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亚洲金融风暴次贷危机宏观经济政策启示

1997年7月2日，缺少外汇储备的泰国政府面对国际炒家对泰铢的疯狂卖空，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这些国家相继放弃了固定汇率制，货币应声贬值。此后风暴中心转战香港，港府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最后国际炒家再战俄罗斯，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直到1999年风暴大致平息，但所到之处无不股价大幅下跌，汇率大幅下降。众多东南亚国家多年堆积成的财富变为乌有，经济一片萧条。

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坚挺，不对外贬值。然而对外经济依存度高达50%以上的中国经济面对市场萎缩、贬值后的亚洲各国货币低价抢占中国原有市场的不利局面，1998年要实现经济增长8%的原定目标困难重重。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的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以朱镕基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作出了以扩大内需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

首先，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强货币流通性。增加货币供应量是从加大政府收入做起的。1998年，全国各地的税务局门前冷落，百万税收大军散落街头小巷，与各色人等一笔笔清算陈年旧账，年底清算增收1560亿元。打击进口走私，进口环节的税收增加了700多亿。其次中央政府以国债的形式向民间飞快地借了2000多亿元。为了加强货币流通性，一年期居民储蓄利率从1997年10月23日的5.67%通过6次调整降至2002年2月21日的1.98%，一年期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从1997年10月23日的8.64%降至2002年2月21日的5.31%。

其次，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就是做将之前多收回的税收和借来的国债花出去的工作。共和国的交通规划版图上增加了之前想修而又没有资金修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然而突然暴富的交通部却是愁眉不展，当年10月，时任部长的黄镇东召集各路人马，号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全年1800亿的投资花出去。

最后，政府通过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一系列刺激消费的举措鼓励民众把钱花出去。虽然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的对与错需要等待更多时间的检验，但是年底结算1998年国家的GDP艰难的实现了7.8%的增长率，基本达到年初制定的目标。以朱镕基的话说“这7.8%的增长率来之不易”。

中国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第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其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灵活度(与印度、东欧等国相比)，这使得我们的企业相对进退自如，调整速度、反映速度比较快。这是所有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之中最根本的一条。

第二个经验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后维持了强有力的宏观调节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包括市场化的调控，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非市场化的调控，如国家立项投资、启动新型市场(如居民房地产、高等教育等)、政府直接干预等。这些措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是有必要的，毕竟，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对于这些非市场体制的问题采用行政的措施进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个重要经验是加强了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防火墙建设，使金融市场的泡沫最小程度地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比如说，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不应该完全与股市价格挂钩，这样就避免了股市泡沫化时银行资产的过度膨胀和信贷的盲目扩张。

10年后金融风暴卷土重来，这次导火索是美国的次级债。2007年4月2日，美国著名的次级债发行商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危机正式爆发。8月6日，美国房产抵押投资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轰然倒下。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支付危机，金融市场中一切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及在这些证券之上进一步衍生出的新的金融产品(如CDO)出现了严重贬值，以这些金融资产为抵押向银行以15-30倍杠杆贷款的各类基金被迫竞相变卖资产来缓解银行催债的压力，此时，大量的、同时的、恐慌性的资产抛售导致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急剧凝固，至此，支付危机终于演变成为流动性危机，而流动性危机反过来引发金融资产价值进一步暴跌，银行出现大量坏账。随着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联合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这一阶段的危机已经出现缓解。

正当人们开始麻痹大意的时候，从2008年3月起，美国正式进入了次级债危机的升级版。其主要标志是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随后的9月15日再次爆震惊的消息：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申请破产保护。9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宣布，为了挽救陷于破产边缘的美国最大保险企业美国国际集团(AIG)已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其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美国政府将持有该集团近80%股份。随着美国金融公司的破产与政府的救市，各国股市与石油价格也做起了心电图般的走势。直到9月21日的消失是为避免金融危机持续恶化，美国政府正部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措施，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计划涉及多项措施，包括成立一个官方信托机构，购买金融机构的按揭坏账，估计需动用5000亿美元。

次级债引起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越演越烈，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同样值得关注：政府将今年的主要经济目标从年初制定的“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过快、防止通货膨胀上升过快，改为“一防”“一保”即防止通货膨胀上升过快，保持经济适度增长。9月16日央行四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保持不变。证券市场上也下重拳，股票交易印花税实行单项收费，汇金公司在二级市场上购进中、建、工三大国有银行股票，鼓励国有企业回购本公司股票。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1] Tiebout，Charles M.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Expenditures.”Th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5）416-424.

[2] Ouyang，Rihui.2007.“Mechanism of Gaming between Centraland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Macro policy.”Journal ofBohai University，no.4.

[3] 新常态下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3）34-37.

[4] Rey，Hélène.2013.“Dilemma not Trilemma：The Global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Paperpresented at the Jackson Hole Symposium，August 2013.

【作者简介】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从国家审计促进宏观政策到位角度出发，论述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的重要性，并以重庆市家电下乡专项资金审计调查为例，剖析了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审计情况，最后为强化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提出了四个发展方向。

关键词：国家审计 宏观政策 落实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底以来中央迅速出台了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各级审计机关积极创新审计思路，转变审计方式，将审计工作自觉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审计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 的作用。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审计署陆续组织开展对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安排及建设情况、17个省市贯彻中央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实施情况及成效的跟踪调查。这些审计项目促进了中央及地方一揽子经济政策落实到位。但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尚未形成完整的审计理论及技术方法，实践经验还需提高，本文将以重庆市家电下乡专项资金审计调查为例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主要是指审计机关就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专门监督，以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健康发展。在目前经济艰难回升的过程中，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扶持和振兴政策，要检验这些政策的效果，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显得尤为重要。

（一）有利于推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位一体的新型执政理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强化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有利于政府各部门依法执政。《宪法》和《审计法》赋予了审计机关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综合经济监督职能；《审计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力度，审计机关对其他取得财政资金的单位和项目接受、运用财政资金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依法进行审计监督。科学执政，就是要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科学设计、组织、开展各项执政活动。科学执政既要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要强化政策的落实到位。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财政资金和重大投资项目审计。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因此，对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就是发挥审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民主执政，就是要健全人民民主等各项民主制度，丰富各种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本质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审计监督本身是民主法治的产物，也是推动民主法治的手段，审计机关通过强化审计监督，认真履行职能，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使权力，使政府部门权力法制化、规范化；加强管理，使政府行为更加有效，特别是对财政资金的分配、管理、使用更加有效；促进政府行为公开透明，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可靠的依据

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信息既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又是评判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基础。审计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信息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真正揭示被审计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同时，国家审计机关是国家唯一的专司经济监督的部门，相对于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而言，国家审计机关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是一种高层次的监督，通过自己的行为促进其他社会主体有效利用国家和社会资源，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形成良好国家治理，能防止一些地方和部门不从大局出发，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虚报、瞒报数据，从而为政府政策调控和完善提供准确决策依据。

（三） 能够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执行

政策执行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过程，各政策客体的行为是否符合调控要求，是宏观调控部门关注的焦点。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可以通过对国家财政资金流向的监督，及时发现哪些执行政策的行为偏离了宏观调控方向，以及对宏观调控目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依法通过审计处理程序要求被审计单位纠正偏离宏观调控的行为，来保证宏观政策的执行。

重庆市家电下乡专项资金审计情况

截至2010年8月底，重庆市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53万台，金额52亿元，兑付家电下乡产品补贴资金6亿元。其中，1-8月，家电下乡产品销售30.43亿元，同比增长2.6倍，是上年全年的1.41倍。为了进一步了解重庆市家电下乡政策落实情况，审计局于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组织区县审计局对市家电（汽摩）下乡专项资金开展了审计调查。

（一）审计调查的主要做法

为了使审计调查效率提高，审计调查结果更加客观真实，市审计局行业处室成立了市家电下乡专项审计小组。审计调查前，专项审计小组多次走访市商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充分了解重庆市家电下乡管理制度、有关部门职责、补贴相关流程等，全面收集和认真学习各级相关文件，并取得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密钥，同时，还多次深入乡镇，走访基层销售网点、财政所和购买农户，了解购买、销售、补贴等情况，听取各方意见，为全面了解情况、确定审计重点、制定工作方案奠定了扎实基础。在全面深入了解情况后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并确保一定比例的审计面，行业处室还通过整理下发全套文件和相关审计表格及问卷、开通行业审计论坛接受区县审计人员咨询等途径，帮助和督促区县审计小组抓住重点取得实效。据统计，两次审计调查共抽审4个市级部门、15家生产销售企业、172个区县部门、257个乡镇、693个销售网点、走访3480户农户，形成有效农户调查问卷2263份。

（二）审计调查具体情况及成果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两年多的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效果明显。主要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拉动了农村消费，二是促进家电行业快速发展，三是改善了民生，四是有利于节能减排。但是，在每次的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2009年审计调查发现，家电下乡销售网点设置、管理不完善；少数区县指定非粮食直补卡开户银行进行补贴申领，部分区县财政所上报补贴信息错误、个别金融机构滞留补贴资金，造成农户领取补贴时间推迟等问题。2010年发现2009年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已得到纠正，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国家为了便民将财政所直补改为经销网点垫付补贴，出现个别经销商利用虚假资料骗取补贴、部分经销商及网点虚报领取补贴、部分销售网点低开销售发票导致农户少领取补贴、部分经销商、区县交管部门、机动车检测机构及保险公司违规多收费，个别区县财政部门未及时支付补贴等问题。

两次审计调查成果主要表现为：审计机关根据所发现的问题，及时作出了移送相关部门审查处理、责成有关单位整改等处理措施，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还将农民提高各类补贴限价、扩大补贴对象范围等建议和对农户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主管部门，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使许多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市家电办根据2009年、2010年审计调查结果和建议，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下发了与销售企业行为、销售网点建设和宣传工作等相关的三个工作规范，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管做好我市家电（汽摩）下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强了对市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和销售网点管理，强化了补贴审核兑付和抽查工作，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两次审计共向区县公安部门、税务部门等移送案件线索10件，向市区县政府报送要情、信息37篇，多数得到了市区县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总之，这两次审计调查，大大促进了家电下乡政策落实到位。

重庆市家电下乡专项资金审计的启示

（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

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不同于常规审计，面临的是一系列新问题，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充分认识其特点，不断实践总结探讨。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的对象复杂，内容广泛，具体目标各异。审计对象主要包括：资金和资产。资金主要包括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税收等，资产包括财政投入形成的相关资产等，审计资金或资产的目标，主要以资金资产的使用安全和使用效率、使用效果为目标，摸清专项资金、资产的使用情况，掌握项目资金与资产管理的方式和特点，通过揭露在项目计划安排、专项资金使用和成果综合利用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完善体制，改进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资产使用效益和专项成果应用；管理。它主要通过相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或管理权的运用，揭露其相关管理问题，促进资源管理绩效水平的提高；制度和政策。通常并不是直接将其作为审计对象，它只是在审计发现的问题与其具有相关性时，才作为审计关注的对象。审计的内容主要包括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上。在充分发挥以资金为主的传统审计经验的基础上，审计的重点应从资金入手，全面检查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检查评价资金使用效益，以及相关的政策落实绩效、计划规划执行绩效、建设项目环境绩效和民生绩效等。

