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史视角下的族群关系:缅甸中、印移民语言同化比较研究

海外移民有侨民和入籍者之分。为行文方便，在本文涉及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相关处一律使有“华人”和“印度人”称谓。)

语言同化问题既是移民同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移民同化于当地的最初步骤。虽然我们不能由移民的语言同化必然地推导出其同化于当地的结论，但这对我们考察移民同化、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移民对当地语言的使用和掌握，是考察移民同化于当地的重要指标。族群间最明显的文化差异、最直接的表现方式通常是在语言方面。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密不可分，语言行为即不同身份的人的行为。(注：参见Andree Tabouret- Keller,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Florian Coulmas(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315。)作为缅甸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华人和印度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移入缅甸后，华、印移民社会以及二者与缅人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华、印移民学习和使用当地语言（主要是缅语）的情况，反映出二者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和速度，以及语言同化的进程。

一、缅甸中、印移民的语言同化进程

纵观缅甸华、印两大族群的语言发展史，华人对缅语的使用和掌握程度，要高于和快于印度人。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学家珀塞尔（Victor Purcell）指出：“在缅甸的中国人比在暹罗、马来亚或印度支那的中国人，在更大程度上把所在国认为是自己的国家。他们学缅甸话要比印度人快得多。”(注：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69.)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J.L.Christian）在20世纪40年代也曾认为，“华侨比印侨更容易学会缅语，除了新来的华侨和住在掸邦的云南人以外，缅甸所有华侨可以流利地使用缅语”。(注：John Leroy Christian, Burma and the Japanese Invader, Bombay, Thacker & Company, Limited, 1945, p.279.)1854年下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量华人涌入缅甸，华人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同时，肇始于清末的缅甸华人民族主义，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而增强。与此相适应，缅甸社会中大量华校、华文报纸、华人政治团体相继成立。针对这种变化，缅甸学者觉德（Kyaw Thet）认为，19世纪华人大量涌入缅甸，由于“当地的文化模式和华侨对满族认同的缺少，使他们融入到当地自由等级社会中，但是随着政府的成立和通讯更加方便，华侨归化于当地的趋势停止，成为一个文化上越来越坚守的族群”。(注：Kyaw Thet, “Burma: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in Philip W.Thayer(ed.), Nationalism and Progress in Free As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6, p.163.)觉德的观点虽然过于绝对，但是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华人教育的勃兴，的确放慢了华人语言同化于当地的步伐，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华人同化于当地的趋势完全停止。例如，1935年，缅甸华人社会5―10岁的学童有12707人，其中有837人在四所注册的中英学校就读，有2925人在华侨学校学习，有近9000人和缅甸学生一起就读于其他学校。(注：参见John Leroy Christian, Modern Burm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 p.272。)

印度移民大量进入缅甸也是始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时，在缅甸的印度人已经达到一百余万人。众多的印度移民在缅甸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和经济群落。(注：参见Raibeart M.MacDougall, “Burma Stands alone”, i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48, vol.26, No.3, p.553。)印度移民社会的独特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语言展现出来的，“战前在仰光如果一个人不会说印地语，就无法生活”。(注：Khin Maung Kyi,“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3, p.638.)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战前，仰光实际是印度人的城市，他们在商贸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直到50年代，在仰光商人中，印地语、乌尔都语还是混合商业用语”。(注：Tin Maung Maung Than, “Some Aspects of Indians in Rangoon”,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586.)此外，殖民时期缅甸印度人就建立了众多的印侨学校，各种印度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和旁遮普语被广泛教授。

从表1可以看出，二战以前缅甸印度人在读、写和使用当地语言方面落后于华人。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独掌政权（1948―1962年）。这一时期华、印两大族群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缅甸民族主义的压力，开始有意识地融合于当地社会。例如，1957年9月，“缅华教师联合会”通过决议，要求华校加强缅文教学，增加缅文课时。一些华校还开始实行“一个学校，两种学制（华文、缅文）”的做法。一些印度穆斯林教师和锡克人开始适应当地民族化的要求，使用缅甸名字和语言。但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华、印两大族群在当地语言的掌握程度上依然保持二战前的格局（参见表2）。

