来新低，跌破6.5元关口），更具弹性的金融政策将促使自贸区及相关企业即刻做出快速反应，将在结构上力推中国实体经济的恢复性发展。

“今年全球大选年将产生的综合性反应值得研究。今年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会进行大选，无论其结果如何，终将导致世界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等格局发生剧烈变革。我国包括各自贸区如何应对，现在起就要制定相应对策，早做准备。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国内几个自贸区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充分发挥自贸区联合会这一社会组织的联合、联手、联动、联盟作用势在必行。”马仲器说。 “金改40条”首项细则出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了解到，目前，上海“金改40条”首项细则――《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已经正式。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钟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上海“金改40条”的要求，《实施细则》突出了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主旨，比如，率先赋予试验区内企业外汇资本金和外债资金结汇的自。便利融资租赁外汇管理，支持上海融资租赁业快速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便利跨境投融资;推进外汇管理监管方式从行为转向重点主体，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测分析。钟红认为，《实施细则》还为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提升跨国公司资金运作效率，促进总部经济集聚;此外，还率先允许区内银行为境外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交易，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张新表示，《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准入条件，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外汇管理行政审批，简化业务办理流程。张新进一步解释道：“对于区内企业备案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业务，相关备案条件中上年度本外币国际收支规模可由超过1亿美元调整为超过5000万美元，门槛较区外显著降低。外债结汇资金可依法用于偿还人民币贷款、股权投资等;境内银行通过国际外汇资金账户吸收的存款，可在不超过前6个月日均存款余额的50%（含）额度境内运用;在纳入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前提下，允许账户资金的10%结售汇。该政策有助于离岸资金上岸，支持境内设立资金运营中心等。”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2

为落实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并以实施这部法律为契机，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商务部于会后下文通知各地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认真学习，在吸收外商投资工作中严格依法行政提出具体要求。为进一步加大依法行政的力度，指导全国外经贸（商务）系统做好外商投资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年颁布和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经过25年的努力，我国已形成完善的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颁布/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国务院颁布/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基础，也是所有涉及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审批规定的上位法，任何部门、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必须符合上述法律法规。

二、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法定审批程序以及相应注册登记（包括变更审批和变更登记）程序和相关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遵照执行，并应按照20多年来法律实践中已形成的依法行政的具体操作程序，继续与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做好各项工作。

三、根据国务院20*年下发的商务部三定方案，商务部是全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宏观指导全国外商投资工作；分析研究全国外商投资情况，定期向国务院报送有关动态和建议，拟订外商投资政策，拟订和贯彻实施改革方案，参与拟订利用外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依法核准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上、限制投资和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依法核准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及法律特别规定的重大变更事项(增资减资、转股、合并)；监督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合同、章程的情况；指导和管理全国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和进出口工作；综合协调和指导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具体工作，指导并协调苏州工业园区工作；负责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商务部等部门拟订，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商务部联合。

四、国务院根据《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20*年下发文件，明确核定了商务部外商投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主要有：依法由商务部和原外经贸部负责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企业变更审批；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及企业变更的备案；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开采合同、物探协议、联合研究协议及变更的审批及备案；外国（地区）企业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受托经营管理合营企业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配额、许可证项目的立项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设立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部分进口货物配额、许可证的审批等。

五、20*年根据十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组建商务部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明确规定：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的职责，均由新组建的商务部履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商务部履行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中相应职责的通知》（〔20*〕87号文）见附件1）

六、为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依据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我国已陆续制订并公布实施金融、保险、证券、商业流通、旅游、电信、建筑、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广告、会展、电影电视制作等40多项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及港澳台的法规、规章（详见附件2），并已按要求通报WTO。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安排》（CEPA）涉及多个服务贸易领域，CEPA的相关承诺也已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纳入上述法规及规章。在服务贸易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要严格按照附件1列明的法规规章确定的审批原则、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由国务院相应部门或其地方机构审批。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合并分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和上市公司法人股向外商转让等领域，均已依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制订了相应规定。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均应按现行相关规定（见附件3）进行审批。

七、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国务院授权的权限，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进行审批。已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变更手续原则上由原企业设立审查批准部门审查批准；已设立的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新增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的，以及限制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新增投资额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商务部办理审查批准手续；原经地方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部门审查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经营范围等事项涉及国家专项规定须报商务部审查批准的，应由商务部办理变更手续。

八、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应贯彻《行政许可法》的精神，遵循合法、公开、公平、透明、便民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规范审批、许可行为。

九、其他事项：

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经外经贸部门（商务部门）批准设立或批准变更后，应在30天之内凭外经贸部门（商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并依法办理外汇登记、海关登记等有关手续；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部署和要求，各地在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环节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各地应继续坚持一条龙办公、一个窗口对外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地方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应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实施条例（细则）的规定，就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项及时向商务部备案；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各项核准事项，包括需由审批机关出具确认书的企业申请设备免税、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等事项，按各省市现行有关办法办理，其中，鼓励类外商独资企业、服务贸易领域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及已设立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继续依照自1998年以来下发的相关规定及现行做法出具确认书。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3

在部级法规中，一批涉及到金融、贸易领域的重要法规开始实施。《证券投资基金法》使基金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法律确认；《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和《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标志着保险业基础性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为了应对我国正全面面对的各种贸易冲突和摩擦，《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三大贸易救济条例也做了相应的变动。《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不仅降低了对中外投资者的限制性资格要求和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并且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进一步简化了审批程序。此外，《基金会管理条例》、《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对相关领域进行了规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与1997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比，《证券投资基金法》是一部具有前瞻性、保障投资者利益的法律,特别是在准入标准、产品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基金管理公司准入标准方面，《证券投资基金法》只是规定了“主要股东”的条件，这使得银行、保险等机构都可通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基金管理行业。在产品创新方面,《证券投资基金法》取消了《暂行办法》规定的投资比例限制，明确基金可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证监会核准的其他证券品种，为公司型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合法化留有余地。为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投资基金法》还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和民事赔偿优先原则。

中国保监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经营范围和经营规则，风险控制和监督管理。该规定指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发起人，应至少有一家为具备了相关条件的保险公司或保险控股（集团）公司，境内保险企业持有的股份不得低于75％。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或其他等值货币；受托管理的保险资金最高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的千分之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委托之后，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形式，而且资产管理公司不得承诺受托管理的资金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不得利用受托保险资金为委托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也不得操纵不同来源资金进行交易。

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此文件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的配套文件。《指引》的效力包括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本身，进一步细化了对保险资金运营监管规则，完善了风险控制机制。《指引》要求，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结合自身情况，建立运营规范、管理高效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体系，制定完善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制度，并充分考虑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控制活动与措施、信息沟通与反馈、监督与评价等要素。

国务院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与2001年颁布的3条例原件相比较，修订后的条例法律名词更加规范，主体和对象更加清晰，更好地适应了实践需要。比如修改后的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中规定，调查机关应出口经营者请求，应当对倾销或补贴及其损害进行调查，就更具有强制性；这两个条例还将“现金保证金”修改成“保证金”，以符合国际惯例；增加了“符合公共利益”包括环保、卫生等方面的规定，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规则来保护国内产业。修改后的保障措施条例还将保障措施的期限从8年延长到了10年，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力度。此外，三个新条例还将原先的“外经贸部”都改成“商务部”。

商务部《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与1999年《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相比，该办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明确了商业领域对外开放的地域、时间进程，并降低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资产额、销售额等指标限制性资格要求和对于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审批程序也进一步简化。此外，《办法》还下放了部分商业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将一部分经营规模小、开店数量少或者使用中国品牌商标、商号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交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办法》指出，自2004年6月1日以后，取消从事批发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地域限制，自2004年12月11日以后，取消从事零售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及其店铺的设立地域限制。

