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业技术控制分析

一、农民的“雇佣工”地位的产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时期，我国采取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农村变成了城市工业发展的大后方。另外，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导致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当时，国家以“定购价”对农副产品实行强制性收购，并限制市场易。与此同时，集权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政府也以其特有的权力成为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现代农业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农产品产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对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低价薄利的价格政策，这可视为对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的一种回报。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各类化肥的供应价基本趋势是“稳中有降”，这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稳中有升”一样，曾被宣传为“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1］。经过二十年的集体化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村获取了6000亿元的发展资金，由此奠定了我国城市工业发展的基础［1］，而农村和农民则被严重地边缘化。农村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国家视角的现代化建设［2］的牺牲品，农民作为技术使用的主体却不能得到应得的利益，变成了城市的“雇佣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对市场的限制性影响逐渐减弱。集体化时期，作为现代农业技术主要供应主体的供销社等逐渐转归私人所有，这些个人也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了市场，和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市场也就取代政府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供应主体，作为市场细胞的企业也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劳动力组织方式的变革促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黄宗智在上海市松江县（现为松江区）的调查及其研究和分析证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转向农业生产家庭责任制并未带来松江地区产量的显著上升，农业产量在集体化生产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经达到顶峰，20世纪80年生的巨大变化是通过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全国其他地区与松江的差异不在其实质，而在时间上的先后。先进地区较快地从新的投入和技术突破中得到好处，而后进地区则相对较慢。如果松江的经验确实代表了全国发展趋势的预演，那么，我们在分析1979年至1984年全国性的进展中应多看技术因素［3］。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农户不得不通过大量增加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现代农业技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随着种子、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使用量的增加，其市场供应价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而此时农产品的价格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畸形发展，让农民苦不堪言。农村在经过了短暂发展之后，再次陷入发展的困境。农民在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投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利润被市场无情地攫取了。2006年，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实行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农业方面的惠民政策，希望稳定农业的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补贴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稳定剂”的作用，因为它们根本应付不了现代农业技术市场价格提升带来的影响，国家的补贴被市场以提价的方式剥夺了。另外，虽然政府给科研机构提供了很多科研资金，但实际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却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企业赚取利润的工具，根本没有真正起到惠农的作用。另外，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企业就成了主要的税收对象，国家对企业税收的增加必将使企业将一部分税收以提价的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样，农民无形中就成了被征收对象。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了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受益者，而农村则依然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牺牲品，农民成为市场的“雇佣工”，依然得不到应得的利益。

二、城市和市场对农民的控制作用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和分析发现，农民始终处于“雇佣工”的地位，被城市和市场控制住了，而现代农业技术则成了控制农民的工具。农民虽然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主体，但却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弱，进而导致土地的资本性质逐步降低。从实际调查发现，土地已经由发展资本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生存资本，农民现在种地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口粮，而不是为了获取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农业已经彻彻底底地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副业”。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土地的资本性质逐渐降低的原因是货币的资本性质正在逐步增强，而他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和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需求层次比较低，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当时，农业生产既能够满足农民对食物的需求，也可以换取一定量的货币，满足其对货币的基本需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农村则继续被边缘化，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农民对城市生活也产生了向往，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是农民需求层次提高的表现，也是城市的高层次需求引诱的结果，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实地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开始模仿城市人的生活，建造楼房，购买高档次的生活用品、衣服等，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但是，满足这些需求却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的支持，因此，农民对货币的需求和依赖性必将越来越强。另外，农民生活方面的支出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这些都导致农民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而此时，仅靠农业生产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货币成为农民追逐的目标。尽管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变弱了，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抛弃土地，因为土地依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项重要资本。为了能让土地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他们只能继续选择使用现代农业技术，而面对现代农业技术价格的不断攀升，农民只能选择少用或者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技术，但是，这样又会影响农产品产量的提高，由此可见，农民根本摆脱不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控制，他们已经对现代农业技术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而且他们的实际反抗能力很弱。

三、农民工的“雇佣工”地位的产生

面对现实困境，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用弱者的武器来反抗现实社会。而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又是陌生的，他们每走一步，都充满了风险。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铤而走险，自谋出路，选择了进城务工，以获取生活所需要的货币。农民进城务工也对农村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生计模式的改变，他们的身份也从一维的“农民”变成了二维的“工人—农民”。农民进城务工主要是为了改善其生计状况，这也说明原先的生计模式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继续发展的希望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说明了他们对现有生计模式的否定。由于农民进城务工是被迫的，所以，农民生计模式也是被迫转变的。虽然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现如今，农民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其实，农民进城务工是为了获取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货币，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成为一个“城里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实际上成了城市的“雇佣工”，他们依然是很多人眼里的“贱民”。

农民之所以能够进城务工，从某种程度上说，“受益”于现代农业技术的作用。现代农业技术可以分为“节约劳动型”和“节约土地型”两类［4］，其中，现代农业机械和农药属于第一类，种子和化肥属于第二类，而农田灌溉既属于第一类也属于第二类。“节约劳动型”技术具有省时省力的作用，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率，就能够有时间外出打工；“节约土地型”技术能够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率，这样，农民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口粮，不用为粮食问题而担心，这样，农民就能够放心地外出打工。另外，随着现代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时对农民的限制也在逐渐降低，例如：以前，除草剂必须在种子发芽之前打，而新品种的除草剂则可以随时打，这样，农时对农民的束缚作用就减小了。由此可见，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为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体来看，现在的农民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农村务农的“雇佣工”，另一类是在城市务工的“雇佣工”。城市和市场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把农民控制住了，农民已经被纳入到了市场体系中来，他们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他们以前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了。由于作为农村发展主体的农民正在经历着改变，所以，农业文明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冲击，技术文明正在从各个方面包围着农业文明，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的要求最终必将宣告农业文明的消亡［4］。

四、结论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城市和市场分别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受益者，而农民则始终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因此，在实践层面上，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制定适合农村的扶持政策和发展政策，保证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稳定，降低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增强农民对市场的抵抗力，让农民真正成为受益的主体。另外，还需要重视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尽快还他们以国民待遇。总之，就是要改变农民的附属地位，让他们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并最终成为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