一个移民群体掌握当地语言的总体状况，是判断其被同化程度的一个相对性指标。从┍2可以看出，在全缅甸252个城镇中的6岁以上的印巴人当中，能够用缅文读、写的人所占比例是9.7%，华人的这一比例是41.8%。外来移民在学习使用当地语言的过程中，双语现象是同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表2显示，华人双语使用者的比例为15.2％，印巴人的相应比例为5.7％。移民在掌握当地语言后，对母语的保持和放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最能反映同化的结果。这一时期华人只能用缅文读、写和丧失母语读、写能力的比例是26.6%，而印巴人的相应比例是4.0%。因此，这一时期缅甸的华人在语言同化速度、进程上要比印度人更快。

1962年奈温军人集团在缅甸执政后，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在缅华人、印度人的学校、报纸都被收归国有，在缅华人、印度人都被迫加快了融合于当地的步伐。有学者认为，东南亚各国“在对中国人的同化措施中，效果最大的是针对华侨学校的举措，华校是华侨保持其文化完整性的最重要工具”。(注：Walter H.Mallory, “Chinese Minor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56, vol.34, No.2, p.267.)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印度移民。由于在缅华人、印度人丧失了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个族群的成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语言上首先同化于当地。虽然这一时期印度人掌握缅语的比例增加很快，但印度人一般只在和缅甸人交往时才使用缅语，母语仍是他们族群内部交流的工具，而20世纪80年代时缅语已经是不少华人的家庭用语了。另据统计，1973―1974年缅甸华人中5岁以上的有20.1万人，印巴人的相应数量为46.1万人，两个群体中“文盲”（不能使用缅文读与写）、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的人所占比例分别是： 48％和67％、 5.7％和1.6％、 1％和0.2％。(注：参见Khin Maung Kyi,“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656。)

表1和表2中的数据虽然均是关于华、印两个群体在缅文读、写能力的统计，没有涉及他们的听、说能力，但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对语言使用、理解的能力越强，对文化的理解就越深。“在各族民众的文化认同进程中，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既是一个推动认同的有力工具，也是一个识别认同的明显标志。”(注：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579页。)当移民群体学习、使用当地语言时，如果有较多的人具有对当地语言的读、写能力，则表明该移民群体能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能更快地完成政治、文化认同的转向。上述华、印两个群体在三个时期内的缅文读、写能力上的差异表明，华人至少在语言同化上程度更高、层次更深、速度更快。

二、缅甸中、印移民语言同化差异原因分析

1.人口因素。移民的人口特征对其语言同化进程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从移民群体规模、人口数量上来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两个群体在规模上的差异越大，那么它们在彼此的群际交往率上的不一致性就越大。群际交往中的不一致性就是群体规模差异的一个反函数。”(注：〔美〕彼特・布劳著、王春光等译：《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7页。)也就是说，群体的规模越小，其成员在与大群体成员的交往中扮演的角色越多。

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交往是其语言同化于当地的必要过程，而殖民时期华人在缅甸的人口数量平均只相当于印度人口的12.5％，(注：参见Teruko Saito & Lee Kin Kiong, Statistics on the Burmese Econom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p.15。)在二战后很长时间内前者也远远低于后者。华、印两个群体在人口规模上的悬殊差异，意味着前者同缅人的群际交往率更高，学习、使用当地语言的机会和可能性更多、更大。相反，印度人在缅甸的众多人口，特别是在一些印度人大量聚居的地方，印度语言反而占有优势。例如，1931年仰光缅族人数量为121998人，而印度人则达到212929人，占仰光总人口的53％，所以直到二战以前仰光各个族群的交际用语是印地语而不是缅语。

其次，从人口的流动性来看，外来移民在当地的定居情况、新移民的比例，也是影响语言同化速度的重要变量。移民在当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新成员的补充程度，意味着移民和当地人接触的时间长短、新移民带来祖籍国语言、文化传统的多寡。从外来移民在缅甸定居的情况来看，近代缅甸印度移民表现出以流寓性为主、定居性为辅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主要由于印度移民的主体即劳工的流寓性所致。他们一般在每年10―12月缅甸收割、加工稻谷的季节前来，次年3―5月返回印度，其中一些劳工会在缅甸停留2―3年。所以有学者认为：“马来亚和缅甸的南印度劳工移民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们的稳定性、季节性和循环性。”(注：Adapa Satyanarayana, “‘Birds of Passage’: Migration of South Indian Laborers of Southeast Asia”, in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34, No.1, March 2002, p.96.)