交通部、商务部《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规定》规范了对外商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国际海上运输业务以及与国际海上运输相关的辅经营业务的管理。《规定》指出，允许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允许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经营国际海运货物仓储业务或者为投资者拥有或者经营的船舶提供日常业务服务。《规定》还对设立外商投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外商投资国际船舶企业、外商投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的设立条件以及应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与1988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相比，该条例对设立基金会的条件、组织机构、基金会基金保值增值运作，以及检查监督作了更加详细的规范。该条例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允许私人建立基金会，意在鼓励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该条例指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且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比原先规定的10万元注册基金提高了一大步。该条例对基金会组织机构的规定更加规范，要求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将不能兼任基金会的主要领导职务；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也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交通部《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作为《港口法》的配套法规，该规定对港口经营的范围、市场准入条件、经营管理、监督检查、以及港口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进行了细化。该规定指出，凡是在港口总体规划确定的港区范围内从事港口经营活动的企业，不论其资产归属如何，也不分其经营的是“公共”设施还是“专用”设施，均应纳入港口经营许可的范围。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港口经营的；未经依法许可，经营港口理货业务的；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兼营货物装卸经营业务、仓储经营业务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相应罚款。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4

对外担保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通常是参照《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和相关行政规章中对外担保的概念,即:是指担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保证、抵押或者质押等形式,向境外机构(担保受益人)承诺,当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由担保人履行义务或者由受益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将抵押物、质物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行为。

对外担保形成的债务在性质上属于或有外债,因此,对外担保在国家外汇管制的体系中列入外债管理的范畴。在这个概念中的担保人不包括境内自然人,受益人不包括境外自然人,债务人不包括境内外的自然人。从1996年《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至今,中国的外汇管制进行了许多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改革,但对于个人相关的对外担保,目前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对外担保根据主债务的性质,又分为融资性对外担保和非融资性对外担保,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中的对外担保,属于非融资性对外担保。在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过程中,担保人通常是卖方自己或是金融机构,被担保人(债务人)是卖方,受益人是外国投资者。

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中涉外担保的重要性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企业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很难得到完全保证(涉外并购更是如此),收购方一般都会在并购时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保障其利益不受损害,其中普遍的防范措施是保留款(尾款)的设置,即一部分并购款要在并购完成后一段时间才能支付。通常选择2年的期间,因为潜在的民事债务和风险超过2年没有出现,债权人会因丧失诉讼时效而无法向目标公司或并购方主张权利。

但是在外资并购内资企业时,在这种设置尾款的方式缺乏可行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外资并购内资企业的特殊管制,根据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内资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或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需要审批机关批准。由于所有并购款要在营业执照颁发后3个月内付清,这使得并购方无法通过设置尾款或拉长付款时间的方式来控制并购中的风险。在此情形下,设置担保措施就是并购方在风险出现时最为有效的救济手段。

三、对外担保的外汇管制措施

国家在对外担保上的外汇管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外担保核准。设置对外担保需要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境内机构提供对外担保实行余额管理或者逐笔核准的管理方式,对境内银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实行余额管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对外担保以逐笔核准为主,具备一定条件的可以实行余额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担保人为自身合法的对外债务或其他对外付款义务提供对外抵押、质押,无需逐笔向外汇管理部门申请核准。

(二)对外担保登记。出具对外担保后担保人需要向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对外担保的登记,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应在对外担保合同签约后15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对外担保逐笔登记手续。

(三)对外担保履约核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发生对外担保履约,须向所在地外汇局逐笔申请核准,其办理对外担保履约时可以购汇。银行提供融资性和非融资性对外担保,若发生对外履约,可自行办理对外担保履约项下对外支付。

四、违规对外担保的法律后果

(一)行政处罚措施。目前涉及违规担保的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外汇管理条例》,但两者之间有一些差别。《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行政处罚措施包括警告、通报批评、暂停或者撤销担保人对外担保业务的处罚;并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2008年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只有警告和罚款措施,且罚款调整为违法金额的30%。根据《外汇管理条例》,违法金额越大,罚款的金额越高,只有比例上限,没有具体数额的上限,违规担保的违法成本大大上升。

(二)违规对外担保的民事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未经批准或登记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对无效担保合同处理的原则为: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五、外资并购中对外担保的法律障碍

(一)担保人资格障碍。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为卖方(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可以是卖方自己,也可以是第三方(如卖方关联企业或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担保人为自身合法对外债务或其他对外付款义务提供对外抵押、质押等,不受对外担保相关资格条件的限制,不需要纳入指标管理或向外汇局申请逐笔核准。但第三方为卖方提供担保时,有一定的资格限制:如果担保人为企业时,该企业和卖方必须有特殊关系,即卖方必须是担保人在境内外设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企业。且其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原 则上不低于15%,外汇局为企业核定的余额指标或逐笔核准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

(二)卖方作为被担保人的资格障碍。根据《通知》规定,作为被担保人的卖方净资产数额应当为正值。且被担保人最近三年内至少有一年实现盈利。如被担保人从事资源开发类等长期项目的,则最近五年内至少有一年实现盈利。被担保人成立后不满三年(一般企业)或五年(资源开发类企业)的,无盈利强制性要求。也就是资不抵债的企业或者连续三年不盈利的企业在外资并购时,无法采取第三方担保的措施。

(三)个人担保和担保个人的限制。由于许多内资企业的股东是个人,所以外资并购中的卖方也可能是个人,个人卖方能否通过抵押或质押自有的财产来提供担保,或个人卖方能否寻求第三方为其做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义务做担保?这涉及到个人卖方作为被担保人的资格问题。此外,在外国投资者并购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往往要求被并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卖方在潜在义务做担保,但个人能否作为担保人为卖方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担保?有些人认为,个人提供的涉外担保不适用针对国内机构提供涉外担保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不需要经过审批和登记。此观点甚至得到了一些法官的认同。虽然中国为个人提供涉外担保留下了余地,但是外管局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此类申请。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在一定限额以内的个人涉外担保将会一步步得到认可,相关的细节性规定也将相继制定。但是由于目前这些规定还未出台,外管局没有强制性的义务给予此类担保行政许可。因此,如果卖方是个人,或者个人为卖方提供担保,那么外资并购交易无法使用担保的方式。

六、外资并购内资过程中可行的担保措施

通过对对外担保的外汇管制措施以及对外担保中的法律障碍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以下可行的外资并购内资中的担保措施。

(一)银行保函。银行保函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第三方担保。普通的对外担保通常要求担保方向外管部门进行申请批准或登记,外国投资很难确保担保人按照中国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办理相关的批准和登记手续。而银行保函是银行的一项经营业务,一般不用担心违规问题。此外,银行的信誉要高于一般的保证人,因此,银行担保是国外投资者的第一选择。然而,银行签发保函总是要求申请人(在外资并购的情形下为卖方)交存一定的保证金。如果卖方资金短缺,银行不会签发履约保证金。那外国投资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卖方获得银行保函呢?外国投资这可以分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卖方在收到第一期转让款后及向银行申请保函,外国投资者收到保函后支付余款。

(二)关联公司担保。关联公司担保在性质上属于第三方担保,可以是保证、抵押或质押。除了有担保业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只有卖方的母公司、股东、间接持股的公司才可以向并购中的卖方提供对外担保,与卖方没有这层关联关系的公司不能为卖方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担保,这是国家对第三方对外担保设置的一个资格限制。

