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近代改作伪钱现象考察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钱币造伪由来已久，钱币收藏活动的发展，必然伴生着钱币造伪牟利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钱币”是退出流通的“老钱币”，所指的钱币造伪也不同于仿制流通货币的“私铸”等行为。大致在乾嘉金石学兴起之后，随着钱币收藏的日益普及和深入，钱币造伪也开始大规模出现。诚如民国时期古玩家所言：“惟自近世以来，收集古钱者日益增多，由于收集之难易，自然形成一不等之价格，因此造伪者遂择其价高者、易售者，分别仿造，此所以今日伪制古钱充斥于肆也。”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是中国古代近代钱币造伪活动最为猖獗的历史阶段。纵观当时的钱币造伪，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技法繁伙，智巧纷呈，然综而视之，其手法不外“改作”和“翻铸”两类，本文是对前者的探讨。

所谓改作，即以普通古钱或古铜片为坯子，通过磨削、凿刻、挖补、粘贴等手段，仿制出或臆造出珍稀品种钱币的赝作方法。成书于民国前期的《言钱补录》对此种伪作辨析精详：“改作，其法有四：取旧钱磨刻，一也；挖镶，二也；粘合，三也；填漆，四也。”将“改作”伪钱按工艺分为四种，并分别指出其弱点和辨伪方法：“论夫改作，明明迹象可求，凡磨刻不易泯灭者，刀痕即或烂以强水，光中见毛，其贼也，同施以伪锈，汤沃渐脱，其饰也败；凡挖镶不易弥缝者，接口与相配之铜色、相成之字体；凡粘合周围岂无焊道?完品竞变木音；凡填漆片段为者，异瘢必当夫要字，全体为者，色泽不同其面背，此总诀也。”方若《言钱补录》对改作伪钱的分类和鉴定代表了中国近代对此类赝品钱认识的很高的水平。此处，笔者将近代及其以前的钱币改作分为“改刻”和“挖补”两个范畴，并分别对其进行历史考察。

一　改刻

所谓改刻，即以刀凿等工具，在旧钱或旧铜片上修改剔刻出新的钱币文字或形制，以改制出稀缺品种的赝作技术。民国后期出版的古董收藏畅销书《古玩指南》介绍了一种“起字法”：“用无字之古钱，视其大小，择其相似之古钱而仿制之，所欲仿之古钱既经选妥之后，然后照钱谱上该钱图样之文字描下，雕刻于其上，再用造伪锈之方法使之生锈，即与真者无殊矣。”这种“起字法”就属于改刻。因改刻是在古物上施与手段，从铜质、锈蚀包浆上很难鉴定真伪，近代的藏泉家和学者也都普遍认为：“盖铸泉易识，刻泉难识”。

中国古代、近代钱币学者最早论述挖补伪钱的当属翁树培，翁氏曾言道：“又以古钱之字，划去作他钱者，应汇记于一处：‘永历’钱‘永’字改作‘大’字，为‘大历’；楷‘政和’改‘政’字为‘元’字；永宝‘永’改为‘天’；又‘大泉五十’有划去‘大泉’二字者，而钱质尚露‘大泉’二字新铜色之迹，拓出则止‘五十’二字也；又楷‘嘉祜通宝’楷书，改‘嘉’为‘皇’；楷‘天圣元宝’改‘天’为‘大’，‘圣’为‘宗’。”翁树培是乾嘉时期的著名钱币学者，是公认的清代第一钱币学大师，仍不免在鉴定改刻钱时“走眼”：“何镜海寄余书云，翁宜泉得‘大圣元宝’，愕然起曰：‘仙品降矣’，崩角于地，亟持示刘青园(刘师陆，号青园)丈，丈日： ‘此天圣铲去一画耳’，翁审视默然，乃相对大笑。足见老辈之易欺，其真实处不可及，若睹近时之薛刻，当亦不胜倾倒矣。”即被一枚将普通‘天圣元宝’钱铲去‘天’字首笔，改成的所谓“大圣元宝”伪钱欺蒙。