（二）精心选择运用审计方法并多种审计方式并行

由于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在选择和运用审计方法时，要注意灵活性，应根据具体情况精心选择。首先，对于样本量大的对象，应充分利用计算机审计方法。多角度、多层次收集与审计调查相关的数据，充分运用计算机进行数据筛查和分析，把握住审计对象的总体特征，迅速锁定重点，大大增强审计的科学性。其次，针对不同项目应该设计不同审计方法。如补贴到个人的有关民生政策审计，要最大限度地掌握第一手资料，需要将检查帐簿资料和座谈讨论、问卷调查以及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还可以采取明察与暗访两种办法，掌握与发现各类线索，详细了解各类具体政策的执行好坏。

（三）整合审计资源并注重组织整体协调

政策落实审计项目涉及的问题多、面广、部门多，首要任务是做好整体计划，其次，要有较强预见性，要多角度看问题。审计人员要关注各级政府制定、执行政策制度和筹集、分配、管理、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要关注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规划布局、立项审批、设计施工、生产运营等环节的政策执行情况，要关注企业执行国家资源政策法规情况和资金投入与使用效果，领导人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履行管理职责情况等许多方面，统筹安排和利用审计机关内部所有的审计资源。第三，要建立审计工作协调机构，加强审计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协调好内部审计机构之间的业务关系，上级审计机关要精心组织策划，相关工作方案做到全面、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建立和完善合作审计工作制度、工作联系会议制度、工作信息通报制度等，建立和完善审计机关与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使政策落实审计与部门监管形成合力。

（四）增强审计人员对新政策的获取与理解能力

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审计人员必须时刻关注各类经济政策的变动，主动收集新政策，认真分析，加强理解。同时，应树立“全局和全过程”观念和“审计关口前移”理念，做到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督有机结合，实现全过程跟踪监督，充分发挥审计工作预警、预防和纠正的作用，不能局限于个体经济，而应重点关注宏观政策落实情况以及有关体制障碍、制度缺陷、管理漏洞等问题，注重反映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在揭示问题、查处问题的同时，关键要找出未能落实的原因，以便提出有效的办法和建议，真正发挥审计免疫功能。

参考文献：

1.京津冀特派办课题组.政府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研究[J].审计研究，2006(3)

2.谢媛.国家审计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7(8)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一、指导思想——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在方方面面各种政策“连轰带赶"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费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价仍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已连续2年多呈负增长态势。

十、汇率政策——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本刊征得IMF的同意给予翻译和发表,IMF保留英文版权,并对译文免责。

一、引言

1980年代初以来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但籍此说明宏观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成就卓著、大家已经深悉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为时尚早。本次金融危机显然对之前的这个判断提出了质疑。

本文对此展开研究,文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大家认为已经掌握的宏观经济知识。第二部分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错误。第三部分对构建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进行了尝试。

需提醒注意的是:本文主要关注一般原理。如何运用于这些原理于实践,则因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而异,需要后续研究跟进。本文没有探讨本次危机引发的,如国际货币体系的构造、监管框架等重大问题。

二、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以为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即控制通胀;只有一个工具,即政策利率。只要通货膨胀保持稳定,产出缺口就有可能较小且稳定,货币政策即起到了作用。财政政策只起次要作用,因政治约束极大地限制其实际效用。金融监管主要不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范围之内。这些观点在学术圈更盛行,政策制定者相对更务实,但这些盛行的观点会影响政策制定和相关机构的设立。

(一)单一目标:稳定的通货膨胀

稳定的低通胀是中央银行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操作目标。这是中央银行应关注通胀而非实体经济的职责需要,与新凯恩斯主义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的支持两者的巧合。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模型中,稳定的通货膨胀确实是最优政策,产出缺口为零,在当前不完美的经济中这是最好的可能结果。

这个天赐的巧合意味着,即使决策者很关心经济活动,他们最好仍是致力于保持通胀稳定。不管经济是受“动物精神”影响,还是其他如消费者偏好、技术变化、甚至是油价波动等影响,这个原则都适用。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哪家央行只关心通货膨胀。大部分央行实施“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当如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物价上涨时,只要通胀预期保持不变,大部分央行允许放宽通货膨胀上限。而且大部分央行除了控制通胀之外也关心资产价格,只是所做的努力较少被公众认可。

(二)应保持低通胀

一个不断扩展的共识是,通货膨胀不仅应稳定,而且应保持低位。相关讨论在于,低通胀可能会陷入流动性陷井:与较低的平均通胀率相关的是较低的平均名义利率,一旦名义利率接近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将极为有限。不过大家认为低通胀的风险较小。正式的表述在于,中央银行应承诺较高的名义货币增长以及未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可以增加未来的通涨预期,从而降低未来可预期的实际利率,刺激当前经济增长。在较少震动的经济环境中,2%的通货膨胀率足以提供足够的缓冲,使零利率下限问题不再重要。因此,关注重点在于央行承诺的重要性及其影响通胀预期的能力。

经济大萧条中出现的流动性陷井,伴随高通缩和低名义利率,看似已成为历史,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规避当时出现的政策失误。至于1990年代日本经历的通缩、零利率、经济的持续萧条,通常被大家忽略,认为这仅反映了日本央行在控制货币增长和通胀中过于无能或不作为。

(三)单一工具:政策利率

货币政策越来越集中于运用政策利率这一单一工具,即央行通过正确的公开市场操作可以控制的短期利率。这一选择背后存在两个假设,一是货币政策的效用是通过利率和资产价格而不是货币总量进行传导。二是所有的利率和资产价格因套利而相互联系。因此长期利率可由经风险调整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而得,资产价格可由经风险调整的未来资产收益的折现所得。根据这两个假设,只要影响当前和未来的预期短期利率:所有的其他利率和价格将随之而动。这可以通过运用透明的、可预期的规则,如泰勒规则得到实现。在多个市场如短期和长期债券市场的干预,将是多余或是不协调的。

两个假设之下意味着金融中介的细节活动是不相关的。银行有两个特点,首先,银行信贷具有特殊性,无法被其他类型的信贷所简单替代。这强调了信贷渠道的重要性,货币政策同样会通过数量即信贷影响经济。第二,以存贷款分别为资产和负债,因为存在破产的可能性,提升了存款保险以及央行最后贷款人传统角色的重要性。对于金融系统其他方面的注意则相对较少。

(四)财政政策存在局限性

大萧条后,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财政政策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具有相等的重要性,经常是两个工具分别致力于两种目标――如内部和外部平衡。在过去的20年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远远落后于货币政策,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是对财政政策的效用存在质疑;其次,如果通过货币政策就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出缺口,没有多少理由再使用其他工具。这里,放弃财政政策作为周期性操作工具可能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升了货币政策效果。第三,发达经济体优先考虑的是稳定并有可能地降低高负债水平;新兴市场因为国内债券市场缺少深度,限制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作用范围。第四,财政政策运用和设计较为滞后,衰退时期较短,意味着财政政策有可能运用时已经太晚了。第五,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易受政治影响。

(五)金融管制:并非宏观政策工具

金融管制主要精力在于具体的机构和市场,较少地被用于进行宏观经济调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维护具体机构稳健,旨在纠正因信息不对称、能力有限、其他缺陷如政府担保等而造成的市场失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和宏观经济意义被极大地忽视。新兴市场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谨慎性监管政策,如对居民借贷的限制等措施,经常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目标相联系。

资本比率、贷款与市值比等监管比率较少地作为周期性政策工具(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是个例外,两国已试行将拨备与信贷增长挂钩)。相反,考虑到公众要求放松金融监管的热情,将谨慎性监管用于周期性政策操作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六)大稳健时期

清楚的宏观框架已经获得了,这种信心因“大稳健时期”而加强,期间大多数发达国家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率不断下降。发达国家面对1970年代和2000年代相同的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做出的不同政策反应,支持政策得到了改进这一观点。有证据显示对通货膨胀预期更紧密的盯住,源于中央银行更清晰的信号和行为。此外,成功地应对1987年股市波动、长期资本管理机构的破产、高科技泡沫破灭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货币政策可以很好地应对资产价格破灭的后果。

因此,到2000年代中期,似乎很有理由相信更有效地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获得,而且事实上已经获得,更高的经济稳定性。但是接着危机就出现了。

三、从危机中得到的认识

(一)稳定的通货膨胀是必须的,但仅有稳定的通胀不足以保证经济运行平稳

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危机发生时核心通胀保持稳定,有人回顾时说核心通胀并非是衡量通胀的最好方法,油价或房地产价格也应考虑在内。但这种质疑与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致,这种观点更多的反映了这样的期望,即希望能够有一种合适的指数加以盯住,并保持其稳定。但这种想法可能无法得到实现: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指数可以达到此目的。

通货膨胀甚至是核心通货膨胀可能稳定,但产出缺口可能会改变,导致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或者,如危机前的2000年代,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都保持稳定,但是部分资产价格和信贷总量表现,或产出构成可能不理想,引发随后的宏观经济调整。

(二)通缩性衰退中,低通胀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

2008年初危机暴发时,总需求大幅萎缩,大部分中央银行快速下调政策利率并接近零。如果可以,他们会进一步下调利率:基于简单泰勒规则的估算,美国可以再下调3个-5个百分点。但是名义利率已经为零,利率无法继续下调。其中的主要启示在于,受零利率下限的限制,需要依赖财政政策和更大的赤字。

现在看来我们可以避免更大的通缩,以及对更大的通缩、更高利率、更大产出缺口的干预成本。但零名义利率下限成本高昂,更高的平均通胀,更高的名义利率,使得削减利率成为可能,从而减少产出的下降以及财政状况的恶化。

(三)金融中介确实会起作用

市场是分割的,特定投资者在特定市场中进行操作,大部分时间通过套利相互联系。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一些投资者从特定市场中撤退,将较大地影响价格。这里,批发基金与存款没有根本区别,对流动性的需求远高于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不再通过套利而得到联系,政策利率不足以充当决策工具。通过处置抵押物或央行直接购买进行干预,在给定的政策利率下,可以影响不同种类资产的收益率。这也就是中央银行在本次危机中所做的。