(三)自有资产抵钾、质钾。正由于国家对第三方担保的资格限制,以及对卖方作为被担保人资格的限制,卖方将自有的资产进行抵押、质押是最为简便的方法。根据《通知》规定,担保人为自身合法对外债务或其他对外付款义务提供对外抵押、质押等,不受对外担保相关资格条件的限制,不需要纳入指标管理或向外汇局申请逐笔核准,但应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对外担保定期备案或逐笔登记。若发生对外担保履约,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应向外汇局申请逐笔核准。也就是说,在外资并过内资过程中,卖方用自身的资产进行抵押或质押的担保方式,政府干预的最少。但如果卖方没有可供抵押、质押的资产,如何处理?外国投资者可以设计转让款支付方式,及外国投资者先支付部分转让款,卖方收到该款项后开立大额存单,并将该存单质押给外国投资者作为担保。外国投资在办理好存单质押登记后,再支付余款。

七、对外担保的替代措施

对外担保需要通过担保核准,登记,履约核准,对担保人和被担保人有一定的资格限定,对担保合同和主合同有一定的形式要求。外资并购内资过程中涉及的对外担保在形式上不一定像普通担保案件那样清晰,如主合同可能是卖方的陈述和保证条款,也可能是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卖方的义务条款,而担保合同可能就是一个担保条款,不会像普通担保合同那样明确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担保范围,担保期限。因此在实践中,对外担保的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不一定符合外管局的申请文件要求,从而导致审批或登记失败,从而使股权转让出现不可控因素。

为了避免对外担保审批和登记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外国投资者可以寻求一些其他措施保障以替代担保。

(一)目标公司作为受益人。追究卖方的责任对于国际并购交易来说非常耗时间,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给外国投资者追诉中国卖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既然目标公司是一个法人实体,那么国外收购者是否可以利用目标公司作为解决双方潜在纠纷的工具呢?试想,在这种情形下,双方都将是中国的实体,也就不会产生外汇管制的问题。在货物贸易合同中存在两种针对瑕疵交付的救济措施。一种是降低货物价格,另一种是修复货物。虽然公司股权不是货物,但外国投资者可以借鉴这种救济方式。如果出现卖方未披露的债务,外国投资者要求卖方向其赔偿未披露债务,这需要卖方的合作和外管局的批准才能将赔偿金转移回本国。如果卖方不予配合,外国投资者将面临耗时耗力的涉外诉讼和国际支付问题。另一种救济措施是参照修复货物的理论,只需要使得目标公司的实际状况和卖方订立股权收购协议时所保证的状况一致即可。如果出现未披露债务,由卖方代为支付,或由目标公司履行债务后向卖方进行追偿。为确保卖方或有债务的履行,可以设置第三方监管账户,由卖方将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存入监管账户。这种安排既能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实际利益,又避免了对外担保中的一些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目标公司必须是股权收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否则其对卖方直接提讼会可能会有阻碍。除了第三方监管账户往外,收购方还往往要求卖方向目标公司贷款,卖方、国外收购方及目标公司可以作出特殊约定,即一旦出现未披露债务,与该债务等额的贷款将被抵消。

(二)第三方托管账户。外国投资者和卖方可以做出安排,将卖方收到的首付款放入第三方托管账户,该资金在符合一定条件后才能释放,例如,未出现未披露债务等。可以根据外国投资者、目标公司、卖方的约定,确定卖方承担责任的方式,经过目标同意后,可以释放第三方账户资金支付未披露债务,也可以用以弥补目标公司的损失,如果要向外国投资者赔偿,需要通过外汇管制途径。在三方发生赔偿纠纷时,外国投资者可以立即要求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冻结第三方监管账户,保证将来的判决的履行。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5

为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改变“圈钱市”状况，我国政府监管部门近年愈加重视公司分红行为的监管与引导，如我国证监会在2001、2004、2006、2008年分别出台“半强制分红政策”，国资委（2012）鼓励上市央企建立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分红机制，上海证券交易所（2013）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细化了分红要求。此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5）《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减半征收个人投资者现金红利税；2013年1月1日起又实施“股息红利税差别化征收”。这些措施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引导上市公司建立科学分红政策。公司分红行为属于企业微观财务决策的范畴，那么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分红监管的动因是什么？我国公司分红监管政策是如何演进的？未来如何借助外部监管理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本文拟对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二、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政府监管的政策变迁

转型经济的中国属于一定程度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分红实施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管具备现实合理性。综观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政府监管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现金分红监管政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二是股息红利税政策。

（一）半强制分红监管政策的变迁

我国的半强制分红监管可人为划分为三个阶段：

1.半强制分红的萌芽阶段

2001年2月25日，中国证监会当年第1号令，颁布实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简称《办法-2001》），进一步完善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制度，以改善资本市场重融资轻使用、不重视股东回报等问题。其中，第二章第十一条条款七明确要求，“上市公司最近3年未有分红派息，董事会对于不分配的理由未给出合理解释的，主承销商应重点关注并在尽职调查中予以说明”。该细则，首次在配股及新股发行中，融入了对于分红的说明性要求，虽对于上市公司分红未作出强制性要求，但却拉开了“半强制分红监管”的序幕。

为将保护投资者权益落到实处，2004年12月7日，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简称《规定-2004》）。其中，第四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法：“上市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回报；应将利润分配方法载于公司章程；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该细则细化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要求，并首次将再融资资格与现金分红行为“挂钩”，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2.半强制分红的强化阶段

2006年5月6日，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2006》），进一步规范证券发行，保护投资者和公众利益。其中，第一章总则条款8中，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应满足“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办法-2006》首次量化了再融资公司利润分配水平的门槛，并且其考核期是最近3年。应该说《办法-2006》是对《规定-2004》的深化，因而是一种更加“硬性”的监管。

为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08年10月7日，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简称《决定-20089）。修改的监管细则包括：“鼓励中期现金分红；倡导现金分红的连续性、稳定性；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相比于《办法》（2006），《决定》（2008）更加严格，体现在：首先，从监管方式来看，《决定》（2008）要求必须是“现金分红方式”，因此再融资企业必须在前三年给予投资者“真金白银”的回报；其次，从分红数量要求来看，也由《办法》（2006）的20%提升至30%，要求再融资企业给予投资者更高水平的回报。

3.半强制分红监管的细化阶段

此外，国资委在2012年4月要求国企应成为股市表率，鼓励上市央企建立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分红机制。2013年1月7日，上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简称《指引-2013》），以提升沪市公司分红的水平，保证分红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指引-2013》细化了六个方面的监管内容：一是提供备选现金分红政策，规范例外情况；二是引导建立中小股东参与机制；三是通过政策鼓励公司提高分红水平，四是倡导持续合理分红；五是分红水平事后评价；六是鼓励在现金股利之外采用多样化回报股东方式。

（二）股息红利税政策的变迁

税收成本是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息红利税若偏高，上市公司、股东的理性选择便是降低分红，抑或不分红。那么监管部门调整股息红利税政策的初衷之一就是引导上市公司科学分红。我国的股息红利税变迁历程，可作如下划分：

1.股息红利税的起始阶段（2005年以前）

该阶段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税征收的规定，散见于《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或通知。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我国个人投资者持有股票获得的股息收入按照20%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对于非居民企业，国税发[1993]045号规定：中国境内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于外籍投资者，财税字[1994]第020号《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第八项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股息红利税调整阶段（2005-2012）

该阶段对于股息红利税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调整。首先，是对于个人投资者股息红利税“减半征收”。2005年6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现金红利暂减为按所得的50%计征10%个税。而对于股票股利，则依然按10%税率缴纳个税，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计征。其次，是对于居民企业红利税“完全豁免”。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并且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非居民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必再按税差补税。第三，是取消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红利税的豁免。2009年1月23日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QFII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3.股息红利税差别化征收阶段（2013年以后）