道光年间，陕西地区出现了改刻伪钱的高手――“秦中善改刻之‘薛重泉”’，“逮薛氏父子刻泉一出，一时伪泉更无出其右者，余名之日‘薛刻’，字之日‘重泉”’。咸丰、同治时期被钱币学界尊为“祭酒”的鲍康对此非常关注，对“薛刻”手法及其赝作品种等进行了追踪记录和审定，留下了难得的清代改刻伪钱的资料：“秦中伪作之泉则率以旧泉磨而改刻，有薛氏父子皆工镌字，每选取厚泉，磨令稍夷，钉之几上，以利刃依方就圆刻之，无斧凿痕，而时作青红色，余寓秦也久，目击百余枚，如‘三铢’、‘四铢’、‘半半’、‘两两’、四字‘半两’、回文‘半两’、‘幺泉’、‘幼泉’、‘大泉五铢’、‘货泉’传形、‘布泉’对文、‘凉造新泉’、‘丰货’之属，都渐有佳致。闻其每得一泉，必仿作一伪者售之，而私其真者。尝得‘至和重宝’、‘重和通宝’大泉，色泽甚古，访之，乃以‘崇宁重宝’所改作，笔画殊肖，又尝见所作‘显庆通宝’，竭十日之力而后成，骤视几与旧泉无二，作剧亦狡矣哉!他如‘壮泉四十’、‘直百’、‘定平一百’、‘孝建四铢’、‘通行泉货’诸品，则文字制作往往与旧谱龃龉，盖未见真泉臆造者，斯不足炫人也。又若‘永和五铢’，若‘景王’，若‘一分’，若‘大泉货泉’，若‘永安三辰’，若‘建中靖国’，则私心出奇，使人捧腹，姑置勿道。既而，复取‘五铢’、‘货泉’、‘大泉五十’之坚厚者，于泉背添刻吉语，两字则有‘延年’ (旁复作飞鸿二)、‘上林’之属，四字则有‘与天无极’、‘富贵未央’、‘长生未央’、‘长乐未央’、‘甘泉上林’、‘君宜侯王’、‘宜官大吉’、‘宜子保孙’、‘五男二女’之属，七字则有‘惟王子孙永保民’、‘王宜民宜子保孙’之属，八字则有‘承天之祜子孙之福’、‘与天无极长乐未央’、‘宜尔子孙子孙永福’之属，其字或列上下，或列四旁，或列一隅，或间以四出文，或间以花文，或间以四星，或间以龟鹤星斗，奇情诡状百出不穷，‘货布’之背亦作种种花纹及‘长命富贵’、‘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诸吉语，唐宋泉背则刻为人物名马，大率工致可喜，埋于土中，经年而后出之，面文既真添刻亦巧，复蚀以土锈，载之都下，大为乱真。”“薛氏子复见示所刻‘开元’大泉、‘皇v元宝’篆书正书二种，皆楚楚有致，其‘至和重宝’背文‘虢’字之作黑漆古者尤精，几与原泉无别，盖以拓本帖之古铜片上，依样刻之，并肉郭穿孔均出雕凿，而刀痕尽化，狡狯甚矣。若‘东周’、‘西周’、‘五五’、‘第十一’、‘二铢’、‘景和’、‘天成’、‘德v’诸品，则以未见原泉，望而知为臆造。‘大通五铢’‘大通’二字低于‘五铢’，添刻显然，不待深辨，惟薛氏子年甫弱冠，傥穷其心力，所作当不知几许，余安能一一而剖之耳。目所及再识一二，以告同癖。己酉(1849年)冬，陈式甫复携示薛氏子新刻各泉如‘宝六化’、‘两甾’、‘半两’穿上下作‘三金’者、‘建中’(‘中’字列穿下)、‘天成’、‘乾亨’、‘阜昌’诸品，或字体不类，或形制未符，‘上元通宝’尤不经，均无足深论，惟‘大历’、‘宝历’、‘广政’、‘靖康’、‘景炎’及‘阜昌’之当二者，已颇有可观，其‘半两’之字在穿上下者，‘壮泉’之以真本摹刻者，则甚精；‘五铢’背或作‘子孙宜福禄’语(‘禄’字作鹿形)，‘大观’背或作四灵或作午马或作星剑，亦足为鱼目之混，后之鉴古者，殆不能不为所惑矣。客既去，爰忆其目而详志之。又一载，其子亦 死，薛刻斯绝。”

