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关系研究

摘 要 基于1978～2013年上海人均生产总值与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经济发展和休闲设施建设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与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公园景区数量和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场馆数量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他因果关系不成立；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公园景区数量增加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但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文化场馆的投资建设；公园景区数量增加对于人均生产总值变动的贡献度，以及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的提升对于文化场馆数量贡献度均较大。

关键词 经济发展水平；休闲设施；向量自回归模型；上海

[中图分类号]C916.2；F29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1-0058-08

一、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休闲欲望呈现不断高涨态势，人们希望在城市中获取游憩、娱乐，渴望获得乡村田野式的绿地、公园，满足精神需求。于是，作为居民工作和生活载体的城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城市的休闲功能逐渐凸显和不断完善，演变为城市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实际上，早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雅典》就明确提出休闲是城市的基本功能，该观点至今仍对城市的转型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城市的休闲功能可以理解为一个城市为满足本地日常的休闲活动需求和外来游客的旅游活动需求所提供的服务和发挥作用的总和，从要素角度讲，休闲设施是城市休闲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亦是满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休闲旅游消费需求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当一座城市的休闲设施日渐完善时，它所引致的休闲消费力会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显然，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即社会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会引发城市投资建设休闲设施；人们对休闲设施的消费和享用，会增强城市经济的发展活力。

目前学术界鲜有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关系的文献，但一些学者的观点间接佐证了这一关系。Briggs（1969）研究指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后期，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部门加大了休闲设施供应的投入[1]。二战后，推动休闲娱乐设施与项目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财富的积累（Daniel D. McLean，Amy R.，Ph.D. Hurd，2004[2]）。马惠娣、王国政（2000）认为，现代城市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休闲需求的实现，而一个地区如果拥有并创造公园绿地、艺术场馆等设施，对于今后的经济繁荣起着关键的作用[3]。而这又会进一步创新休闲服务供给功能，从而拉动休闲消费需求和推动休闲服务业发展（卿前龙，2006[4]）。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休闲基础环境改善、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提升、休闲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楼嘉军、李丽梅、许鹏，2015[5]）。显然，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的关系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但稍显遗憾的是，这些观点主要建立在学术思辨和主观判断的基础上，尚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和有力的数据支撑。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1978～2013年上海经济发展水平与休闲设施建设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AR模型，来系统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上海城市休闲发展周期相对较长，统计数据比较完整。对上海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规律。二是上海人均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1 445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4 547美元，居民生活状态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居民用于休闲或休闲相关的消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与日剧增。探讨上海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之间关系，得出的规律性特征将对国内诸多城市的休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休闲设施配置相对完善和成熟，这使得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加深对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关系的科学认识，而且能够在实践层面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城市休闲的深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二、上海休闲设施建设概况

（一）休闲设施分类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休闲设施主要是指由政府管理部门或者社会力量建设和举办的，用于满足人们休闲娱乐活动需求的经营性和公益性的场馆、场地、景区、设备等。显而易见，休闲设施是由一定的空间要素与设施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可供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物质空间[6]。根据休闲设施功能，可将休闲设施大致分为以下五类 （见表1）。

考虑到规范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要求相关统计数据较为系统和完备，本文在休闲设施分类基础上，选择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影剧院等文化场馆和国家4A级以上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城市公园等公园景区两类休闲设施作为研究对象。

（二）上海休闲设施发展历程及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通过文化场馆、公园景区数量的变化，来反映上海休闲设施的发展历程。由图1和图2可知，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化场馆中剧场/影剧院始终保持较大规模，其发展轨迹呈现“N”型曲线；第二，从2000年起，博物馆数量上升趋势明显，并于2011年超过文化馆和图书馆；第三，文化馆和图书馆数量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轨迹，即先升后降；第四，公园景区中城市公园规模相对较大，且呈现快速上升态势；第五，2001年起，国家4A级以上景区数量不断增长，这主要源于1999年开始国家旅游局制定实施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促进了各地加快景区等级评定工作；第六，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数量始终处于较低的规模水平。

可以看出，上海休闲设施的配置中，剧场/影剧院和城市公园发展规模较大。一方面，从市民角度讲，剧场/影剧院本身的娱乐性比较强，成为本地居民乐于选择的一种休闲场所。据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对剧场/影剧院等娱乐场所的选择比例要高于图书馆、博物馆①，这说明上海市民对图书馆、博物馆等一些文化性较强的场馆选择要略微低于娱乐性较强的场馆，这也间接反映了上海剧场/影剧院的数量规模较大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城市发展角度讲，城市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城市政治经济的发展，上海的城市公园得到空前发展，并于2003年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目前，上海共有城市公园161座，其中142座公园实行免费开放，年游客接待量超过2亿人次。相比旅游景区，城市公园在满足本地居民户外休闲游憩活动需求方面的职能更为显著，在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更为明显，相应地城市公园的规模要高于旅游景区。

