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策略

随着经济竞争加剧，生态破坏的形势骤然加剧，气候变化问题已然成为各国关注的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强调了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文在对书中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气候环境问题进行探究，并从吉登斯的启迪中提出相应的对策。

“这是一部有关噩梦、灾变、和梦想的书。” 吉登斯在他的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以这样一种灰暗却又不乏希望的开篇来开启这部著作的论述。吉登斯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的阐释可谓博大精深。其在本书中提到的一系列理论和思想至今在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影响深远。通过对国内外两个层面的论述对我们产生了启迪和引导，有助于分析我国的气候变化的政策。

一、《气候变化政治》中要义解读

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吉登斯创造了“赋权型国家”与“保证型国家”的概念。吉登斯认为要真正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主要必须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这就需要 “保障型国家”来执行，光靠公民社会的推动是绝对不够的。只要气候变化受到关切，国家必须像一名协调员那样行动起来，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推动政策向前走。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无疑是保证型国家，中国政府是保证型政府，而绝非授权型政府。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对内政外交有绝对的领导力，政局稳定，政策稳定。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低碳经济等大政方针，对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既有涵盖，又有指导意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大调控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既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计划和目标的确定，又便于进行宏观调整和监督。在气候变化政治上，中国不存在党派之争等问题。总之，中国的保证型国家类型是特别有利于推行气候变化政治的，这是我们的优势。

二、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策略

经济敛合。所谓经济敛合就是将经济政策和气候政策结合起来，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的改善，进行经济和技术创新以及为其创造条件。

我国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背后，气候代价是惨痛的。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这要求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要将气候代价纳入考虑。根据我国仍然是碳排放大国的国情，提出以下举措：第一，奖励节能或低碳的产业，限制高污染的产业（例如传统能源产业、汽车产业等）；第二，改变新能源补贴的环节，扩大新通过补贴鼓励技术创新；第三，合理确定碳税税负，注重税收优惠设计等。

正如吉登斯悖论的要义：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为时已晚。 所以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将气候问题“思前”，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想后”的议题。

政治敛合。政治敛合是指公共政策和气候政策结合起来，为气候问题的改善提供动力和吸纳公众支持。例如政府提高对大众运输系统的补贴，并改善大众运输的服务质量，使得民众愿意搭乘大众运输，减少买车开车的需求，以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文献）这些都表明吉登斯的要义：政治家们在进行重大政治决策时，应该把气候变化和其他的目标敛合到一起。在吉登斯的语境中，领导是具有支配力、影响力的，其决策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是具有关键性的。

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 中国GDP的成长有不少一部分是依靠资源投入和气候透支取得的，少数官员甚至出现不择手段的做法，一提到经济建设就是GDP，就是招商引资，不顾“两后”：第一，不顾后代，进行掠夺性开发，经济建设建立在牺牲环境、地方资源的发展观上，不惜以环境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第二，不顾后任，只顾自己乌纱帽，不惜牺牲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利益优先替代了环保重任，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也孜孜不倦地追求GDP的增长，用短浅的目光获得暂时的利益，却为气候变化带来了无穷的隐患。树立绿色政绩观已经刻不容缓，从观念改变，从行为出发，为我国气候的改善提供条件。与此同时，要确立一套绿色的官员评价机制在对地方经济和个人政绩进行评估时纳入绿色考核标准，将节能和减排作为一项重要的参照指标，对重大的生态破坏事件实行“一票否决”，并追究责任，形成一套详细的问责机制。将官员的任免和升贬紧密挂钩，让绿色清新的廉政风气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代议制民主下的公众参与。吉登斯认为，绿色运动的绿色思想包括绿色价值理论和绿色机构理论，它强调草根民主和地方主义，认为参与式民主是唯一最有价值的民主，最好的社会是从根本上分权的社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吉登斯主张在已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解决。

首先，在我国的制度框架内，要唤醒公共群众缺失的环境参与意识，正如“吉登斯悖论”所言，认为大家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但真正愿意做出栖牲的人少之又少，这是阻碍气候问题解决的重要原因。其实，环境问题就是文明的问题，把环境问题提到道德的高度来宣传，更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修养，加强人类的环境意识。用道德的力量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以防止气候变化带来的难以预测的灾难。第二，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在环境立法和环境决策中的作用，保证环境决策和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更好得将民众的环境诉求转化为法律意志。第三，环境突发事件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热点之一，诸如厦门px事件，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并未将决策及时公开。在项目初始就要切实制定好项目环评公示、公众参与调查、听证会、论证会等工作的计划和时间安排，让民众参与更及时充分。

国际合作。虽然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吉登斯并未明确提及国际合作这一点，但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了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他认为，当气候变化问题与日益严重的能源稀缺问题纠缠在一起带来安全风险，就可能使国际合作逐步变质。《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在哥本哈根，美国的退缩，欧盟的多变，日本的条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分裂，各国之间的自私、推诱、讨价还价已经让忧心仲忡的大众感到无比失望。

中国在面临气候环境问题一向秉承着大国应有的态度，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全部过程。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首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加强国际上的气候问题磋商对话，为各国凝结气候问题共识，创建沟通平台做出努力。其次要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各级别国际对话与交流，以减少气候会议上由于各方分歧而造成的谈判障碍；再次，加强多种形式下的国际气候合作，更加明确自身的国际责任。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