从鲍氏的记载来看，当时“薛重泉”父子改刻的伪钱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每得一泉，必仿作一伪者售之”，即文字形制完全仿照真钱改刻；其二，“文字制作往往与旧谱龃龉，盖未见真泉臆造者”，即文字形制与真钱不符的改刻伪钱；其三，“私心出奇，使人捧腹”的完全出于臆造的新品种伪钱；其四，在真钱背面“添刻吉语”或“刻为人物名马”。其中以第一种和第四种赝作水平最高，“大为乱真”。鲍康认为“薛刻”伪钱，“贻误将来惟斯为甚。……所作已流播南北，必传无疑矣，幸余也寓秦最久，曾目击百十枚，一见能断其真赝，又余每得一泉必反覆审定，考其所从来，或遍示贩售古泉者，俾互相攻掊，发其覆，待确有可据，乃从而拓之藏之。廿余年来，所收不过二千种，虽惭阙略而心知其妄，姑自欺之诮，庶几其幸免也。”

鲍康在其“观古阁”系列著作中还留下了当时其他改刻伪钱的记载：“廉生(王懿荣，字廉生)云，笏臣廉访长赓(长赓，字笏臣)所收小布颇有异品，时《续泉汇》已成，遂不复索拓，仅拓得节墨刀一品，云色泽极佳，背三横画下复有‘建邦长法化’五字，一刀备列两刀面文，于义无所取，若云误范则五字小且弱，迥不逮习见之六字刀，殆出添刻与旧泉改刻，置土中一二年，则色泽如故”。“‘二铢’泉有以‘五铢’改刻者，可笑。复有以‘大泉五十’改刻作‘二十’者，弥可笑。”凹“有以张献忠之‘大顺通宝’改刻‘天顺’者，字体板拙，一望即知。”鲍康同时代的著名钱币学者李佐贤曾撰《续泉说》三十四则，其中提到“九字齐刀所见仅二三品，《泉汇》曾收其一，颇为寿卿所訾，其论殊近理，古篆多离奇，此字谨严乏古意，与诸齐刀殊，或以三字刀磨平，细细改刻者，然铁线篆极工难辨，胡石查新得者疑亦此类，故未再入谱。”关于李佐贤提到的胡石查所得九字刀，民国时期的方若得见实物，方氏与李氏“英雄所见略同”，方氏评价道：“又九字刀，予向嫌其文字拘束，殊乏古意，先钟丽泉藏一品曾招人疑议，即胡石查所得一品，云是燕庭旧物，亦何莫不然，一时诸鉴家尚为所摇，独陈寿卿始终谓九字刀皆伪，诚卓见也!石查身后，此品落友人手，得以审视，字被锈掩，却似无改刻痕迹，刻手之绝技乎!伪锈作法之佳妙乎!”九字齐刀皆为赝品，虽然已是今天学术界和收藏界的共识，但却是历代钱币学者不断的质疑和探索的结果，陈介祺从文字人手，最早明确指出了所有的九字齐刀皆为伪品，其后李佐贤、鲍康、方若、丁福保等都在九字刀的鉴定上做出了贡献。丁福保编著的《古钱大辞典》收有四枚九字刀，清晰地指出皆为伪品(举其中之一为例，图1)。