危机提出的另一个老问题是资产泡沫问题,因为流动性和投机等原因,资产价格偏离实际价值。本次危机进一步证实资产泡沫会带来风险,我们质疑如下的观点,即最好在危机发生后收拾残局,而不是防止本身难以识别的泡沫的形成。

(四)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

本次危机有两个原因将财政政策重新推向宏观经济政策核心工具的地位,一是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达到极限,决策者的可选择范围较小,只能依赖财政政策。二是危机发生初期,大众认为衰退经历的时期将较长,因此尽管存在时滞,财政刺激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发挥作用。

拥有“财政空间”比较重要。一些陷入危机的发达经济体,因为负债水平较高财政政策的使用范围有限。相似的,那些因消费繁荣而实施高顺周期财政政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突如其来的衰退,被迫削减支出增加税收。相反,许多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来临时负债水平较低,这使其可以更大胆地使用财政政策,不用担心财政的可持续性以及是否会突然终止。

即使考虑到例外情况,积极财政的效果也能得到保证,但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缺陷在通常时期更显著――特别是制定、实施中存在时滞,以及如何选择正确的财政措施。此外,无法确切了解财政政策的效果、最优财政政策包的构成,可持续公共债务背后的要件等问题,这些在危机前研究得较少。

(五)金融监管对宏观经济表现会有影响

与金融中介一样,金融监管在危机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对因美国房屋价格下跌而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限的监管防线使银行有动机通过创造表外资产以规避一些谨慎性监管条款,增加杠杆率。监管套利使得AIG等金融机构享受与其他金融中介不同的待遇。一旦危机暴发,旨在使微观机构维持稳定运营的法则威胁着整个系统的稳定性。逐日盯市的规则,伴随着固定的资本监管比率,迫使金融机构大幅削减资产负债表,夸大降价销售和去杠杆化行为。

(六)对大稳健时期的重新认识

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背后的概念框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迄今为止仍运行良好?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在过去的20年中,政策制定者应对的经济波动是他们所了解的,可以很好地用政策加以应对。例如,在供给出现波动的情况下,控制预期是最重要的,这一经验教训在200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中得到很好地运用。但是,尽管对于某些冲击的准备更为充分,对其他突发事件未必准备充分。日本在处理1980年代房地产泡沫中的糟糕表现可以这样理解,日本经济当时面临的冲击在那时未被很好地认识到。

处理一般的供需冲击、烫平经济周期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对造成本次危机中的金融震荡承担部分责任。大稳健使得太多人(包括决策者和管理者)低估了宏观经济风险,特别是忽视了长尾风险等。

四、对政策设计的启示

抨击现有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相对容易,但设计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则难度较大。坏消息是本次危机显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涵盖多个目标;好消息是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工具,包括货币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工具和监管工具。需要有时间,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货币、财政和金融政策中进行分配,确定哪个工具用于实现何种目标,以下是一些尝试。

当然没有必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扔掉,危机前的大部分观点,包括来自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仍然有用。其中包括:最终目标仍然是维护产出和通胀稳定。自然利率假设仍起作用,至少接近于较好预期,决策者不应假设长期中通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稳定的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财政的可持续性是基础,不仅长期看如此,而且在于影响短期的预期。

(一)是否应提高通胀目标

危机显示较严重的反向冲击可能而且确实发生了。本次危机中,冲击来自金融部门,但未来可能来自其他部门。决策者是否应该制定更高的目标通胀率,以增加货币政策应对类似冲击的实施空间?确切地说,通货膨胀是否应在4%而非当前的2%?将通胀预期盯住在4%的成本是否比2%的成本更高?

通过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获得低通胀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特别是在一些新兴市场尤其如此。因此,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通货膨胀的成本和收益。通胀税明显是扭曲的,这种扭曲来自非通胀中性的税收体系,例如,名义税基或名义利率支出的扣除。这可以通过设置更高的最优通货膨胀率加以纠正。如果较高的通胀率带来较高的通胀波动性,指数化的债券可以保护投资者免受通胀风险。更大的风险在于高通胀率可能引起经济结构调整(如工资的指数化的普及),这可能扩大通胀冲击,降低政策效果。但问题在于这些成本是否可以为避免零利率下限的潜在利益所冲销。

相关问题在于,当通胀率非常低时,决策者是否应该犯错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最小化通缩的可能性,即使这可能意味着因为需求未预期的快速上升而引起高通胀。这个问题,美联储在2000年代初期考虑过,是我们必须再次注意的。

(二)应协调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

货币政策主要是利率政策,是否应该扩展以应对资产价格危机使得更多人认可这一观点。这可能是错误的,政策利率对于处理额外杠杆、额外风险承担、或资产价格明显的偏差的作用较差,即使较高的政策利率控制了过高的资产价格,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带来较大的产出缺口。如果没有其他工具,中央银行的任务事实上很困难,这也令多数研究者反对对设想的资产泡沫和其他变量作反应。但决策者有其他工具可用――称之为周期性管理工具。如果杠杆过高,可以提高资本比率;如果流动性太低,可以增加流动性比率;为降低房地产价格,可以下调贷款对价格的比率。这些工具之于其准备影响的变量,效果可能比政策利率更有针对性。从这点来看,政策利率最好用于调控经济总量和通胀,而上述这些特定的工具用以应对特定的产出构成、金融或资产价格问题。

低利率对控制过度风险承担的效果也存在问题。如果低利率确实会导致过度杠杆或过度风险承担,中央银行是否应如建议的让政策利率保持在较高,而不是由标准的利率规则所决定的水平?同样如果缺少其他工具,央行也将面对困难的选择,并不得不以正的产出缺口换取较低的风险承担。如果有其他工具可以直接影响杠杆率或风险承担,这些问题可以较好地得到解决,而不用依靠修改政策规则。

如果认可货币政策和监管一起可以提供大量的周期性管理工具,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货币政策和监管当局间进行协调,或者央行是否应该同时管理两者。两者不断分裂的趋势应该得到扭转。央行可以很好地进行宏观谨慎性监管。央行主要职责在于管理宏观经济,在一些国家也监管银行。本次危机暴露的沟通障碍指出两个独立机构协调行动存在问题。认为货币政策应关注杠杆和风险承担问题的观点,支持赋予央行宏观谨慎性监管的职责。反对这种解决方案的,过去有两种讨论反对赋予央行这种职责。第一是央行应该采取较温和的步骤以控制通胀,因为利率可能对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有较大影响。第二是央行可能因此面临更复杂的管理任务,因而更不可靠。两种讨论至少都支持这样观点,即如果要赋予央行管理职责,要求有更大的透明度。替代的方案,将货币和监管当局分开,看似更糟。

(三)通胀目标制与汇率政策

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申明,他们只有当汇率会影响其主要关注目标通货膨胀时才对此加以关注。大的发达国家确实是这样,有足够证据显示大部分较小的国家紧密关注汇率,通过汇率市场进行干预以平滑波动性,甚至对汇率水平施加影响。

实际行动比申明更为实用。因为资本流动大幅变动或其他因素导致汇率大幅波动,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破坏。本币升值对贸易部门不利,这些不利即使随后汇率下降也难以再得到回复。当国内较大比例的合同以外币计价,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导致严重的资产负债效果,对金融稳定以及产出不利。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令人困惑,削弱了货币政策行动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小的开放经济体的央行应该公开承认汇率稳定是其主要目标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通货膨胀目标。该工具用于实现外部目标,国内目标依靠政策利率加以实现。

冲消干预当然有局限性,如果资本账户的压力较大,持续时间较长,问题很容易出现。这些限制对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取决于各国的开放度和金融融合度。当面临局限,压力落在政策利率上,实行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不再是最理想的,应考虑汇率的反向运动。

(四)更广泛地提供流动性

危机迫使央行延伸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范围和实施规模。将流动性支持扩展至非存款机构,并直接或间接地在资产市场中进行干预。问题是这些政策是否也应在经济常态情况下加以采用。

延伸流动性支持,即使是在平时,这种讨论看似很迫切。如果流动性问题来自富裕的私人投资者从某个市场中消失,或者来自银行破产等传统情况下小投资者的协调问题,政府需立刻加以干预。

有两个观点反对提供这种公共流动性,第一是私人投资者的撤离可以是因为,至少部分是因为基于偿付能力的考虑,因此提供流动性可能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面临风险。第二是对此提供流动性将引诱更多的成熟期转换和更缺少流动性的资产组合。这样的结果是存在道德风险的。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保险费和上限部分地加以解决,也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以解决。

(五)在经济良好时期积蓄财政政策空间

本次危机提供的一个主要教训在于,必要时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要求财政具有空间。更大的财政空间和更大的名义利率空间存在类似之处。只要政府具有削减利率、采取更激进的财政政策的更大空间,就能更好地治理金融危机。往前看,要求的财政调整的程度是巨大的。另外,来自危机的启示很明显,目标债务水平应该低于危机前观察到的水平。对于未来10年或20年的政策启示在于,当顺周期条件允许,有必要对财政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只要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应该大幅削减债务对GDP的比率,而不是为扩大支出或减税提供融资支持。

在未来几年产生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使得经济繁荣带来财政状况的改善而非顺周期的政策激励并非新问题,但这与本次危机有很大的相关性。中期的财政政策框架可以包括,树立减少债务对GDP比率的可信承诺,建立相关的财政规则等。相似的,基于长期收益评估的支出框架有助于限制繁荣期的支出增长。消除预算目标的明显收益标记可以避免在收益下降时支出自动的削减。由于政府面临披露其改善的赤字和债务数据的更大压力,倾向于通过担保或为预算外操作为经历痛苦的部门提供支持,更大的挑战在于,应保证所有公共部门的操作被明显地反映于财政数据中,设计良好的预算程序可以降低决策者推迟必要的调整的动机。

(六)设计更好的财政自动稳定机制

如上所述,本次危机证实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存在问题:应对危机措施行动过晚。有必要改进自动稳定机制。这里需要区分真正的自动稳定机制与规则,前者的特性在于转移支付的顺周期下降或税收收入的顺周期增长,后者是允许考虑经济周期状态让转移支付或税收进行调整。

第一种类型的自动稳定机制来自将僵硬的政府支出与考虑到预期产出的收益弹性相结合,这些预期来自社会保障计划,累进的收入税等。增加其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主要途径在于增加政府规模,或使税收更激进或使社会保险支出更慷慨。与此相关的改革应确保是基于更广阔的公平和效率目标,而非只是稳定经济的简单愿望。

第二种类型的自动稳定机制显得更有前途。没有上述成本可以通过较大的乘数用于税收或支出项目。在税收方面,可以是适用于低收入家庭的临时性税收政策等。在支出方面,可以是对于低收入或者说受流动性困扰的家庭的临时性转移。这些税收或转移支出可以在某些宏观经济变量达到某个临界值时而引发。最普遍的GDP变量因为获得时间较晚,可以采用劳动力市场变量,如就业率和失业率。如何定义相关的临界值,采用哪种税收或转移支付,是我们需继续探索的。

