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诈骗罪解释途径分析

在日本，也不是所有的学者观点都这么极端，有学者就只承认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帮助犯，在我国的学者中，对片面共犯的论述也蔚为壮观，但大多观点都比较折中。马克昌教授即只承认片面帮助犯，［4］但是，刑法学界也有彻底的肯定者，如张明楷教授即认同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片面帮助、片面教唆、片面正犯都可以构成共同犯罪。［5］当然何秉松教授也认同这样的观点。理论界对片面共犯的讨论对于学术的革新和发展是有益的，但不是说在理论还没有站住脚的情况下就直接拿来。有学者认为理论的观点在立法中已经体现，即第198条第4款、第190条之一，还有2001年4月9日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的规定，均是片面共犯的立法依据。笔者对此难以认同:首先，我国79年刑法中没有上述规定的存在，金融诈骗罪写入97年刑法时，理论界对于片面共犯的理论讨论的只言片语，不可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看法，至今仍然存在争论即说明这一点。那么当初刑法第25条的立法原意就不应该包括片面共犯成立的可能，且其通谋的要件也说明了单方面的片面是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其次，将本款规定理解为既可以是保险诈骗知道，也可以理解为不知道证明人、鉴定人等实施帮助行为，这种模糊的理解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明确性要求。刑法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与本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第156条中，多了一个“通谋”的规定，可想而知，根据总则的规定，无通谋的肯定不构成共同犯罪，其在这里仅是强调而已。因而在法律条文中出现故意或明知等字眼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提醒、警惕的作用。法律条文讲究协调性，如果将第198条第4款理解为片面共犯，那么第156条规定走私罪的共犯是否也包括片面共犯呢?通谋肯定构成共犯，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没有通谋的情况下，如果依据上述论者的观点，应当也可以构成走私罪共犯，这样才可以做到与第198条协调一致。这样就产生一个悖论:分则中对共犯的规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仅在于提醒司法者适用时要注意。笔者认为，立法者不是傻瓜，不会将没有价值和意义，甚至有悖总则规定的条文放在分则中。总则和分则需要协调，则分则的规定也需要服从总则关于“共同故意”的本意，亦即片面共犯不可能存在。(3)定性片面共犯缺乏实践证明。笔者为了证实实践中保险诈骗罪第4款的适用情况，在北大法宝网司法案例库中，通过选择刑事案例保险诈骗罪判决书一审共同犯罪，得到30篇案例，其中适用第4款的共有0篇案例，大多适用第1款第三、四项的规定认定共同犯罪。由此可见，说是片面共犯，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找到实例佐证。(4)定性方面共犯违背一般常识。试想一下，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保险诈骗人意欲进行诈骗犯罪，而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或资产评估人知道情况以后，在保险诈骗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了虚假的证明文件，保险诈骗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这些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到保险金。笔者持否定态度，行为人为了诈骗成功，肯定需要虚假的证明文件，否则无法实施犯罪，那么共同犯罪肯定是存在的，并且行为人肯定知道证明文件是假的，怎么能说行为人对证明人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不知情呢，完全不合常理。3．犯罪客观行为。本款犯罪的客观行为，即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资产评估人提供了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保险诈骗犯罪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一点没有什么疑义，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从片面共犯的理论来解释第198条第4款的内容，是行不通的，那么只有回归共同犯罪的本真去探寻和解释第4款之实。

既然片面共犯无法解释第4款的真意，有学者即从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的角度作出尝试。注意规定是在刑法已经作出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以免司法人员忽略的规定。其只是对已规定内容的重申和提示。而法律拟制是将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进行处理。两者在对待第4款的态度上，意见是不一致的。1．注意规定之见。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或者资产评估人明知行为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而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构成共同犯罪理所当然。因为保险诈骗行为人肯定对虚假的证明文件是明知的，如果是真实的证明文件，即证明事故并不存在，怎么可以诈骗得手。因而，在法律已经做出规定的情况，在第4款再次出现，即意在提示司法人员在适用的时候，要以共同犯罪论处。2．法律拟制之见。虽然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应当构成共同犯罪，但是我国刑法在第229条规定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即承担资产评估、验资、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构成该罪。可见，通常情况下，鉴定人和资产评估人违背法律规定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应当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但是在第198条第4款的情况下，就不适用第229条的规定，而适用特殊规定，即认定为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显然，该款是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3．法律文本主义之提倡。不管是主义规定抑或是法律拟制，从其分析上来看，似乎都有道理。但是，注意规定忽视了对刑法第229条的比较考察，显然是不全面的。法律拟制也忽视了保险诈骗罪第4款比第229条多了一个“证明人”，即证明人在作出虚假的证言证词的时候，即使情节严重也不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因为两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学者区分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的原意即在于，区分两种情况下适用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多余的，刑法中没有必要区分注意规定抑或是法律拟制。不管信用卡诈骗罪的情形如何的复杂，只要满足“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即构成盗窃罪。也不管故意犯罪中有无明知的规定，都可以认定为故意，提醒司法人员与否，没有必要在立法中予以展现。因此，笔者提倡在文本主义的原则下使用法律，即对法律条文进行形式的解释，从刑法条文规定的本身出发，法律作出何种规定，我们即适用什么样的条款，至于法律之间这种竞合和错中复杂的关系，就没有必要予以考虑，因为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严格地遵从文本，才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见，从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之路探析第4款的真实含义，难以行得通。而从文本主义出发，不区分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办案即可。

循名责实，循法条规定之名，责法条如此规定之实。传统刑法理论所认为的片面共犯、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在处理这有个问题上都没有能给出完美的答卷。笔者站在形式解释的立场上，认为在文本主义原则下，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断案，方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另外，在大竞合论下，依据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则第4款肯定适用保险诈骗罪的规定。

作者：曹玉玉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