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翻译尚需加力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学会发起，郑州大学独家承办的“全国首届外国音乐理论经典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于11月2日至4日在郑州大学召开。来自全国西方音乐史、音乐文献翻译、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作曲理论领域专家学者与媒体代表40多人出席会议。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外国音乐名著翻译选题、音乐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的规范化三个议题展开。

人民音乐出版社图书中心主任苏澜生首先谈到：“我国的音乐翻译事业可大致分为辛亥革命之前、1949年之前、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四个时期。但是发展至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选题缺乏系统规划、翻译队伍尚需建设、音乐译名尚需统一的问题。”针对这个话题，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谈到：“中国的音乐实践和音乐学术，自二十世纪以降，身处“西学东渐”大潮之中。国人的音乐思考、音乐概念、音乐行为、音乐活动、乃至具体的音乐文学术语和音乐语言表述，通过与外来西学这个“他者”产生碰撞或发生融合，深刻影响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文化的“自身”架构。中国的音乐学在西学引入的广度和深度上，尚需加力。从已有的音乐西学引入成果看，系统性、经典性、严肃性的思想性均有不足――具体表征为，选题凌乱、欠缺规划、偏于实用、规格不一。”

关于选题，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建议“以各学科建设为目标、以急需或短缺的内容为优先、以英文论著为主，德文、法文为辅。”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也从教学实际出发谈到：“在音乐美学研究领域，西方关于他律论的专著、原著一本都未翻译过来，这对学科发展是有影响的！”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教授也有相同的认识：翻译首先应从学科建设入手，作曲是实践、运用性学科，作曲技术理论传到中国只有100年的时间，教材建设是很薄弱的，根据二手、三手材料对学科建设则非常支持扬燕迪的观点，他从学科角度出发，给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了四条具体建议，即首先出一系列作曲理论专著，第二是参照三联出一套音乐学术前沿经典系列、第三是做单卷本的音乐家传记系列，他说：“现在类似传记都是讲故事，价值不高；传记作者应是音乐家，应博学并有自己的思考。”第四他建议请咨询委员会，慎重对待请谁来译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则谈到：“选题的标准应侧重历史音乐学与系统音乐学之间的平衡。”

关于规范于润洋教授谈到：“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信’一定是首要的。”杭州师大音乐学院教授王埔特别强调了音乐文献的规范问题：“选题要注重经典性、现时性、元基性、权威性、系列性、本原性。”中国音乐学院李秀军教授根据个人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学习经验特别强调了直接的阅读体验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两个建议即注重翻译知识与内容的连续性、系统性问题和确定“名著”问题。天津音乐学院的周晓静教授刻意强调了音乐翻译中语境的重要性。星海音乐学院任达敏教授则身体力行从探悉译著《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简史》中的翻译错误入手，强调了准确翻译的重要性。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则非常关注中国作品的外移问题，他谈到：“我国大部分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都写有英文的曲目介绍，我国出版的各种乐曲集中，也常常附有英文的目录。在这些对英文的不同应用中，也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中国的专用音乐术语翻译成英文。翻译的目的应该一是传播知识，一是传播思维。知识可以传递，思维如何传递？”

关于推荐书目。余志刚教授重点推荐了威利・阿佩尔《复调音乐的记谱法》等西方音乐权威论著。蔡良玉研究员和李秀军教授重点推荐海伦・洛桑德的《17世纪威尼斯歌剧――一种音乐风格的建立》。蔡良玉认为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是权威著作。武汉音乐学院徐康荣教授认为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和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堪称经典，他还着重强调了诺尔曼・德耳马尔的《乐队解剖学》的重要性。上海音乐学院译审汤亚汀谈到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在西方被誉为民族音乐学的“圣经”，内特尔的《民族音乐研究：29个问题和概念》是该学科公认的教科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金经言研究员重点推荐了马泰松的《旋律学核心》、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和《音乐社会学》；杨燕迪则认为《音乐沉思》是很好的音乐导读本、是认识西方音乐学的灯塔和指南，是美国音乐学里程碑式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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