民国前期，郑家相曾与陶心如、张纲伯、方药雨等四人“互相研讨”，一一指出李佐贤《古泉汇》收录的伪钱，其中的改刻钱有：“《古泉汇》亨集卷一第八页齐之化刀(图2)，乃齐三字刀(图3)所改刻；利集卷一第十二页，重十二朱泉，此乃汉八铢半两泉所改刻；又十四页第一品小样第十九，此亦汉八铢半两所改刻；又卷二第七页第三品上下半两亦改刻；又第五品半两，上下有明刀二字者，亦添刻；又卷三第九页大样壮泉四十，乃大泉五十所改刻；又卷七第十三页下面第一品双铢、右铢传形、下有半星，此品系添刻；卷九第八页，上面第二品，永通泉货钱，系用崇宁钱改刻；又卷十第十页，上面……第二品真书皇v元宝，系皇建元宝改刻，近日诸家所藏，或用嘉v改刻，或系皇建改刻，[近代还有用“景v元宝”和“皇宋通宝”等改刻而成的赝品皇v钱，清代王锡綮《泉货汇考》就误收有此两种伪造皇{；占钱，其一(图4)，为“景v元宝”的一种“四出”版式(图5)减重钱改刻而成；其二(图6)，为“皇宋通宝”篆书的“大通”版式(图7)固改刻而成。郑家相同时代的王荫嘉也留下此类钱的记录，并很有卓见的批注为“改刻”(图8)。从王氏所留伪品拓片看，此皇v钱系由景v元宝的一种“阔缘”版式(图9)改刻而成。――笔者按]无一真者，可证仁宗皇v年间，并未铸钱；又卷十一第十四页下面第三品篆书重和通宝折二钱，乃政和通宝改刻；……又卷十四第五页，上面第二品篆书端平通宝折二钱，系政和通宝折二钱改刻；又卷十四第十四页下面第一品，德v元宝平钱，第二品德v元宝折二钱，系淳v钱改刻……；又十五卷第一页下面第一品乾亨(杂志误为‘享’字――笔者按)元宝钱，系轧元重宝钱改刻，近日所见，有改刻，有翻铸，无一真者；又卷十六第四页下面第一品篆书致和通宝折二钱，系政和通宝改刻，又卷十七第三页，下面第十一品洪武通宝背雅字，系改刻；续利集卷一第二页上面第一品共屯赤金，此品形制轻薄，文字率笔，而无精神，亦后人所改刻，又卷二第五页，上面第一品保大元宝平钱，亦后人改刻，此泉真品近已发现，大与天德重宝等，面文旋读，非对读，此平钱对读，制不类也；又卷三第六页，下面末品洪武通宝背十滇，滇乃浙字改刻。”郑氏曾购得陈介祺旧藏齐刀六十余品，就包括上面所指的第一枚，他详细论说道：“惟有三字刀文曰‘齐之化’者，则为‘齐套化’(即‘齐大刀’――笔者按)刀所改刻，改‘套’字，易‘之’字，刀痕隐约，此品亦载入《泉汇》，于是知《泉汇》所载之‘齐之化’刀，乃伪物也。按齐刀之分类，可以边缘与之字别之，凡边缘不断者，莫不日‘套化’，凡边缘断作隆起者，莫不日之‘化’，此品边缘既不断作隆起，安得而有‘之’字耶。若谓‘齐之套化’刀，省去‘套’字，则边缘应断作隆起，今边缘不断，可知其决属非是。李氏列入《泉汇》，盖未之察也。”

罗振玉在其《俑庐日扎》中载：“鲍子年(鲍康，字子年)先生谓他古币可伪为，而空首布不可伪为，今则不然，其作伪之法：去‘八’字空首布之锈厚者，于锈上刻字，其术颇巧，骤不易辨。”方若谈到了当时所知的用普通先秦圜钱改刻伪钱的情况：“古圜金中将‘垣’字一种磨平，改刻古布地名，纵极其能事，而文字之间神奇索然”。1924年，郑家相在北京古玩市场购得一枚精致的改刻钱：“十三年春正月，予旅居北京，适逢会期，时作巡礼，……一日见大冯亦设摊其间，大冯见予至，即出其内藏一串相示，……内有永通泉货一品，大如小平，精美绝伦，轮郭平整，色泽古旧，叹为创见，问其价，答三十，予以为不贵，遂亦购之。及归，仔细审视，虽毫无痕迹可寻，而文字终嫌少力，遂疑为大冯用旧钱改刻。然而能改刻如此工致，大冯之技，亦精矣哉。”