五、结论

本次危机并不是主要源自宏观经济政策缺陷,但暴露了危机前政策框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迫使政策制定者在危机中探寻新的政策,迫使我们思考危机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许多一般性的政策框架可以保持不变。最终的目标仍然是获得稳定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危机显示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是多个目标,包括产出的结构、资产价格表现、不同机构的杠杆。同样清楚的是决策者拥有的潜在的政策工具要比危机前运用的得多。挑战在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传统货币政策和监管工具的结合,设计更好的财政自动稳定机制,是两个很有前景的路径。这些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最后,危机再次证实了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经济运行良好时保持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可以在需要时发挥重要作用。谨慎性监管中良好的测量,货币、金融和财政领域透明的数据,这些对经济系统运行良好很重要。利用本次危机的经历,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提供创造性的政策变革,而且要帮助向公众说明本次危机将带来的困难以及必要的一些调整和改革措施。

作者简介:

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IMF经济顾问及研究部主任

乔瓦尼.德’拉里恰(Giovanni Dell’Ariccia) IMF研究部顾问

保罗.毛罗(Paolo Mauro)IMF财政事务部处长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6篇

一、指导思想——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在方方面面各种政策“连轰带赶"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费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价仍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已连续2年多呈负增长态势。

十、汇率政策——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7篇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讲到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现在已经大致敲定，那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想说的是，稳健加积极，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样一种积极，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具有导向性的概念。最困难的事情，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要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下，如何把政策的内容进一步夯实，进一步细化。

所以，即便考虑201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相信一条，就是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会和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不同。所以，在当前这个时候，在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之下，那些细微的调整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特别去琢磨的。

所以一方面要触动深层次改革，另一方面要更加务实、更加审慎，可能在2011年表现得极其突出。比如大家都知道扩张性财政政策两个线索，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税。增支加减税几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这两个线索可以演绎出若干个具体内容，大家关注的时候，可能并不仅仅关注增值减税之后的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特别明确地把握这个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但是我说，不要只盯着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2009年的时候，财政赤字是9500亿，今年财政赤字是10500亿，2011年财政赤字究竟是多大，大家自然很关注。

当前社会上关于减税这样一个呼声是非常强烈的，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家肯定寄希望于进一步减税。而请大家注意一下，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相关部门使用的口径是迥然相异的。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会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是19%多一点，财政部讲宏观税负水平的时候，会说20%多一点。换一个地方，比如到了其他部门，可能会说30%多一些。

很多人会不理解，减税所面对的主要是宏观税负水平，而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人眼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当税务部门说宏观税负水平有多少的时候，它的分母是GDP，但是分子使用的是税收收入这样一个统计口径。当财政部说宏观税负有多少的时候，分母虽然仍然是GDP，但是他所说的就是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了。换其他部门，就会在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的加法，比如说各种政府性基金的收入要加进来，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要加进来，社会保障缴费的收入要加进来，一些已经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要加进来，这七加八加，分母虽然没变，但是分子的数额是在增加的。所以，当你看到这样一种政府收入结构的时候，减税就有了颇多的讲究。比如说，可以在维持其他政府收入项目不变的条件下去单独地实施减税，但是总额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可能表现为增税，比如环保税可能有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政府收入项目会减下去。

所以当把这样一种政府收入的总体格局都纳入我们视野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各位关注总额的变化和结构性的变化。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8篇

2008年，堪称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年。这一年中国为保持经济稳定与增长而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及货币及财政政策工具的应用，必将写入史册。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完成了巨大的转折。不论是一次性下调1.08个基准利率和2个存款准备金率，还是中央4万亿、地方累计逾10万亿的计划投资用以扩大内需，在30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均属罕见。如果说，决策层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出自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相机决策的话，那么，身处国内政策“漩涡”中的商业银行就要被动得多。此刻中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在经营上或许正面临“想做不能做，不想做偏要做”的尴尬，无论如何，变化带来风险，却也蕴涵机遇，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必须接受这种现实的考验。

张文武：银行有责任、有必要支持宏观经济政策转型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在当前背景下，中央对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调整，并出台多项稳定经济的举措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从国际和国内形势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以及蔓延的速度都超过了很多人的心理预期，导致对GDP、对就业的影响也很可能超越了预期。从2007年3月份汇丰银行第一次披露次贷相关产品损失，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2007年9月份国内银行纷纷披露次贷产品的影响；再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金融危机集中爆发，并迅速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并最终由虚拟经济层面影响到实体经济层面。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了更为有力的应对措施。原因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有一定的局限，而这次危机发端于美国，影响扩至全世界，比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影响要广泛深远得多。同时，现今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跟当时也不一样，1997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占GDP是34%，现在是68%，并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美国经济受到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以置身事外。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GDP的成长，近三十年来，由于经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就业问题并不突出，但经济一旦减速，不仅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也会带来社会问题。因此，当经济出现显著恶化的情况下，进行果断、及时的政策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银行既有责任、也有必要支持这次政策转型。银行的利润来源于实体经济，银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银行的经营失误也会给社会带来比一般企业更大的影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银行，许多国家政府出台措施以拯救、保护银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银行与实体经济、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密，这就要求银行要承担比一般企业更大的社会责任。而且，政府目前出台的“国十条”，蕴藏了重大商机，如果银行能够与政府决策很好地匹配，无论是存贷款业务，还是中间业务，都会找到很多发展的机会。因此从银行自身发展角度看，也有必要积极地支持经济发展。

最后，银行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风险。金融危机是检验一个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最好机会。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多数商业银行的表现都是合格甚至是优秀的，这一成果既有客观因素，也是商业银行近年来自身努力的结果。在下一阶段刺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要特别注重风险控制问题，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刺激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银行的风险为前提，我们不希望每走过一个经济周期，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大幅增加，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重复。在大银行中，工中建交四个银行都在近年内集中完成了股改上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这一机制是否有效，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刺激方案就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检验。商业银行需要把握好的首先是信用风险。尽管中央将投资4万亿以扩大内需，但这些投资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是不是都有效益、有前景，管理是否都能够到位，还取决于具体的落实与执行，需要银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从实体经济而言就是房地产与按揭贷款，当美国银行业违背了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一教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次要把握好利率风险。尽管当前的金融危机表现为流动性枯竭，但在全球利率快速、大幅下调的情况下，一旦商业银行的信心得以恢复，市场资金的供应量一定会更多，在此背景下，对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能力是很大的考验。在利率下降通道中，商业银行的利润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在贷款利率下降很明显的情况下，票据、债券的收益率也会大幅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对银行的盈利能力造成很大影响。再次是汇率风险。2007年，汇兑损失史无前例的成为影响银行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年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虽然减慢，汇率处于短暂的平稳状态，但今后汇率风险还是会凸显出来，首先是美元未来的走势难以判断，其次欧元、澳元等前期非常坚挺的货币，近期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意味着汇率风险比以往更大，也更为复杂，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密切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

周小知：“国十条”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业银行

2007年，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为标志的次贷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信贷市场到资本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投资银行到商业银行、从房地产贷款到信用卡贷款、从次级贷款到正常或优质贷款、从美国到欧亚及全球、从单个金融机构破产到国家（冰岛）危机，整个世界处在一片恐慌之中，酿成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陷入近三十年来最严重衰退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困难明显增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前三季度仍高达9.9%，但各种疲态已显现，如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中小企业倒闭较多，市场交易不断萎缩，失业人口逐步增多，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经营压力明显增大。研究机构预测认为，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将重新陷入“争八”或“保八”的困难境地。许多国外投行已把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下调在6%以下，并要求投资人对中国进行重新评估。经济决定金融，商业银行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经济下滑，商业银行经营环境面临严重威胁。如不断恶化的出口形势已威胁了外贸企业的生存，我国外贸相关企业的贷款总额达8000亿～9000亿元人民币；工业增长的大幅度下降将使产能过剩更加突出，2008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近6万亿元，约占全部贷款总额的22%，企业库存增加、效益下降也威胁信贷资产的安全。房地产行业的疲软也威胁着5万多亿房地产贷款的安全，同时导致50多个相关行业需求下降，效益下滑；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严重威胁就业形势，企业利润下降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都降低其偿还债务的能力，直接威胁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明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决定，2009、2010两年国家拟投资4万亿元，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市场预期普遍悲观，投资风险明显偏大，消费也过于慎审，单靠市场力量已无力回天，只能是使经济走向崩溃。即使多年来迷信“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政府也毫无例外地进行宏观调控。政府还明确提出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知道，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多手段，如鼓励消费、提高生产率等，为什么要选择扩大投资呢？投资活动一方面可增加固定资产，扩大产能，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投资也有可能增加库存，库存超过合理水平就会影响投资效益，也影响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始终是调节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在经济膨胀时期，紧缩投资，收紧银根，减缓增长速度；经济萧条时期，则增加投资，放松银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国民经济中，产业大类有几十个，政府为何选择扩大基础产业投资作为突破口呢？这是由中国国情和基础产业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我认为，一是基础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50%，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是贡献度最大的行业。因此，基础产业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二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相比，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都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需求很大，按铁道部部长的说法，我国人均铁路长度为6厘米，还不到一根香烟长。三是基础产业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基础产业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如能源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电讯行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四是加大基础产业投资是克服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2003～2007年，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工业和房地产投资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有时高达65.5%。钢铁、铝冶炼、铁合金、炼焦、汽车、水泥、煤炭、电力、纺织、铜冶炼等行业的过快发展，产能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如果经济急剧下滑，工业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对产能过剩行业无异于雪上加霜。最近，钢铁、煤炭、水泥、电力、有色金融等市场已出现了价跌量减的现象,随着扩大内需十大工程的大量上马，将有效消耗这些行业的多余产能，有力地阻止工业生产下滑，推动工业稳定发展。

“国十条”虽然是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农村水利、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的投资，实际上一方面恢复了对经济发展信心，使工业、房地产、进出口行业、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行业得以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使全国30万亿银行贷款避免或减少了因经济恶化而形成的风险。同时，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也为商业银行信贷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过去商业银行有钱，但信贷规模控制较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资金的营运效益，这次国务院决定取消信贷规模后，商业银行对投资项目的配套融资能力明显增强，为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

宋效军：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最好时期

2008年9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38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受欧美国家进口需求、消费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按道理应该是下降的，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历史最高的数字呢？我觉得在这里面可能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以往是欧美，现在则有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上升。二是资本流动，一些大的国际投行普遍认为2009年最大的投资机会是在中国的A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资本的流入。