该阶段红利税差别化征收降低长期投资者的股利税负，鼓励价值型投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股息红利税差别化征收政策》，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对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股息红利所得按持股时间长短实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持股超过1年的，税负为5%，税负比政策实施前降低一半；持股1个月至1年的，税负为10%，与政策实施前维持不变；持股1个月以内的，税负为20%，则恢复至法定税负水平。此次政策调整，个人投资者取得股息红利的税负变化随持股时间长短有所不同，持股超过1年的，税负比政策实施前降低一半；换言之，持股时间越长，税负越低。

三、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政府监管的解读

（一）上市公司分红政府监管的动因

1.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动因分析

现金分红是股权投资者获取投资回报的重要渠道，也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更关系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证监会、交易所等部门对企业分红的半强制监管有其深刻的动因，具体来说：

首先，是遏制上市公司非理性的分红行为，督促上市公司分红决策的科学性。有学者将我国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称为“中国股利之谜”。近年来，随着分红监管的逐步深入，上市公司分红行为虽有所改善，但仍然产生了诸如股息率偏低，分红结构“板块倒置、行业倒置、周期倒置”，分红缺少规划、连续性差等新的弊端。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异化”，暴露出的是上市公司分红决策的非理性，深层次原因则是公司治理的失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低效率公司治理系统无法引导公司主动发放股利回报投资者（Shleifer & Vishny，1997），因此诉诸主动外部监管如颁布强制性股利政策，来提供股东满意的股利支付水平（Kinkki，2008）是必要的。

其次，是改善我国资本市场“圈钱市”的不良风气，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股权融资偏好”（袁天荣，2003），资本市场成为了上市公司肆意“圈钱”的场所。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低分红、不分红现象严重，进一步使得股权融资成为“免费的午餐”。直接的后果是，资本市场“超募”现象成为常态，这一点，从中国平安等“融资门”事件可见端倪。“重圈钱、轻回报”的作法严重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证监会在《办法-2001》、《规定-20049等监管法规中，将分红与再融资资格相挂钩的作法，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上市公司恶意“圈钱”的无奈。

最后，是保护股权投资者利益，引导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念。现实中，股权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有两个途径：一为资本利得（即买卖价差）；一为分红（即股息收益）。因此，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多次调整监管政策，以提高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其直接动机就是保护我国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分红权益。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可获取稳定、连续、可预期的分红回报，也有利于稳定投资情绪，吸引其长期投资，培育价值投资理念。

2.股息红利税政策的实施动因分析

税收是调节分配的“杠杆”，股息红利税会影响到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等对于现金股利的“偏好”，上市公司在分红决策中也会理性权衡红利税对于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监管部门在实施与调整股息红利税过程中也有着深层次的动因：

其一，是对于红利征税争议的积极回应。现金分红征税的作法历来为市场所诟病，我国股息红利税争议的焦点在于重复征税和税负差别。上市公司赚取的利润首先缴纳企业所得税，实施现金分红过程中又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股息红利税是一种重复征税。另一方面，同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税负并未一视同仁。作为回应，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于2005年对个人投资者股息红利税减半征收；2013年开始则通过差别化征收以进一步调低个人投资者的税负。

其二，是促进上市公司分红、鼓励长期投资。根据股利的顾客效应理论，高边际税率的投资者偏好低股利政策，低边际税率的投资者偏好高股利支付政策。而根据股利税收理论，当股息税降低的时候，投资者税收成本降低，上市公司分红的积极性得以提高。

（二）上市公司分红政府监管的演进特征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的政府监管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别于发达国家，也区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

第一，呈现逐步严格、细化的趋势。从监管方式来看，半强制分红政策经历了原则性挂钩向实质性挂钩的转变。2004《规定》首次将再融资与分红挂钩、2006《办法》进一步量化了分红比例的要求、2008《决定》明确了必须是现金分红并将分红比例要求提高至30%；从分红比例的量化要求看，经历了无量化要求到逐步提高现金分红比例的量化要求的演变。而2013年《上交所指引》则从提供备选股利分配方式，强化分红信息披露，引导中小股东参与等方面细化了分红的监管。

第二，与时俱进，并显现出积极的监管效应。从股息红利税来看，个人投资者红利税税率从最初的20%，到2005年减半征收的10%，到2013年差别化征收最低税率5%。这与我国“十二五”期间“国富向民富转变、着力改善民生”战略，不谋而合；体现出资本市场“让利于民”、与时俱进的监管思路。从监管效应看，伴随着系列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出台，我国分红上市公司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李长青等，2010）；资本市场现金分红总额、整体股息率逐步上升。

第三，强制力有限，监管面存在盲区。从内容看，证监会的历次半强制分红政策并不具有实质的强制力，上市公司仍具有分红决策的主动权；即便是《上交所现金分红指引2013》，也只是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建立科学的分红机制、提高分红水平。从监管面看，将分红与再融资资格挂钩的作法，无疑存在“盲区”。对于大部分没有股权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半强制分红政策”没有任何监管效力，其分红行为仍然可以“我行我素”。

第四，考核周期“瞻前”而不“顾后”。《办法-2001》、《规定-2004》、《办法-2006》、《决定-2008》都以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作为考核的观测周期，而对于融资后分红则没有要求。其明显的弊端是容易诱发上市公司“钓鱼式分红”行为，即迎合监管，在再融资前三年实施现金分红。而再融资后，分红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积极，这不得而知。

第五，部分细则存在“监管悖论”的弊端。从股息红利税政策来看，我国短期投资者比例较高，2013差别化征收政策对持股1个月以内的投资者征收带有“惩罚性”的税负（20%），这违背了近年我国资本市场“让利于民”的初衷。从半强制分红政策看，强制要求具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进行现金分红的作法，也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四、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政府监管：未来的思考

分红本属于企业微观财务行为，那么外部的政府监管是否有“越俎代庖”之嫌？分红优化中外部监管与内部治理孰重孰轻？关于这两点，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政府监管具备现实合理性，“适度强制”是必要的；分红监管应结合行业、生命周期、财务指标等企业微观特征进行；应该以分红信息披露、分红考核作为重要抓手；监管面应不限于再融资企业。

第二，上市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者作为分红决策重要内部治理机制的角色不容忽视；将分红与高管薪酬契约建立联系，发挥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者在分红决策中的“积极治理”作用，将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本市场“重圈钱、轻回报”的不良风气。

第三，相比于政府监管政策、理顺分红的内部治理机制更为关键；短期内应以政府监管主导、政府监管引导内部治理、政府监管引导“分红文化”的建立；待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优化后外部监管可逐步“淡出”。

为此，实现上市公司分红的外部监管与内部治理耦合势在必行。本文提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优化外部监管与内部治理耦合机制的初步构想。该机制内容有：

（1）耦合要点。外部监管应结合行业、利润与现金流状况、生命周期等企业微观特征；政府监管应引导分红与高管激励契约设计、大股东行为监管、机构投资者介入规则等内部治理机制挂钩。（2）支撑体系。一是分红监管规则的推进与实施；二是分红信息披露的规范与完善；三是分红决策机制的理顺与运行，四是分红媒体监督的适度介入；五是股票发行价格与发行方式改革。（3）运行目标。分红行为从“强制管制”——“相机管制”——“自发理性”的逐步转变。（4）实施思路。短期内以外部监管主导，监管规则尽量细化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中期以外部监管引导分红内部治理；最终，待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理顺后外部监管逐步“淡出”。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6

一、创业指导思想

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全民参与，多业并举，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以“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为指导方针，以市场引导、政府调控、全民参与为基本原则，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放宽政策，改善环境，优化服务，激活民间资本，动员广大劳动者积极行动起来，创办实业，新上项目，投资经营，谋划发展，形成人人争先创业、企业竞相发展的局面；坚持“四创三化两提高”的基本思路，即：创新观念、创优环境、创办实业、创造财富，以项目为支撑、以改革为动力、以党建为保证，加快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市化进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全镇综合经济实力。

