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民族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略议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上出现了德国、朝鲜、越南、也门等民族分裂国家。以统一原则为标志，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进程可以分为“武力统一”、“吸收统一”、“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四种模式。以“统一环境”与“统一成本”为分析视角，本文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环境下，“武力统一”模式已不符合时代潮流且将造成巨大损失；“吸收统一”模式与“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会面临很大的阻碍且成本较高；相比较而言，“经济优先一体化”模式所受到的内外阻力最小且成本最低，因而是当今时代的最优统一模式，对尚未统一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民族分裂国家 统一模式 统一环境 统一成本

民族分裂国家即“原本政治统一的国家分裂成为分离实体的状态”。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上出现了德国、朝鲜、越南、也门等民族分裂国家。与历史上其他众多因种族、宗教、殖民而分裂的国家不同，这些民族分裂国家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1)国家分裂之前，双方原为一个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与长期统一历史的国家中的社会单位；(2)冷战的国际背景使得分裂双方的互动与统一都涉及到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3)分裂双方分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意识形态不同，采取互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4)分裂双方都以结束国家分裂、追求国家再统一为国策，认为分裂只是暂时的异常情况；(5)国家分裂状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从初期的对“两个政治实体”的默认，进而转化为对“两个国家”的承认。

基于共性基础上的比较研究和归纳的需要，本文所涉及的民族分裂国家仅限于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德国、朝鲜、越南、也门这类国家，即因冷战对峙、意识形态冲突而产生，、领土、人口处于分离状态，并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两个国家的原有政治统一实体。中国也存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但与德国、朝鲜、越南、也门等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问题有所不同。就国际地位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处于“国家”与“地区”的状态，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后只是作为一个地区而存在，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国家。而德国等民族分裂国家内部双方从“两个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两个国家”，分裂双方均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各自的国家身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统一问题与这些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问题存在某些相似的特点，因此本案研究对中国的统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等民族分裂国家的各分裂实体都将谋求统一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出台了各种统一政策，其中越南、也门、德国先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分裂国家统一的标志是什么?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模式有何理论上的分类及现实的案例?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以寻找当前最优统一模式，为尚未完成统一的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民族分裂国家统一模式的分类

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领土、人口的统一，其中国家的统一是最重要的标志。在传统国际法中，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内有超越一切的统治性，对外则有不受侵犯的绝对独立性；其更具有永久性、普遍性、不可分割性、不可限制性及不可转移性。是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权力，在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上必须享有独立性，是国家自主的重要标志。虽然近代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的进步与国际和平的维持必须要求国家让渡一部分，但这并不能否认作为国家对内、对外最高权力的基本属性，因此每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拥有一个完整的。

“民族分裂国家双方(或一方)以结束国家分裂为目标，不时宣示己方是该国(或地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法理上涵盖实际上未能有效控制的对方领域，对没能实施有效管辖的区域坚持宣称拥有。”基于“两件东西不能在同一时间占有同一空间的普遍不变的实体法则(mle of physical law)”，可以说，问题是分裂双方关系正常推进与对外交流方面最为重要的因素，统一成为民族分裂国家统一的标志。

以国家统一为标志，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主要通过武力与和平两种方式得以完成。因此，以“是否使用暴力”为标准，统一模式可分为“武力统一模式”与“和平统一模式”两类。武力统一模式是采取暴力的手段，特别是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完成统一的一种方式；和平统一模式即通过非暴力手段完成统一的方式。和平统一模式又分为一下几类：若以“主导方数量”为标准，可分为“吸收模式”与“一体化模式”。如果完成统一的主导者为其中一方，此类模式可称为“吸收模式”，即实力较强的一方通过吸收较弱的一方来完成统一。吸收模式最极端的情况是实力弱小的一方自我崩溃，被另一方顺利“吸收”。如果完成统一的主导者为双方，此类统一模式可称为“一体化模式”，即分裂的双方通过共同的合作来完成统一。一体化模式之下按照“政治经济谁优先”的原则，又有两种情况：其一为“政治优先一体化”，即先实行两方的政治一体化，达到国家的统一，再完成经济一体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其二为“经济优先一体化”，即先实行两方经济一体化，再完成政治一体化，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综上所述，民族分裂国家的具体统一模式有武力模式、吸收模式、政治优先一体化模式、经济优先一体化模式四类。从理论上讲，随着局势的变化，以上四种统一模式都有可能成为“最优”的统一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不同时期的最优统一模式?“统一环境”与“统一成本”两者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判断标准。统一环境包括内部的国家环境与外部的国际环境。统一成本即统一进程中分裂各方所付出的代价。各种统一模式实施所依托的统一环境各不相同。其所需要的统一成本也大相径庭。本文将分别探讨武力统一模式、吸收统一模式、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各自运行中的统一环境和统一成本，然后结合现今民族分裂国家所处的统一环境和各种统一模式的成本代价，寻找出当前最优的统一模式。