缅甸印度移民的这种“候鸟”型特征，还特别反映在其出生地上。二战以前，出生于印度的缅甸印度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注：有关缅甸印度移民出生地的情况，请参阅Nalini Ranjan Chakravarti, The Indian Minority in Burm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Immigrant Commun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3。)这表明二战前缅甸的绝大部分印度人是第一代移民，其迁移性和流动性较强。而1931年缅甸的193600名华人中有53%的人出生于缅甸，有46%的人出生于中国。(注：参见〔日〕国分正三：《大缅甸志》（下卷），东京，株式会社三省堂，昭和19年，第180页。)因此，二战前华人比印度人在缅甸的定居性更强，这意味着华人与当地人接触交往的时间相对更长，受祖籍国语言、文化的影响相对更少，从而使其比印度人（至少在二战以前）更快地同化于当地。

第三，从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语言同化的程度和速度与移民人口的聚居程度密切相关。“当一个少数族群地理上相对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地区内时，其自我整合的意识会强化”，(注：Lee Yong Leng,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38.)极易与其他族群之间形成隔阂。在这个区域内，该少数族群的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特点往往占有优势地位。

据统计，1931年缅甸华人中有37％的人居住于城市（20％居住在大城市，17％居住在普通城市），有63％的人居住在乡村； 同年，印度人中的城市人口比例为46％。(注：参见J.S.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18。)而且，当时华人和印度人中的城镇人口占缅甸大工业城镇人口总数的49.6%，在普通城镇所占比例为18.5%。(注：参见Khin Maung Kyi, “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635。)

一般而言，居住在城镇的缅甸华人会形成较大和较明显的聚居区。在那里，便利的交通、发达的文教事业、集中的人口，使他们的文化、语言保持得较好； 相比之下，居住于山芭（农村）、郊区的华人相对分散且聚居规模较小，其同化程度相对较高。此外，除了矿山以及仰光、曼得勒等几个工商业中心以外，华人在缅甸其他地方的居住相对比较分散。(注：参见华侨问题研究会编：《华侨人口参考资料》，1956年。)

缅甸的印度人不仅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其、种姓制度特点使得他们比华人的聚居程度更高。缅甸印度人主要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他们大多按照所信宗教聚居在各自的“教区”。种姓制度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更使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形成各自的聚居区。“在城镇中，印度人居住的地区成为一个小印度社会，清真寺、佛堂、集市、高利贷者、鞋工、出售黄铜器皿者遍布其中，他们带来了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种姓制度、婆罗门和首陀罗。”(注：Khin Maung Kyi,“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638.)此外，种姓制度规定不同种姓者从事不同的职业，居住在乡村的印度教徒（从事农业、渔业、畜牧业等行业的种姓）也不像华人那样散居于缅人中间，而是仍依“种姓职业”聚居在一起。

2.职业因素。华、印两大族群作为外来移民，生存、发展是其首要目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对其语言同化也有显著的影响。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一样，经商也是缅甸华人的主要经济活动。1931年，缅甸华人（男性）中从事商业的人口比例为41.2％，印侨（男性）中的相应比例为16.7％（印度人一半以上是劳工、苦力）。(注：参见A.H.Fenichel and W.G.Huff, The Impact of Colonialism on Burm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ntreal, Mcgil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7, 1971, p.50。)缅甸独立后，大批印度商人撤回印度，华人中的商人比例进一步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缅甸华人中从事商业的人口比例已经增加至50.5％，而劳工仍在缅甸印度人的就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流通领域要求从业者在语言上必须当地化，特别是缅甸独立前华商作为中介商，学习、使用当地语言是他们经济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些华商出于生意上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在缅甸内地经商的华人，“多娶缅妇，其子女亦操缅语。间有父母均为华人，因多与缅人接触而操缅语、衣缅装者”。(注：曾克念：《锦绣缅甸》，1939年，第227页。)