二、创业任务目标

1、完成创业任务要实施“83411”工程

以项目为载体，投资劳动资源为支撑，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为纽带，实施全民创业。充分利用党城湾镇中心镇和水、电、路基础条件优势，整合全镇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实施“83411”工程，使全民创业方案落到实处。其具体内容是：积极创办一批能够带动全镇经济发展的骨干项目，集中力量扶持8个产业项目：①完成300农户沼气池及配套设施建设；②建成东山村年处理2000吨洋芋淀粉厂；③建成年存栏1000头奶牛、乳牛饲养场；④建成青山道村“千头”养猪场；⑤建成年加工100吨鲜奶加工厂；⑥建成年产5000只獭兔养殖厂；⑦建成饲草料综合加工厂；⑧建成总面积达5000m2温棚种植项目；大力发展舍饲养殖业，三年内再扶持300户舍饲养殖户，并抓好质量，加快周转，以量促产，以产促销，真正让农民尝到“赶着牛羊奔小康”的甜头；抓好社区经济发展，努力推动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紫亭、巴音两个社区要发动城镇居民和县城周边流动人口住户以“一业为主，多业发展”的思路，启动家庭创业工程，采取能人带动，培育扶持的办法，引导城镇家庭依据市场需求，以家庭为单位发展投资额在5000—20000元规模的小修理、小加工、小制造、小经营、小作坊、小餐饮、小服务、小养殖、小牧场、小农场等“十小项目”，不图形式，不拘内容，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创建400个镇级创业示范户，以示范带动，实现全民创业富民战略。吸纳大中专毕业生和留职带薪的创业职工领办或带办，并发展11个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即养羊协会、养牛协会、养兔协会、养猪协会、洋芋协会、物流运输协会、劳务输转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农畜产品流通信息中心、牧农科技服务中心、家政服务中心，更好地服务全民创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运营机制，为全民创业提供周到服务，积极利用电视、新闻、网络、信息中心等现代传媒工具和社会关系资源，三年内向外输出1000名劳动力。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要减少农民必须抓好农民的职业培训和劳务输出。因此要坚持做到正确引导、政策鼓励、搞好服务方式。为此，首先要对五个农业村住户人口、土地、收入等家庭经济状况进行逐户登记、摸底调查、排队的基础上确定输出劳务人数、工种、类别，再拿出切实可行的劳务输出方案。其次要搞好劳务输出对象的培训工作。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切实抓好各类实用技术培训，以此推动全镇技能型劳动者的输转工作。第三，要把全镇的劳务输转的重点放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第四，要进一步加强与我县新办项目和单位的沟通联系，在协调配合实施重大建设项目时，要充分发挥党政组织领导和专业协会的职能作用，主动与用工单位和工程所在地政府沟通联系，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务输出关系，以完成全镇劳务输转目标。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2、通过实施83411工程，要达到的创业目标：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2007年，使全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178万元，年均增长17.5%，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3634.4万元，年均增长6%，工业总产值达到4158.8万元，年均增长13%；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000元，年；三年内培训各类输转劳务人员达1200人（次）,输转劳务1000名；全镇城市化率达到80%；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为全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创业的主体对象及要求

培育一大批有组织、有作为的创业主体，是实施全民创业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要积极挖掘和整合现有人力资源、分层次培育好创业主体。已经上马和准备上马的（沼气池及配套设施建设、东山洋芋淀粉厂、500头奶牛饲养场、千头养猪场、獭兔养殖场、饲草料综合加工厂、温棚种植项目、鲜奶加工厂）等一批骨干产业项目业主；二是300户舍饲养殖户投资者；三是申请创建示范户投资者；四是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五是自主择业的退转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六是领办、带办城乡非公企业和离职创实业的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七是成功招商引资、输转劳动力、开发新就业岗位者。

对于上述七个方面的创业主体对象一律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优惠和扶持政策。与此同时要面向五个方面，开展好以下五项工作。一是面向全镇各部门、各单位，做好为全民创业创造空间和提供服务工作；二是面向全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做好积极领办、创办经济实体，大胆离岗经商办企业，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创业工作；三是面向城镇居民和下岗职工，做好从事商业经营，发展第三产业工作；四是面向个体私营企业，做好二次创业，扩大经营和发展规模工作；五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和培育、发展高效种植业大户、精品养殖大户、农产品加工户提供优质服务。

四、创业扶持激励政策

为了激发全社会投身创业热情，扶持地方经济发展壮大。

（一）制定八个细则：⒈土地、草场流转实施细则；⒉户藉改革实施细则；⒊工商管理税收管理优惠实施细则；⒋小额贷款扶持实施细则；⒌劳动力输转培训实施细则；⒍全民创业奖励实施细则；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创业管理实施细则；⒏全民创业工程产业引导实施细则。

（二）实施十项措施：

1、开放公共产品经营，促进创业。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向各类创业主体开放，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形成各类创业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2、放宽创业条件，支持创业。凡新办中小企业、合伙企业、独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先发展，后规范，先建设，后完善的，给予一定的发展宽限期，降低资金注册限额。

3、搭建各类主体创业投资平台。各类创业主体投资地位平等，鼓励一切有投资能力的各类创业主体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入股参与企业增量扩股、新建企业招股，获取股金收入。

4、鼓励本镇各类人员学习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知识。本镇的学生报考大专院校地质、矿产、水电专业，凡被录取并立志于我县创业者，均给予奖励；鼓励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到大专院校学习地质、矿产、水电专业知识；鼓励引导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组织选调、选派到大型企业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管理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5、鼓励创业发展二、三产业。牧农民到县城定居，从事二、三产业创业的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来投资者和外来务工人员到我镇落户，子女在上学、就业等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6、允许非领导职务人员兼职创业。党政机关非领导职务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各类企业、专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兼职，获取相应报酬。允许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投资入股参与创业，获取相应报酬。

7、支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领办、帮办企业。鼓励引导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帮办、领办企业并获取企业相应报酬。

8、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离职创办实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实行留级留职留薪，提前退休等激励政策，鼓励创办实业；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领办、帮办实业的，三年内保留身份编制、级别和工资待遇，工资正常发放，工龄、职称评定、社会统筹和正常晋升工资不受影响，三年后愿意回单位的，重新安排工作岗位，愿意继续从事创业活动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或提前退休手续；工作的年限满20年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申请提前退休创办实业，退休待遇按相关规定执行。鼓励离退休老干部发挥余热，招商引资，创办实业，帮办企业。鼓励企业退休人员利用一技之长创办实业。

9、加大项目工作力度。允许招商引资包挂人员参与项目建设服务全过程，并获得相应报酬。

10、提高创业成功者的社会地位。坚持党管人才的方针，积极创造条件，让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非公经济人士通过法定程序在镇政府担任相应领导职务。

五、创业保证措施

全民创业是一项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工作任务重的综合性工作，其关键在于政府主导下的保障措施到位，实施措施到位，这包括宣传发动，政策搞活，创业环境开放，创业开发，项目触资，市场开拓，市场管理等措施，都要到位。在这里重点提出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1、思想解放，更新观念。需用全新思维推动创业之门，号召全民创业是推动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全镇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我们应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和加快全镇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全民创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大开发、大发展的思路，推动全镇经济向前发展。

2、科学规划，突出特色，大胆创新。全民创业要在进一步调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规划，突出特色，全面开发，加快发展”的思路进行，并纳入全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计划中，加以落实。

3、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渠道推动全民创业工程。镇政府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搞好基础服务工作，不断优化全民创业的软、硬环境，全面落实全民创业的各项激励措施，进一步创新运作机制，按照市场运作、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开展工作，确保全民创业工程的顺利实施。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7

我国政府投资决策问责机制缺失，导致地方政府投资决策乱象丛生，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和领导拍脑袋决策的“首长工程”屡禁不止。