二、“武力统一模式”案例

在国家分裂视期，朝鲜、越南、也门都曾考虑过采用武力方式进行统一，但只有越南与也门通过武力统一模式结束了国家的分裂局面。

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武力战胜南越(越南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是武力统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其统一进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越南与法国的第一次越南战争是对国家统一的初步尝试；《日内瓦协议》的签署与实施曾为越南的和平统一提供了基础，但是通过全国普选实现统一无果而终；1961―1973年北越军队、南越游击队与美国、南越政权展开了第二次越南战争，但统一仍未成功；1975年，北越军队发动了对南越政权的“春季攻势”，了南越政权，当年4月越南举行全国普选，次年7月2日越南宣布南、北方实现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采取武力统一模式的还有也门。1918年也门北方摆脱土耳其统治宣布独立。1962年，也门“自由军官”集团旧制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即北也门)，并选择了资本主义阵营。1967年也门 南方摆脱英国统治后独立，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即南也门，1970年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90年，南、北也门通过先经济后政治的途径实现了国家统一，取名也门共和国。但统一后双方领导集团间的猜疑以及权力与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得国家政权在完成统一四年后摇摇欲坠。1994年5月，南、北方军队之间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南也门宣布退出也门共和国，建立“也门民主共和国”。两个月后，军事实力较强的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军队，颁布了《告全国人民书》，宣布也门重新统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与大韩民国(以下简称韩国)之间也曾尝试采用武力统一模式。在朝鲜，金日成号召人民“参加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并将此列为《政府政纲》的首要内容。韩国的李承晚政府也曾强调“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1950年6月，朝鲜发动了对南方的统一战争，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相继介入这场战争。三年后，各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在协议签署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依旧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国家的努力。金日成强调要在韩国进一步发展革命斗争。韩国的朴正熙政府也表示，将“不惜代价以武力收复北方，完成国家统一”。

统一环境在1975年越南的武力统一进程中，促成统一的内、外环境因素不可忽视。就内部环境而言，越南的武力统一得益于北越成功的战争策略。1974年9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美国撤出南方就难以重返，即使它们进行干涉，也无法挽救西贡政权的危机。”会议一致通过了“在1975至1976的两年内解放整个南方的总体方案”。1975年3月24日，北越发动“西原战役”并首战告捷，随后向中部沿海各省推进，解放了南方3／4的土地和近半数的人口。4月26日，北越军队在南方革命力量的配合下发动“胡志明战役”。4月30日，越南人民军解放西贡；5月，解放南方全境。

就外部环境而言，美国在越南的战略收缩是北越完成武力统一的重要背景。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实力大衰，尼克松总统声称：“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那样的战争……而应把东南亚事务迅速留待东南亚国家自行管理、自己负责。”至1969年底，美国已从南越撤走了7万名美军。1970年，尼克松宣布1971年春季以前再从南越撤军15万人。1975年3月，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最后一批军队2500人撤退完毕。美军的撤退为北越使用武力统一南方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1994年北也门武力统一国家也是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作用的产物。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是北也门能武力战胜南也门的重要内部原因。国家统一前长期实行自由经济的北也门，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高于南也门，统一后总统萨利赫(原北也门领导人)又把主要的经济活动集中在北方。此外，在也门南、北方各自保留独立的军队体系中，北方军队人数为4万，是南方军队人数的2倍多。经济上与军事上的优势，使得北也门在武力斗争中能够获得胜利。伊朗等外部力量的支持是北也门武力统一国家的重要外部因素。也门的内战使得该区域的外部势力纷纷介入。南也门得到了沙特的支持，沙特为其提供了1亿美元和100辆主战坦克。在南也门获得大量的资金与物资援助的同时，北也门则获得了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帮助，这些国家给予了北也门大量的资金与军事援助，北也门的大部分军队曾在伊拉克境内受训。可以说，没有伊朗等外部势力的支持，北也门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取得武力统一的成功。