我们看到，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扩大内需，中央及地方政府将陆续扩大投资，不论是中央的4万亿，还是地方的10万亿，扩大内需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这个机遇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尤其注重三个方面：（1）内需拉动的是什么？本次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的是公共财政需求，而不是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企业的需求，还是要让市场去解决。这次国家4万亿的投资计划事实上是把我们五年后要做的事提前了两三年。因此对项目的投入更多地要在政府该做的事情上，主要是三项：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项目以及新农村建设或城镇化建设。（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要通过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避免重复建设。以往限制发展的行业，不能因此就放宽限制，或在投资后形成产能过剩。（3）要有国家战略。我们要抓住机遇在资源定价、世界财富分配以及转变国际分工上有所建树，为下一步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还有哪些建议，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率先稳定A股市场。观察中国经济有没有出现衰退或下降，无非就看几个指标，GDP、CPI等等。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观察经济的窗口则主要就是“两市”：股市和房市。支撑股市和房市的一定程度上是信心，并且股市比房市更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在2009年4月或5月之前，率先实现A股企稳并且反弹到3000点，将不仅有利于整个中国大政策的效果实现，而且会吸引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停留，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反过来，如果股市继续低迷，乃至下行至1500点以下，投资者的信心将备受打击，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二是继续推出金融组合拳。继续出台相应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强居民的购买力，扩大内需。可行的办法是提高个税的起征点，或者以A股投资损失抵扣个人所得税等等，这都是可行的办法，让利于民。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发展中小企业不但可以活跃经济，更是扩大就业的有效手段。因此，要从社会稳定意义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减少中小企业行政费用支出，增加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四是商业银行信贷合理投放。商业银行千万不要走粗放和扎堆政府项目等老路子，要继续走商业化道路，加强风险控制，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业务结构的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

许明宇：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从表象看，从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实体经济，而本质上，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了目前的金融危机。作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一部通用汽车公司的百年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史，而目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困境正是美国制造业开始全面丧失竞争力的标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近三十年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根据世贸组织统计，1980年中国的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仅为0.8%，仅为美国的6%、日本的7.1%；到2000年，中国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7%，是美国的34%、日本的49%、欧盟的33%。200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名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制成品出口经济体，占有率达到8.3%，是美国的81%、日本的104%、欧盟的53%。

经济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直接后果是美国贸易赤字累计超过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而这种出口与进口的严重失衡是难以长期为继的，维持不下去的后果就是经济衰退。而为了维持经济的繁荣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实施了过低利率政策并放松了金融管制，以刺激房地产市场繁荣来支撑美国经济，这虽然掩盖了实体经济危机的程度，但也最终放大了美国实体经济危机的规模，导致目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并拖累了美国实体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

从短期看，美国经济危机将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研究分析，以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为例，考察美国进口来源地的130个国家或地区，有74个国家或地区在2001年GDP增长率和向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同时下降了。由于出口国的收入下降会进一步引起这些出口国的进口下降，进一步的传导会放大美国进口下降对世界贸易总额的影响。2001年美国进口减少了801亿美元，但世界各国的进口总额减少了2420亿美元，世界进口总额的下降幅度是美国进口下降幅度的3倍多。这种状况也会放大美国经济衰退通过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由此分析，未来一年中国经济必然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但中长期看，国际环境实际是向着有利我们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前景光明。由于世界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有限，在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得到缓解，能够实行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必过分担忧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国家出台的扩大投资刺激内需的政策可以说是比较积极和正确的，原因倒不是象有些学者研究的简单归结为可以拉动几个点GDP的问题，而是这些投资方向可以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根本问题：维持社会稳定和避免制造业受到过度冲击。一方面，无论是投资在公路和铁路方面，还是用于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会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避免这些失地农民从东部地区返回后产生的就业危机。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可以拉动以钢铁、水泥为龙头的制造业产业链条产品的需求，避免需求过度下降，为行业兼并重组提供缓冲时间，保护来之不易的制造业生产力。

长期来看，政府还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是继续释放生产力，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发展，同时在高技术制造业以政府为主进行风险投资，如大飞机项目，整体带动国内制造业达到国际水准，为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打下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国际生存空间，通过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海外投资等方式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收购资源和企业创造有利的条件，既可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定价权，又可以降低外汇储备，避免今后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后货币政策再次面临困境。

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为商业银行的经营增加了风险。一是几大行的房地产贷款比率都在20%以上，近期看房地产贷款流动性问题非常突出，房屋销售放缓，导致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枯竭，2009年大量贷款到期将可能不能按期收回。而根据几次房地产危机的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在利率下降后，至少要持续半年的下降局面。二是制造业，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一些不良贷款已经显现出来了，未来会继续受美国需求下降和国内房地产行业下行周期的双重影响。2009年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都靠房地产收入支撑，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可能面临困难，将直接影响对问题的拯救和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周转。

面对短期利空、长期利多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商业银行务必谨慎应对。

从业务经营策略看，首先，对经济下滑的趋势要有充分的估计，及时调整信贷结构，对于突发的危机，商业银行要保持快速的反应机制。同时，商业银行应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有充分的信心，对受惠国家经济政策的行业保持支持力度，与有竞争能力但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保持合作而非对抗关系，培育商业银行的长期战略客户。

从风险管理策略看，要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金融危机从根本上看是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但直接原因与巴塞尔协议的缺陷有密切关系。巴塞尔协议以资本为核心的风险衡量体系在基础评级数据和风险权重不准确的情况下，低估了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程度，并且没有真实反映信用风险对市场风险的影响，导致了将信用风险转换为市场风险的套利行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对巴塞尔协议的重新审议，也使国内银行重新转向重视风险管理的传统手段，避免过分依赖巴塞尔协议而忽略了风险的真实来源和程度。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樊卫东：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给商业银行的机遇大于挑战

关于此次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以下简称“十项措施”）出台后，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我想套用2008年常说的一句话：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讲机遇脱不开形势，当前的形势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见底，从全世界的趋势来看，现在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和蔓延，给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虽然我国的银行持有的次贷产品不多，受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不大，但如果国内实体经济下滑严重，国内银行2008年年底和2009年的经营环境必然恶化，间接影响就不一定小了。比如房地产业持续下行对银行房地产信贷有较大压力，而按照现有统计口径，国内银行给服务业的贷款中，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属其中占比较大的几项之一。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出台十项措施，对银行的积极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一是从面上来讲。刚才已有专家明确指出，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十项措施肯定能增加贷款需求。基于信贷业务仍是国内银行主要收入来源的现状，影响银行效益的主要是息差和信贷规模，十项措施无疑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为银行间接提供了一些可给予配套贷款的中长期优质项目，有助于银行此后一至两年信贷资产的良性稳步增长。二是在结构方面。从十项措施所拉动的投向上看，根据现行投资体制和投资资金安排的方案，今后两年中整体投资需要4万亿元。这4万亿元中，首先是民生工程，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大体3700亿。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率较高，进一步解决群众在消费上的后顾之忧，既带动存在有效需求的房地产市场，也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第二块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18000亿，这些中长期优质项目自然会成为银行竞争的重要市场。另外，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400亿、生态环境这方面的投资3500亿、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以及灾后重建等，从投向上不存在重复建设或者造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对上述项目，财政主导，银行择其“适”者而贷之，应该是双赢的安排。

讲挑战更离不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狭义上看这次危机由美国住房信贷市场引起、发端于虚拟经济，但根源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失衡。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其有放大和加速作用。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国内银行因传统业务占主要地位，杠杆率不是很高，加之近年来银行业改革的成果使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有所增强，所以影响还是有限的。拿房贷来说，首付30%左右、客户和银行直接协商处理问题而不是大量打包后转手再转手，使得即使出现局部的问题也不致蔓延过大。不过有人会问，国有银行近几年改革是进了一大步，但究竟完善到什么水平，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产品创新，面对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贷风险，能否泰然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政策调整，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也是一种压力测试。这是短期来看的挑战。从长期来看，大家也在讨论中资银行有没有走出去的机会，能不能进行跨国的收购、兼并或者股权合作，以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信息资源的问题。在目前形势或者下一阶段，中资银行是不是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尝试、有没有能力去争取全球金融市场更大的话语权，这更是一个挑战。所以，银行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十项措施的挑战，更是经济周期的挑战和对自身战略和能力的挑战。

综上，我认为国内银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在，而且是机遇大于挑战，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隔些年总是要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关键是要沉着应对。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工作站)

彭兴韵：宏观调控要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

为了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我们先对这一个经济周期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应对同样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政府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为中国经济摆脱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健货币政策的提法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中。2007年中，政府提出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曾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应。但随后几个月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在不断上涨，迫于国际原油价格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2007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确定了我们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六七月份国务院宏观调控的方向由所谓的“双防”变成“一保一控”，即保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然后，再到11月份，政府提出了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政策的转型过程当中，实际上之前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已经有所变化。首先变动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等出口导向型地区大量企业倒闭，他们面临经济环境的问题，早在2008年年初财政部就提高了出口退税税率，紧接着7月份又做了一次调整。在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上半年还在加速人民币升值，数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冲销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最高时提到了17.5%。但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很早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在年中的时候，人民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就有所松动了。到9月15号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后，第二天人民银行采取降低贷款利率和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等之外的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利率，然后在10月8日、10月29日和11月26日又三度调整货币政策。

对政策的转变过程的回顾，就可以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受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我觉得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制定的。次贷危机早就爆发了，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转变是在9月份之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之前确实面临着短期通胀的压力，而在2008年7月份之后宏观经济环境骤然恶化。另一个方面，尤其是9月份以来的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除了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参与全球危机的协调管理行动的一部分，这是发展中的大国在参与危机管理过程当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对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和应对危机最好的贡献和方法。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受到了那些深陷危机之中的国家的好评。

这种调整的方向和力度，我觉得不好去评价，因为对于任何宏观经济走向或者危机的走向作出一个很好的未来的趋势性的准确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在2007年六七月份，IMF、花旗银行和其他一些大的国际金融机构就说这次次贷危机不严重，在2008年四五月份又有人说次贷危机很快就要结束了，没有想到会引发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外，现在大家都说今天的危机与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脱不了干系，可是，当年面对美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人们还称他为经济沙皇。所以，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在当前来评价，而是要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再来评价。不过，这次宏观经济调整还是给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有很多地方甚至还值得商榷。

总体来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最近都在学习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也应该讲科学的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否则未来会造成很大的隐患，2008年的保增长给未来将造成更大的麻烦。宏观经济政策要讲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宏观调控要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任何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肯定都会带来很多的不良隐患。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从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知道，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可是，格林斯潘硬要保经济增长，就需要想办法在总需求的几个构成部分中做文章。总需求不外乎政府支出、进出口、投资与消费等。美国消费本来就很高，刺激阶段性的消费难以起到政策效果。另外，美国政府大量的财政赤字，公共设施非常的完善，企业投资需求也不是很大。在新的国际分工环境下，对外需求也在相应地下降，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地扩大。通过排除法，发现刺激房地产市场是保增长的捷径，这样既可以保增长，在格林斯潘看来又维护促进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可谓一石二鸟。但今天的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看到了。