缅甸印度人从业者主要是劳工，其工作性质对语言的要求则不太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对文盲大众来说，语言的世界也就是口语的世界。所以，无论是官定语言或其他任何书写文字，对他们都无关紧要，除非当他们发现，不会讲官定语言或看不懂书写文字，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前途，他们才会开始关心。”(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缅甸印度劳工的“劳务包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与当地人交往的需求和渠道。缅甸的绝大部分印度劳工是由包工者招募而来，包工者要负责这些劳工的就业、工资发放、劳资纠纷的协调、劳动技能的培训等，并通过种姓、宗教文化来管理、控制这些劳工。因此，在“劳务包工制度”下，缅甸的印度劳工的社会流动是非常有限的，因而形成了各种较为封闭的群体。

从社会语言心理学角度来看，学习第二语言的“学习动机据信取决于他对第二语言的态度以及定向的类型。如果他的学习目的反映出他学习外语是因为它有实用价值，比方说可以在本行业中有更大的发展，那么这种动机就是实用动机。如果他的目的是要对那个社会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就好像他想要成为该社会的一个未来的成员，这种动机就是归附动机”。(注：〔美〕华莱士・兰伯特著、陈松岑译：《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7页。)印度劳工差强人意的教育背景、有限的社会流动、体力劳动的性质、劳务包工的封闭性，导致其学习当地语言的动机和需求不足，从而放慢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和语言同化的步伐。此外，殖民时期缅、印的特殊关系也造成部分印度人对学习缅语缺乏动机。1886年缅甸沦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后，不少印度人作为英殖民者的附庸、跟随者进入缅甸，“充当占领者、执法者、管理者”。(注：参见Uma Shankar Singh, Burma and India, New Delhi, Oxford & IBH Publishing Co., 1979, p.13。)由于殖民政府的用语主要是英语，因此缅甸独立以前，这部分担任军警、公务员、技术人员等的印度人就没有学习缅语的实用动机和归附动机。

3.婚姻因素。学习语言是个人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儿童的社会化过程首先从家庭开始，因此家庭的语言背景对移民的语言同化具有特殊意义。19世纪中期以前，缅甸的华人移民不仅人数少，而且多为单身男性，华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现象比较普遍。研究缅甸历史的著名学者哈维（G.E.Harvey）曾指出：“中国人和缅甸人友好相处，经常通婚。”(注：G.E.Harvey, British Rule in Burma 1824-194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6, p.70.)相比之下，印度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比例要远远低于华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比例。“中国移民到缅甸比印度人晚。中国侨民和缅人通婚，这点与印度人不同。他们比印度侨民更易被同化，更易被纳入缅甸的社会结构中。”(注：〔缅〕M・伊斯梅尔・K・貌著、曾祥鹏译：《缅甸人口的趋势》，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第87页。)据1953年中国驻缅大使馆统计，当时缅甸的华人有35万人，其中属中、缅混血者约为14万人，约占39％。(注：参见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华侨情况介绍》，1963年，第25页。)此外，在华人和缅人之间的通婚史上，华人往往采取所生男孩作为“中国人”、所生女孩作为“缅甸人”分别加以教养的做法。(注：参见M.B.Hooker, “The‘Chinese Confucian’and ‘Chinese Buddhist’ in British Burma, 1881-1947”,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eptember 1990, vol.XXI, No.2, p.395。)所以，实际上还有许多中、缅混血女性没有被列入当时中国大使馆的统计范围。另据缅甸政府统计，1973年在全缅42.3万名“缅、外”混血者中，有印巴血统者约为2.09万人，其中只有2000人是印度教徒； 信仰佛教者有20.2万人。(注：参见Khin Maung Kyi, “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p.648-649。)由此可见，当时“缅外”混血者中的绝大部分有印巴血统者是孟加拉穆斯林（前印度穆斯林）和缅甸人的混血； 混血者佛教徒可能大部分是华人和缅人之间的混血。

华人和印度人与缅人的不同通婚率，意味着生活在双语环境中的华人比例会更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华、印两族的语言同化进程。