相比较而言，朝鲜半岛的武力统一模式之所以没有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应于当时不利的统一环境。一方面，朝鲜半岛南、北方均缺乏绝对的军事优势，单凭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武力统一的；另一方面，在美、苏对峙的冷战状态下，统一问题的国际化使得美国、苏联、中国均着力防范朝鲜半岛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武力冲突。

统一成本虽然越南与也门通过武力模式完成了国家统一，但两国都为武力统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统一战争期间，越南死亡的人数高达160万，战争失踪人员为30万。多年的战乱使得越南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战后南部地区的失业人数高达300万人。国家统一后，越南物资奇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粮食供应定量为30斤，1977年减为18斤。1977年，越南人均收入为259盾(当时约合82.5美元)，1979年降为230盾(当时约合75美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武力统一模式同样使也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数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几十万人饱受战争的苦难，两个月的内战造成了高达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作为武力统一战争主战场的南也门，其经济基本陷于停滞。战后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达145％，外债总额约为85亿美元，财政赤字达6.74亿美元，失业率在25％以上，重建费用超过100亿美元。武力统一战争结束后，也门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恶化，在经济与外交上长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国民生活贫困不堪，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700美元下降至1994年的350美元。朝鲜半岛也为武力统一行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据联合国公布的战报，在朝鲜战争中，伤亡人数共计245万人，其中韩国军队约114万人、朝鲜军队约40万人。三年的战争使得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经济毁于一旦，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损失。

综上观之，二战后民族分裂国家在分裂初期多侧重于采用武力统一模式，但只有越南与也门通过该模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武力统一模式的成功依托于胜利方的军事优势与正确的战略。在增强己方的外部支持时，排减对方的外部援助也尤为重要。尽管武力统一模式是民族分裂国家统一的一种有效途径，但该模式极易造成国家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统一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

三、“吸收统一模式”案例

冷战中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民族分裂国家更多地考虑通过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的统一。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韩国因在经济实力上明显优于分裂的另一方，均提出过吸收式的统一政策，但只有德国通过吸收统一模式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联邦德国吸收民主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是吸收统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其统一进程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国家分裂初期，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都把恢复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高目标，然而1972年两德同时加合国以及1975年欧安会对两德分裂的默认，使德国的统一问题停滞不前；1989年，在东欧剧变的形势下，两德领导人就国家统一问题达成“2+4”方案，即先由两德商讨解决统一的“内部”问题，再由两德与美、苏、英、法四国协商解决统一的“外部”问题，由此开启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由联邦德国支持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上台组阁，两德政府加快了统一谈判进程，先后签署了经济统一条约与政治统一条约；1990年9月12日，两德与美、苏、英、法四国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史称“2+4”条约)，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邦德国，并沿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一国名。

朝鲜战争停战之后，韩国也曾尝试通过吸收模式完成国家统一。20世纪70年代末，从朴正熙政府中后期开始，韩国一改过去的武力策略，提出“和平统一构想宣言”，强调要“在经济上压倒北方”，然后依照人口比例实施南、北普选，实现国家统一。之后的韩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全斗焕的“民族和睦民主统一方案”、卢泰愚“的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金泳三的“韩民族共同体三阶段统一方案”，还是金大中的“邦联制统一方案”、卢武炫的“和平繁荣政策”，尽管在统一政策的提法上各不相同，并且在对外宣传上否认“吸收”的提法，但这些政策实质上均延续了“吸收”的统一策略，都是试图以南方的自由民主体制统一北方。

统一环境德国通过吸收模式完成国家统一是其特定国内外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就内部环境而言，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是吸收统一模式得以实现的关键。民主德国的动荡给联邦德国的干预提供了机会。1989年9月，2.5万名民主德国的民众逃往联邦德国。1989年底，申请移民到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人高达百万，民主德国的民众要求拆除柏林墙的呼声日益高涨。1989年10月，执政18年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辞去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职务。新上台的克伦茨尝试以和平方式平息社会动荡，删去了宪法中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在民主德国自由选举的前夕，来自基民盟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民主德国内部筹建了一个选举阵线“德国联盟”，并亲自六次赴民主德国参加选举活动，许诺民主德国马克1:1兑换联邦德国马克。巨大的经济吸引力使得联邦德国支持的民主德国新政府上台后，加快了民主德国并邦德国的历史进程。

