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三重风险叠加

在近日召开的“融资中国2014资本年会暨颁奖盛典”上，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受困于企业厂房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投资下滑的三重风险，将放大下行压力；对应的解决办法也有三个，分别是优先对货币政策做出安排、实施真正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通过股市刺激内需搞活实体经济。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三重风险叠加并将放大下行压力呢？滕泰指出，国内外各个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最乐观的预测是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大概在7.9%，最悲观的是7.3%，比较一致的预测是认为2014年消费大概能够平稳增长，出口在欧洲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能够略有回升，投资增速有一定的下滑，但是这个下滑速度最低也不过是把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调到18%左右，很少有再低的预测。

对于2014年经济的运行轨迹，研究机构都认为是逐波下行，下半年有滑出底线的可能。所有这些预测都隐含了一种叫做连续变化或者叫做线性外推的预测方法，假设影响经济的这些要素变化是连续的，没有跳跃式的、非线性的，或者是断崖式的下跌或者上涨。这种情况下，上述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若出现非线性变化，通常大部分预测都会失效。

例如2009年有一个国内非常权威的研究外贸的预测机构，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预测2009年出口增长是10%到15%。为什么这样预测？他们的依据是一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出口还是在增长的，2009年又不好，可能在10%到15%之间。结果2009年的出口增长是负的16%。所以当剧烈变化出现的时候，这些学者不敢做预测。

还有一个是2011年滕泰本人的预测。当时社会上对通胀的忽悠太厉害了，人工成本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石油原材料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仿佛通胀一辈子下不来，当时他预计2012年前三季度的CPI走势分别是4%、3%、2%，给中央的建议是降息降存准。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10月份做预测的时候分析师们都不敢相信，滕泰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当时猪肉价格是30块钱一公斤，明年的猪肉价格涨到5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是不可能；明年从30块钱跌到2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也是不可能；明年30块钱一公斤直线不动，可不可能？回答还是不可能。那你还做什么预测？事实是猪肉价格从2011年四季度跌到2012年中期左右。所以无论是在经济的预测当中，还是股市预测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预测大部分是常规机构线性连续的方法。

滕泰指出，2014年有三个因素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

第一，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下滑。2013年给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三次“钱荒”，在往年要求加0.25个点的利息，中央银行都必须向国务院请示，降的话也要请示，欧美要调基准利率的时候，也要向全世界宣告，而在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权利出现了真空，一年期的存款没有意义了，所以调不调节没什么用了，但是像美国欧洲那样新的基准利率又没有形成。央行向国务院请示什么？向老百姓公告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三次钱荒以后再次看，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到2014年融资成本一定会向实体经济传播。有关预测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承受的融资成本10%多一点，但是现在实体经济接近临界点，所以很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把实体关了，放高利贷去。若还按照常规预测企业投资增速就不对了，让经济学家说从18%调到9%，他又不敢，所以非线性预测没有依据，但是这种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2014年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一定会大幅下滑。

第二个风险是房地产投资。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掐房地产的融资渠道，银行停了，他去找信托；信托掐了，他去找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这个通道；这个掐了，他就找基金子公司，今年107号文全给你掐了，找谁去？所以如果2014年大批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出现断裂的话，房地产市场像2013年那样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行为我们预测机构又做过多少预测？所以说，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也是极大的。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投资的下滑。2014年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中央把地方债务控制纳入考核指标，在淡化GDP的情况下，这些县长市长的心里是怎么变化的？他们行为主体的变化，会不会造成地方基础建设投资断崖式下滑？发改委也说了允许用低成本债务替换高成本债务，怎么替换？利率越走越高，地方债成本都涨到8%以上了，所以利率不降低，债务替换就没有可操作性。2014年的消费没有风险，尽管八项规定在往下刹车，消费增速总归仍将持平。出口略好于去年，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以前是年增速30%，后来25%，再后来20%，2013年是19.6%，但是2014年16%、15%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经济2014年面临的风险。

面临上述风险有哪些应对办法呢？滕泰认为，鉴于2014年“两会”还没有召开，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对2014年做具体的部署和安排，中央目前还有很多政策资源可以利用。

首先，优先对货币政策做出安排，不要再闹“钱荒”了。中国钱最多，是全世界储蓄和外汇最多的国家，理论上不应该有“钱荒”。“中国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这是一个现实的悖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剂好药，但是如果政策不配套，好药就会变成“毒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南辕北辙，怎么通过好的政策调整，降低成本？这个是2014年应该考虑的重点，坦白说如果国务院107号文（《关于加强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能够很好地落实，把该堵的漏洞能够堵住，那么货币政策就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其次就是财政上要保持积极。2014年财政政策怎么积极？滕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央的财政预算是有盈余的，中央发十年期的国债，也比地方平台要低，地方债到8%、9%了，如果用中央的预算或者发债的成本去替换某一个地方债借了8%的成本，地方政府就会在风险逐步消除的情况下完成去杠杆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债务交换，那么地方财政政策没有办法积极。

最后是针对股市的政策。迄今为止，中国的政府决策部门还没有学会利用一个最廉价的经济政策。过去五、六年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从2008年经济最差的时候的6000多点涨到了15000多点。如果在中国出现这样的涨幅大家都会说有风险，因为中国把股市叫做虚拟经济。可当道指从6000多点涨到15000多点以后，美国人不仅没有认为是泡沫，还将其看作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这当然也是奥巴马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样，离开了日本股市的上涨，安倍经济学也没有今天的成果。现在中国股市在2000点是20万亿元的市值，若上涨到4000点就又增加了20万亿元的市值，按20%的消费率算，不就增加了4万亿元的内需吗？这样扩大内需，既增加了收入，也没有什么后遗症，是最廉价的政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