保增长所要遵循的经济规律，就是增长的目标要与潜在增长率相符，否则就是导致通货膨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把经济增长率“保”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也无异于拨苗助长。但是，我们保增长到底在什么地方，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似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与此对应，在保增长过程当中，宏观政策经济目标也是需要考虑的，除了经济增长和通胀之外，还有就业和金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是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是稳定通胀优先还是通胀优先，会有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政策组合。事实上，任何偏颇都可能是不恰当的。保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大量增长；同样，促进就业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也可能会损害金融稳定。过去的安定团结贷款，就造成了相应的不良资产。因此，在这些目标之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统筹兼顾。宏观调控总体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但这种短期的行为会造成长期的影响。这是需要关注的。

从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来讲，这次宏观调控4万亿的公共财政支出，效果肯定是比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像美国，布什政府2月份1600多亿的减税，马上导致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8%，但这一政策效应消化之后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又是负增长。不过，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这次4万亿的公共财政支出主要还是集中在投资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增长是靠高储蓄高投资推动的，这并不是一个健全的增长方式。改革增长方式，要求我们扩大消费，减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但遗憾的是，过分集中于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可强化我们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危机管理中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改变一下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呢？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近期台湾采取的政策，发放消费券。我认为，这有几个好处。首先，与直接给现金补贴不一样，现金补贴可能形成新的储蓄，而不是消费；给消费券促使人们去消费，就减少了储蓄。另外，消费券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也更公平。按照人头分配消费券，而不是按收入、地位和职务的高低给消费券，实际上就是富人补贴了低收入者、发达地区补贴了落后地区。另外，消费券会惠及到每一个人，公共财政支出要尽可能地公平，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到，而公共投资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第三，通过政府权力来分配如此大的公共资金，无疑会产生新的寻租行为，甚至是腐败。最后，在分析这样大的公共投资时，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挤出效应，包括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还有对市场需求的挤出效应。我不反对大量建造廉租房，这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房子需求本身会挤出我们商品房市场的需求，这对商品房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是需要政策评估的，像这种挤出效应是应该考虑的。

就货币政策而言，已经有了几次的调整。9月15日宣布的降息，我认为，那一次的利率调整方案是值得讨论的。那次降息是单边的利率，本来雷曼兄弟倒闭已经够厉害了，市场信心根本上动摇之后，结果单边降低贷款利率，导致了银行存贷利差一下子就缩小了，所以随后两三天银行股集体跌停，股票市场陷入了恐慌之中。另外，我觉得，对于利率的调整，是否可以考虑借机推动利率市场化，在房贷利率的调整上是一个好的尝试。把贷款下浮的区间相应扩大那么多，贷款的基准利率不动，效果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利率的形成机制变了，利率机制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对不同商业银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各个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以及风险评估方面的能力了。所以对货币政策而言，除了单纯的利率或者其他的调整之外，更应该注重利率机制的建设，这个时期更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很好的时机。

地方政府这次宏观政策调控表现是非常积极的，不过，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似乎是在争取国家的投资，跑部要钱，另外是土地财政使然。还有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我们要趁金融危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是中国要努力做的，中国要推动建立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但这并不是喊口号就能够马上达到的目标。当务之急，也是可以做的，就是在参与危机管理的国际协调行动中，中国确实要积极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协调一致的金融监管的体系。像过去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因为它担心日本等其他国家银行的不平等竞争，通过巴塞尔协议把他们纳入到美国标准的监管体系下。后来，美国为了让其金融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对监管体系逐步放松，纵容金融机构“创造”越来越复杂的、令人眼花的结构性产品，纵容杠杆、保证金交易。结果，带来了金融竞争中失控和不断放大的风险。中国可能在这方面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监管的框架，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努力，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比如，推动无论所有衍生品的去杠杆化交易，限制那些没有真实需求的金融机构过多地参与衍生品交易，这不仅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融机构利用衍生品在商品市场上兴风作浪，稳定全球的通胀率，同时也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当中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促进我们金融体系更加的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温彬：中国正面临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2008年9月以来，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全球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欧盟和日本的GDP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美国事实上已进入衰退。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我国正面临着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周期性调整叠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放缓

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增长模式相对粗放，经济结构偏重传统的重化工业，如此的增长模式和结构是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难以承受的。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产业、财政和金融政策上支持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前期投资增加较快的“两高一资”行业进行限制，这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短期内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同时，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我国经济也处于经济景气周期的拐点，双重因素的叠加将导致经济增长加速放缓。

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尚可。但10月份开始，我国一些主要经济活动指标加速下滑，预示未来增长前景悲观。发电量被视为衡量经济活动活跃程度的先行指标。电监会的数据显示，1～9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9.67%，增长率较去年同期下降5.45%，其中9月份用电量4.8%，首次出现低于GDP增幅的现象，预计10月份陷入同比负增长，这将是自1998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与之相应，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幅比9月份回落3.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9.7个百分点，创下7年来新低。10月份PMI指数也大幅下降6.6个百分点，至44.6%，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下降7.4个百分点至41.7%，均为自各指标2005年编制以来最低。此外，10月份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为1996年以来首次。

展望2009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大动力呈现疲弱态势：

（1）全球经济下滑，外部需求减弱，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1年的-0.1%提高到2007年的21.5%，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性增强，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开始呈现趋同性。随着近期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对我国出口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将显著下降。

（2）制造业产能过剩日益突出，房地产市场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下降。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强劲上升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8.8%，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3.3%。这轮经济增长处于我国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突出表现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长快于其他行业。2007年末，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4.5%，较2002年末上升了10.4个百分点。这两大行业投资增长的变动对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举足轻重。目前，内外需求下降将使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进而导致企业未来投资意愿下降，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令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长不容乐观。总体来看，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将下降。

（3）财富缩水，失业增加，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008年年初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屡创新高，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消费增长相对平稳。2003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于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收入，因此从今后几年来看也不能支持消费过快增长。同时，部分企业效益下降导致隐性失业增加，工资收入下降，再加上前期投资股市和地产的市值缩水，使未来两年消费增长乏力。

根据以上判断，我们认为2007年是我国这轮经济增长的峰值，2009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8.2%。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和依据

针对经济衰退，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凯恩斯式的，即松财政和松货币搭配的经济增长刺激计划。目前，各界对救市计划的政策效果如何，衰退时间会持续多长，全球经济将进入“V型”、“W型”、“U型”、还是“L型”衰退评判不一。我们认为，自2003年全球经济进入上升周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日积月累就必然要通过爆发危机的方式进行强制调整来解决失衡问题。因此，仅靠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暂时延缓了经济下降的幅度，但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即各经济体增长模式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复苏之路还将很漫长。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衰退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4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计划，地方政府也有逾10万亿的投资计划出台。我们认为非常及时和必要，对防止经济过度下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始终应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不能单纯为救市而救市，防止部分行业投资扩大后加剧产能过剩与需求萎缩矛盾的出现。目前，“国十条”中提到的四大工程，包括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灾后重建虽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具体体现，但总体上还是集中在投资领域。对中国来讲，当务之急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想方设法拉动消费内需，比如：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减税刺激居民消费、加大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鼓励居民消费。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9篇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萨金特和同事在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研究基础上，重构了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基本假设、微观基础、模型预测和政策含义。这在后来被称作“理性预期革命”。

与过去假设人们被动适应政策的模型不同，理性预期模型认为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基于理性预期的条件，政策制定者的任何措施，都会被人们的理性预期抵消，从而成为无效的政策。比如，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失业率，因为人们已经（理性）预期到未来的高通胀率，从而采取了相应措施（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资本回报率）。

这种动态随机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要求更加复杂的数学模型。萨金特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发明了结构计量的方法并正确测度理性预期的变化，从而使得正确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可能。

日前，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理性预期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挑战、全球经济政策等问题专访了萨金特教授。

理性预期理论

中国经济报告：“理性预期假说”是如何影响你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思考的？

萨金特：“理性预期假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有两个中国谚语非常好地阐释了理性预期的精髓，第一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二个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接触理性预期之前，我和一些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能够比人们更好地预测未来的假设条件。这类理论模型应用在经济政策中，就给政府提供了通过系统而持续地“欺骗人民”来改变政策的依据。“理性预期假说”可以说相较起来更为民主，该假说认为政府和个人是基于同样的基础对未来的利益进行预测，这样就消除了政府影响政策的途径。与此同时，“理性预期假说”还关注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政府法规和制度如何影响人们是否接受教育、选择储蓄还是投资、工作还是休闲的激励。

中国经济报告：传统经济学模型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而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经济学家在构建模型时认为人是可以预测未来的。这是一个理论性还是经验性的假设？

萨金特：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假设，只有当有实证支撑时假设才是有用的。所以有大量工作是关于“理论预期假说”的实证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关键的问题是理论是否能更好地拟合现实。从很多方面来看，当然并不是所有方面，“理性预期假说”很好地拟合了现实。

有人认为理性预期假说高估了人的知识水平和预测能力。当然，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完善理性预期理论。宏观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来修正和扩展理性预期理论，比如，泡沫破裂和暴跌时理性预期如何逐渐演变成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

中国经济报告：在转轨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中，由于市场是不完善的，我们会看到“理性预期假说”失效吗？这会支持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吗？

萨金特：我认为“理性预期假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都非常适用。计划经济的现论是“机制设计”或者是“契约设计”，它们基本上是完全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这个假说几乎是所有有关监管和经济增长的现论模型的基本假设。

中国经济报告：你能否举例说明“理性预期假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

萨金特：像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现任主席耶伦（Janet Yellen），都非常熟悉并使用理性预期模型。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会构建并估计这类模型，并运用到政策建议和经济预测中。

一些呼吁税收改革的政府也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说”，比如，美国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的那些部门。

中国经济报告：理性预期学派如何评价当前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

萨金特：理性预期只是我们构建模型时的一个假设。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除非这个模型在其他维度都是完善的。通常在美国或英国，处在政策辩论不同两方的经济学家都使用“理性预期假说”。他们的政策建议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模型的其他因素不同。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人工智能也有研究，即用人工智能代替了理性人的假设。二者在经济模型和分析结论上有哪些不同？

萨金特：“人工智能”模型在很多行为特征上都和理性预期模型很相像。可以说，“人工智能”模型越接近理性预期模型，人工智能就越智能化。当然，二者在具体动力学方面会有一些差异。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细化和促进了理性预期模型。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但目前为止对政策的影响仍然很小。一个例外是旧金山联储，其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将一些复杂的人工智能模型引入到政策制定中。