进一步，由图3可知，1978～2013年上海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大幅度提升。1978年为1 445美元，1997年后突破3 000美元，2008年后超过10 000美元，2013年达到14 547美元。同一时期，上海的文化场馆数量呈现波动性发展，2003年达到最大值后下降明显，下降到2010年之后又开始回升；而公园景区数量则呈平稳发展态势，并与文化场馆数量之间的差距渐小。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探究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的关系，原因有三：一是将所有变量视为系统的内生变量，由此避免了以回归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二是解释变量均为滞后变量，从而利于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三是基于VAR模型可对变量间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选取1978～2013年上海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这三个变量来分析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相关数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年）》；二是1997～2013年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三是1998～2014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为减少异方差性的影响及实现非线性关系的线性化处理，分别对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记为logPERCAPITA、logCULVENUES和logPARKSCENIC。本文使用的软件为Stata SE 12.0。

四、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的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分析上海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协整理论主要用于寻找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如果某两个或多个同阶时间序列向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可以得到一个平稳的误差序列，则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具有协整性。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运用协整理论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序列中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以PERCAPITA表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CULVENUES表示文化场馆数量，PARKS-CENIC表示公园景区数量，D.logPERCAPITA、

D.logCULVENUES、D.logPARKSCENIC分别表示各自的一阶差分。检验结果显示，PERCAPITA、CULVENUES、PARKSCENIC在10%的显著水平上均不平稳，而D.logPERCAPITA、D.logCULVENUES、D.logPARKSCENIC在1%的检验水平上均是平稳序列，这说明PERCAPITA、CULVENUES、PARKSCENIC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见表2）。从协整检验趋势图（见图4）也可以看出，经过差分处理后，原有的时间序列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检验。在协整检验前，首先需要选择VAR模型的滞后期。从表3可看出，VAR模型的滞后期是1；其次判断VAR模型是否稳定。由图5可知，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均小于1，且在单位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进一步，通过协整秩迹检验（Trace statistic）结果表明，只有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 statistic）也表明，可以在5%的水平上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但无法拒绝“协整秩为1”的原假设。这说明，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见表4）。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上海人均生产总值、文化设施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确认三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见表5）。

表5的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公园景区数量增加是导致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提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公园景区建设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第二，公园景区数量增加是导致文化场馆数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市公园景区建设能够带动主要满足本地居民休闲娱乐的场馆数量的建设；第三，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和文化场馆规模并不是导致公园景区数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可能存在其他未纳入模型的、与公园景区数量建设之间有更明显的因果关系的变量。

综上所述，公园景区数量和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场馆数量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一方面，公园景区建设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不能导致公园景区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公园景区的规模化发展有助于文化场馆的投资建设。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只给出了变量的相互影响关系，但并没有对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给出定量分析。因此，在因果检验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所有变量做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该模型是用Johansen的最大似然估计（MLE）方法估计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在施加长期均衡约束的情况下，用来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为：

D.logPERCAPITA=-0.3447L1.cel+

0.1279LD.logPERCAPITA+0.1481LD.logCULVENUES+

0.0455LD.logPARKSCENIC+0.0016

D.logCULVENUES=0.2047L1.cel+

0.0529LD.logPERCAPITA-0.0366LD.logCULVENUES+

0.6369LD.logPARKSCENIC+0.0063

D.logPARKSCENIC=-0.0030L1.cel-

0.1275LD.logPERCAPITA+0.0927LD.logCULVENUES-0.1791LD.logPARKSCENIC+0.0242

D.logPERCAPITA方程中，L1.cel=-0.3447表明，如果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提升，则短期内，文化设施数量和公园景区数量会减少；D.logCUL-VENUES方程中，L1.cel=0.2047表明，如果文化场馆数量增加，则短期内，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和公园景区数量都会上升；D.logPARKSCENIC方程中，L1.cel=-0.0030表明，如果公园景区数量增加，则短期内，人均生产总值和文化场馆数量会减少。

进一步，通过协整方程，可以得到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娱乐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logPERCAPITA=-12.2099+

3.4066logCULVENUES+3.8574logPARKSCENIC

长期看来，文化场馆数量对上海人均生产总值的弹性为3.4066，而对公园景区数量的弹性是3.8574，这表明，首先，公园景区建设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而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其次，文化场馆数量虽然在长期内与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的正向关系稍弱于公园景区数量，但在统计上却是不显著的。

五、经济发展与休闲设施建设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一）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绘的是特定变量对各种冲击的反应轨迹。以下部分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刻画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以最长期为20期来考察人均生产总值、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的响应轨迹（见图6）。可以看出，首先，在本期给logCULVENUES一个标准差冲击后，文化场馆自身受到的是负向响应；公园景区在第1期受到正向响应，然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人均生产总值在前3期受到负向响应，随后则表现为上升趋势。其次，在本期给logPARKSCENIC一个标准差冲击后，文化场馆数量在第1期的增长响应明显，第2期开始逐步下降；公园景区数量受到自身的冲击后，在第1期受到负向响应，随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而人均生产总值水平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波动。这说明，城市通过投资建设文化场馆、公园景区等休闲设施，可以带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最后，在本期给logPERCAPITA一个标准差冲击后，文化场馆数量在前2期受到的是负向响应，第3期开始表现为正向波动，但波动速度较缓；公园景区数量在第1期受到负向响应，随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而人均生产总值受到自身冲击后，一直产生负向响应。以上结果说明，第一，文化场馆数量和人均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从长期看文化场馆数量的增加对人均生产总值的提升更为明显；第二，文化场馆数量和公园景区数量之间存在单向关系，长期看公园景区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文化场馆建设力度降低，但文化场馆数量增加对公园景区建设力度的抑制作用微乎其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休闲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但城市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忽视了主要满足本地居民的休闲设施的投资建设；第三，公园景区数量和人均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单项关系，长期看公园景区建设能够提升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园景区建设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二）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变量对于其他变量的贡献程度，通过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评价各内生变量对预测方差的贡献度。