罗伯昭披露了民国时期四川钱商改刻伪钱的情况：“徐吉之，重庆人，能改刻古泉，深夜为之，尚有佳致。卒已十年，渝市尚有徐刻泉。”“马俊臣，俗呼之‘马二’，设肆于渝，能改刻古钱。”

二　挖补

所谓挖补，或称挖镶，即在旧钱上挖除部分原有文字或地章，并在空处镶嵌填补出想要的文字或纹样，以仿制出稀少钱币品种的赝作技术。广义上的“改刻钱”也往往将 “挖补钱”包含其中，如郑家相辨别出《古泉汇》中的许多改刻钱，其中不乏挖补钱，郑氏实际上是把挖补钱和改刻钱合为一类，泛称“填刻”。赵汝珍总结出的“造悬针文法”和“改字法”，也基本属于挖补的范畴：“造悬针文法――用极薄之铜片剪成币形，由背后用针画出币文，I于古钱之上，然后再施以造伪锈之法，其作之精者与真者毫无二致。……改字法――古钱常有因一字之不同而价值极为悬殊者，如建炎元宝之一枚可值数百元，而建炎重宝则值数十元，五铢钱一枚不过数角之值，而二铢、三铢、四铢则每枚均值数百元，造伪者即将不同之字而改铸之，如建炎重宝之重字，设法将其铲除而添铸一元字，五铢则将篆文五字之‘x’除掉，只留上下二横，如此便成二铢，若中间添铸一横则为三铢，铸添二横为四铢，然后再添制伪锈，苟不知此底蕴，任人亦必为所骗也。”

民国时期，丁福保在《历代钱谱绪言》中对挖补伪作技术进行了阐述和举例：“所谓挖补云者，挖去甲钱之字，而以乙钱之字补人之，其两面使生铜锈，骤视之如天衣之无缝，不见其挖补之迹，好古者往往受其欺。其以汉‘五铢’钱二品，先以甲品之‘铢’字挖去，而以乙品之‘五’字补入之，则成‘五五’钱，考‘五五’钱真品，为六朝时制作，泉既薄小，而铢两去轻，若挖补之‘五五’钱，则反是，其制作文字，皆如汉五铢也；又有挖又(疑‘去’字之误――笔者按)‘五’字而以‘铢’字补入者，则成‘铢铢’；又有将‘大泉五十’之‘十’字挖去，而以‘五铢’钱之‘铢’字补入者，则成‘大泉五铢’；又有挖去‘端平通宝’之‘通’字，而以‘崇宁重宝’之‘重’字补入者，惟三字为真书，一字为隶书，一望即知；又有挖去‘景v’、‘嘉v’等钱之‘景’字、‘嘉’字，而以‘皇宋’、‘皇建’等钱之‘皇’字补入，则成‘皇v’钱者；又有挖去‘皇建’之‘建’字，补以‘v’字，而成‘皇v’钱者。”

鲍康“曾得‘大泉五铢’，细审乃选‘大泉五十’之厚者，刮去‘十’字，另翦取‘五铢’之‘铢’字以补之。”

高焕文《癖泉臆说》中谈到了一枚标准的挖补钱：“宋太宗端拱间并未开铸，岳钜州曾以‘端拱通宝’大泉示余，乃以大‘端平’划去‘平’字，而以铁屑锈成‘拱’字，色泽迥不相及，予乃以铜绿糁之，使四字颜色如一。蒋敬臣见之，诧为奇品，即易以去，不数日而为合浦珠矣，乃又售与张祈伯，仍得重价，近闻归之金陵好古家，藏之檀椟，视若掌珍。”这枚挖补钱的奇特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仿挖补钱辨伪的难度。