成功地减少苏联的干扰并获得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支持是联邦德国完成吸收统一的重要外部环境。一方面，联邦德国在美、苏对峙的国际格局下得到美国的支持。联邦德国向西方国家保证“统一的德国不实行军事中立，仍然留在北约”，并表示“愿意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一表态使得美国认为德国统一可以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因而对该进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利用东欧剧变与苏联经济困境之机，获得了苏联的支持。动荡中的苏联经济亟需获得国外尤其是联邦德国的贷款。以支持德国统一作为条件，联邦德国政府紧急援助了苏联15亿―20亿卢布，在承诺以后7―8年给予苏联150亿―200亿卢布的贷款后，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苏联与两德一样，对德意志统一不存在分歧，德国人有权选择国家的国体、政体形式，有权选择在何时、以何种速度、在何种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统一。

相比较而言，韩国之所以难以通过吸收统一模式完成国家的统一，原因在于内部动力的缺乏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从内部环境来看，朝鲜虽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但其政权还比较稳固，而韩国缺乏像联邦德国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就外部环境而言，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冷战状态。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把朝鲜列入“无赖国家”的名单，对其采取遏制政策，极大地干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事业。

统一成本德国急剧的吸收式统一进程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尽管统一后的东部地区经历了三至四年的调整时期，以期避免“猛然跳入冰水中”而难以完全适应，但1990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值下降了18.5％；1991年再次下降30％，失业人数高达300万，国民经济面临货币升值400％的压力，仅社会保障一项就需要政府每年额外提供100亿德国马克。民主德国整体加邦德国初期总共需要5000亿至1.1万亿德国马克。巨额的统一费用迫使德国大举借债，金额从1989年的9000亿德国马克增至1999年的2.3万亿德国马克。德国统一后的十年间，西部向东部提供了总计1.4万亿德国马克的资金援助；仅1998年至2000年间平均每年向东部的经济输入就高达1千亿德国马克，约占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5％。2005年，在纪念德国统一15周年的发言中，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表示：“德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比当初柏林墙倒塌时人们想象的更加难以克服。”

相比较而言，韩国若采用吸收统一模式，其统一成本将远远高于联邦德国。从国家实力对比来看，联邦德国是全球经济强国，而韩国只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民主德国是“”阵营中经济领先的国家，而朝鲜目前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从国家整合情况来看，1990年时民主德国的人口是联邦德国的1／4，而当前朝鲜的人口相当于韩国人口的1／2；民主德国的经济总量约为联邦德国的8％一9％，而朝鲜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韩国的3％―5％；民主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联邦德国的25％―33％，而朝鲜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韩国的6％―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吸收统一模式，韩国每年必须投入400亿美元，需花10年时间才能把北方经济提高到相当于南方60％的水平，总费用将在5000亿至10000亿美元之间。显然，韩国是难以承受如此巨额费用的。

由上可见，在二战后的民族分裂国家中，联邦德国与韩国均制定了吸收式统一国家的政策，但唯有德国通过吸收模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吸收统一模式的成功实施需要内部一方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在减少外部因素干扰的同时努力获得外部的支持。吸收统一模式的成本较大，内部双方绝对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相对经济差距的巨大，都会增加该模式的统一成本。

四、“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案例

朝鲜曾制定了政治优先一体化的统一政策。朝鲜战争后期，朝鲜的统一政策开始从武力统一模式向政治优先一体化模式转变，强调以北、南双方共同为主导，通过“联邦”体制实现国家的统一。在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朝鲜建议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和韩国国会各自选派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负责筹备和举行朝鲜半岛范围内的自由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1960年8月，朝鲜公布了《南北联邦共和国统一方案》。1971年4月，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八点纲领”中首次援引“邦联”的概念，主张“建立一个邦联政府作为过渡。如有需要，在完全统一之前保留不同的社会制度”。1972年，朝鲜半岛南、北方分别在汉城和平壤发表了以“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为三原则的“七・四共同声明”。金日成还从民族感情出发，向南方重申：“我们朝鲜民族是一个民族，双方不应该打仗……而应以邦联作为过渡，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1973年6月，金日成在“和平统一的五点纲领”中重提“联邦”，建议实行北南联邦制，并以“高丽联邦共和国”的国号加合国。1980年10月，朝鲜明确提出了“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统一方案。90年代，政府以“联邦制统一方案”继承并取代了金日成的联邦制临时性过渡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为：朝鲜半岛将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个政府、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统一，国号为高丽联邦共和国；统一后朝鲜将永远是一个中立国家，没有外国军队驻扎，也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然而，朝鲜提出政治优先一体化的统一政策，没有得到韩国的响应。