现代宏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你和华莱士（Neil Wallace））基于不同的经济学假设建立了最优政策模型。你认为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萨金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和描述企业和个人运行的经济环境。不管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政府都对经济环境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政策的性质，包括促进或阻碍自由准入、个人选择、竞争以及资源在不同生产者和地区之间的流动。2013年中国出台的各项经济改革议程就把上述领域放在了核心位置。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人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使用了过多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人和市场的行为。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萨金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确实使用了很多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来理解在未来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市场行为。从经验上来看，你所想要模拟的经济环境越呈动态、不确定性越大，你更有可能倾向于学习和使用数学工具。你无法否认这一点。

中国经济报告：有学者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价格无法反映市场中的所有信息。你是如何理解有效市场的？

萨金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后，汉森（Lars Hansen）和辛格尔顿（Kenneth Singleton）在1983年称，标准的理性预期资产定价理论不符合美国的数据特征，当然也有大量的研究回应了他们的质疑。现代宏观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解释各种有趣的资产定价谜题，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接受有效市场的结论。汉森、辛格尔顿及其追随者提出了很多显示有效市场理论失败的谜题，比如，股权溢价之谜、无风险利率之谜、“巴克斯-史密斯之谜”等。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包括：市场缺失、执行和信息问题、问题等。

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很多批评经济周期理论的声音。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基于经济周期模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对金融危机的预测并不成功。你是怎么看的？

萨金特：目前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本质上是误解了这些理论模型的设计初衷。经济周期理论是用于描述正常时期经济总体波动情况，而不是金融危机或市场崩溃时。

我看到很多研究真实经济周期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的学者，同时也是这一领域坚定的、富有建设性的批评者。他们明确了模型设计的目的，并使模型更好地匹配总体波动的特征。所以，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模型并不是为金融危机而设计的。

全球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许多人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持悲观态度。为什么世界经济至今走不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美国前副国务卿库珀日前在本刊撰文称，世界经济正陷入长期停滞。对此你怎么看？

萨金特：我觉得没有人能够真正给出答案。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复苏，欧洲的复苏相对较弱，亚洲也是差不多如此，除了中国表现较好外。我们通过对跨国数据的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时经历了金融危机和银行破产后的复苏通常需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仅仅是在美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并不能通过这些数据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坚定地认为，当前长期的低增长并不是长期停滞，因为长期停滞期中经济数据将呈现出另外一种令人担忧的形式。他们的见解很深刻，但现在还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中国经济报告：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把货币政策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这种做法导致全球出现流动性泛滥。有学者认为各国应该更多依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你对此如何评价？

萨金特：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现在货币政策的效果和作用非常有限。现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将货币通过各种交易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然这要看你所指的财政政策是什么，美国的税收政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因为税收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更高效地促进资本和储蓄的形成和积累，而与走出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复苏并没有直接联系。我觉得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提及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IMF通常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多支出，多利用财政赤字。在IMF的建议下，一些国家长期保持了巨大赤字，比如很多欧洲国家，但最终导致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关键还要推进结构性政策，比如，欧洲、日本、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你怎么评价当前欧元区和日本所采取的负利率的货币政策？

萨金特：当政府推出或实行一些从未使用过的新政策时，我认为大家应该保持高度关注。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是对持有货币的人进行惩罚，其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政府其实可能还没有想清楚。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你认为，应如何界定央行的作用？

萨金特：中央银行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权限？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美国、欧洲和其他很多国家对此都有着争论和讨论。中央银行本质上就是一个产品管理者，发行一些债务（也就是现金），并通过这些现金购买一些证券。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央银行获得了很多他们之前所没有的权力。比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可以购买的资产范围比过去要大得多。美联储还有一些做法会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为准备金付息。过去银行必须上缴的存款准备金，现在可以获得一部分利息，这种做法相当于向市场投放额外的流动性。经济学家米什金（FredericMishkin）提出，央行向商业银行付息，等于把利息还给商业银行，也就等于降低了存款的有效税率。如果你仔细分析这项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美联储获得了实行财政政策的权力。因为过去没有支付的利息相当于向政府纳税，而现在美联储支付利息就相当于动用了财政部的税收收入。而一部分人仍认为，央行应该为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是需要担心的。

很多央行对于自身权力的扩大很紧张。人们对央行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期望太大，央行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说央行不是最后贷款人，财政部才是最后贷款人，你怎么看？如何理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萨金特：过去的理论认为，央行是最后贷款人，但现在财政部成为最后贷款人的情况已经出现。当然不同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

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界限”在哪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如何平衡“自由化”与“风险管制”之间的关系，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目标都是支持经济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其实是使用不同工具去实现一个目标的关系。所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财政部财政政策的协调很关键。在美国，美联储和财政部有时是协调的，也有时候并不协调，甚至采取相反的做法或不作为。比如，财政部希望发行长期债券，以获得稳定的财政资金来源，但美联储也购买了很多长期证券，这一点是不协调的表现。而在阿根廷和巴西，我们看到财政部和央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所以他们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让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政策协调一致，这是我想要强调的。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人把2008年金融危机归罪于金融衍生品，这种观点对吗？你怎么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萨金特：我想推荐一本书，书名叫《设计的脆弱》（Fragile by Design）。书中提到了美国的很多案例，警示其他国家应避免这样做。比如，在银行监管方面，通过银行破产重新分配公共财富，这是个很糟糕的做法。我认为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应该吸取的教训。

关于金融衍生品是否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我想这取决于你所指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什么，比如，你可以认为有抵押的证券都是金融衍生品。我觉得金融衍生品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很多金融体系都包含衍生品交易市场。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要有好的风险分担机制。我们常说，保持一定的风险，然后分担这些风险。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事物。

风险最终的承担者是居民部门，因为企业也是由个人组成的。政府也可能会承担一部分风险，但如果考虑到政府可以不断向居民和企业部门征税，所以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居民部门。因此，最重要的是要识别谁能够承担风险。对于谁可以买卖金融衍生品，谁来承担风险，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美国 布什 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0-07

2000年在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成功时，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发展降速的时候：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上任伊始，布什不得不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大张旗鼓地游说其庞大的减税计划和打击公司犯罪。此时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说，其基本点是降赋税、促投资、减开支、重市场、增就业。但“9.11”的恐怖袭击，使布什成了地地道道的“战争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变成其头等大事，也迫使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调整。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并直接导致了布什总统的连任。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特点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

1.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而随着以“反恐”为名，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大量失业和达到高峰退休人口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让布什政府捉襟见肘。这两个矛盾式的政策走向，造成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严重的财政赤字。

与克林顿在任时的“增收节支”财政政策相比，布什总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恰恰与克林顿相反，他实施的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减税而不是增支，即主要运用税收杠杆，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突出表现在其10年内减税16 447亿美元的计划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减税要优于增加政府开支。”[1]但这种减税，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劫贫济富。降低税收，仅仅是降低了富人的税收。布什也没能精简机构，相反，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他增设了国土安全部。这个机构在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即“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却并不起作用。

美国政府的开支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上升了1/3，而同期政府的收入只增加了8%。受减税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填补这个窟窿。由于经济繁荣而增加的税收，也不足以弥补开支的增加。因此，布什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座巨大的“债山”。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克林顿时期经济的中心是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赤字，社会保障等福利领域并不是其政策的重心，甚至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还会因此减少部分社会福利。而布什的经济政策中则强调了福利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1]

这些政策体现出的是一种改良主义，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政府虽为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供财政帮助，但6亿美元仅能支付1%的账户，对现有体系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医疗改革中，政府的补贴范围太窄，也体现出政策的局限性。

布什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继承了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即藏富于民，以增加和扩大私人投资与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3)事实证明，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更有利于最富有阶层。与克林顿增税计划不同，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布什的立场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将税率等级由原来的五个变为四个后，每个阶层都获得了3～6个百分点不等的减税。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减税计划实施后，仍有近1 200万的美国家庭及他们的2 400万的孩子，即有1/3的孩子无法获得减税。而遗产税的废除，将使4 500个富豪获得的减税与1.4亿美国人获得的减税水平相当。总体而言，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整个减税政策中获得44%的好处，人均减税可达54 480美元，而60%的最低收入阶层却只能获得12.7%的减税收益，人均减税水平仅为每年256美元。若将所有联邦税收考虑在内，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中获得比其他任何收入阶层都更大的达5个百分点的减税幅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布什的这项减税计划首先是为富人服务的，它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令人质疑。

2.为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布什政府的货币政策由紧缩到宽松，收放自如

(1)货币政策从格林斯潘时代过渡到伯南克时代，都奉行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则。当处于保卫国家安全和对付经济衰退的非常时期，布什政府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振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阻止经济陷入衰退，实施了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75%，而2002年11月6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25%，同期的欧元区短期利率分别为3.25%和2.5%，这就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美国。

而同时低利率货币政策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如2001年由于利率下降，美国企业和个人便节约了500多亿美元的借贷成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资金条件。2001年，美国全年个人消费开支增长了3.7%，大大高于当年GDP的增速，为经济的回暖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美联储以利率微调的中性货币政策刺激上扬，来满足高新技术发展的资金需求。利率水平保持这种“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起不到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较低的利率降低了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刺激了企业在股市的直接融资，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得到较快的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筹集到科技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能使投资的风险分散。由于金融业的发展，股民和消费者的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而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第17次以相同幅度即0.25个百分点提息，联邦基金利率总计上升了4.25个百分点，达到最近的5.25%，是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今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汇率政策上，以强势美元为“虚”、弱势美元为“实”，刺激出口的增长。布什在2001年推出弱势美元的最主要意图是通过刺激出口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当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非常大，2000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4%，美元贬值也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一箭双雕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2004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

布什总统任内，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其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虽都重申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但无任何支撑美元强势的举措。2006年8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发表了就职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宣称强势美元基本就是美国的政策，它符合美国利益，“币值应当在公开和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反映出经济基本面”。由于保尔森支持美国经济将放缓的观点，因此美元前景黯淡。

总体而言，布什的宏观经济政策思想中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小政府”的思想与里根总统类似，而与克林顿主张政府应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想恰好相反。

执政6年的布什政府，在国内经济上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布什政府现在处于第二任的中期，该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对在任总统已经出现了厌倦感，而目前美国内政麻烦不断，不管是社会福利体制、国内政治两极化，还是飓风灾后重建，对布什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较大成绩。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布什的支持度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仍是健康、强劲的。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软着陆”的过程中，2006年将保持3.25%的稳健增长，这无疑是对布什总统的最大褒奖。