4.宗教因素。宗教通过信仰纽带使教徒彼此认同并产生归属感，而信仰纽带的形成和延续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和工具来实现的。同时，语言的发展、演变又得到了宗教的支撑。

如果说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自由同盟时期在缅甸实行的“自由语言政策”，使华人和印度人都能保持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主要途径――学校和媒体，那么随后奈温军政府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则使宗教对语言的支撑作用得以彰显。1962年奈温上台后，缅甸当局将外国移民所办的学校、报纸全部收归国有，华、印子弟不得不就读于缅人学校，二者语言同化的进程都明显加快。

但相比较而言，缅甸华人和印度人的情况不同，(注：缅甸华人和印度人的情况如下： 1931年，缅甸1017825名印度人中印度教徒为565609人、穆斯林为396594人、基督教徒为30135人、佛教徒为12600人、锡克教徒为108963人。参见Usha Mahajani, The Role of Indian Minorities in Burma and Malaya, Bombay, K.K.Vora for Vora & Co. Publishers Pvt. Ltd., 1960, p.3。1973年，缅甸54.7万名印巴人中，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所占比例共为73％，佛教徒占22％； 22.7万名华人中信仰佛教者的比例是79％。参见Khin Maung Kyi,“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of an Alien Subculture in a Highly Integrated Society”, in K.S.Sandhu & A.Mani(eds.),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p.649。1983年，在42.8万名缅甸印度人中，印度教信仰者占34％、穆斯林占33％、佛教徒占27％； 23.3万名华人中信仰佛教的比例高达82%。参见Mya Than,“The Ethnic Chinese in Myanmar and their Indentity”,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131。)使得印度人的语言同化速度要明显慢于华人。其原因在于，“在语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演变条件大致相同的前提下，有宗教支撑的语言演变较慢，自身相对稳定，有较强的抗干扰和抗融合能力，生存能力也较强”；(注：吴雨时：《论宗教对语言的支撑作用》，载《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50页。)缺乏宗教支撑的语言正好与此相反。缅甸军政府虽然曾经禁止非原住民学习、传播本族语言，但在上仍给予了相当大的空间。因此，在丧失由报纸和学校传播、教授本族语言的情况下，缅甸印度人在信奉本民族宗教的同时，学习、使用了本族语言。缅甸印度人的一些宗教团体如“全缅印度教中央委员会”、“阿尔亚・萨马杰”组织等对自身宗教的传承更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它们在缅甸印度教徒中传播宗教文化，组织宗教演讲，开办宗教学校，举行儿童夏令营，对学生进行印度教考试，出版印地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尼泊尔语的宗教材料。

当一种语言无法避免其他语言的干扰或不得不与其他语言融合时，有宗教支撑的语言一般向相同宗教的语言靠拢，或者是受相同宗教的语言的影响较大，或者是干脆选择这种语言，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亲和力。(注：参见吴雨时：《论宗教对语言的支撑作用》，载《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53页。)这种情况在缅甸华人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旅缅华侨大多数信仰佛教，除在仰光及缅属各地建筑中国寺庙外，对当地缅甸寺庙及大小金塔兴建，莫不捐助巨款”。(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缅甸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7年，第263页。)也就是说，宗教所具有的凝聚共同信仰者的功能，使大部分信仰佛教的华人与缅人在共同的宗教、仪式、节日等活动中逐渐增加双方的交往和群体认同，也使缅甸华人在面临语言强迫同化的压力时，更容易学习和使用当地语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宗教因素在缅甸华人和印度人的语言同化进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是二者表现不同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华人学习印度人利用宗教传播、学习本族语言的做法上得到反证。1966年华校被收归国有后，缅甸华文教育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1年，华侨西汀穆老先生无意中发现，仰光的印巴人在用他们本国的语言教授《古兰经》。于是受此启发，他将《佛学教科书》编撰成中、缅对照文本公开进行教授，上缅甸的华人因此在讲授佛经的名义下，开始将部分华校变相地恢复起来了。(注：参见〔缅〕西汀穆：《濒于灭绝的缅华教育》，载香港《华人月刊》，1990年第7期，第10页。)