经过长达4年的漫长等待之后，我国首部关于政府投资决策的综合性行政法规――《政府投资条例》有了新的进展。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法制办近期将修改完成《政府投资条例（草案）》，并会向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征求意见。如果进展顺利，《草案》有望在年内审议通过。

中国每年政府投资占到全社会投资10%左右。近几年来，政府年均投资规模高达2万亿元以上，政府投资成为官员腐败、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问题的多发领域。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缺乏一部规范政府投资决策行为的法规。

剑指“拍脑袋投资”

我国至今尚没有制定一部有关政府投资决策的综合性基本法律，甚至连一部综合性的行政法规都没有，调整政府投资决策关系的法律规定分散在《预算法》、《农业法》等相关部门法律法规中，政府投资决策法制系统性、科学性不强，法律的协调性不够。

在这种缺乏政府投资决策法规约束的环境下，地方政府为了有政绩、能过上级政绩考核关，就不征求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盲目决策，形成大量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此外，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违反规定，乱花钱、多花钱、高消费的现象屡见不鲜。

据媒体报道，部分地方政府建设豪华办公大楼、给领导人安排超过规定标准的办公室、办公设备与公务用车，增加了行政成本，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政府的权威与政府领导人的形象。如位于山东济南的龙奥大厦，建筑面积37万平米，造价40亿，规模仅次于世界第一大单体建筑美国五角大楼。这是全国最大的政府大楼，现为济南市委市政府驻地。

笔者曾到许多贫困地区与不发达地区进行过调研，发现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坐的专车都是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豪华车，消耗了大量本来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资金，被当地百姓认为是败家子，怨声载道。为此，各界多次呼吁尽快制定政府投资决策基本法，规范政府投资决策行为。

我国对政府投资决策的立法始于2004年。当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主要包括合理界定政府投资决策范围、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等。

2008年以来，中央多份文件都明确要求抓紧出台政府投资条例，但起草工作可谓是一波三折。其最初版本2001年就已出台，至今已经过六次修改。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在其官网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对此，社会各界争议较大，多位学者和一些政府部门持否定态度。

国务院法制办在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与国家发改委、中央纪委监察部等部门多次研究修改，形成了《草案》。据悉，国务院法制办近期将修改完善《草案》，并抓紧向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再次征求意见。如果立法进展顺利，《草案》有望在2014年内审议通过。

最新版《草案》两大亮点

根据《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或者由国务院审批。据媒体报道，与2010年的《条例》征求意见稿相比，《草案》修改幅度非常大。《条例》征求意见稿有7章57条，《草案》压缩为6章41条。不仅是删减了章节，《草案》现有条款也多为新增和新修内容。主要亮点有两方面：

一是把全口径预算的理念贯穿其中。

《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把政府投资规定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政府性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草案》则规定为“使用政府预算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而政府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投资资金、各类专项建设基金、国家外债资金和其他政府性资金。

政府投资的定义变化，体现了全口径预算的理念。十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全口径预算被认为是该法最大的亮点。所谓全口径预算就是把政府所有收支全部纳入统一管理，其目标定位于构建一个覆盖所有收支，不存在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支，是将所有类型的财政资金收支都纳入统一管理体系的制度框架。全口径预算不仅规范了财政资金，还涉及大量地方政府事权的规范，将会遏制地方政府只顾政绩而不顾百姓真正需要的盲目投资、急功近利上项目、乱花钱现象。

二是政府投资决策失误要追究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投资决策问责机制缺失，导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决策乱象丛生，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和领导拍脑袋决策的“首长工程”屡禁不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违规乱审批，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严重过剩。这不但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公共资金，还留下诸多的重大隐患，有些政府投资的工程在建设中质量事故频发。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需要，目光短浅，盲目决策，投资建设了许多短命建筑。如建设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却不到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熟知内情的人认为这是一起典型政府投资决策失误案例：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与奥体中心等大型体育场馆形成竞争关系，导致利用率较低，资源浪费，沦为一座仓库。

2010年的《条例》征求意见稿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对问责条款的规定过于含糊，没有细化政府投资决策管理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为此，《草案》增加了政府投资决策的责任追究的内容。对于政府投资的责任追究，《草案》条款由《条例》征求意见稿的5条增至9条，对政府项目审批部门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审批项目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此外，《草案》对项目单位、建设单位、工程咨询机构等违反条例规定行为的法律责任也做了规定。对于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责任，不但规定承担行政责任，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州如何突破立法阻力

立法规范政府投资决策行为的过程，必然会出现由于认识不一、部门利益受损等而形成的有形与无形的阻力，使立法进程难以顺利推进，甚至于影响到所形成的法规质量。

2010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曾就《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但此后没有下文。该条例出台的瓶颈，一是政府投资决策范围难以确定;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决策管理权限按项目限额、行业类别还是按所有制性质划分，还存在分歧。

投资决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政府投资决策加强管理，对企业放权，让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决策主体。现实却是，政府投资决策疏于管理且不愿放权。对此问题，《草案》修改过程中曾经过研究，但是因各部门的意见还不一致，《草案》没有改变现行各部门对政府投资决策的职责分工。

在地方实践上，广州的经验或可提供一些启示。2013年10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广州市政府投资管理条例>情况的报告》。执法检查组认为，部门间意见分歧致《广州条例》细则至今未出，而由此又造成了监督上的缺位和滞后。依照规定，市政府应当自《广州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备案。但这一细则至今未出。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一位副组长介绍，主要原因是部门之间意见分歧。

直到2014年2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方才审议通过《广州条例》实施细则（试行）。这一细则直指政府投资决策管理存在的四大“乱象”：部分项目未通过审批，未严格执行基建程序，投资项目管理较薄弱，监管部门未形成合力。对于这些问题，分别进行了规范。

比如，针对超概算、出现腐败等问题，严控总投资和总规模。有媒体发问，政府投资项目易出现投资随意、超概算、国有资产流失、腐败及工程质量低劣等问题。此前流花湖隧道工程项目开建3年停工3次，至2013年2月总投资估算已从最初5.2亿元跃至19.5亿元，翻了近4倍，甚至还要改弦易辙。此外，亚运治水项目上百亿元雨污分流资金被疑有部分挪用在景观工程上。

对此，《实施细则》要求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决策、实施和监督管理机制，保证工程质量，合理控制工程造价，提高政府投资效益，从根源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此外，强化监督检查，从“重前期审批、轻过程监管”向全过程监管转变，进行全流程监管，严控总投资和总规模。财政部门做好概算评审，如果超概算了需要调整概算，先是财政局，然后是发改委，如果重大的话必须报市政府才能调。要尽量减少超概算情况，要将人民的每一分钱用好，必须每一个部门承担起责任。

四中全会释放的信号

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政府投资决策法制规范，使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屡禁不止。《条例》这部旨在加强政府投资决策管理、规范政府投资决策行为的行政法规，由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其主要目标，是从界定政府投资决策范围、健全投资决策机制、加强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管理、严格投资决策责任追究等方面确立政府投资决策管理的基本制度。

《条例》如果能够获得通过，还寄希望于各方面能求同存异，形成共识，合力催生。

《条例》出台后，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还会遇到各种阻力。克服阻力既需有关领导的胆识与智慧，也需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条例》与实施细则出台后，也只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能否做到有法必依，既需有关领导的胆识与智慧，也需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时代已经给出命题，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迈过前进道路上的沟沟坎坎，考验着新一届党中央的智慧和魄力。让人欣喜的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些都将为《条例》与实施细则的出台扫清障碍，为《条例》与实施细则的执行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篇8

2005年1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则被业内人士简称为“124文件”、只有寥寥四条500余字的法规，却正在对于很多企业甚至某些行业的命运施加重要的影响。