布什政府采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

2005年2月2日晚，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第二任期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该咨文显示了美国政府稳定和繁荣经济的政策新走向。它宣称：“在各主要工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最快的。在过去4年中，我们减轻了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克服了经济衰退，开拓了新的国外市场”，“将住房拥有率提高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仅在去年一年，美国就增加了2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布什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逐一开列了一份期望获得国会支持的14项经济和社会对策清单。其中，涉及美国经济政策的有：“将减税措施永久化，并朝着到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方向努力”、奖励“创业者的努力和梦想”、“使小型企业摆脱繁琐规章的束缚”、促进小型企业发展、实现“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改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的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资金问题”。布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经济主张，执行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1.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代表着大垄断财团的利益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信仰为执政基础的总统，他所仰仗的是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的支持。他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得到了石油、军工大垄断财团的坚定支持。布什首席政治顾问罗夫说：“保守主义是当今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其保守主义政纲重振了美国经济，重新树立起超级大国的世界地位，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而今天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当权派都把自己视为里根的衣钵传人，小布什甚至把里根当作政治导师。因此，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筹划上，小布什政府吸收了里根执政时期的措施，大举减税的旗帜，并以此为基点，推进其他经济复兴计划。

事实上，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依靠供应学派的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即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布什总统作为冷战之后最保守的政治家，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与里根当年有异曲同工之处。里根政府的繁荣是以两大高赤字为代价的：年度1 500亿美元以上的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布什总统第一任期恰恰正是将克林顿政府留给他的1 270亿美元财政赢余花了个精光，而且在2004年初给美国人民增加了3 7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创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之最。[2]

2.美国经济发展的形势造成小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采取减税、赤字财政等措施

小布什2001年初上台时，正值美国经济由繁荣期急转直下，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3%。[3]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

小布什采取减税增支的举措，目的也在于摆脱衰退。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由于财政政策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赢余或赤字的状况来衡量，而是看它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被证明是成功的。

3.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美国采取“弱美元”的战略和政策，是摆脱危机的捷径

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据统计，从2002年2月1日到2003年5月27日，美元对欧元贬值27.3%，美元对日元贬值13%，它有一箭三雕的作用：打压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减轻了债务负担；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而时光到了2005年时，美元除了对中国人民币保持弱势外，对西方其他货币保持了坚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美国布什政府因“金融恐怖平衡”业已形成而在“双赤字”问题上愈发肆无忌惮。正是由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才可以无限地继续扩大。美国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对于其所欠3万亿美元债务，美国早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但由于拥有美元霸权，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布什政府也就听之任之，乐享其成了。

4.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布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对医疗改革则进退两难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布什第二任期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头戏， 布什将“退休保障”和“存在的资金问题”列为重中之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布什明确指出，70年前制定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布什预测到“2018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支出额将大于收入额。2027年，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额外提供2 000亿美元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维持”。到2042年，整个制度将消耗殆尽，乃至崩溃。

布什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逐步有效地解决资金缺口。布什坚决否认了通过提高工资税的方式来危及美国的经济实力。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自愿性的个人退休账户”。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专门负责社会保障系列改革，允许职工将其工资税的16%存入个人新开设的银行社会保障账户，政府还将从工薪税收中拨出6亿美元用于支持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高收益率。[4]事实上，围绕着资金问题，不会善罢甘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步展现，这场大辩论将会旷日持久，而且将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治前景。

而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由于克林顿政府未能通过医改方案，布什政府采取了回避策略，不将其作为任期的突破点，只是在几项枝节改革上谋求改进。

5.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迫使布什政府维持其一贯的政策主张，以防经济运行出现隐患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的房地产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美国房价的飚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股市下跌形成的负面经济影响和心理影响。房地产业的兴旺，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2001年，美国房地产相关行业产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住宅财富效应代替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财富效应，继续刺激着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最终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衰退深渊。

因此，如果曾拯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中的房地产业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那就会对美国的消费信心形成比股市暴跌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进而可能逆转稳步上升的美国经济。所以，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要将房地产业的不断兴旺局面维持下去，避免出现因泡沫破灭而造成对经济的巨大破坏。

6.为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布什政府不得不在能源政策上加以调整

2006年4月25日，布什宣布从现在起至秋天，暂停增加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使更多的石油能流向市场，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他保证，未来数月内，美国拥有的68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足够应对任何供应中断的情况。

布什说，高油价就好像对所有消费者和国民经济征收“隐性”税。他要求国会取消为鼓励能源企业而减免部分税收的政策。他建议在未来10年内取消对能源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他要求这些企业加大对替代能源的开发。

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伊拉克战事久拖不决，伊朗、朝鲜核危机悬而未决；国内的中产阶级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受惠，一系列决策失误给布什政府造成负面影响，油价上涨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油价飙升再次导致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和旅行成本不断上升，对航空业、汽车产业等行业的打击尤其突出。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由于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坚信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其第二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将继续在布什总统的理念中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政策却不可能完全依从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它必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糅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主张的东西。

因此，今后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与其第一任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在政策取舍和轻重缓急上有些许改变。展望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

1.“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目标很难兑现

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布什政府将在今后10年里减税1.2万亿美元。如果布什提倡的减税政策得以永久化，2001―2014年美国因减税将丧失3.3万亿美元，占GDP的1.7%。美国传统基金会预计，布什经济政策将使国债至其第二任期结束前的2009年增加9 870亿美元。事实上，布什政府又要大幅度减税，又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再加上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高达2万亿美元的启动保障资金，仅仅依靠“大幅缩小或取消150多个没有功效、重复性或不急需的政府项目”的承诺，“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无疑是空头支票。

美国政府2004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4 120亿美元，原先估计2005财政年度将再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新高，但实际仅为3 190亿美元。2006年8月10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报告显示，美国政府2006财政年度前10个月(2005年10月―2006年7月)的财政赤字为2 397亿美元，比2005财年同期下降20.8%)，预计2006财年财政赤字将达2 960亿美元。这反映出美国经济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商品销售和消费需求都呈良性态势，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整体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这就为美国经济走势打下了好的伏笔。

2.税制改革也不可能缩小贫富悬殊的现象

布什的国情咨文宣称要继续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为我国制定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易于理解、对所有人公平合理的税制”。由于减税受惠的纳税等级和对象不同，表面上是人人受惠，实际上是有利于富有集团的税制改革，例如占有重要比重的取消对企业的股息征收双重税规定则凸显了有利于富豪阶层的减税政策的真实企图。自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呈现扩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恐怕只能是愈演愈烈。

3.在能源政策上，布什政府将始终一贯地维护美国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布什提出了“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的承诺，并一再声称“洁净天空”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发电站造成的污染，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布什却一直拒绝其前任总统于1998年11月业已签署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种对待洁净能源的双重标准，裸地反映出布什眼里只有美国利益，罔顾世界人民权益。

受伊朗核危机的影响，2006年4月中旬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石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记录。高昂的油价迫使布什政府暂停战略储备，以遏制能源价格飙升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4.为解决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问题，布什政府将以汇率政策为底牌，获取最大利益

布什政府首个任期内，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伴随着财政赤字，两项作用的结果是美元持续疲软。而这种趋势在布什连任后，仍在延续着。布什将继续执行其自由贸易政策，他和其经济智囊团并不认为贸易赤字代表着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弱势，相反，美元汇率的下跌反而有助于改善贸易形势，不过这种下跌是逐步而有序的。

摩根・斯坦利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认为，美元有序且缓和的贬值是调整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需要，假如美元不贬值，中国也不调整人民币币值，那么世界经济的调整将只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实现。随着布什连任成功，维护美元强势地位的呼声又起，但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布什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和就业进一步增长的经济政策。[5]

5.布什政府将利用世贸组织多哈议程谈判，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称“多哈发展议程”或“多哈回合”。这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首个就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和工业品等范畴展开的新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完成，但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未能推进“多哈回合”谈判。2004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致通过了农业改革的框架协议。为了实现布什总统所展望的零关税和零补贴的理想，2005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走的改革计划――先大幅削减关税和补贴，然后逐步废除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他表示，美国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削减对农产品的国内补贴。第一阶段建议在今后5年内将约定的补贴上限减半，在第二阶段，一切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都要取消。美国不仅将尽其应尽之责，而且还会做得更多。

但2006年7月24日，已进行了近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被无限期中止了。核心分歧是富国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农产品补贴和开放市场。布什政府坚持只有在欧盟和其他成员先做出让步的基础上才考虑进一步削减农产品补贴。双方互不让步，僵持的结果是无果而终。此事的后果是：业已在发达国家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大行其道，世贸组织本身也会面临生存考验，因为成员可能从此疏远多边贸易体系，而更多地转向双边或地区贸易协议。

6.在区域经济领域，布什政府将继续在各大洲发挥主要作用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呈现衰退之势。尤其是希望借助日本这一亚洲的经济大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尽管美日间贸易摩擦也会时有发生，但出于战略需要，美日间的问题一般在双方妥协下能够迎刃而解。

美国希望通过东盟倡议，寻求与目标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继续推进与该地区国家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并与一些成员重新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02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承诺，东盟成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该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亚洲的自由贸易方案，是所谓“东盟事业计划”，目标是建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络，促进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未来关系。美国与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与亚洲国家首次签署类似协议。

2003年5月，布什总统还首次提出，要在10年内逐步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逐渐缓和，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

欧盟多年来维持着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手法：它更愿意同每个欧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同这个国家的远近亲疏来区别对待，从而决定是施加压力、提高身价还是予以制裁。而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由于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国际原油市场起伏不定、《欧盟宪法条约》屡遭挫折，美国在对欧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机动权。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庞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共同的意识形态还是将美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布什政府十分重视建设它与世界各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例如，布什政府提出了所谓“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走向除古巴以外的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步骤。2003年12月17日，美国就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南延伸。但美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后院”问题上又碰了壁，2005年11月5日结束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对于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仍分歧严重，无法达成一致。

总之，布什政府虽然在第二任期内将经济重心放在国内，但为了维护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布什政府将不遗余力。美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依旧。美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比以往更加紧密。在美国、中国、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之间的资金流动、贸易流动与旅游流动，正持续扩张发展。可以想见，布什政府在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虽然不会无往而不胜，但凭借其雄厚的积淀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006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5.3%，属于稳健增长，主要原因是内外需求旺盛及企业投资强劲。处于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都利用其强势占尽了先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经济并非一枝独秀。依托美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百花齐放的盛况就在眼前。当下，全球60个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无一出现衰退，这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经济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正确把握其发展脉络，更好地加以应对。

注释：

[1]李云珠.评布什经济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2001(3)

[2]黄安年.从国情咨文看布什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走向.人民网.www.省略，2005-02-21

[3]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41

[4]刁莉，高玉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研究.管理科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