统一环境朝鲜的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没有获得韩国的认同，有其特定的国内环境的原 因。首先，朝鲜的统一方案过于理想化。该方案允许双方保留相关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对外条约的安排，但同时又规定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国家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甚至建立一支联合军队。这显然与两国现存的建国原则与价值取向相冲突。此外，执政后修改的统一政策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设计，对于尚处于对峙状态的朝、韩两国来说，该方案的现实可行性非常低。其次，韩国无法接受朝鲜否定韩国政权的法统而单方面确定未来国家国号的方案，也担心该方案会使南、北关系由现在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成“朝鲜一贯追求的一个国家内部对立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自己面临失去美国保护的危险。韩国也非常清楚朝鲜统一政策的意图，了解经济发展落后、备受国际社会孤立的朝鲜需要高举国家统一的旗帜来缓解国内的各种政治、经济矛盾，以维护国家的基本生存。因此，韩国不会接受朝鲜提出的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方案。

朝鲜的统一方案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制约。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远东竞争的桥头堡。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二者的争斗白热化。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没有走出冷战状态。1992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曾向朝鲜施加压力，宣布恢复美、韩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将朝鲜划入了“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的行列，设想通过“孤立”和“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2005年9月，在第四轮朝、美、中、韩、日、俄“六方会谈”达成的《共同声明》中，朝鲜政府第一次以多边书面文件的形式正式承诺，将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美国政府也在声明中就一系列保障朝鲜的安全、逐步解除对朝鲜的孤立和制裁政策做出了表态。然而，朝、美双方承诺的前提相互矛盾且没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加之各方态度模糊，朝核问题最终解决的路途艰难而漫长。在朝核问题尚未解决、美朝关系仍然僵化以及美韩军事同盟日益紧密的局势下，朝鲜与韩国任何关于政治合作的行动都将举步维艰。

统一成本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的成本对朝鲜与韩国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朝鲜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之一。冷战时期的朝鲜，作为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名观察员，主要依赖于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来维系自身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导致传统的朝、苏经济关系骤然破裂。中国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引起了朝鲜对外贸易环境的急剧恶化。1995年以后朝鲜连连遭遇严重的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经济形势严峻。据韩国方面的推算，1990年至1998年期间，朝鲜的国民经济连续9年负增长。朝中社也报道，1998年因遭受暴风、冰雹和海啸的袭击，朝鲜南部的稻米减产60％以上，玉米和其他作物的收成也大大降低。2000年，暴雨、台风、泥石流又给朝鲜造成了约61.4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此段时期，朝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并接受了国际上提供的大量粮食援助。朝鲜目前处于国家生存危机的时刻，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边缘，根本没有资金来运作其倡导的统一事业。

如果韩国愿意接受朝鲜提出的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那么无疑只能是单方面为统一事业的运作注入资金，韩国对此也将难以承受。朝鲜提出的统一模式强调未来统一国家的外交中立，显然是要排除美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干预。若按此模式推动统一进程，朝鲜半岛很可能会失去来自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际援助。考虑到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经济实力差距、难以整合的经济体制以及外部援助资金的缺乏，朝、韩之间的统一若采用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成本将远远高于采用吸收统一模式的成本。

综上所述，朝鲜倡导的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政策难以运用到实际操作层面上来。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必须建立在分裂双方政治和解的基础之上。在此过程中，排除外部政治力量的干扰对双方的政治合作尤为重要。该模式的统一成本在某种程度上与吸收统一模式相类似，但更多地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实力与经济差距。

五、“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案例

1990年南、北也门实现第一次统一时采用了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20世纪60年代南、北也门分别建国后，双方曾因统一问题引发了两次边境武装冲突。1972年，在阿拉伯兄弟国家的调解下，双方签订了关于统一的协定，并成立了联合宪法起草委员会。1981年南、北也门领导人在亚丁会晤，成立了由两国元首组成的也门最高委员会和两国总理参加的统一部长委员会，随后双方开始了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合作。1988年5月，南、北也门首脑签署了《南北居民自由过境协议》和《共同开发边境地区石油、矿业资源协议》，承诺解除边界武装、成立石油联合勘探小组以及实行货物买卖与公民互访的自由，拉开了南、北也门统一的实质性序幕。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速了南、北也门统一的步伐。1989年，双方通过重新部署军队实现了边界的非军事化，随后两国元首签署了一部共同宪法。1990年4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统一协定(草案)》，首次正式宣布统一条款。5月2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虽然四年后的内战使和平统一成果毁于一旦，但也门的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不失为对民族分裂国家实现统一的有益尝试。