据文件起草人称，这一《通知》的颁行，是应对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和逃税现象而施行的强化外汇管理手段，因而对境内居民境外投资作出了较以往更为严格的限制。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一法规的冲击效应还在不断继续扩散，尤其是对于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民营企业和正在复苏的国内创投市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在新的游戏规则建立之前，“124文件”将对这一市场有怎样的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评估。为此，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样一组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新法规重建“红筹通道”

文 陈伟 希静

近年来，资本外逃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去年，商务部研究院曾向国务院上交的一份《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的研究报告就揭开了该问题的“冰山一角”，该报告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四千名腐败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 50%。而其中，离岸金融中心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特别是一些腐败分子、不良商人打着“海外红筹IPO”的幌子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从而推动资本外逃规模进一步膨胀。该报告惊动了国务院高层，责成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法规。今年以来，各部委就已经或将要出台一系列法规以规范红筹上市。

红筹上市坎坷路

按照“124文件”的精神，未来红筹股上市的每一环节：注册境外企业、资本注入、并购境内资产等等，均被纳入了监管的范围，并且国家还对1月24日前已完成红筹架构搭建的境外公司有追溯规定。这些规定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广州君鼎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黄岭认为，该《通知》无疑对欲红筹上市的公司及原本大力推行红筹方式的境外中介机构带来较大冲击。

黄岭还为此举出了例子。以国内某家电连锁企业的借壳上市为例，其步骤是：首先，将准备上市的资产打包装入一家在国内注册的“壳”公司A，再将该公司的65%股权转让给一家境外公司B，再让香港上市公司C收购该境外公司B的全部股权。具体而言，该集团公司将国内共18家公司全部股权装入A公司，A公司由最终控制人与B公司相同者持有其65%的股权，该最终控制人同时直接持有剩余35%股权。随后，将A公司的65%的股权转让给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的BVI公司B，最终控制人同时通过另一家BVI公司D全资拥有B，则A公司借壳上市的交易正是发生在香港C公司与D公司之间，由前者向后者购买A公司的股权。

在整个借壳上市过程的第一个重组环节中，该家电连锁企业在BVI注册B和D公司应参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公司，必须到地方外汇管理局审批。而以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明确说明针对的是法人机构，对个人是空白。很显然，新规定充分考虑到了离岸公司的特点：公司的股东可以是一个人，资料保密，个人行为可以取代公司行为等等，因而将监管范围扩大。

而对重组中的第二环节“境外企业并购境内资产或股权”，“原先的做法是按照《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到商务部进行审批，在外管局备份”，新的规定是，“境内居民为换取境外公司股权凭证及其他财产权利而出让境内资产和股权的，应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未经核准，境内居民不得以其拥有的境内资产或股权为交易对价取得境外企业股权及其他财产权利。”

而更为难的是规定第三条，它明确指出了并购过程中，“同一管理层”的企业将被严格审批，审批流程中更强调要“审查并购合同以了解实施并购的境外企业是否为境内居民所设立或控制”。 这是真正的“绝命一枪”。它实际上就是加大了某些人想通过离岸公司低成本并购国企的难度。一些腐败分子很难再随意地通过离岸公司进行运作，以外企身份来收购自己所在的国企，实现资产转移的目的。

“尽管外管局124通知已经将监管环节考虑得比较详细，但还是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某投行人士感叹到。如通知第一条要求境内居民境外投资直接或间接设立、控制境外企业，应参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但实际上，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中涉及到有关商务部的对外投资审批，而目前，商务部仅有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审批的法规，还没有针对境内居民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显然外管局无法实施，除非商务部也必须配套出台相关法规。

商务部法规完善红筹上市规则

据记者了解，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相关的配套法规，该规定将涉及到业界期盼的拟红筹上市企业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审批问题，而这个重任将主要由商务部承担。4月份，一个重要工作会议已在广东惠州召开。会议向业界征求了有关企业跨境换股规定的意见。

曾参加过该次会议的一律师向记者透露，商务部出台的企业跨境换股规定主要是规范当前拟红筹上市企业最重要的资本运作――并购境内资产环节。在该环节运作中，无需境内居民资金外流就可完成红筹架构搭建。因为它规定，境外公司的股东可以直接利用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企业股东的股权、境内企业增发的股份（或境内企业资产），这样就避免了资金并购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跨境换股明显优于现有的以现金并购国内资产的支付方式，它一旦实施，也将大大减轻外管局在审批外资并购资金来源方面的负担，但它的行为本身也需要得到规范，否则一样难以避免资产流失。商务部此次制定规定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一位曾多次参加规定修改的律师对记者谈到，该法规虽未正式出台，但大体结构、原则已定。

首先，法规体现分类监管的原则。它将跨境换股主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境外上市公司，另一类为特殊目的公司（中国境内企业或自然人为实现其实际控制的境内企业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并针对不同的主体提出不同的监管重点和审批要求。前类的监管要求注重跨境换股当事方的充分信息披露，管理层更多地是进行形式性审核。后者的监管要求更严格，管理层更加关注跨境换股安排中的公平合理性（如要求境内企业必须说明，特殊目的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就被并购的境内企业股权所做的交易安排和折价方法等）。

其次，法规也体现以务实精神推进跨境换股的原则。如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用于置换的股权价值在并购时可暂时低于境内企业被并购股权的价值。这在一般并购活动是管理层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交易的公平合理性，但考虑到特殊目的公司只是空壳公司，它开始的股权价值很难得到投资人的认可，低估是正常的，有这样的规定也就是合理的。

征求意见稿的遗憾

另一方面，该律师也认为，总体上该法规征求意见稿值得称道，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突出集中在以下方面。

规定制定的意图与真实市场的要求有偏差。如规定指出：除特殊目的公司外，实施跨境换股的境外公司应为上市公司。这就将很多境外私人公司的跨境换股行为排除在外，而实际上，国际上很多跨境换股都与家族企业有关。管理层将跨境换股主体试用范围缩小的缘由可能是考虑到方便监管，因为它可以“搭境外上市公司上市地监管机构的便车”。但这样作无疑弱化了换股实现境内外资产重组的功能。因此，希望管理层也能为境外非上市公司的跨境换股留下余地，不能因加强监管而损失了跨境换股的效用。

有些规定的灵活性不够。如规定指出：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持股的合营企业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若在前述六个月内，特殊目的公司或其关联企业无法完成境外上市，境内企业可以在到期前一个月内向审批机关申请延期一次，延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该规定增加了那些企图利用特殊目的公司达到其他目的行为的成本，。因为境外企业上市时间的把握有时不是自身能控制的，经常会超过六个月，应允许有更灵活的时间安排。

有些规定的行政化色彩较浓，不符合市场实际。如规定要求特殊目的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境外上市的股票发行价不得低于其所对应的境内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评估价。再如规定要求境内企业在向审批机关报告上市情况并换发批准证书之前，特殊目的公司不能取得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和收益分配权。该规定明显是多此一举，若特殊目的公司都不能取得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和收益分配权，境外监管机构能让该企业上市吗？

另外，一些规定缺乏与其他部门规章的协调。如规定要求：境内企业应自特殊目的公司或其关联企业境外上市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机关报告上市情况。若未报告的，视同合营企业自动解散，合营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该规定明显和现有的工商法规有冲突，现有法规规定合营企业只有出现未按时出资等情形时才能自动解散，并没有规定未报告也将导致公司解散。这明显是商务部的越权行为，要想使该法规有效，需要工商部门也制订相应的法规。

