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富民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现在有资本，有能力畅谈“中国梦”。“中国梦”涵盖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汇总起来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本文以中国梦为题，重点阐述了城乡收入倍增计划的内涵、理解说明和实现可能性。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梦。

关键词：中国梦；富民梦；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深情阐述“中国梦”――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中国梦一词迅速串红，成为大家谈论的热点。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所以，中国梦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梦的实现，要体现在解决老百姓关心的一件一件具体事情上。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这个梦的好处，是真实的、可以实现的，感觉到这个梦和他们有关系，愿意为实现这个梦而付出、去奋斗。由此，这个梦也才能真正成为凝聚人民、激励人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

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中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具体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的富民梦。

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十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是首次在党代会中将经济总量倍增与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同时提出，而且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收入倍增，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既长骨头又长肉。这充分体现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路。

（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总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总人口）÷（城镇居民总人口+农村居民总人口）

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家庭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

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支出

（1）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如利息红利房租收入等）、转移性收入（如养老金、离退休金、社会救济收入等）。

工资性收入，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包括所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它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其它劳动收入。

经营性收入，指个体或私营业主在一个记账周期（一个月）内所取得的全部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以及经营房屋出租业务的租金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如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等；家庭、亲友间的赠送和赡养等。

（2）家庭总支出包括交纳个人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

个人所得税指调查对象被扣缴的工资薪金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它所得等个人所得的税款。

社会保障支出指调查户家庭成员参加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社会保障项目中由个人交纳的保障支出。不包括职工所在单位交纳的那部分社会保障金。具体包括个人交纳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交纳的医疗基金、个人交纳的失业基金、个人交纳的养老基金和个人交纳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

记账补贴指调查户因承担记账工作从统计部门、工作单位和其它途径所得到的现金。不包括实物部分。

2.农村居民纯收入

农村居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从各个来源渠道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获得收入所发生的费用后的部分。

计算公式：农民纯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税金和上交承包费用。

（三）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解说明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反映了老百姓的期待。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严峻，社会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城乡差别，这些都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日本推出了一个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这个计划，10年以后日本社会达到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同样，我们这次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就是让老百姓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扩大中产阶层，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清楚。

1.居民收入倍增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倍增

就是在现有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翻一番。如果物价涨了，那收入在翻番的基础上也要涨。

2.居民收入倍增是总体概念上的倍增

报告中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是指所有人――即全体人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总体概念，并不意味每个人都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低收入者增加的还要多，高收入者增加的要少。

3.居民收入倍增是是缩小贫富差距上的倍增

它指的是不是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要避免使大多数人被平均的现象，就是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真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初步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宗教政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历经曲折。本文简述了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宗教政策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宗教；政策；经验

民族宗教无小事。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宗教政策历经曲折。最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政策，取得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经验。

一、 我国宗教管理政策的发展脉络

（一）初步探索时期（1949年――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宗教工作经验还比较缺乏，尚未形成系统的宗教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面对宗教问题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首先，确立了自由的基本政策。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自由权。”第五十三条特别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的自由。”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八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的自由。”此后，自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

其次是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割断天主教和基督教同过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1950年5月，在同基督教界人士进行座谈时，针对基督教、天主教受帝国主义控制与影响的情况，明确提出：“中国的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随后1950年7月，吴耀宗先生等基督教各宗派40位领袖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后来被简称为《三自宣言》）。同年9月，《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一宣言。1950年11月，川北广元县神父王良佐领导500多名天主教徒召开大会，联名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其后，全国各地天主教陆续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旨在肃清基督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办教。

（二）蒙受挫折时期（1957年――1978年）

1957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倾路线的形成和盛行，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也出现了左倾的偏差，最终导致了1966年-1976年间“”的爆发。在“极左”思想和“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宗教管理工作几乎完全陷入停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受到破坏。这一时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视宗教为“牛鬼蛇神”、“封资修”，并且要彻底消灭它。“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中，、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1]在1966年-1976年期间，对宗教工作的迫害登峰造极，宗教工作机构被撤销，宗教工作干部和一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受到摧残与打击，宗教活动场所被封闭、拆毁。宗教工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更遑论宗教政策。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长达10年的“”结束，使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出现了转机，但是仍然会受到“左”的影响，宗教政策在徘徊中前进。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工作才迎来了它的第二个春天。

（三）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1989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中国的宗教工作也随之步入了拨乱反正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不断恢复和贯彻落实宗教政策。例如1979年3月，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做好对宗教界人士落实政策的意见》，同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强调自由是我们党正确处理群众的一项根本政策。同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全面贯彻自由政策》的文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党的自由政策。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党关于宗教问题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文件。它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宗教工作的曲折历程，系统提出了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宗教政策。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宪法，对中国公民的自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宗教政策的恢复使宗教工作的混乱局面逐渐得到改变。人们的得到尊重和保护，各宗教团体逐渐恢复，宗教活动场所重新开放，冤假错案得到，加强了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纠正“左倾”错误，逐步全面地恢复落实自由等宗教政策。

（四）全面发展时期（1989年至今）

实际上，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1年。这一阶段，在经历“拨乱反正”阶段后，宗教政策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制定了“全面贯彻党的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政策。其中，“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政策促进了宗教工作向法治化的方向迈进。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年5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这是我国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两个重要的行政法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制定了宗教事务方面的地方法规。宗教法制建设有了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