统一环境南、北也门通过经济优先一体化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尝试有其时代背景。就内部的环境而言，首先，也门南、北双方诸多共同的经济特征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双方均是以种植、畜牧、捕鱼等农业经济为主的贫困农牧国家，依靠对海湾国家的劳务输出来获取外汇，分别严重依赖苏联与东欧或沙特与美国的经济援助，并因高额的军事投入面临严重的财政收支失衡。相似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南、北也门的经济合作共处同一平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边界大量石油资源的发现为二者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缺乏资金与技术的也门南、北双方不得不携手与外国公司合作，深化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水平。

其次，非对峙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南、北也门采用该模式实现统一创造了条件。北也门虽然在政治上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内部受部族社会结构中的伊斯兰“左翼”控制，属于部落政治与现代化政治的混合政体。南也门并非一开始就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曾就国家发展的政治路线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与严重的分歧。1986年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稳定国内形势、吸引外部援助，新上台的南也门政权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并逐步开启了自由化进程。双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消除了南、北也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就外部环境而言，冷战后期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苏联在南也门的战略收缩，是南、北也门统一的重要国际背景。苏联作为影响南也门的重要外部因素，不仅影响其内部的政治决策，更是经常直接插手该国事务。1978年苏联军队曾轰炸南也门总统府，策动并炸死该国总统。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心维”战略以及东欧的剧变，使得苏联势力逐步从南也门的势力范围中撤出。苏联势力的影响在南也门逐渐消除，以及随之而来南也门面临的经济困境与外部孤立， 使得南也门主动加快了与北也门政府进行合作的步伐，从而促成了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实质性转变。

统一成本与其他统一模式相比，采用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实现南、北也门统一的成本较低。近十年的经济一体化合作不但没有引起也门南、北双方的经济衰退，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1984―1988年间，除了1985―1986年南也门因内战导致经济负增长(详见下表)外，其他时期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至1988年，北也门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6.31亿里亚尔，南也门为4亿第纳尔，双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得到了长足的增长，并处于等量水平(金额折算后，北方是南方的4倍，但由于北方人口为南方人口的4倍，因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无几)。

南、北也门的农业与工业发展水平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粮食、蔬菜、水果的增产不仅使南也门摆脱了粮食供应危机，满足了国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开始出口到海湾石油邻国。随着交通设施的建设、劳动力人口的集中以及国内市场的扩大，曾经难以应对国外竞争的国内工业开始获得新生。南、北也门双方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业合作，旨在扩大企业的经济规模，减少成本，避免大型经济项目的重复建设。特别是马里卜一舍卜沃盆地(Mafib―Shabwa basin)油气合作开采带来了高额利润，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

由上观之，1990年也门的统一是采用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典型案例。在此过程中，深入的经济合作是基础性前提，高层的政治对话是重要渠道，消除外部因素的干扰是重要条件。相对于其他统一模式而言，采用该模式付出的统一成本最小，既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的损失，也没有为统一花费巨额的资金。相反，伴随这种统一模式的推进，实现了南、北方市场与产业的整合，提高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六、当前的最优统一模式及其操作性分析

二战后越南、也门、德国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既表明武力统一、吸收统一、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和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四种模式均可完成国家统一，也说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中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可能成为“最优”的统一模式。因此，民族国家分裂后的各方在为国家的统一制定政策时，均应对这四种统一模式中的每一种模式进行预设，切忌只倾向设计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模式而偏废其他的统一模式；同时，更应综合考虑所处时空下的最优统一模式。就此而言，探寻当前最有可能通向国家统一的方法和路径，即最优统一模式，对于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民族国家来说，是具有现实参考意义的。

(一)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是当前的最优统一模式

如何判断何种统一模式是当前的最优统一模式?“统一环境”与“统一成本”是解析该问题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不同的内、外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统一模式，而不同的统一模式又决定了不同的统一成本。