这些问题将在正式出台的规定中有所解决。有了该法规，还需要再配合其他部门的规定，如外管局的两个规定，工商部门的有关特殊目的公司的法规，税务部门关于跨境换股税收问题的规定，发改委关于对外项目投资审批的规定等等，这样，一整套规范红筹上市的法规体系将建立起来。有了法规的约束，红筹上市将比过去更规范、透明，但也因此会增加上市公司审批的麻烦，增加了上市等待的时间，甚至增加了上市的成本。但这一切不会长久，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后，现在的一些管制措施就会失去现有意义。从这一角度讲，这些规定可能都是过渡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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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文件”内容要点

1月24日，外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称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确保跨境资本合规有序流动，就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境内居民境外投资直接或间接设立、控制境外企业，应参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二、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境内居民为换取境外公司股权凭证及其他财产权利而出让境内资产和股权的，应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未经核准，境内居民不得以其拥有的境内资产或股权为交易对价取得境外企业股权及其他财产权利。

三、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在办理由外资并购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时，应重点审核该境外企业是否为境内居民所设立或控制，是否与并购标的企业拥有同一管理层。对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企业并购境内企业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应将其外汇登记申请上报总局批准。

四、对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企业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并已办理外汇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应列出详细名单，对该类企业的验资询证、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股东贷款登记、利润汇出、利润再投资、股权转让等情况实施重点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查处。

外资创投 捂紧钱袋

文 陈立辉 陈强

国家外汇局“124文件”的出台，使得一直占据中国创投产业主体地位的外资创投，在2005年突然纷纷攥紧了手中的钱袋，对中国市场重新采取观望态度。

资本主义脱下了外衣，新的一天，新的美元。投资人往往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资本市场的风云莫测。在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心理下，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金融炒家不时发起“热钱”涌向中国的冲锋。可是，那些风险偏好更高，从事长期投资的创业投资机构，却将手中的美元谨慎地攥在了手中，对中国市场重新采取观望态度。

应该说，2004年的创投产业，是以各方的皆大欢喜收场的。无论从投资案例数量还是投资金额总量来看，2004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都非常令人振奋鼓舞：中外创投机构共对大陆253家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总计12.69亿美元，投资案例数量比2003年增加了43%，投资金额上升了28%，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当时，业内人士普遍乐观地估计中国创投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复苏和加速发展的时期，并且预测2005年创投产业仍将持续增长。

可令人遗憾的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创投市场的表现，却未能印证这一预言。据清科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研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外创投机构的投资额合计1.65亿美元，比2004年第四季度大幅下降43%，和去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24%。

这当中，IC行业在今年一季度遭遇冷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去年全年，IC行业因其4.24亿美元的获投总额而成为当年最热门的投资行业；但今年一季度，IC行业却未获投资人青睐，这部分解释了今年第一季度投资总额的下滑。

但真正的始作俑者，应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于今年1月24日和4月21日连续下发的《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简称“124文件”）和《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简称“29号文”）两个文件，这正是引发外资创投投资中国热情出现180度大转弯的直接导火索。

拥有海外资本通道、以寻找资金安全退出套现为目的的外资创投机构，其操作惯例为投资和退出都在境外即“两头在外”，最终实现被投资企业的海外上市或境外，并购；因此，如果这些海外投资者一旦看不见投资出口，他们便不会贸然进入；而通常情况下海外创投实现退出的主要路径之一便是所投资的中国企业，经由海外特殊目的公司而实现海外上市。

国家外汇管理局“124文件”和“29号文”的出台，无疑对境内企业谋求海外上市设置了显著的障碍。

根据“124文件”的规定，境内居民境外投资直接或间接设立、控制境外企业，应参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境内居民为换取境外公司股权凭证及其他财产权利而出让境内资产和股权的，也应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

“29号文”针对外资并购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外资并购的外汇登记做出相应外汇登记规定范围：包括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中资企业中方股权，将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股权等等多种情形。总之，几乎所有涉及出境的资本运作均在监控之列。

据外管局有关官员的说法，由于“124文件”规定不够细化，不具操作性，所以才会有规则明细的“29号文”接踵而至，用于疏缓资本流通矛盾。

但无论是“124文件”还是“29号文”，都大大加强了外资创投投资的中国企业实现海外上市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打击了外资创投投资中国企业的信心和积极性。

两份文件出台后，预计相关政府部门将在外汇登记证的发放，彻查相关境外公司以及联合年检三个方面设卡，对于设立海外公司重组上市的方式予以限制。这使得原本审批较为简单的红筹上市，在前期重组期间，就被一道道审批卡住了脚步。

理论上讲，虽然两项文件出台后，资本出口并未完全被堵死，但事实上，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自“124文件”出来后，所有报上去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控股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都没有被批下来，因此，很多海外创投机构会觉得审批政策不明朗，至少在年内还看不到明确的出口。在这种形势下，不难理解海外创投机构在今年一季度投资中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谨慎与冷静。

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这两项《通知》还对企业海外上市相关的各中介机构带来了沉重打击。比如，熟悉中国创业投资离岸操作方式、任12家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及产权并购法律顾问的美富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罗伯特・沃尔就表示，其正在进行中的每一个项目都受到了“124文件”的冲击而处于停滞状态。

而据了解，各中介机构目前基本上都已经停掉手中的海外上市项目，投入相当的精力“仔细研究”外管局相继出台的这两项《通知》的具体条文和规定，以便寻求对策。

虽然今年一季度，共有11家中国公司在海外6大资本市场上市，对比去年同期的15家，下降幅度不算大，但由于企业海外上市相关的审批手续需要半年左右，这11家企业都是在外管局“124文件”出台之前便已经基本办理好相关各项手续的，因此“124文件”的出台对于企业海外上市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即企业海外上市的数量，要到今年三季度后才能完全体现出来。而从目前各中介机构的表现看，今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将整体陷入低潮，几乎已成定局。在国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大环境下来考量这一现象，无疑具有一种反讽意味。

对于外管局为何出台这两项《通知》，业界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主要目的在于打击资本外逃，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下，国家亟需加强对外汇流入流出的控制和审查。但无论其真实目的何在，这两项《通知》中“宁左勿右”的相关规定，却对整个创业投资市场产生了极其巨大的消极影响，估计这也并非是外管局制定这些政策的初衷。

毕竟，即便2004年中国创投总额达12.67亿美元而呈历史新高，但在中国庞大的外资投资总量中也仅占据相当小的比例，国家的宏观调控巨手还不至于伸向这一市场以限制其“过热”。

而从国家政策层面历来的脉络来看，对于海外创投机构进入中国，总体上还是持肯定与欢迎的态度。因此，外管局这两项《通知》的出台，虽然引发整个创投产业陷入巨大困境，但正应了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相信目前的困境也只是短期性的波折，在创投业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共同努力下，相关规定的不合理、不完善之处也应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较为妥善的修正，而中国的创投产业，其前景仍将是光明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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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筹公司上市相关政策的演变

在海外上市的大军中，不少注册在境内的公司采取红筹方式在海外实现上市。尽管这种方式增加了海外注册手续，但却规避了烦琐的国内审批程序以及严格的监管。具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海外曲线IPO的民营企业在纳斯达克、香港、新加坡三大证券市场中，以境内资产作为其核心资产的上市公司已有将近100家。

为了更好地监管这些红筹上市公司，证监会的相关政策也经历了几次演变。2000年初，民营企业裕兴科技电脑控股有限公司，采用在境外注册公司的办法，绕道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为了控制中国境内资产通过境外上市流失的情况，证监会出台了“无异议函”的政策，即要求有关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事宜不属于“国务院21号文件”规定情形的，由中国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中国证监会受理境内律师就有关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事宜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经过一定程序后，由证监会法律部函复律师事务所。企业必须通过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才可安排于境外上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内地有关部门对于这类企业的监管实际上难以到位。2003年4月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取消了“无异议函”，从而缩短了上市程序，推动了更多的国内民企赴海外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