表5显示，第一，对上海人均生产总值水平进行向前一年的预测，其预测方差完全来自于本身。但如果作20年预测，则人均生产总值的预测方差有72.7333%来自于公园景区，17.9275%来自于人均生产总值本身，其余9.3392%来自文化场馆。这表明，公园景区数量对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有较大影响。第二，对上海文化场馆数量进行向前一年的预测，其预测方差主要来自于文化场馆本身。即便向前作20年的预测，也依然有68.0147%的预测方差来自文化场馆本身，其余的15.2363%与1.6749%分别来自人均生产总值与公园景区。这表明，文化场馆数量主要受到自身的影响，人均生产总值和公园景区的作用较小。第三，对上海公园景区数量进行向前一年的预测，其预测方差主要来自于公园景区本身，即便向前作20年的预测，也依然有69.9412%的预测方差来自公园景区本身，其余的8.1001%与21.9586%分别来自人均生产总值与文化场馆。这意味着，公园景区数量主要受到自身的影响，人均生产总值和文化场馆的作用较小。

以上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人均生产总值与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互动力量不平衡的关系，其中，公园景区数量增加对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的推动作用要大于人均生产总值对公园景区的贡献度；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对文化场馆建设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文化场馆对人均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见表6）。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上海197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将经济发展和休闲设施纳入统一框架下来考察其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与休闲设施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现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与文化场馆数量、公园景区数量之间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第二，公园景区数量和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文化场馆数量之间均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公园景区建设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文化场馆建设，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文化场馆的建设并不能带来城市公园景区数量的增加。

第三，脉冲响应分析表明，首先，文化场馆数量和公园景区数量增加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从长期看，这种促进作用会逐渐增强；其次，短期内公园景区数量增加会促进文化场馆投资的需求，但长期看，公园景区数量增加会抑制文化场馆的投资建设，而且这种抑制作用会逐步增强；再次，短期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抑制文化场馆数量和公园景区数量的增加，但长期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有助于文化场馆和公园景区的投资建设，并且对文化场馆数量增加的促动作用更为明显。

第四，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公园景区数量增加对于人均生产总值变动的贡献度，以及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的提升对于文化场馆数量贡献度均较大。

（二）启示

首先，投资建设公园景区有利于推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城市公园和旅游景区的建设有利于休闲产业的发展，这会改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增强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公园和旅游景区的开发规划，带动了周边地区房地产、商业和文化娱乐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兴旺，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其次，投资建设公园景区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城市文化场馆的投入。城市公园和旅游景区主要承担着满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户外休闲游憩活动需求的职能，而文化场馆是提供室内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二者理应成为相互呼应的发展格局。但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为了增强旅游吸引力、完善城市绿地系统等目标，以及城市居民对生态休闲、体育休闲、低碳休闲等需求的渴望，导致公园和旅游景区的投资建设力度较大，而室内文化休闲场所数量往往跟不上其建设步伐。《全球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研究显示，尽管上海剧院、影院的数量较多，但博物馆、图书馆等的数量较少，尤其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中心城市相比，上海室内的文化休闲场所数量是其短板。[7]

最后，休闲设施建设是培育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经济发展与城市休闲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深化理解为经济发展与城市休闲产业之间的关系。从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看，休闲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目前已占GDP总量的50%～60%左右。美国学者莫里托（1999）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发达国家将于2015年前后率先进入休闲时代，并坚信休闲将成为21世纪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提升的居民收入水平以及逐渐完善的休假制度，确保了居民消费中蕴藏的巨大休闲消费潜力会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从而推动休闲产业的大力发展。

[参考文献]

[1] Briggs，A. Victorian Citie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2] Daniel D. McLean，Amy R.， Ph.D. Hurd. Nancy Brattain Rogers. Kraus' Recreation and Leisure in Modern Society[M]. Jones & Bartlett Publishers，2004.

[3] 马惠娣，王国政. 休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J]. 磐新闻周刊， 2000（34）：40-41.

[4] 卿前龙. 城市化与休闲服务业的发展[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22（6）：89-92.

[5] 楼嘉军，李丽梅，许鹏. 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15（3）：95-101.

[6] 马建业. 城市闲暇环境研究与设计[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19.

[7] 文汇报. 全球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上海博物馆太少[EB/OL].[2004-11-12]. http：///culture/gd/201411/12/t201411

12_38862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