通过对二战后民族分裂国统一模式以及统一尝试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统一环境方面：就内部环境而言，武力统一模式的实施需要一方拥有军事优势与正确的军事战略；吸收统一模式要求主导一方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需要双方的政治和解与政治整合；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要求双方深入的经济合作，并将之上升到政治整合层面。就外部环境而言，每种统一模式中的主导一方或双方均需增强外部势力对己方的支持，或排除外部势力对该进程的干扰。在统一成本方面，武力统一模式的代价最为高昂，极易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吸收统一模式与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的代价也比较大，统一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分裂双方的经济实力与经济差距；经济一体化统一模式的成本较小，渐进的经济一体化合作不但不会影响国民生活与国家经济，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

以“统一环境”与“统一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对于目前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朝鲜半岛南、北方而言，武力统一模式并非当前的最优选择。尽管朝鲜半岛南、北方并没有放弃以武力作为统一的模式，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使得双方在军事上没有绝对胜算的优势。该模式也受到周边邻国的强烈反对，极易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且可能引发核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

吸收统一模式不是当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最优统一模式。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均不具备真正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吸收对方，而且被吸收方的政治变动容易引发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动，因此该统一模式难以获得外部的支持。此外，朝鲜与韩国双方经济实力差距较大的现实，也会使吸收统一的成本相当高。

政治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也非当前朝鲜半岛最优的统一模式。朝鲜提出的政治一体化政策实质上是维护国家生存的手段，韩国对此清楚，双方难以真正走上政治上合作的道路。缺乏有利的内、外统一环境以及较高的统一成本，使得当前采用该模式推动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面临很大的阻碍。

相比较而言，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从内部环境来看，当前朝、韩的经贸合作已经起步。2006年，朝、韩双方贸易为10.55亿美元，历年累计贸易额已达到60.48亿美元。经济合作为推动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平台。从外部环境来看，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的背景下，分裂双方进行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对外部势力之利益的影响较小。加之美、日等国家因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参与到双方的经济合作中来，因此该统一模式所受到的外部阻力最小。从统一成本来看，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不仅不会影响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反而能使双方达到双赢，并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因此，内部经济合作已经起步、外部阻力干扰相对较小、统一成本最低的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是当前可供朝鲜半岛南、北方选择的最优统一模式。

(二)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的操作性分析

如何在分裂双方经济合作的平台上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上升到政治一体化层面完成国家的统一?结合当前朝鲜半岛的内、外统一环境，结合也门前期(1990年)统一的经验教训，对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的操作方面应有以下考虑：

在经济一体化层面，首先应着力提高双方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层次。双方自身经济水平的提高不但有助于各自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且可以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距，有助于构建经济一体化的平台，减少统一的成本。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不应仅限于贸易的频繁往来，还应上升到金融的互动、技术的合作、市场的统一，并在重要的工业部门之间进行产业整合。在也门前期的和平统一进程中，双方通过石油开采上的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即是极好的例证。其次，应借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来推动双方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逐渐形成的区域经济为朝鲜半岛分裂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无论是小范围的东北亚经济合作，还是较大范围的东南亚与东亚“lO+3”、亚太经济合作机制，都可以成为促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经济合作及消除经济摩擦的重要平台。此外，美国、日本等外部因素也可以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由此可以减少它们对朝鲜半岛统一进程的干扰，甚至可以借用它们的力量来推动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

在政治一体化层面，“”与“治权”的区分是经济整合通过和平方式走向政治整合的关键。“”即对内、对外的最高权。“治权”即有效管辖权。“”之争容易导致“战和问题”。只有“绕开”之争，着力于“治权”现实基础上的运筹，经济一体化才能成功地转向政治一体化。在也门前期的统一进程中，双方先将重点集中在经济的调整、合作与政府的重新构建等治权问题上，较好地绕过了之争这一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然后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此外，权益的合理分配、军队武装的整合是国家统一成果得以巩固的重要保障。也门通过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所取得的成果最终因1994年的内战而毁于一旦，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北方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较多的利益，从而引起了南方的极大不满；也门统一后南、北双方保留了各自原有的军事力量，也使得政治上的争执极易引发武装冲突，毁坏了来之不易的统一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和平统一比和平统一进程本身难度更大。

综上所述，通过从“统一环境”与“统一成本”的视角对二战后民族分裂国家的统一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的环境下，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模式所受到的内、外阻力最小，成本最低，是最优的统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