5.族群偏见。语言同化既是反映移民群体被同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受制于移民群体与当地主流族群的关系，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学习者民族主义倾向的强弱和他对其他集团的态度好坏，据信是他能否在学习新的语言中获得成功的关键。”(注：〔美〕华莱士・兰伯特著、陈松岑译：《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第 277页。)也就是说，华人和印度人与缅人在态度上、心理上彼此的接纳程度如何，是影响双方交流、融合的重要制约因素。首先，缅人对华人和印度人移民截然不同的心理认知，在缅人对二者的不同称谓上充分体现出来。缅甸人亲切地称华人为“胞波”（即亲戚），而称印度人则为带有贬损和嘲笑之意的“咯拉”（即外国人）。(注：参见Joel M.Maring & Ester G.Mar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ctionary of Burma, Metuchen, The Scarecrow Press, 1973, p.97。)造成缅甸人对二者不同态度的原因，除了与体质、宗教等因素有关以外，主要同二者的移民性质及其在缅甸不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

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大量的印度人跟随英国殖民者而来，众多的印度士兵、警察、公务员为殖民当局服务。“大多数的缅甸人因‘遭受印度兵的镇压’，因国体的丧失，而感到愤懑”； “这一来是英国并吞阿瓦王国以后把缅甸归并于印度帝国的结果，二来是紧随着英国的征服而来到缅甸的印度人在经济上和贸易上起了侵略作用的结果”。(注：〔英〕理查德・艾伦著、张其春译：《缅甸的政局发展》，载《亚非译丛》，1965年第6期，第1―2页。)印、缅关系中的这一伤疤又经过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被放大，导致缅甸社会对印度人产生严重的偏见。而缅甸社会对印度人的偏见，反过来也会恶化后者对前者的态度。此外，大部分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缅甸印度人，有着与佛教徒迥异的宗教法规、种姓制度、婚姻制度、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印度人与缅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例如，“缅甸人过分奢侈的生活习惯，在有着严格规定和谨小慎微习惯的印度人看来是浅薄的。缅甸社会离婚的容易在他们看来是近于男女”。(注：Usha Mahajani, The Role of Indian Minorities in Burma and Malaya, pp.31-32.)

相比之下，缅甸的华人移民纯粹是经济型和平移民，他们大多从事工商业，中、缅两国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政治、经济嫌怨，华人又多信仰佛教，更愿意采用缅甸人的生活方式，“比印度侨民更易被同化，更易被纳入缅甸的社会结构中”。(注：〔缅〕M・伊斯梅尔・K・貌著、曾祥鹏译：《缅甸人口的趋势》，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第87页。)因此缅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要比对印度人少得多。这在“缅、外”族际婚姻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印证：“缅甸妇女中较少反对和华侨结婚”，而“她们和印度人的通婚则没有得到支持”。(注：参见John Leroy Christian, Modern Burma, p.149。)

“不受社会阻碍的言语交往是没有的，不依靠个人交往来体现其关系的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大规模联系也是没有的。”(注：〔美〕乔舒亚・费希曼著、胡壮麟译：《研究“谁在何时用何种语言向谁说话”过程中微观与宏观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关系》，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第98页。)但华人和印度人与缅人在相互认知、存有偏见程度上的差异，在华人和印度人语言同化方面的不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前者同缅人进行言语交往的心理障碍更少，学习当地语言的主观意愿更强； 后者学习、使用当地语言的“归附动机”则被削弱了。

三、 结论

移民同化于当地是一个多维的社会互动过程，其表现和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的同化问题已进行了部分研究，但少有学者从用比较的方法和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诠释。现代西方哲学与社会学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语言是意识的重要社会过滤器，移民的语言同化状况是其文化同化的重要内涵，是反映移民与所在国社会关系的主要指标之一。综观缅甸华人和印度人移民的语言发展史，华人的语言同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印度人，前者同缅人的关系比后者更为融洽。笔者在文中建构的分析框架中，人口、婚姻、职业、宗教、偏见等每一个因素并不单独具有绝对性的解释力，它们相互交织、彼此作用，形成影响二者不同的语言同化程度、与缅人不同的族群关系的合力。

（范宏伟，讲师； 刘晓民，教授，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