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

总的说来，中国宏观调控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总量非均衡的情形下，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所起的作用与预期相距甚远。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中国多少显得有些失灵，这是制度本身的缺陷，还是其他因素制约着制度的发挥呢？下面将做具体分析：

首先谈谈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新制度学派中，考虑到经济运行的摩擦性，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企业本质上也是这样，Coase），同时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下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低，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和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而国家在市场的基础上衍生出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管制，如公共品问题;(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而在对宏观总量进行调控时我们应认识到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体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笔者认为，如果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否则就是外生的制度安排。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它具有与市场逻辑一致的传导机制，市场化的主体对之能做出理性的反应。一般而言内生化的制度安排会比外生的效果显著。基于这点，我下面将展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失灵的分析。

199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不久，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为了阻止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政府首先选择了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诸如下调利率、取消货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央行债券回购业务等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均已使出，但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对于制度本身，理论上是完善的。很多人把货币政策失灵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陷阱”――即微观主体对利率的不敏感，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还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存在着市场化的主体及传导机制的扭曲，这才是造成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体制内的微观主体应该是非国有企业，体制外的应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在政策作用传导过程中，首先对于利率这一根本的货币工具，在中国是非市场化的，这使得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是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做出灵敏反应。其次，假定这种利率制度是内生化的，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A、B股市场,以及只有少量非国有企业上市等）使得体制内的微观主体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对它们是一种外生安排，效应无从谈起。而对于体制外的国企来说反应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对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类主体不受市场制度歧视，金融机构也愿与它们发生借货行为，但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惜贷”现象自然发生，货币政策效果对它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只是减轻了其利息负担）。可见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1998年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使出口需求受阻，这样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增多等等宏观经济问题同时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确立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稳定人们预期，尽管扩大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会有直接的经济效应――解决就业等等，但是如果政府的这种投资不能稳定人们的预期，不能拉动民间投资，那么长期下去这种财政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无异，而且还会引起政府债务危机。

财政政策难以拉动民间投资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其产业链太短，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分，并且主要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政府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其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即IS曲线移而不动。上述给出的解释主要是针对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外生的制度的安排，缺乏微观主体的响应和支持，故对经济运行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但事实上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即使作为内生变量，它们的效应在笔者认为也是短期的，而非长期的。下图将说明这一点:

在下图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0。当经济受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向AD1，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Y0Y1），经济在B点达到均衡（非充分就业），而不能任由价格下降到C达到均衡。这样就造成了AS在A点以下变成了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将Y1恢复到Y0，这时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到AD0，在有效需求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垂直状态，市场机制继续发生作用，此时继续实施积极政策只会加剧价格水平上涨，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只限于AS具有斜率的一部分，是一种短期政策。

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上述分析之后，我们不禁思考在今天，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起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制度的政策效应必将受限。中国市场结构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有效市场传导机制的缺乏，政策的发挥已不再局限于政策本身了。

――政策的目标不应期望于长期经济增长，而应定位于短期经济的稳定，进而为市场配置的长期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宏观政策作用的对象是以总需求为主的总量方面，它虽然会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但却不是针对具体的产业部门和结构。结构增长与总量稳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支持现代经济学演进的两条重大支柱。

――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不能拉动民间投资，一方面政府复归为投资主体，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财政扩张的可持续性成为严重问题（这也可以部分解释农村费改税的失败，政府进行补贴长期来说对中央财政是一个很大负担，是一种外生机制，没有内生化，很难持续下去），这些都值得特别注意。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时，不能把宏观调控的范围泛化。不能把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事件等主要应由微观规制解决的问题归为宏观调控问题；同样，也不能把一些需要长期解决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归于宏观调控。对于宏观调控的效果，必须科学分析、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