王锡柴《泉货汇考》中也误载有挖补钱，如有一品“太平元宝”钱(图10)乃是把“咸平元宝” (图11)的“咸”字去掉，又挖来“太平通宝”(图12)的“太”字补填而成。

郑家相《梁范馆谈屑》记载了著名钱币收藏家方若“打眼”于挖补钱的趣事：“一日偕纲伯(张纲伯)至旧雨楼，药雨(方若，字药雨)出示一‘半两’式‘三朱’，满身硬绿，云昨日地山(方地山)携来，以八十金得之，意颇乐也。予接而审之，大叫日先生误矣，此‘半两’也。药雨不信日，此钱‘三’字‘朱’字笔画上均有硬绿保险，安得云误?且汉武既铸‘三铢’，复铸‘半两’，此乃铸‘半两’时所铸之‘三朱’，虽‘铢’字省金作‘朱’，亦理所或有，君看此钱，未免大苛。予日不苛，此钱文字笔画上虽有硬绿，但细视之，在‘朱’字间颇有硬绿不接处。盖‘三’字为‘两’字所改，尚少破绽，‘朱’字为‘半’字所改，不能笔笔自然，其断处乃为生漆所填耳。时纲伯亦以予说为然，复附和之。药雨日，有是哉，即取小刀将填漆处剔之，填漆骤起，笔画遂断，‘朱’字不成为‘朱’字矣，乃忿然取而投诸池中。”方若将此类改刻后填漆修补的造伪技术称之为“填漆”，其实也是在真钱上挖刻后，填补出新的文字，故笔者将其归入“挖补”作伪范畴。

1921年，郑家相在上海市场亦曾“打眼”，而且也是失误在挖补钱上： “十年初夏，予南返，寓于沪，……一日在市场中，有人持三泉来，一天德通宝铜钱，一龙凤通宝折二，一造历通宝平钱也。天德钱面文隶体，与予前所得者同，大小亦相似，惟肉较薄，无前品厚重，色甚旧，较前品光泽。……而天德钱乃好事者，用崇宁大钱，剜去面文四字，将旧铜雕成天德通宝四字，含贴于其上，天衣无缝，洵绝技也。”

需要指出的是，古钱改作还有一种把两枚真钱磨薄后粘合成一枚新品种钱的作伪技术，方若称其为“粘合”，赵汝珍称之为“合并法”，因为也是补合而成，此处将其归入挖补钱类型。乾嘉时期的翁树培留下了钱币学者对此类钱最早的系统论述：“钱之两面面文、两面背文，竞有以两钱磨极薄而以锡躐粘合者，审其外边，竟有细缝，刻视则二钱之里极薄极光，锡痕尚存，此不知是后人所为欤?抑当日特造为此种也!其二钱之大小肉好，何以巧合无迹?培见两面万历、两面崇祯背文‘二’字钱、两面背文无字钱，倪韭瓶(倪模，号韭瓶)得一两面大定，皆如此，盖此种钱竞当分别观之。”《王荫嘉品泉续录》记载了民国时期著名钱币学者王荫嘉拓录的一枚粘合伪钱，面背文皆为“开元通宝”(图13)。赵汝珍则透露了民国时期这种造伪方法的细节：“嗜古钱者亦有专以奇特为收集之目的者，如五铢钱有两面均有文字一正一倒者，又有合背(应为‘合面’――笔者按)货泉两面均无文字者，又有合璧大泉五十两面如一者，市上奇异之古钱甚多，不胜枚举，若照国家之规定，绝不能有此古钱，即属真实，古钱亦必为好奇者仿为，或铸造人藉便私铸以为者，然亦有乐此不疲，专门收罗此类古钱者，亦足征人之嗜好不同也，其实此类伪钱近世制造者最多，即将相同之两币各磨去一面，使余一半之厚，然后I合为一，如磨去其两背，则成双面钱，如磨去其两面则成合背钱，作成之后，完全与古钱相同，不知其造伪之法者，绝难断定其为伪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